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故，仿佛在突然之间，供销社成了热门公共话题。

　　 我想到，时下常有“官二代”，“富二代”称呼，照此说来，我则是名副其实的供销社“二代”。不仅如此，供销社还是我的农村调研之旅首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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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初，我的父亲成为供销社职工。父亲读过五年书，家境困难辍学，十四岁离家去辽宁丹东一家商行当学徒，三年后回乡，在县城商行做“账房先生”，又五六年，开始自己做生意。1947年秋，国民党军队进攻胶东前，驻在县城的解放军某团撤退时廉价出售烟卷工厂，父亲不知内情而买下。这个七八个人的小工厂运营不足两月，国民党军便占领县城，不久，解放军反攻，国民党军又撤向青岛，父亲随国民党军去了青岛。后来，父亲回了家乡，因敌特嫌疑被捆绑关押数日，经审讯取保释放。经此折腾，没有了店面和工厂，父亲成为游动商贩，骑自行车在乡村集市售卖日用百货。这种生活在1949年后持续了三四年，父亲又参加到私人商店中去。1954年下半年后，县供销社建立，一些私营商业被并入，父亲由此而入职。

　　 父亲最初工作的供销社，只有一个职工，覆盖五六个村。我的母亲也在供销社，是家属，也是父亲帮手。母亲读过六年书，做过村里的扫盲教员，父亲去县城进货，或到附近集市，门市部则有母亲照应。那时候，供销社内部实行类似承包责任制，称“基本工资加奖励”，职工收入和经营业绩直接挂钩，母亲的收入大致相当于一个职工。上级已经计划把母亲转为正式职工，因为领导突然调动而搁浅。我在五岁以前，随父母生活在供销社，哥哥和姐姐则随祖父母住在老家村里。母亲说，当时我还不会走路，她忙时经常把我抱起来放在商店柜台上。我和弟弟随母亲回到祖父母所在的村，是因为“社教”运动开始后，村里有人举报，我母亲常年不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

　　 父亲又辗转工作过四个供销社，三个在村里，一个在公社驻地镇上，每处三四年。每个供销社四五个员工，父亲是负责人。每逢春节，父亲通常留下来值班，我常被带去陪伴，父子一起过节。去供销社路上，我坐在自行车后座，父亲严肃地说：“这里是公家，不是自己家，什么东西都不要随便拿！”我很小就在店里帮闲卖东西，诸如糖果、火柴、香烟之类。每天在糖果柜台前跑来跑去，偶有非分之想，从无不轨之举，父亲也从来没有拿过一块糖果给我。闲来无事，我学会了打算盘，主要是打“乘法口诀”，从“一一得一”到“九九八十一”，能正打，也能反打，且相当流利。那时候，农村小学四年级有学打算盘的“珠算课”。我读小学二年级时，就被老师叫到四年级课堂上去辅导。走在街上，我听到有村民说“赵宗山的儿子挺聪明”，很受鼓舞。

　　 在供销社，父亲是业务能手，算盘打得好，口算也极快，很受同事和顾客称道。小时候，我曾问父亲“为什么不入党？” 那时在农村，如果父母是中共党员，就是现在“红二代”的感觉。父亲说：“不被赶回村里种地就不错了。”我再问：“为什么跟着国民党跑到青岛？”父亲说：“对解放军一点儿都不了解，害怕。”在胶东半岛，凡是1947年跟随国民党跑过青岛的，称为“南逃分子”，是比“地富反坏”分子轻一些的罪名。文革中有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父亲因为历史“污点”曾被列入遣返回村名单。但是，因为会拉二胡，能为样板戏伴奏，为上级“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所需要，破例留了下来。父亲识简谱，是根据《东方红》曲子哼唱出来的，拉二胡是经人指点后练出来的，水平不高，但人生关头派了大用场。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父亲被关在一间中学教室。母亲每天晚上神色紧张地倾听广播。那些日子里，县广播站经常播报新揪出来的“贪污分子”名单。没有听到父亲的名字，母亲就大松了一口气。一个多月后，父亲回家了，被迫承认贪污400块钱后放了出来。父亲用自行车交了第一笔贪污退赔款，把为母亲新买的一块平绒布料也折价上交了。回家后，父母商量如何继续退赔剩余的“贪污款”，准备卖猪圈里的猪、自留地里的树。过了两三个月后，父亲被平反，原来的“贪污款项”一风吹，自行车发还了，父亲上下班又骑上了自行车。那时候我十一二岁，对父母那段时间的担惊受怕，印象极深。

　　 1978年春天，为了参加高考，我从村庄中学插班到县城中学读高二。高考前两三个月，父亲为了改善我的伙食，联系了供销社食堂，让我去吃午餐。那时粮食凭票供应，我不能吃食堂里的主食，早晨从家里带了玉米饼子，中午去食堂买五分钱或一毛钱的热菜。从食堂师傅到售货员，我在供销社也结识了一些朋友，上大学后还回去看望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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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春天，父亲提前退休，因为上边突然宣布了子女“接班”政策，机会不能错过。随后，父母又决定建一处新房，因为盛传“自留地要收归集体”。当时，我家的自留地种了若干梧桐树，建房可把自留地变为宅基地，以避免集体收回。那时宅基地审批不需经过政府，村里完全自主，主要看子女成家需求。我们兄弟三人，我哥已经23岁，建新房理由充分。因为要与政策变动抢时间，从父母做出决定到通过村里审批，再到动工，前后不过十来天。我当时上初二，算半个劳动力，为建房一个多月没有上学。

　　 后来我知道，“自留地收归集体”传言并非空穴来风。1975年是文革中农业学大寨、推行极左政策最盛行的一年。根据毛泽东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指示，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发表长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供全党学习，同时，身兼大寨党支部书记的副总理陈永贵，极力推动在全国农村收回自留地、关闭农贸市场和取消家庭工副业，因为这些都属于资本主义，都产生“资产阶级法权”。随后，又盛传要关闭县城五天一次的“大集”。县城大集从民国初年就是胶东著名集市。从县广播站连日宣传可知，关闭大集的决定来自县委书记，这位书记去大寨参观学习还没有回县就写信部署，理由是农民赶集影响集体农业生产，自由市场会产生资本主义。但是，政府无法控制四面八方的农民，集市依然如故。

　　 退休之后，父亲继续为供销社工作，在赶集日、繁忙季节做售货员，每月七八天，按天计酬。与此同时，父亲自学了服装裁剪加工，主要是做裤子，在供销社售货时顺便卖，同时也为附近村民做衣服。母亲做父亲的帮手，繁忙时两人通宵达旦。如此若干年，随着包产到户推开，农村商业也开放，父亲又与村干部一起开商店，主要经销木材、玻璃等建筑材料，因为改革后农民建房需求甚旺。父亲买了工具，学了手工切割玻璃，有时出去帮助安装门窗玻璃。父亲退休后劳作奔忙十几年，直至1992年患病。

　　 我工作以后，父亲在生病前，差不多每年来北京，供销社是我们的基本话题。他不仅去供销社帮助工作，自己的经营活动也直接依托供销社。实行家庭承包制初期，供销社状况变化不大。到198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农民从土地解放出来，个体私营商业蜂拥而起，供销社的计划经济优势丧失，情况逐步改变。父亲感叹：农民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供销社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父亲也谈到同事们的努力，供销社内部加强了责任制，搞了业绩考核，经营方式越来越灵活，门市部个人承包，店面仓库出租，与生产单位联合经营，等等。供销社也有自己的优势，有长期形成的供货销货渠道，有广泛的网点门面和客户网络，还有一些政府特惠，所以，有的经营得很好。从我家乡的供销社来看，虽然1980年代后期进入困难时期，但整个九十年代上半期依然保持了相对繁荣，职工福利依然很好，这通过父亲治病过程可以反映出来。父亲患脑血栓症状少见，半身麻痛但行动自如，从县城医院住院后到烟台住院，后来到北京301医院住院一个半月。那时统筹医保还没有建立，不论是在职职工，还是退休职工，治病都靠单位公费医疗，单位收入状况直接决定职工医疗待遇福利。那些年家乡的供销社业绩良好，这在全国来说并不多见。

　　 父亲晚年与我聊工作经历，说最怕搞运动。来了政治运动，就查历史问题；来了经济运动，就查贪污问题。运动来了，不交代贪污问题就过不了关。就连抽烟习惯也可以演绎为“贪污”：用店里的记账纸卷烟抽，一天若干支，一年若干支，十年累计，用了若干纸，就是一笔数量不菲的贪污款。在父亲的感受中，运动是持续不断的，经济运动比政治运动还密集。因为有这样担惊受怕的经历，所以退休让我哥顶替工作时，反复找领导沟通：“不要安排在商业系统，不能再跟钱打交道”。后来我哥去了中学做行政。

　　 2013年夏，我回家看父母。有一次，母亲谈兴正浓，父亲低头不语。我问：“爸，在想什么呢？”他慢慢抬起头，看着我，说：“小时候的事，想起了我奶奶。”略一停顿，又说：“供销社搞运动，‘洗手洗脚放包袱’”。神色开始活跃起来，给我讲起当年供销社查贪污，口号是“洗手洗脚放包袱”。他还说到，在供销社工作20年，拿退休工资38年，他感到很满足，对当初的无奈入职还有些庆幸。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和我谈工作经历。当年仲秋，父亲突然重病，卧床半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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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父亲说，最初办供销社的办法，是从农户手中凑钱，说是入股会分红。供销社办起来以后，没有让出资农民参加管理，也没有给农民分过红。我问：“农民没意见吗？”父亲说：“开始也有人来问，有的要求退钱，但是供销社不搭理。那时候连耕牛和土地都直接归了公，农民都不敢吭气，这几块钱算什么？”自从大办供销社，个体私营商业很快就不行了。政府没有直接取缔个体私营商业，而是大幅增加税费征收。父亲说，因为税费不断增加，个体经营很快就难以维持，一段时间内，他停掉了铺面，到车站用自行车载人来维持生活，相当于城市里的三轮车夫。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只有两种，或者并入供销社，或者回村种地。新办的供销社吸收了部分个体私营人员。我读高中时看到了学生登记表，注明父亲是“私商改造”。

　　 那时的家乡县城，只有两个商业单位，一个是国营商店，一个是供销社。国营商店是栋三层楼，店面比较气派，主要经营日用百货。供销社商店是一大排平房，店面面积很大，营业范围更广，不仅有日用百货门市部，还有生产资料门市部（销售农药、化肥，锄头、镰刀等），还有土产杂品门市部（以收购为主）。国营商店到县城为止，县城以下的商业系统全部是供销社覆盖。通常，公社驻地有一个比较大的门市部，在五六个村的地域范围内会有次级的门市部，文革中在每个村增加了一个代销点，代销点的人员有村民担任，并非供销社职工。从1955年之后，农村商业由供销社独家垄断，不仅个体私营商业不复存在，而且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等集体单位也不准经营商业。我工作以后，在单位会上，主任杜润生讲到供销社在农村一统天下，称为“大树下边无杂草”，由此引出要允许其他商业渠道存在的改革话题。

工作后我了解到，我党在根据地时期就组织包括供销合作在内的农民合作社，建政后，1950年7月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管供销、消费和手工业合作社。这个时期的供销合作社，作为一种新的农村商业组织，还是竞争性的，与个体私营商业同时并存，不仅没有垄断地位，甚至也不占主导地位。随着1953年底开始全国推行统购统销，供销社成为计划经济在农村的重要政策工具。标志性事件是，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由此而成为全国统一的农村商业组织系统，并建立起垄断地位。与农村集体化历程相适应，供销社性质定位屡经变化，开始说集体所有，1958年随着公社化而宣布全民所有，1962年因为公社体制调整又宣布为集体所有，“文革”中又成为全民所有。在改革之前，供销社作为农村商业系统，对于农村的商业流通覆盖是总体性的，不仅控制供应销售，也控制粮食以外重要农产品的收购，堪称“一统天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