摘 要：自我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中坚持“两个结合”的经验结晶，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和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同中国共产党建党管党治党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中，推动了自我革命精神的孕育形成、丰富发展与理论升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中，深化了我们党对“为什么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为什么能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怎样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厚植了自我革命精神的民族文化底蕴。在新征程上，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必须牢记初心和使命，把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发扬光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两个结合”；实质；发扬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一重要论述，强调了自我革命精神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为新征程上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了方向和遵循。自我革命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实践中坚持“两个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精神禀赋，蕴含自我革命意志、自我革命勇气、自我革命决心等多重内涵。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深刻认识自我革命精神的实质，依据自我革命精神的形成规律和发展逻辑，在新的建党管党治党实践中不断将其发扬光大，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自我革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同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
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按照这种把握事物本质的方法论逻辑，当作为自我革命精神系统的理论形态形成之后，坚持深邃的历史思维，深刻思索自我革命精神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变发展，就能够科学分析和把握自我革命精神的实质。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我革命精神的萌发孕育
“自我革命”是主体自觉进行自我扬弃的过程，意味着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完善自我、提高自我。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虽然找不到“自我革命”这一概念表述，但却蕴含着丰富的无产阶级政党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保持其纯洁性和先进性的自我革命的建党思想。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任何革命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经常自己批判自己”。他在评价巴黎公社时指出：“公社可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诩决不会犯错误。它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列宁也强调：“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 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自我革命的建党思想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解决党的建设的难题，致力于“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深信党的生命和力量，公开承认并纠正党的错误思想。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先后出现了多次“左”右倾错误，其中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党的革命事业影响最大、危害最大。中国共产党先后召开八七会议和遵义会议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八七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对党在大革命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自我批评，指出“我们党的指导做了极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遵义会议后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做了自我批评，指出“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来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党在揭发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第二，坚持党员发展标准，大力纠正党员发展过程中的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关于纠正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中错误倾向的决议》揭示了苏维埃革命和革命战争中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发展党员过程出现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如“欢迎穷苦工农入党”“欢迎工人贫农中农入党”“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才能加入共产党”“拒绝同情于工人阶级的职员及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 该决议在揭示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强调必须“把那些完全准备着在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基础之上为无产阶级的目的而斗争的知识分子吸收到党里面来”。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争形势向着有利于党的一面胜利发展，一些投机分子趁机混入党员队伍，弱化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关于在新解放区及待解放城市必须谨慎地发展党员的指示》指出，“在吸收党员时对上层知识分子暂时关门”。正是由于党不断直面党员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纠正党员发展过程中的错误，才能建设“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第三，开展整风运动，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延安时期，为了帮助党员正确认识党的历史经验和党内历史问题，引导党员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一场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于1941年起在全党开启。整风运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采取认真阅读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等方式进行。毛泽东强调：“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在这一阶段，党形成了“自我批评的精神”，即自我革命精神的“胚胎”或雏形。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自我革命精神的初步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随着其面临的主要任务的变化，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面临新挑战新考验。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自我革命的建党思想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直击执政党建设的难题，致力于建设一个能够经受各种执政考验的党。第一，严格整顿全党作风，增强党的战斗力。新中国成立之后，针对一些党员出现骄傲自满情绪、命令主义作风、贪污腐化现象等，1950年发出的《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强调，“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自1950年下半年开始，全党整风运动分批进行，于年底结束。在此期间，“党内骄傲自满的情绪、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得到较大的克服，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党的战斗力得到有效增强，为在广大新区进行土地改革作了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第二，开展整党工作，提高党的威信。为了解决一些党员思想发生堕落、一些坏分子钻进党内等问题，1951年2月，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指出：“整党，应以三年时间实现之”。整党从1951年开始，分期分批进行，1952年又结合“三反”运动进行，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在此期间，“共有32.8万人离开了党的组织，其中有23.8万人是属于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被清除出党，9万余人由于不够党员条件自愿或被劝告退党”。第三，推进整风运动纵深发展，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根据党的八大精神以及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1957年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初期，党内外群众围绕党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整风运动初期“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战线上收到了伟大的成效”。基于多次整党整风的历史实践，党形成了整党整风的精神，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各项工作中进一步加以发扬。例如，1966年3月14日到4月7日期间召开的全国财贸工作会议，是一次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议，会议“贯彻了整风的精神，自我革命的精神”。据此可以说，整党整风运动催生了“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这一阶段，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自我革命精神的历史实践展开了论述，把自我革命精神的内涵明确为“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这标志着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的初步形成。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自我革命精神的丰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自我革命的建党思想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解决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难题，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第一，全面开展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全面开展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各项社会主义事业也在拨乱反正中恢复发展。第二，开展党内教育活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了对党在思想、作风、组织各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整顿，1983年通过的《关于整党的决定》指出：“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全党4000多万党员、900多万干部、近250万个党组织参加了整党。”整党工作避免了过去“运动式”治党的“左”的做法，为开展党内集中性教育活动提供经验。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开展党内集中性教育活动为抓手，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活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不断提高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第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改革开放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滋生，由此造成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呈现发展蔓延的趋势。“不解决好反腐倡廉的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就没有坚强的政治保证，党和政府就会严重脱离群众，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党以猛药祛疴、重典治乱的决心查处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等一批大案要案。同时，出台《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规范党员干部的言行，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等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这一阶段，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自我革命精神发表重要论述，邓小平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江泽民指出，“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注意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要经常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胡锦涛指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始终保持党开拓前进的精神动力”。这些重要论述，推动了自我革命精神理论内涵的丰富发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自我革命精神的理论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自我革命的建党思想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坚持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开展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第一，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等党内集中性教育活动与经常性教育活动。第二，坚持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丰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持之以恒惩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狠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贯彻落实，坚决反对各种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第三，坚持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态度推进“打虎”“拍蝇”“猎狐”等反腐败行动，依法查处周永康、薄熙来、孙政才等一批大案要案，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高压态势。第四，坚持构建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制定实施《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党的制度规范体系，建立健全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协调贯通的体制机制。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有效解决了许多弱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突出问题，清除了诸多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毒素毒瘤，刹住了党内不少歪风邪气。基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宝贵经验及其重大成就，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这种能力既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2024年1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澄清了自我革命精神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习近平关于自我革命精神的重要论述，把党对自我革命精神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形成了内容丰富、逻辑严谨的自我革命精神的理论体系，为新时代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二、自我革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成果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精华具有深度契合性，二者共同蕴含了自我革命的基因。在充分认识二者契合性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使得对于“为什么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为什么能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怎样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等重大问题的回答带上了鲜明的民族印记。
（一）“不断革命”与“修身为本”的结合
“修身为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理念，突出强调修身的长期性，内蕴着对“完人”的不懈追求。《礼记·大学》提出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凸显了修身的根本地位。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思想家将许多问题的解决都诉诸于“修身”，强调个人通过自觉的道德实践可以“做一好人，即做天地间一完人”。孔子认为，“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修身”思想，强调“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上》），认为个人通过后天的修身，能够恢复、保持和扩充先天的善性，“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荀子提出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的思想，也肯定“修身”的意义，强调“化性而起伪”（《荀子·性恶》），“涂之人皆可以为禹”（《荀子·性恶》）。《礼记·大学》完整阐述了修身与“天下大同”之间的联系，指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为本”的价值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思想精髓高度契合，共同表达了对自我改造的重视。“不断革命”突出强调革命的长期性，内含对无产阶级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不懈追求。诚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才能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从而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基于对两者契合性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推动“修身为本”的创新性发展，赋予“修身为本”新内涵，并进一步把“修身为本”的价值理念同“不断革命”的思想精髓结合起来。习近平多次把中华典籍中关于“修身为本”的重要论述融入其重要讲话，赋予“修身为本”新的生命，让“修身为本”理念照进当代社会现实。例如，习近平引用王安石《范洪传》中的“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强调“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德乃官之本，为官先修德”； 引用《论语》中“修身为本”的相关论述，指出：“古人讲：‘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把自律看作做人、做事、做官的基础和根本。《论语》中说，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古人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第一位的。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在推动“修身为本”价值理念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同时，习近平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这一重大问题。习近平强调：“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能不能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作斗争，就成为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他指出“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
（二）“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与“天下为公”的结合
“天下为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理念，突出强调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代表了古代思想家一种崇高的政治理想，初步呈现于《礼记·礼运》。先秦思想家围绕公与私、爱民敬民对“天下为公”进行详细论述。孔子提出的“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礼记·孔子闲居》），彰显了大公无私的道德品质。以孟子、荀子和老子为代表的思想家把“天下为公”与“爱民”联系起来，强调天下为公就是敬民爱民。孟子从“民贵君轻”的角度出发，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荀子从“为民谋利”的认识出发，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老子从“顺应民心”的角度出发，强调“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天下为公”的价值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立场高度契合，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列宁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员是“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
基于对两者契合性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推动“天下为公”价值理念的创新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天下为公”丰富的时代内涵，并进一步把“天下为公”的价值理念同“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的思想精髓结合起来。习近平多次把中华典籍中关于“天下为公”的重要论述融入其重要讲话，激活“天下为公”的优秀因子，赋予“天下为公”丰富的时代内涵。例如，习近平引用《管子·牧民》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强调“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引用程颢、程颐的“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强调“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在推动“天下为公”价值理念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同时，习近平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能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这一重大问题。他强调，“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
（三）“自我批评”与“慎独自省”的结合
“慎独自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突出强调一个人在独处时要自觉根据道德准则反省和规范自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左传·宣公二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以孔子、曾子和孟子为代表的思想家主张通过自省方法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孔子提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的方法。曾子则围绕忠、信、习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方法，指出：“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孟子围绕爱人、治人与礼人提出了“反求诸己”的方法，强调“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荀子继承发展“见不贤而内自省”的思想，提出了“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荀子·修身》）的方法，并强调“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慎独自省”的价值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中“自我批评”的思想精髓高度契合，都表达了对如何实现自我完善的关注。“自我批评”突出强调要对自身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自我揭露和自我反思。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任何革命不同的地方在于“经常自我批判”，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地方在于经常开展自我批评。诚如列宁所强调的：“错误终究是错误，必须对它进行批评，必须为纠正它而进行斗争。” 自我批评不仅体现在对自身错误进行纠正，还体现在勇于清洗自己的队伍。列宁指出：“全部问题在于，以健康的强有力的先进阶级作为依靠的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 “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
在深刻把握两者契合性的基础上，习近平推动“慎独自省”理念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慎独自省”鲜活的当代价值，并进一步把“慎独自省”的价值理念同“自我批评”的思想精髓结合起来。习近平多次把中华典籍中关于“慎独自省”的重要论述融入其重要讲话，赋予“慎独自省”新的表达方式和鲜活的当代价值。例如，习近平引用《礼记》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要求“党员干部要‘慎独’”；引用《论语》的“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要求“领导干部要心存敬畏”；引用王粲《仿连珠》的“观于明镜，则疵瑕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强调“对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我们要大胆使用、经常使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使这个武器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果”。在推动“慎独自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同时，习近平科学回答了“怎样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这一重大问题。习近平强调，为了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必须“以敢于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必须“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必须“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防止人亡政息”。
三、坚持“两个结合”，继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
习近平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自我革命精神是两个结合的重要成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在深入推进“两个结合”过程中继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确保党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一）在深入推进“第一个结合”过程中继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
习近平深刻阐述了“第一个结合”的理论内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要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过程中继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第一，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过程中继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 当前，新兴经济体正在快速崛起，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对抗正在加剧，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可控核聚变等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发生，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等。此外，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打压中国科技、在中国周边动作频频。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常怀远虑、居安思危，以自我革命精神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充分应对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第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继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经过百年奋斗，“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在看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藩篱、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等问题仍亟待解决。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续以自我革命精神迎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遇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第三，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过程中继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全面从严治党虽然取得突出成就，但“党内存在的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已经解决的问题还可能反弹，新问题不断出现，‘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复杂严峻”。“任务越繁重，风险考验越大，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 因此，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继续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
（二）在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过程中继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挖掘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及其沉淀的传统文化中契合自我革命精神的价值理念。第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谦虚品质。“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谟》）如果一个人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的态度，就会经常取长补短，坚持知足常乐，在知识、智慧和德性方面不断向善向美。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就要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谦虚品质，时刻保持节俭朴素、谦逊低调，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第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勇敢品质。“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中庸》）勇敢是中华民族的三大美德之一。不过，真正的勇敢包含道义的成分，诚如《礼记》中所强调的，“有义之谓勇敢，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能以立义也”；真正的勇敢包含坚毅的成分，就像《管子》中所认为的，“折而不挠，勇也”；真正的勇敢包含智慧的成分，正如《论语·子罕》中所指出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就要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勇敢品质，以刮骨疗毒、去腐生肌的勇气根除党内顽瘴痼疾。第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节制品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节制是一个人保持自身正气的道德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节制品质包含对喜欢、愤怒、哀伤、快乐等情绪的有效控制，包含对权力、金钱、美色、名誉等的有限约束。正所谓，“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就要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节制品质，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过好权力关、金钱关、人情关，在洁身自好、廉洁自律上树标杆。
（三）在深入推进“两个结合”过程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入推进“两个结合”过程中继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的必然要求。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精神的规律性认识，积累了丰富的以自我革命精神引领社会革命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就要在“深入推进”两个结合过程中，恪守好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并将其制度化规范化，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只有建好制度、立好法规，发挥好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才能切实把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方针落到实处。要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为主旨，把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建设贯穿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推动形成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制度机制，完善党内法规，增强党内法规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要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全面覆盖为目标、以权威高效为导向，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不断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体系，推动形成上下联动同向同行的监督机制。既要增强问题意识和坚持问题导向，健全政治监督体系，针对政治监督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将政治监督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融入治国理政全过程各环节，形成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机制，又要立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不断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从根本上防止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同时，还要坚持党对巡视工作的领导，不断细化巡视规章制度，不断完善巡视巡查工作体制机制，健全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配套制度，确保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高校德育的历史发展研究”（22JJD710008）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23ZDA08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潜涛，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100084；张志恒，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杭州，310058。
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引用或转发请据原文并标明出处，文章注释请参见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