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贡斯当关于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逻辑地蕴含着作为上位概念的普遍“自由”概念，其内涵是：个人的意志行为在正义的社会规范内不受他人干预。按照这个普遍概念，孔子具有自己的自由观念。这种观念不是境界论的自由观，而是人性论的自由观。“个人的意志行为不受他人干预”是这种自由观的主体性维度，即个体主体具有天然的自由意志；“正义的社会规范”（礼）是这种自由观的规范性维度，即它是以孔子的正义论为基础的。这就是说，自由的规范条件来自两条正义原则，即源出于博爱精神（仁）的正当性原则和适应于特定时代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义）。因此，孔子的自由观念具有两个层面，即：遵守规范是保守性的自由，而重建规范是建设性的自由。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资助项目“儒家自由理论研究”（项目号：2020GN026）。

　　 毫无疑问，“自由”与“正义”都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不过，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尚待揭示。本文将通过分析孔子的自由观及其正义论根据，呈现“自由”与“正义”的内在关系。

引论：普遍的“自由”概念

　　 在讨论人类共同价值的时候，人们往往只着眼于共时性（synchronic）维度，如中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共同性，而忽视了历时性（diachronic）维度，即古人和今人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共同性。然而，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讨论古代人的自由（the liberty of the ancients）与现代人的自由（the liberty of the moderns）[①]，就是一种历时性的眼光（尽管他的着眼点不是古今之间的共同性，而是差异性）。事实上，既然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都命名为“自由”，这就已经逻辑地蕴含着一个观念：存在着一种作为上位概念而涵盖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的普遍“自由”概念（尽管贡斯当本人并未对此加以揭示）。诚如学者所说：“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它并不仅仅属于‘现代’。”[②] 显然，讨论孔子的自由观，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普遍“自由”概念，因为孔子是古代人，不可能有现代的自由观念。只有在这种历时性考察之后，才能够进行恰当的共时性考察，即考察普遍自由概念之下的中西差异，进而揭示儒家对于自由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③]。

　　 （一）两类“自由”观念的辨析

　　 在讨论中国古代的自由观时，人们常说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庄子的“逍遥”达到了“自由境界”[④]；有学者说，“自由是修炼而成的”，是一种“功夫”[⑤]。诸如此类的说法，可以称之为“境界论自由观”，即认为自由是一种精神境界，它需要经过修养或修炼才能够达到。例如，按照冯友兰先生的境界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都是不自由的，自由唯在于最高的“天地境界”[⑥]；按照蒙培元先生的境界论，自然情感之“诚”和道德情感之“仁”都是不自由的，自由唯在于形而上的超越之“乐”[⑦]；按照笔者的境界论，“自发境界”“自为境界”都是不自由的，自由唯在于“自如境界”[⑧]。这样的“自由”观念将会导致严重的问题：

　　 1．这种境界论自由观，实为“自由的等级分配”观念，将导致否定普通人的自由权利，因为：不论道德境界还是知识境界，按照境界论自由观的逻辑，普通民众当然很难达到较高的境界，更达不到最高的境界，因此，他们理当不自由，或者说不配享有自由；唯有“君子”甚至“圣人”“至人”“神人”[⑨]，才有享受自由的资格。

　　 境界论自由观认为，唯有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其实是混淆了两类不同的“自由”概念：一类是与“必然”相对的、认识论范畴的“自由”概念，主体所面对的是必然性，即所谓“天”。例如“人固有一死”[⑩]，不存在“不死”的自由选项；纵然有时可以“制天命而用之”[11]，也不意味着可以自由地改变“天命”，所以孔子才“畏天命”[12]。另一类则是与“奴役”“被控制”或“受干预”等相对的、伦理学以及政治哲学范畴的“自由”概念，主体所面对的是“他者”（other）的意志。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是后一类“自由”概念，“自由”意味着主体的意志行为不受他者的干预。这实际上就是伯林（Isaiah Berlin）所说的“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13]。

　　 2．境界论自由观还蕴含着另一种危险，即“自由的心态解释”，认为对自由的追求无需致力于改变外部的社会条件，只需努力改变自己的心理状态即可。例如，奴隶的自由不需要废除奴隶制，只需要奴隶们改变自己的心态。这显然是荒谬的。更有甚者，还有人对自由采取鄙夷的态度。这其实是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伯林称之为“酸葡萄学说”（sour grapes）[14]。显然，今天讨论自由价值观，作为一种“现代性诉求”，必须警惕境界论自由观。

　　 为此，必须将“自由”与“境界”加以断然切割，即自由与境界无关。事实上，孔子的自由观并不等于境界论自由观。最显著的例证就是他讲的“匹夫不可夺志”，显然是在强调普通人的自由意志（关于“自由意志”，详下）。邢昺解释：“匹夫，谓庶人也”；尽管“庶人贱，但夫妇相匹配而已，故云‘匹夫’”；但“匹夫虽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夺也”。[15] 普通民众当然谈不上有多么高的境界，但其自由意志是不可剥夺的。承认这种普遍存在的、不可能被夺去的自由意志，这就是“人性论自由观”[16]，犹如孟子所说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17]。所以，胡适曾引用孔子“匹夫不可夺志”这句话，以证明：孔子作为“中国思想界的先锋”，“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18] 当然，这里的“自由”只能被理解为涵盖古今的普遍“自由”概念。

　　 （二）普遍的“自由”概念

　　 本文尝试给出一个普遍的“自由”概念，这个概念蕴含着“正义”价值：“自由”指个人的意志行为在正义的社会规范内不受他人干预。这个定义包含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方面：

　　 1．“个人的意志行为不受他人干预”。冯友兰先生就曾指出，“自由意志”的含义即意志“不受决定”或“不受限制”[19]。这里包含三层含义：（1）自由的主体是个人（person）；或者说，我们将“自由”这个词语用于个人。当然，某种群体或集体的自由也是可以讨论的，因为他们也是某种主体；不过，我们讨论普遍“自由”概念的最终目的，毕竟是要关注现代人的自由，而这里作为社会基元的主体即是个体。[20]（2）这里的“行为”包括思想行为，即思想自由。（3）不受他人干预，这既是西语“自由”（freedom）这个词语的基本语义，即“免于”（free from ……）[21]；也是汉语“自由”的基本语义，即孔子所说的“由己”而不“由人”[22]。

　　 2．“在正义的社会规范内”。这里给出了两个层次的规定：

　　 （1）自由的前提条件是遵守社会规范（norms），包括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等。显然，真正的自由并非那种被庸俗化甚至被污名化的为所欲为，而是在社会规范下的自由。这里似乎存在着一种直觉的印象：“个人的意志行为不受他人干预”与“遵守社会规范”是相互矛盾的。两者唯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没有冲突，那就是这种社会规范本身就是个人意志的一种实现，即个人要么参与制定、要么同意这种规范。

　　 但是，这里的“同意”亦非泛泛的“认同”。例如，宦官通常也都认同太监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自由的。因此，“自由”概念的进一步规定是：

　　 （2）遵守社会规范的前提条件是这种社会规范本身是正义的（just），即这种规范是正当的（公正的、公平的）并且适宜的。[23] 如果社会规范本身并不正义，那么，遵守社会规范恰恰是不自由的表现。于是，我们就进入了正义论（the theory of justice）的论域，即正确的自由观必须以正义论作为基础。

　　 （三）“从心所欲不逾矩”与“自由”的概念

　　 上文谈到，关于孔子的自由观，人们经常引证他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这看起来很合理：“从心所欲”对应“个人的意志行为不受他人干预”；“不逾矩”对应“遵守社会规范”。但必须注意的是，孔子这番话乃是境界论的表述，所以他才强调年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4] 假如直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才算是自由的，那么，七十岁之前的孔子就是不自由的。圣人孔子尚且如此，何况常人！显然，这并非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人人享有的自由。所以，必须再次明确：“自由”并非境界概念，而是一个权利概念。

　　 但这并不是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对于“自由”问题的讨论毫无意义。刚才谈到“从心所欲”而又“不逾矩”与“个人的意志行为不受他人干预”而又“遵守社会规范”之间的对应关系，已然表明“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命题是有自由观意义的。但是，这种意义的揭示，首先必须去除境界的观念、年龄的条件。这就是说，如果要将“从心所欲不逾矩”理解为对“自由”观念的表述，那就不能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而应当说“人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说“‘从心所欲’之欲……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自由意志”[25]。

　　 不仅如此，正如上文所说，“不逾矩”或“遵守社会规范”是有前提的，即这种社会规范本身是正义的。这就表明：“自由”价值以“正义”价值为前提，必须先行讨论“正义”问题。

一、孔子自由观的正义论基础

　　 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26] 笔者曾指出：社会制度其实是社会规范的制度化，但并非所有社会规范都可以制度化，因此毋宁说：正义是社会规范的首要价值。[27] 那么，从正义为自由奠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说：正义是自由的首要价值。这是因为：自由作为不受他人干预的意志行为，乃是在社会规范内的行为，因此，如果没有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正义，那就没有真正的自由。

那么，何谓“正义”？这里首先要区分“制度正义”与“行为正义”。[28] 人们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这是“行为正义”范畴，如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9]；其前提是这种社会规范本身符合更高的价值原则——正义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