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研究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73 次 更新时间:2024-05-02 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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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 (进入专栏)  

 

今天论坛主题是,“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宏大而具有深意。这是值得长期研究的大主题,应该贯穿长时期的中国发展研究。

我长期做研究农村问题,现在结合农村问题谈点看法。我想说的是,中国农村七十年变迁的历史经验表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入研究改革开放。

最近四十年间,中国创造了发展奇迹,这种奇迹来自于改革。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开辟了中国改革的道路,代表了中国改革的核心成果,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

恰好在45年前的昨天,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是中国进入改革新时期的根本标志。但是,如何改革开放,是逐步解决、不断展开的过程。随后遇到的问题,完全超出了三中全会预定方针,甚至恰恰相反。三中全会的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因为包产到户属于资本主义,而改革就是从包产到户开始。两年之后,1980年秋天,经过激烈的争论,新中央文件允许在落后地区包产到户,但是仍然规定“不准雇工”,因为雇工经营是资本主义剥削。可以设想,如果不允许雇工经营,难谈个人创业,更难想象现在的市场发展、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在改革研究界,很多人都知道杜润生。从1979年到1989年,杜润生主持起草了所有农村改革文件。晚年,他总结说:“农村改革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领导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他还有更通俗说法,农村改革是“有心栽花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过程,并不是依靠某种现成的思想理论就可以一往无前。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遇到挑战,不断遇到过去匪夷所思的事情,现成的思想理论不再管用,需要在思想理论上不断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

改革历程显示,如果说社会发展有规律,那么,发现规律的过程非常艰难,充满曲折,任何人都不能轻言掌握了规律,因为人的理性有限。改革开放是不断突破的过程,是一个民族保持活力的关键所在。不能因为有所发展就自鸣得意,孤芳自赏。所以,党中央提出“改革永远在路上”。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是一个概念,也是两个概念。一方面,改革与开放是整体性的,有机结合的,改革也是开放,开放也是改革。但是,在具体工作中,改革与开放又可以分开。开放,是思想的包容,胸怀的宽广,体现心态和眼界;改革,则更具有行为突破性、挑战性,更体现魄力和担当。

现在回顾改革发端,通常先说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1978年上半年,中央曾连续组团赴欧美考察。从中央领导到部门、地方领导,在考察中看到了差距,开拓了视野,激活了思想,找到了差距,激发了改变。这成为决策层推动改革的思想源头。可以说,这场考察是改革的重大启蒙。现在,改革史研究有个通常说法,开放早于改革,或者说改革从开放开始、以开放促进改革。

在广东,很多老干部都知道张根生,建国后他曾经是韶关地委书记,后来多年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秘书长。七十年代后期,他调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在当时的农业部领导中,他最早支持包产到户。他后来回忆,1978年第一批跟随副总理谷牧到欧洲考察,他看到欧洲的家庭农场,也是农业现代化,因此改变了思想,家庭经营与现代化并无矛盾。由此可见开放或者开阔眼界的重要性。

讨论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也许还可以把历史时段拉长一点。近代中国的五口通商,也可以说是一种开放,但是被迫的开放;洋务运动也是一种开放,是主动开放,但排斥外部的制度文化,坚持中体西用。所以,这样的开放,并非真正的改革。清朝政府有开放、无改革,危机不断加深,注定了败亡。所不同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也是被动开放,但是,化被动为主动,开启了真改革,文化上、制度上脱亚入欧,进入现代化快车道。用更宏大的历史视角看世界,可以说,改革开放是国家发展的永恒动力。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光辉灿烂,我们对此充满自信。我们也看到,中国四十年来的发展奇迹,是因为坚持了改革开放,向世界先进文明学习,而不是因为仅仅发扬了传统文化。如果没有对外开放学习,固守传统文化,就很难设想会有现在这样的发展奇迹。

今天来到了中山大学,我就想到了农村改革中的广东。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个月,1978年10月中旬,通过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中央领导知道一些地方发生了政策突破,一个是安徽凤阳县的包产到组,一个就是广东的甘蔗种植包产到人,增产两倍三倍。那时候小岗村的大包干到户还没有出现。“包产到人”比“包产到组”在农业生产责任机制上更进一步,这是广东农村改革的最早突破。

改革早期,发生在广东的更大的政策事件,是在1981年初,农民陈志雄承包鱼塘,大量雇佣工人。这突破了中央的政策规定,引发了比包产到户更持久、更深广的政策斗争,意见针锋相对。在高层领导中,一种意见认为,雇工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应该制止;一种意见认为,发展经济不能照搬老的框框套套,政策应该突破。这场争论持续多年。1989年,中央文件还规定共产党员不准雇工。但是,政策无法得到执行,社会潮流势不可挡,发展成为现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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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看来,农业家庭承包、允许私人雇工、允许个人经商办企业、允许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都是一些寻常事。但是,当年都经历很激烈的政策斗争。这说明,面对社会经济发展,许多问题都是不断认识提升的过程。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一样,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断提突破旧东西,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关重要。

谈到广东农村改革,我首先想到一个人,就是杜瑞芝。广东的农村改革是在杜瑞芝的主持下不断开拓的。五六十年代,杜瑞芝长期担任佛山地委书记,以言论大胆著称。1961年初,毛主席到广东,曾找他谈话,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事后,毛泽东对时任省委第一书记说:“你那个地委书记胆子很大,什么都敢说”。1980年代,杜瑞芝是广东省委常委兼农委主任,参加了中央关于农村改革所有文件的起草过程。那些年他经常到北京开会,我在会上是工作人员。他与中央领导讨论时说:“所谓农村改革,是农民拿着扁担打政府的屁股打出来的,农民步步紧逼,政府节节败退”。他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一个道理,政策应该顺应人民要求。这和党中央的总结,虽然语言表述不同,但是精神内涵一致。党中央总结农村改革的根本经验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和选择权利。

这几年,我在整理1949年以来的农村政策变迁史,特别是农村改革史。我常常感到困惑:不同地方的政策表现、发展绩效,为什么差别这么大?相同政策和方针,相同政治运行体制,读同一个文件,传达的同样会议精神,但是,不同地方的政府,采取的政策行为不同?有的地方更善于政策突破创新,口号是“遇见黄灯抓紧走,遇见红灯绕着走”;有的地方则更加循规蹈矩,不仅不能变通突破,而且变本加厉、层层加码,发展绩效就大不相同。

大跃进时期,有个著名口号,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这不仅是个口号,也是实实在在的农业生产经验。这使人联想到义和团的“降神附体,刀枪不入”。这个“经验”出在山东,半个世纪之前这里是义和团发祥地。文革中期,山东省委提出“反对学大寨,就是走资派”,由中央转发全国,将学大寨运动推向政治极端,对大寨的态度成为认定阶级敌人的标准。由此我也想到,从全国来说,大跃进都在搞,学大寨都在搞,但是这样极端的口号,这样的经验,是否能出在广东?建国初期,广东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都相对温和,而不是那么激进暴烈。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地缘政治研究,但是,在中国范围内,是否也应该有地缘政策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地缘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我在看政策史料中发现,文革时期被称为“资本主义复辟典型”的地方,往往后来在改革发展中走在了前边,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沿地区,如浙江温州。深层的是,不同区域之间的历史传统、文化理念差异,政治、政策和经济活动方式的差异,归结起来是人的差异。推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为什么出在广东,而不出在山东、河南?中国的这种地域差异,甚至超过欧洲大陆上的国家之间,如奥地利北部和德国的南部地区,荷兰与比利时,法国东部与瑞士西部,这些国家地区之间的历史文化差异,甚至远不如中国的南北方或者东西方更为显著。所以,在中国的国情条件下。研究国家治理,研究区域发展,也要研究区域历史传统,研究不同区域的政治、文化和理念。这是改革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

当前,中国发展处于新时代,面临的困惑挑战多,需要反思总结、深入研究的问题多。近代以来,广东是中国开放变革的高地。站在岭南这块土地上,研究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会激发特殊的想象力,会有不一样的灵感,会有特殊的高度和深度。

 

(2023年12月23日,广州)

(本文是作者在中山大学主办岭南发展论坛(2023)上的讲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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