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龙力:浅议“新十大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65 次 更新时间:2023-02-20 12:13

进入专题: 十大关系  

涂龙力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本文在重温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基础上,在提出当前严峻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形势下应当妥善处理的中外关系、台海关系、外援与内援关系、新基建与新消费的关系、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与开放关系、政策与法律关系、中国社会各阶层关系、财税改革的战略与战术关系等新十大关系的同时,应当形成与利用十大倒逼机制的若干建议。


1956年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是当时治理国家、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纲领。十大关系包括:1、重、轻、农三业关系;2、沿海与内地工业关系;3、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个人关系;5、中央与地方关系;6、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7、党与非党关系;8、革命与反革命关系;9、是非关系;1O、中国与外国关系。

今天,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入深刻变化和调整的关键时期,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国际经贸摩擦加剧,新冠肺炎疫情重塑全球政经格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重温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更有其現实意义。本文拟从中外关系、台海关系、外援与内援关系、新基建与新消费的关系、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与开放关系、政策与法律关系、中国社会各阶层关系、财税改革的战略与战术关系等十个方面谈点肤浅认识,以期就教各位。

一丶中外关系

(一)中美关系

马克思丶列宁说过,帝国主义阶段资本本质的典型特征是追逐国际垄断利润,今天用追逐国际垄断利润已不能说明美国的本质,应当是追求国际霸权利润,资本霸权与反霸权是认识中美关系的基础。美国赖以追逐国际霸权利润的手段,一是美元霸权;二是军事霸权。

中美关系现阶段的性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客观上修昔底特陷阱已经形成,加之某些不当宣传(比如,历害了我的国),加深了美国政客的焦虑与恐慌。疫情及大选的双重压力使川普及其政客更加疯狂,成为中美关系冷战趋势的导火线与摧化剂。

中美关系的战略趋势。美国两党反华观点一致,谁上台无质的区别。中美关系趋势取决于实力的较量。美是纸老虎也是真老虎,这决定了中美冷战不可避免,这将是一场持久战。美国疫情肆虐及处理失当将大大削弱其霸权,而黑人被害引发的反种族歧视示威的燎原之火,更使其内外交困,只要我们把握机遇,中美较量今年年底疫情后或2022年可见倪端。

分清敌友区别施策。毛主席说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有学者分析美国的7类关系:1、亲密盟友(包括以、五眼联盟、日);2、盟友(包括欧、韩、沙);3、准盟友(包括印、墨、巴西、新);4、正常(包括俄、菲、越);5、冷对抗(包括中、朝);6、冷战对手(包括叙、伊、委);7、敌人(包括阿丶恐),当然以上关系也非一成不变。中国的敌我友关系如何界定?特别是中国有没有真正的亲密战友和战友?如何跳出“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陷阱?如何处理好国际统一战线值得深思。

应对美国挑战的基本战略。短期韬光养晦(但有新的内涵),先壮已再予人;中期伺机后发;后期全面超越。

(二)中欧、中俄关系。

中欧、中俄为并列重要关系,只是角度不同:中欧关系侧重经济与技术,中俄关系侧重军事与能源。中欧关系存有较大不确定性,利用中欧贸易和美欧矛盾为我所用不失为上策。中俄关系依存度大,普京继承了叶利钦的铁腕手段,粉碎了一起反逆势力,只要连任,普京时期不会有大的变故,但俄充其量是战友而不是亲密战友,只是目前俄在经济上要依赖中国,北极熊的熊掌不可不防。

(三)中亚关系。

由于地缘关系,中亚关系乱与杂,但掀不起大浪,应当以不变应万变。

首先是中日与中韩关系。日本是个好胜民族,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难越的鸿沟。中日经济互补性强,中依赖日的投资与技术,日依赖中的资源与市场。中韩关系与中日关系在经济上相近。当前应利用美与日韩矛盾,建立中日韩的贸易同盟。中日关系难点在軍事,中韩关系难点在朝鲜。

其次,是中越与中印关系。越南是白眼狼之一。印度与越南共同点是存在狂想症,一个想超中,一个想瓜中。对印越应先安抚,待腾出手再彻底制之。

再次,是中菲关系,菲律宾与土耳其一样,都是极不安分的国家,土则更具挑战性,中菲关系受领导人变动而波动,利益决定其关系走向。

最后,中朝关系。朝鲜自认是亚洲唯一真正社会主义国家,世袭制的国体与闭关锁国政策导致其经济极不发达。但有一点,金家三代人搞核使美国亦不敢妄动。尽管经济落后但较韩国活得更有尊严。这给中国对抗美国提供了活标本,只要拥核美就害怕。金三走了一条先核后经的道路,中国应利用金三开始抓经济机会先助其发展经济减我压力后择情而动。

总之,中亚关系看中美关系,在中美这轮较量的大格局未明朗之前,大战略是先静后动,不宜树敌过多。

(四)中非关系。

靠着援助,非洲兄弟邦我们进入联合国,中国人知道感恩。但关系不会一成不变,比如,尼日利亚首诉中国做了美国想做未竞之举令人担忧,对非投资企业与投资国时有不和谐声音。美国对非由放任到界入值得关注,非州不是铁板一块,应量力量人而行,更应注重对非投资的风险。

结论:

中美关系是中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其他一切对外关系均在不同程序受其影响与制约,这是中外关系的主要矛盾方面,世界大多国家均视美国马首是瞻,未能跳出“经济靠中、安全靠美”的陷阱。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不排除川普狗急跳墙放飞黑天鹅,应当有备无患。中国应当走好两条路即内路与外路,当前应当首先走好内路,先增强自已实力和话语权,这是走好外路的基础与前提。

二丶台海关系

(一)处理台海关系的基本底线:台湾是中国领土,决不允许台独独。

(二)处理台海关系的基本问题:一是和统还是武统?二是何时统一?

(三)台海关系的实质。台湾问题实质是中美关系的延续,中美关系走向是解决台海关系的前提。

结论:

1、短期内和统可能性渺茫。一是岛内无力主和统的领军人物及势力。二是执政党推行全方位的台独路线形成的高压态势,特别是文化教育的去中化已毒害了年青一代。三是蔡能连任说明台独有相当社会基础。四是民党是明独,国党是暗独,岛内尚无力主统一的党派。

2、武统是大概率。一是和统无望;二是美国挺独,已公开触我底线。

3、何时武统?武统要考虑政治、经济丶外交丶军事丶社会等多方面的机会成本,只有当综合机会成本最低时才可出手!具体讲,一是中美实力较量有利我时;二是台独公然发起分裂行径时;三是美国公然发动军事挑衅时。

4、当前战术选择。一是嘴炮可打:二是威慑可行;三是备战备荒;四是静观其变;五是速战速决;六是选择与扶植明主(如洪秀柱)。

三丶外援与内援关系

(一)几组数据:

1、根据《中囯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截止20O9年累计外援2562.9亿人民币,2010一2O12外援137.16亿美元。

2、据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数据显示:2000—2014年,中国向140个国家提供援助与贷款累计3620亿美元约2.45万亿人民币(按当年汇率)。

3、据环球网数据显示:近四年累计外援6O365亿人民币。

4、据《环球时报》显示,近4年,援俄4000亿美元,援委65O亿美元,援印尼500亿美元,拉美洲118O亿美元,巴西100亿美元,厄瓜120亿美元,非州6OO亿美元,中东55O亿美元等。

近几年官方未公布白皮书,美研究部门和我媒体公布信息与前两次白皮书公布的数据相差甚远,最近中国己承诺近2年向世卫疾情援助20亿美元(如疾情不除恐远不止2O亿)。环球网算了一笔帐,4年外援60365亿人民币,如贷小微企业1OO0万户,平均每户60万;如用三农可实现1亿户农民小康,平均每户6万人民币。如平均分给国人,平均每人4378.28元人民币。日前尚不知因疫情援外与援内的数据。

(二)《政府工作报告》去年脱贫1109万,贫困发生率〈贫困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降至2O19年的0.6%(2012年为1O.2%)尚有551万农村贫困人口。

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现行标准是:两不愁(吃、穿)三保障(教育丶医疗丶可支配收入23O0元以上)。

资金来源:1,赤字3.6%以上,增1万亿,“以上”显然是个不确定数,至少3.6%不足以满足刚性支出。2,疫情特别国债1万亿,以上2万亿专拨地方。

(三)一季度财政收入同比下降14.3%

上述数据表明:一方面外援和内援(仅以扶贫一项为例)负担越来越重;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以至刘尚希提出“财政赤字货币化”主张)。因此,正确处理外援与内援关系应当科学决策:中央与两代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六稳六保,核心是保民生。保民生,一方面需增加大量刚性支出,比如扶贫摘帽〈值得关注的是疾情返贫丶城市扶贫)、提高养老金、就业等刚性民生支出;另一方面,保就业就是先保企业,尤其为发挥中小企业就业主力军作用实行减税降费2.5万亿(同比增加0.14万亿)

结论:

一是量力而行。应当力所能及,先保内后援外;

二是量人而行。中国不是唐僧肉,应当分清敌友顺序,不该出手时不出手。

四丶新投资与新消费关系

新投资与新消费关系亦可称为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在不同经济下滑形势下两者作用有所不同。我们将2O09年与2020年作一比较。

(一)2009年受次贷危机影响全球经济下滑,一季度我国GDP只有6.2%,下降4个百分点。为扩内需、促增长,出台十项措施总投资4万亿。4万亿重点投向:1、廉租房、棚改约4000亿;2、农村民生与基建约3700亿;3丶铁丶公丶机丶水、电约15000亿;4丶医丶教丶文约1500亿;5丶节排丶生态约2100亿6丶自创丶调整约3700亿;7丶灾后重建约10000亿。显然4万亿投资重点在基础建设方面,直接用于启动消费的投资占比不大。

(二)202O年受疫情影响一季度GDP下滑6.8%。《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的应对战略。提出的原则是:突出民生导向,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具体措施是:一方面推动消费回升。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一方面扩大有效投资。资金来源:安排地方3.75万亿专项债券,同比增1.6万亿,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亿,两项合计4.35万亿。投资方向:“两新一重”(新基建丶新网络,重5G运用丶充电桩丶新能源汽车)新基建包括信息基独设施丶融合基础设施丶创新基础设施等三个方面。

(三)比较

1、同是世界经济下滑。但影响因素不同(20O9年是人祸,202O年是天灾),影响的程度不同(后者远大于前者)

2、同是国内经济下滑,下降程度不同。2009年下降4%,2020年一季度下降6.8%

3、同样采取刺激措施。前者4万亿,后者(赤字1万亿,疫债1万亿,地债3.75万亿、中债6000亿)合计6.35万亿(最低数)。

4、刺激的重点不同。2009年重点是投资基建,2020年突出民生导向,提振消费能力。

(四)2020年国家促进消的五大措施。

一是商品消费优化升级;二是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三是加快培育新型消费;

四是推进绿色健康节能环保消费;五是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的网络布局建设。

(五)几点思考。

如果说新基建是信息丶基础设施与创新等三大基础建设,那么,消费则是满足不同收入群体日益升级、增长的物资文化需求,主要包括四大老需求(住房丶养老丶医疗和教育)和升级提质后的新消费。当前首先应当满足和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老消费比如脱贫,居有其屋丶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等。

1、投资应当以就业为导向;一是吸引高级人才的攻关行业。比如科创领域、高端制造领域。二是吸纳中级人才(本专科毕业生)的行业。三是吸纳低端就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2、提振消费应当以满足需求、提高消费能力为导向:一是提振消费意愿。提高能满足人们日益升级增长的产品供给,比如生产国产名牌奢侈消费品。二是满足加快城市化和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房、改善房的需求。三是免除消费后顾之忧,变潜在消费为现实消费。当前要增加养老金、医疗保险、实行12年义务教育的公共支出与预期,从而降低国民储蓄率,启动即期消费。

结论:

1、应当以保就业保民生为导向,调整投资与消费结构,增加和提高国内即期消费支出所占比例。

2、当前更应当把提高消费能力丶推进即期消费作为落脚点,否则,商品消费优化升级,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和培育新型消费就是一句空话。这是保社会稳定、保经济平稳增长的要求。

3、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路径:一是提高优质廉价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二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三是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

4、目标:逐步降低国民储蓄率;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五、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关系

(一)提振居民消费意愿与能力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突出民生导向,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推动消费回升。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如何提振消费?如何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重大政治与经济问题。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消费结构不合理。房地产消费占居民总支出的60%以上产生了挤出效应。二是消费产品满足不了居民日益升级的高品质物资需求,导致境外扫货为他人作嫁衣。居民消费能力不强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有限不能消费。二是养老、医疗等预期消费的不确定性不敢消费。显然,居民消费意愿与能力不强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提振消费的根本路径,一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二是提供居民高质廉价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三是生产居民日益升级的国产名牌优质商品。

(二)当前收入分配差距

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而民间调查的数据都超出0.5甚至0.6—0.7之间。国际上将0.4以上列为警戒线,世界上超过0.5的国家只有10%左右,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间。据胡润2019年富豪排榜:首位2750亿,前十位门槛1200亿,入围门槛20亿的有1727位。《财经智库》2019年第3期资料显示,中国顶层10%人口的收入份额约占国民总收入的41%(官方调查为31%),中国顶层10% 人口的财富份额(2015 年为67%)接近美国水平(72%),远高于法国等国家(50%)。

这说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之相应也是收入与财富两级分化的第二大经济体。如何在当前受疫情影响并将继续影响导致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下滑的背景下保民生、缩小贫困差距是当务之急。

(三)调整初次分配结构、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

十八大指出,“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

1、调整初次分配结构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即毛主席所说的处理好国家收入、企业收入、个人收入三者关系。增加就业与收入,完善工资长效增长制度是初次分配的主渠道,应当调节分配结构,向个人收入倾斜,建议将减税降费2.5万亿中的30%用于增加职工的工资。

2、发挥再次分配调节作用

国民收入再分配是是调节收入差距的关键:

一是加法。增加均等化、廉价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缩小发达地区与欠发地区的差距;扩大中等收入比重、形成橄榄型收入结构,中等收入门槛可定为年50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月工资应当不低于个税扣除点5000元左右,缩小贫富差;个税改革由劳务为主转为资本、财产为主,等等。

二是减法。强化税收调节再分配的作用,比如大幅减少或免除低收入群体税费负担,特别是教育、医疗等;开征房地产税时免除自住房的房地产税;大幅减少小微企业负担,将其排除在增值税纳税范围之外;小微企业贷款可税前扣除等等。大幅压缩行政开支,比如减少省部级以上干部退休后特权待遇。据思而学教育网披露,全国省部级干部退休人数共计3742人,副省部级干部共计27435人。省级干部退休后每人平均一年的福利、津贴 (不包括退休金、级别待遇开支)正省部级是112.3万,副省部级是93.7万,仅广东省每年付出退休的副省部级干部的轿车费就达到1.1亿元。3万多退休高级干部与6亿月可支配收入1000元的低收入群体差距太大。总理讲政府要过紧日子,而庞大的特权支出首先应当压缩。

结论:

提振消费意愿的关键是提振消费能力,提振消费能力的关键是提高消费者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者收入水平首先要提高初次分配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这是基础,其次要充分发挥再分配作用,这是缩小消费差距的重要路径。

六、中央与地方关系

(一)两种国体不同的结果

新冠疫情在中美两国呈现不同的情形:在中国,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调动一切人力、物力取得防疫决定性的阶段胜利;在美国,各州自行其事,总统指挥不了所有州长,稳居世界确诊人数第一、死亡人数第一的霸主地位。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中央集权制与联邦制两种国体在应对穾发事件的不同结果。集权制和联邦制的实质都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个大课题,本文仅从财政关系角度分析中央与地方关系。

(二)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的核心

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集中体现在税政管理权的分配上。税政管理权的核心是税收立法权、税收执法权和税收收入分配权。1994年铁腕总理朱熔基施行了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的分税制改革,这一改革从体制上解决了1994年前财政包干体制的弊端,解决了老子向儿子借钱的窘状。

首先,税收立法权的分配。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遺憾的是我国地方有省、地市、县、乡镇四级地方政府,十六届三中全会虽提出放权但未明确放到哪一级政府,致使放权进展不大。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 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有二点论及:一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二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十九大首次提出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及其三大基本原则,重申健全地方税体系,并将这一体系建设置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框架之内,使健全地方税体的目标更明确、层次更高。

其次,税收收入的分配。这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核心。税收收入分配的前提是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匹配。早在1993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就指出,“分税制改革的原则和主要内容是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2016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完善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划分,加快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目前在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已取得突破性进展。根据中央改革进程,加快推进省以下相关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结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基础性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保障),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核心是税收收入分配关系,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保障是税收立法权的合理配置。在当前疫情冲击、经济下滑的背景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点是保地方财政从而保就业、保民生。实践证明,地方财力稳则民生稳、民生稳则社会稳、社会稳则地方稳、地方稳则中央稳。完善分税制的契机已经成熟,机不可失。

七、改革与开放关系

(一)40多年的成就

我国对外改革开放经历了商品单输出到商品、资本双输出的过程: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30.4亿美元,投资覆盖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存量相对集中,投资行业分布广泛,门类齐全,成为略低于日本(1431.6亿美元)的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1.54万亿元人民币,比2018年增长3.4%。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总资产已经达到1302万亿元人民币,按当前汇率计算约为182.4万亿美元,大约是美国368.17万亿美元的49.54%。(这也是美国恐惧的原因,当年苏联DGP相当美国70%时迫使其下决心要瓦解苏联)

(二)严峻的形势

当前我国对外改革开放正处于资本与商品输出并重的阶段。当国际垄断资本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时,一场绞杀与反绞杀的斗争则不可避免,这就是中美关系现阶段呈现的基本特征。川普上台后出于美国第一的本能首先不断挑起贸易战,经过多轮谈判,2020年1月15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可以理解为这是新一轮入世谈判。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达成,既缓和了中国与美国的矛盾,也意味着中国面临着更多改革。正当中美双方还将进行第二轮经贸协议谈判时,新冠病毒这只黑天鹅不期而致,拢得周天寒彻。因为防疫不力,推卸责任、用锅中国,谋取连任,川普及其政客恶毒攻击中国令人发指,在世卫会上美澳阴谋受挫后,川普老羞成怒更是对中国发动史无前列的大绞杀:一是美国商务部网站发布更改出口管制条例公告,这是企图绞杀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企业;二是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中国公司监督法案”或称“中概股法案”,这是企图禁止一些中国公司在美国交易所上市;三是出台全面遏止中国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成立“中国工作组”,这是企图全方位打压中国,四是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制裁香港。五是突破中美联合公报公然支持台独,等等,美国霸权资本本质暴露无遗。对此,主流观点认为是美国大选背景使然,个人认为这只是面子,里子是我已落入修昔底特陷阱、是国际垄断资本本质使然。

(三)应对:补短板

兵临城下,何以应对?本文仅就开放与改革的关系谈点一管之见。改革与开放关系总体上讲,改革是开放的前提与条件,当这个条件尚不成熟时,开放就存在一定风险,开放的深度与广度则会受到条件的制约,这时开放的速度不宜过快,先把国内的关键性环节改革完成;反之,开放的速度则可加快,利用有利条件抢占国际市场与制高点。当前我国存在一些短板、有的短板可能还是关键性的,比如:

一是核心技术短板。我们是制造大国但决不是强国,比如核心技术很大程序上依赖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这正是美国手中打压中国的王牌之一。我国与发达国家先进核心技术差距有多大?工信部部长苗圩指出,全球制造业已基本形成四级梯队发展格局:第一梯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第二梯队是高端制造领域,包括欧盟、日本;第三梯队是中低端制造领域,主要是一些新兴国家,包括中国;第四梯队主要是资源输出国,包括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非洲、拉美等国。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有根本性改变。中国要成为制造强国至少要再努力30年。世界上最顶尖的50项技术除了芯片以外,比如半导体加工设备、超高精度机床、工业机器人、顶尖精密仪器、光学、特殊类钢材、海底电缆、量子通信、矢量超级计算机、三维图形转换软件等都与中国无缘。由于核心技术这一短板,近20年来我们遭遇了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4年黄海对峙、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大使馆被炸、2001年南海撞机、2008年汶川救灾直升机坠毁等6次奇耻大辱,特别是去年中兴的胯下之辱!苗部长还讲,疫情期间,很多国家连口罩都生产不了,必须依赖中国进口,这让很多国人觉得欧美都不行了,关键时期还是中国强大,自信心开始无限膨胀。我则认为,口罩是产业键中最低端的产品,一万吨(不是个)口罩也换不来一台光刻机!

二是人才储备缺乏短板。现代市场竞争尤其核心技术竞争是人才竞争。智联招聘日前发布的《2020年新基建产业人才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新基建核心技术人才缺口长期存在,预期年底需求将达417万人。信息科学技术人才缺口实际上长期存在,但在新基建加速的情况下,短期缺口更明显,反映了高等教育与市场需求方面的脱节比较严重。高端人才如此短板,令人费解的是清华留学生回国率不到20%,据《2019中国留学白皮书》显示,中国留学生毕业后选择回国就业,也只有28%,也就是不到三成。何也?“数学天才”前北大教授许晨阳总结3句话。一是无法专心搞学问,二是学术不端现象普遍。三是年轻科研学者机会渺茫。施一公的解释,归纳起来就4个字:“知足常乐”。这是留学生不愿回国的根本原因。

三是行为误导令外人质疑。在对华态度上与川普相比,默克尔算是中性。默克尔在华中科技大学发表演讲值得国人深思,她说中国是否还能继续算做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包括人权、贸易、科技、气候等等。默克尔这番话其实代表了西方社会从精英阶层到普通民众对中国的一致认识:中国已经很富裕了,不该还算作发展中国家!必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西方民众眼里,中国是这样的国家:美国每年购买1400万台汽车,中国是2800万台;中国人每年消费全球奢侈品的60%;星巴克最大的市场不在美国,而在中国;中国人均居住面积在欧洲也能排名前5,自有房率远远超过欧洲;中国人每年出国人数是1.3亿人次,相当于德国与法国人口总数,出境的中国人狂扫各国商场,在奢侈品商店排成长队象买白菜一样买价格不菲的包包手表;中国人在外购地、购豪宅更令外人瞠目。我想,中国人真的比窦娥还冤:外国人只看到这些先暴富的人却未见几千万人刚刚脱贫;外国人只知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却未见人均可支配收入远不及发达国家;外国人只听到了利害了我的国却未见中国核心技术的短板有多大…难怪疫情期间中国支援了180多个国家防疫用品有那么多人不领情!

结论:

改革与开放是振兴中华的两个轮子。改革是开放的前提与条件,当这个条件尚不成熟时,开放的深度与广度则会受到条件的制约,这时开放的速度不宜过快,应当把国内的关键性环节改革先完成;通过开放来倒逼改革是本末倒置,而且存有较大风险。在美国全面围剿其他发达国跟进、封锁先进技本和装备的新形势下,扩大开放、吸引外资已无法代表先进生产力,中国不缺资金,吸引美元无疑是分摊美国经济危机。当前我国改革尤其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补短板是当务之急,与此无关项目应当慎重引进。

八、政策与法律关系

(一)《民法典》倒逼税收法治体系建设

刚刚结束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的具体体现。

《民法典》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征途中又迈出坚实的一步,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任重而道远。比如,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税收法治体系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税收法治体系应当包括完备的税收法律规范体系即税收立法体系、高效的税收法治实施体系即税收执法体系、严密的税收法治监督体系即税收司法体系、有力的税收法治保障体系即税收尊从体系。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本文仅就建立完备的税收法律规范体系即税收立法体系谈点一管之见。

(二)税收法定原则的提出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中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是在党的最高级文献中首提这一原则。为落实这一原则,2015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立法法》,新《立法法》体现了这一原则,第八条第六款专门规定了“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尽管有关税收基本制度的内涵界定尚不够完整,却第一次明确了税率这一关键税制要素的确立(包括变动是应有之意)应当制定法律;第一次将税收征管基本程序制度纳入只能制定法律的范畴。这实际上是将《征管法》第三条由部门法律上升到了国家法律的高度。

(三)落实税收法定任重道远

然而《征管法》第三条和新《立法法》第八条第六款(以下简称《两法》)在实践中却落实不力甚至与《两法》时有相悖,这集中体现在税收政策与税收立法的关系上。

首先,《立法法》第九条规定,税收基本制度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税收政策是行政管理范畴,税收政策中涉及税收基本制度的应当制定法律或授权制定行政法规,不应制定部门规章。其次,《立法法》 第十二条规定,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被授予的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是国务院下属机关,属于《征管法》第三条规定的“任何机关、单位”,因此,国务院不得将全国人大授予制定税收基本制度的权力转授给财税机关。最后,《立法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但是授权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的规定已历时35年,如无重新授权应当失效。但税收立法实践中1985的授权仍在实施。

以增值税政策与立法为例,根据《两法》的相关规定,第一,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属1985年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立法法》如朔既往该授权应当无效;第二,财税〔2016〕36号《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事关税收基本制度,36号文属于僭越税收立法权;第三,36号文称“经国务院批准”,与《立法法》第十二条相悖;与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重要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由政府法制机构组织起草“的决定相悖。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有关增值税政策文件多达200多项,其中不乏涉及税收基本制度的内容。有关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种的政策文件也存在类似情形。值得欣慰是,2019年年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半个月内连出增值税、消费税两部立法征求意见稿,落实税收法定、税收政策上升到法律层面的工作在推进,如果不是疫情干拢,立法会加快推进。

税收征收管理基本程序制度第一次纳入《立法法》的法眼,当前《税收稽查工作规范》、《征管工作规范》、《千户集团税收风险分析应对工作指引》、《纳税服务工作规范》等等,以上规范、指引从立法级次看多属行政规范性文件,从立法内容看其中也涉及不少税收征收基本制度。除了《民法典》之外,中国更应当制定一部《税收征管法典》,现在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从累计几千页的规范、指南、指引中扣除重复部分精选出1000多条应该可行。但是《税收征管法》自2008年列入人大立法规划至今国务院已两出意见稿、国家税务总局四出意见稿,今年尚无音信。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协调决定,不能久拖不决。”《税收征管法》修订过程中的利益冲穾应当求同存异,不应当再久拖不决了,这是完善税收治理体系和提高税收治理能力的需要,更是规避基层税务执法风险和纳税人遵从风险的需要。

结论:

法治国家、依法治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十八以来确定的基本国策。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先行试点的,要按法定程序作出授权。”这是处理政策与法律关系的准则,立法机关应当大有作为,政府机关更应当严格遵守税收法定原则。对于经济下行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和疫情期间实施的临时性、针对性的税收政策中的基本制度部分应当按程序重新授权并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这是落实依法治税的要求。

九、中国社会各阶层关系

1925年毛主席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开篇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並将社会划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等六大类,经分析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重温毛主席的《分析》,在当前国内外特殊形势下,凝聚中国力量共克难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社会阶层的形成

95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当年的阶级划分还存在吗?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要发挥聪明才智,勤奋工作,积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主力军和生力军作用。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克己奉公,廉政勤政,关心人民疾苦,为人民办实事。一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要发扬劳动创造精神和创业精神,回馈社会,造福人民,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在这里总书记第一次提出“社会阶层”的概念。同时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凝聚中国力量就是要凝中国社会各阶层力量。根据总书记讲话精神,有学者将中国社会各阶层划分为普通工人阶层、农民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公务人员阶层、公有企事业管理者阶层、非公企事业主阶层、个体户阶层等7个阶层。还有学者划分为10个阶层,但这都是从社会分工层面来划分的。

人们更关注按收入分配层面划分的阶层,《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按全国居民收入分成5个阶层:低收入阶层人均收入7380元,中间偏下收入阶层人均收入15777元,中间收入阶层人均收入25035元,中间偏上收入阶层人均收入39230元,高收入阶层人均收入76401元。其中,月均可支配收入一千元左右的阶层,占总人口40%以上。就是总理在答记者同时讲到的6亿人口。

在当前极为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如何凝聚全中国各阶层力量共克难关、实现我国2020及2050年的战略目标是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应当将社会分工结合收入分配两方面综合起来研究各阶层关系才有现实意义。当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论及的革命与反革命关系和是非关系指的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各阶级分析》更是专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个中的人被赋予不同的阶级色彩,这在当时对夺取革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时过境迁,今天我们处的环境虽已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但毛泽东思想的精髄仍是指导当今分析和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本文主要分析以下三个关系:

(二)处理好知识分子阶层关系

高级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的现代萧何,首先应当处理好这个关系,否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拨乱返正和对外交流的扩展,一个时期以来放松了对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三观”教育,这使知识分子阶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有少数人过度夸大和向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以至出现高端人才流失,更有极少数公知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比如党校教授不姓党,歪曲事实抹黑国家成为他国代言人,影响青年学生正确三观的形成等等。因此,应当改变对高级知识分子尤其是尖端知识精英使用的传统行政思维范式,杜绝论资排辈、纠正重用就是安排行政职务的误区,营造精英专心为国家为人民攻艰克难、无干拢的宽松的教学科研环境等等,应当对为国争光、为国效力作出巨大贡献的知识分子给予重奖、关心他们的家庭与生活,树立他们的荣誉感、归属感,广泛宣传他们的业绩,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变追明星为追科学的社会风气,而对个别卖国求荣、忘典欺祖的败类应当严惩,决不养虎为患。

(三)处理好公务员阶层关系

公务人员阶层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通过他们去部署、去执行、去落实,公务人员阶层的素质能力是国家治理水平的关键。当前公务人员中懒作为、不作为、不会为,特别是腐败行为令国人深恶痛绝,而其中关键岗位的腐败卖国行为更令人震惊(比如最近国产航母研制总指挥胡问呜被查一案)。当前要处理好离退休高级公务员待遇过高(开国功臣本人除外)和在职基层公务员待遇过低的剪刀差;特别要处理好基层县级及县级以下公务员的公平待遇以调动其积极性。

(四)处理好低收入阶层关系

当前,扶贫(包括农村与城镇)、保就业、保民生、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是当前压到一切的政治经济任务。刚刚结束的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题和《政府工作报告》已明确了这一战略部署。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深情地指出,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人民币,但有6亿人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1000元!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别让平均数掩盖大多数。当人均GDP达到近万美元时别忘了还有月人均可支配收入1000元的低收入阶层!当前我国农村贫困标准是人均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2019年末农村贫困人口551万人。处理好贫困阶层、低收入阶层关系,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事关社会的稳定、事关十八大、十九大确定的战略目标的实现!

在处理低收入阶层、中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三大阶层下又可具体细分为若干组距)三者关系中,应当遵循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的基本原则。

结论: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分析的是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中国社会各阶层关系分析的是各阶层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两者背景不同、目的不同,但基本原理相同:一是社会各阶层分工不同诉求不同;二是社会各阶层收入不同对具体改革的态度不同。要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应当处理好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尽量满足低收入阶层的诉求,早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大限度地凝集全国各阶层力量,在贫困差距较大的情形下更应当如此。

十、财税战略与战术关系

战略是国家一定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方略,战术是落实基本方略的具体措施。

(一)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方略

十九大提出了十四条有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在十四条战略中,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十分重要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历次党的重要会议上都强调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发展战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的内容很多,本文仅就现代财税制度改革谈点不成熟看法,以期就教各位。

为落实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九大提出的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战略,2020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8个方面32項具体战术措施,其中涉及财税改革的举措集中在第5个方面“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的第二项“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中,而其他涉及财税改革的相关内容则分散在其他6个项目中。

(二)财税改革的战略目标

分析财税改革首先要理解中央的定位即改革的战略目标。

十八大确定的财税改革战略目标是“两个体系一个体制一个制度”,具体讲,一是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二是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三是构建地方税体系;四是结构优化丶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财税改革战略目标是“三项制度建设”即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和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在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中,提出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两个基本框架和推进增值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制、房地产税、资源税、环境保护费改税等六大税种改革。

十九大重申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财税改革战略目标,强调了“三项制度”建设。

(三)财税改革的战术运用

《意见》是落实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十九大提出财税体制改革战略的具体战术运用。

1、《意见》进一步落实了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提出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

2、《意见》进一步落实了完善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政府融资职能。

3、《意见》进一步落实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战略:

首先,重申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税制改革的两个基本框架:

第一,健全地方税体系。包括三个主要内容,一是重新划分共享税比重,比如增值税;二是壮大地方税税源,比如实行非税收入改革;三是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省级政府税政管理权,主要是税收地方行政法规的立法权,比如资源税和环保税税目的调整、房地产税的实施细则等等。

第二,逐步提高直接税占全部税收收入比重。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战略层面看,间接税的改革属结构性减量改革,要为提高直接税比重提供改革空间,比如增值税还有降低比重的空间,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中税率的平移还应当降低等等;二是从战略层面看,直接税的改革属结构性增量改革,这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也符合世界税制改革的趋势。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直接税改革具有结构性改革特点,在总量增加比重的前提下不排除个量的减少,另外,根据当前国内外形势,提高直接税比重应当是一个利益格局调整的复杂过程,应当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改革配套推进,单兵突进难达预期效果。

其次,《意见》提出研究将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这是消费税改革的重点与难点,操作层面目前存有争议。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第二条、第二十条内容看,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只涉及甲乙类卷烟后移至批发环节(实际上生产环节与批发环节难以区别,尤其在厂家自销的情形下)、金银首饰后移至零售环节,更多税目的征收环节后移改革尚不成熟,意见稿采取授权办法由国务院具体试点并报全国人大备案。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将涉及两个难题:一是生产环节与后移环节(批发与零售)的界定和可能重复征收问题;二是利益格局的大调整,消费税产品生产地区的消费税收入,比如产酒大省四川和贵州,产烟大省云南,消费税可能大幅度减少,与消费税有关的城建税和附加,也随之减少,如何平衡利益关系,需要认真考虑。

再次,《意见》再提建立和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个人所得税法修订稿将四类劳动所得统一作为综合所得,并适用优化的累进税率,同时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增加专项附加扣除,在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是一次重大改革。从战略层面看,2018年的个税改革对落实十九大提出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的改革定位尚有距离,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不能只焦聚四类劳动所得,从趋势看,资本所得、财产所得将是下一轮个税改革的方向。

最后,《意见》重提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以来,有关房地产税立法与改革问题一直争议不断,中央的提法也十分谨慎,从研究到推进、从稳步到稳妥,令人浮想联篇。我在凤凰卫视世纪讲台曾作过“房地产税离我们多远”的演讲,得出的结论是,简易的房地产税就在眼前,科学的现代房地产税远在天边!

需要强调的是,从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两个基本框架的战略层面看,房地产税立法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从只住不妙、不作为短期刺激经济工具以及信息管税的战术层面看,出台简易房地产税的立法条件日趋成熟。因此,房地产税立法应当分步稳妥推进。

需要说明的是,《意见》还涉及税收程序制度的相关内容,这些内容分散在其他问题的阐述中,比如,税收营商环境改革;税收信用体系与监管机制改革;落实税收公平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征收体系;完善税收法律法规体系;健全税收执法司法等等。税收程序制度是税收体制制度和税收实体制度的保障,属税收具体战术层面的问题(诚然,具体的实体税制也属战术层面问题),这部分内容繁多,不一而就。

结论: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尤其是建立现代财税制度是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当前,在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特别是疫情未最终消除的情形下,积极财税政策对于保就业、保民生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应当明确的是,减税降费政策属战术层面的问题,具有临时性、针对性;税收改革属战略层面的问题,具有稳定性、法定性。而如何处理好财税体制改革中的战略与战术关系即中长期与近期的关系将会影响积极财税政策作用的发挥,影响深化财税制度改革总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财税改革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设计好战略层面的改革;一条腿设计好临时性针对性的战术安排,二者不可偏废。

结束语:利用十大倒逼机制

经济下行和新冠疫情是两只黑天鹅,黑天鹅的肆疟给中华民族带了百年不遇的挑战与机遇。重温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对于挑战,应当沉着应对;对于机遇,应当牢牢抓住。应当形成与利用十大倒逼机制:

一、利用美国处理疫情与反岐视不当引暴外困内乱的契机,倒逼分清敌友、果断处理好中外统一战线关系,要防止川普狗急跳墙再放黑天鹅、做好应对预案;

二、利用美国及其跟帮打压与封锁我核心科技及产业的挑战,倒逼自力更生、举全国之力攻下卡脖子核心技术,加快弯道超车;

三、利用美国及部分外资撤离中国的挑战,倒逼尽快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完善产业链,下大力气补齐短板;

四、利用美国教育封锁特别是军事教育封销和高端人才外流的挑战,倒逼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和创造真正有利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留住人才的体制机制,特别是高、精、尖人才的培养、使用与保护;

五、利用美国无遐顾及和民进党突破一个中国底线的挑战,倒逼根本上解决台湾的统一大业;

六、利用全党全社会达成的保就业、保民生高度一致共识的契机,倒逼从体制上、机制上解决贫富差距、特别是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和增加贫困阶层的收入;

七、利用扩大开放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倒逼营造一流的市场营商环境、特别是法治环境,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使法律成为推进改革和稳定大局的工具;

八、利用立足国内市场和提振消费的契机,倒逼以投资为主逐步转向以消费为主的战略转移,在体制、机制上提振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

九、利用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的挑战,倒逼推进深层次的体制改革、特别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体制改革,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形成全国凝聚力;

十、利用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契机,倒逼加快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充分发挥财政的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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