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更加强劲。人工智能作为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因素，也是支撑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力量。稳经济大盘背景下，人工智能如何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助力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并在此过程中，为人工智能发展把锚定向的人工智能治理，又将构建怎样的体系，发挥怎样的作用，成为一项必须关注的前沿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以人工智能治理为代表的新兴科技治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球范围内，各主要国家或代表性地区先后发布了人工智能相关战略、规划或重大计划，以期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取得竞争优势。人工智能应用不仅极大提高了交通、医疗、金融、教育、制造和农业等传统经济社会部门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法治社会、政府管理、公共安全、危机应对等多方面的现代化治理水平。与之相伴的是，全球范围内，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风险、隐私侵犯、就业替代和技术安全等各方面的诸多争议不绝于耳；世界诸国或地区渐有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竞赛”向“人工智能技术规制竞赛”转变之势。构建符合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势在必行。

国家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治理困境

人工智能作为新兴科技的集大成者，本身就存在技术、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世界诸国面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各异，但是治理措施存在着一定的一致性。一方面，世界诸国都在积极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制定人工智能产业规划，大力促进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发展与应用；另一方面，世界诸国又通过立法、议案、规范等制度性约束，限制他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或产业发展。因此，国家人工智能治理面临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多重挑战与治理困境。

在国际范围内，散落在世界各国或主要地区的治理原则与实践经验，还无法跟上人工智能发展的步伐，人工智能治理问题随着快速的技术创新与广泛的社会嵌入而日益突出。目前，国内外人工智能治理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来自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以及计算机、电子电气等学科的学者都从各自领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世界诸国对于什么是人工智能治理、什么是人工智能伦理、为什么进行治理以及如何治理等还没有形成深刻的成果与共识，从而制约了人工智能治理的发展。

而在国内，人工智能技术的复杂系统特征和技术不确定性特征，使得国内技术创新面临着“高端产业低端化”的实践倾向，产业促进政策和技术治理措施往往难以落地。人工智能治理的国内难题一方面来自于国际竞争，另一方面在于地方政府竞争格局导致的产业竞争问题。前者关注人工智能技术体系的发展及其规制问题，重点在于国家整体的技术实力的提升。后者侧重于通过地方标准、规范或地方立法等制度性约束单方面促进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而忽视了人工智能负外部性的规制议题。

人工智能的特征与风险

关于人工智能的定义本身就存在以偏概全的风险。对人工智能的本质的哲学讨论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人工智能治理的基础，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