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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的定位
最近风闻要重新振兴供销合作社，这令我回忆起在供销社工作的那段经历。1972年我插队两年后参加工作分配到首阳供销社工作。供销社上面的“主管”是商业局，下面的“脚”是“代销点”。我所在的陇西县大一点的公社都有一个配套的供销社，当然除城关镇外，当属陇西的三大镇——文峰、首阳、菜子的供销社最大。供销社从最初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产物快速演变成为计划经济服务，它的职能定位是农副产品的统购和农资产品和日用品的统销，试图通过这个机构ld农村商业领域。
说白了我所在的供销社就是一个镇上的商业局，所有与商业有关的事务都归它管。我们供销社下辖一个饭店、一个书店、一个生产资料门市部、一个百货综合店以及一个农副产品收购站。该供销社是个老社、大社，在这方圆几十里都有分社，本社职工最多时有60多人。
建国后供销社初成立时还真有些“抱团取暖”自发结社的合作社的味道，1954年国家搞统购统销，就把人事、经营权上收，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合作性质变成了归国营商业管的下属单位，1961年国家经济困难，供销社权限再次下放，文革时期第二次又收上来。1975年又与国营商业分离，变成集体所有制自负盈亏。
不过，两次“下放”都并不是真正恢复供销社的民营“合作”性质。供销社并没有还给农民，农民的股份并没有恢复，供销社的经营更与他们无关。与西方的“罗奇戴尔”、“蒙特拉贡”和路易艾黎当年在中国搞的“工合”更不是一回事:原来当你是国营商店差不多的“亲儿”，现在供销社被称为“后娘的孩子”。
由于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命运多舛几起几落，与国营商业两分两合，但它从来都是承担代价的一方，让两万多基层社、上百万供销人寒了心。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只要政策允许，脑子活泛点的都出去单干了。供销社定位随着政治风雨飘摇，1978年改革以后农村市场开放，供销社成为鸡肋，自然也就衰落下去了。
“一打三反”在基层
1972年我到那里时，正是供销社第二阶段经营权限上移的时候。文-革进行到九大召开以后，当大家都认为“革命”已抓的差不多了，坏人已经从中央清除，该促促“生产”的时候，不料九大上钦定的接班人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文革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在“批林整风”声势下，林彪事件前已经开始的“一打”（打击反革命活动）“三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再次掀起新高潮。
今天研究“一打三反”的文章已经有一些了，但侧重都是在“一打”，即借镇压“反革命活动”之势，连带收拾几年前曾经冲击过当权者的“造反派”人士。
但对“一打三反”中的“三反”则研究者不多。甚至有人说当时就只有“一打”而已，“三反”并未形成运动。而我的感觉相反：其实对基层而言，“三反”的影响远大于“一打”。无论北京等大城市是如何搞“一打三反”运动的，反正在我当时所在的边远乡镇，因为文-革前期“走资派”已斗的毫无新意了，出名的“造反派”也没几个，所以这次折腾的新花样虽然也是矛头向下，但重点不在“一打”而在“三反”。
有人说当时的“三反”类似于“反腐”，但它整的并非官吏（相反，那时受到“造反”冲击的官员开始大量复出）而是群众。如果说反腐是要收拾贪官污吏，那时的运动却是要收拾“贪群污众”——不要说我生造名词，当时给我们传达时的提法，就是要“织一张密网，打尽小鱼小虾”。官方的说法就是要狠整基层的经济犯罪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后者主要对农村，前者主要对工商业。一时间到处风声鹤唳，气氛极为紧张，自杀者迭出。我去时高潮已过，听老职工说仅我们一个小小的供销社竟然就有5个（有人说是6个）人在这次运动中自杀。
我在小说《商业局的五朵金花》中写的马建设住的房间床铺下面有一个磨盘，那其实就是我个人的真实经历。
我刚到那里宿舍里没有电灯，黑灯瞎火的小煤油灯下啥也没看清楚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有老职工问我，“昨晚上睡觉床下有啥动静不？”我一脸懵懂地说：“没有啊！”一群人诡异地挤挤眼也不告诉我原委。还是一位比我早到一年的一位大姐告诉我，你床下的那个磨盘是因为有一个会计跳井自杀，后来填井后放在上面“镇鬼”。井废后在上面盖房，但没人敢住。你新来乍到，就安排你住了。好在我不信鬼神，就一直与“磨盘”和“水井里的死鬼”为伍，相安无事地住着。
我们到单位前在商业局集训的时候，省工作队和县革委分管商业的常委都告诫我们，“时刻紧绷阶级斗争一根弦”，要和“坏人坏事做斗争”，尤其要破除地方上“乡亲熟人社会里抹不开情面的包庇作风”。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是有原委的。西北这些省份当年基本上是由“一野”解放的，除部队留下一些人员管理地方外，又派来一批“西进”干部，所以地委、县委的领导好些都是陕西籍的。五六十年代又分来一些湖北、四川籍的转业军人充实中层领导，所以县局一级头头多是外地人，而办事人员则基本上是本地人，这样社会分层与地域的关系就体现得很微妙。
当地话把这些人统称为“一面人”，意即和我们不一样的“外面人”。文-革前以及文-革当中，上面派下来的干部都认为“地方主义”是中央指示贯彻不力的一大原因，本地干部一般都异地升迁，历次运动都要强调这一点。因此这里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也隐约体现了些地域因素，当地人对外地官员的“治理劣迹”格外痛恨。
盘点的奥秘
我初到时分配在综合门市部的鞋帽组。综合门市部是社里营业额最高的部门，共有布匹、小百货、鞋帽、食品和针织五个组，每组两人，多是一师一徒。我在鞋帽组的师傅50年代末就在这里供职，见证了供销社的起起落落。他为人极为小心谨慎，谦恭木讷，是公认的老实人，号称“闷葫芦”，一天到晚驮着背，除了在柜台上报价钱，从不多说一句，也不吩咐我该干什么。只是在逢集的时候看见我杯子里的水干了，就会把他热水瓶里的热茶续给我。
我们是这方圆几十里唯一的种类齐全的商业网点，那时候统购统销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过去有所谓国家干预的“三类物资”之说，即统购物资、派购物资和议购物资，但到文-革期间后两类也控制得越来越紧，实际上也“统购”化了。这些国家管控的物资多达200多种，仅农副产品就涵盖“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十二大类，老百姓私人之间看似没有完全禁止物品流通和交易，其实交易范围已经很小。就连“自然经济”时代也一脉相承的农村传统集市贸易也已经奄奄一息，我们那里以前是逢三六九开集（近于三天一集），到了那时已经变成十天一集。
而且农民赶集不像过去多是为了自由交易，而更多地像是生产队允许他们有点休息日，顺带交易也多是与“公家”打交道。当时农副业和工商业产品的交换和日常需求基本都在我们“公家”进行。尤其在“一打三反”期间，私下里交换或出售那些物品都属于“投机倒把”，叫“纠察队”看到不但没收全部货物，还要抓去办“学习班”或者“劳改”。农民除了生产队的“分红”以外，货币收入主要靠生猪、鸡蛋、药材、亚麻等等，但是这些产品只能卖给我们“官营”一家，拿到货币现金后再到我们的门市部消费。
至于出售农副产品和购买日用品的定价，不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而是由公家说了算，也就是由商业局核定的“铁板钉钉”一口价。我知道这就叫“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剪刀差”，明知道贱卖贵买也没办法。
我们是十天一集，尤其是秋收过后每次逢集就跟打仗一样，9点钟开门，7点钟就有人等在门口，柜台都要挤垮了（所以我们不像城市里使用玻璃柜台，全是结实的木柜台），不要说喝口水上卫生间，有时连中午饭都要等到下午3点钟以后才能胡乱拨拉几口，我有次小辫散了连用猴皮筋绑一下的功夫都没有，就一直这么散着头发到下班，因为头发上沾了很多棉絮，晚上去食堂吃饭，大家都说像鬼一样。
由于刚刚经历过“一打三反”，大家对收款和付货格外小心，但是忙中难免出错，比如叫顾客多拿走一穿袜子、几个铁钉、顺走几块水果糖，找钱时把重叠的两张一块钱当一张等等都属于“营业事故”，在政治学习时要做检讨的。但是我们最怕的是“盘点”，以前每半年盘点一次，“一打三反”后改为每个季度都要进行一次帐、货、钱“三清点的三讫”，社里规定要求这三项之间的误差率不能超过“个位数”，也就是在10元以内。
我刚到两个月就赶上了第一次“盘点”。由于商品繁多，我们摸黑起来把货品码齐按照账本逐个清点，一直搞到下午五六点钟，结果我们鞋帽组差了五十多元的货物，急的我只好返工重来。一直弄到晚上十点钟晚饭也没吃，算来算去还是短缺一大块。后来我师傅不知从哪里翻出来十双解放鞋递给我说，“你一定是忙糊涂咧，这里漏盘了十双鞋”。我把这十双鞋加进去，刚好账面上持平还长出4-5块钱，“好啊，符合规定！”我一颗定心丸放在肚子里，美美地倒头补着睡了一觉。
第二天早上醒来感觉哪里不对劲，因为就这点货物我从几天前就开始做记号，来来去去清点了三四遍了，不可能有遗漏，师傅是从哪里找到解放鞋呢？师傅不爱言语，我也不敢多问。这件事一直就成为我心里的一块疙瘩。后来有一次天气好师傅让我把他的被子晒到院子里，我把被子晾晒以后整理床铺时在床下发现大大的两个纸箱子，拉出来一看，一箱解放鞋、一箱帽子。而且货品编号全是我不熟悉的，也就是说师傅可能在账本之外私藏了两箱物品，我快速估算了一下价值，大约在200元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师傅有可能把货物私自拿回家。
“我的妈呀，百元以上就是经济犯罪”，这不就是“三反”中的“贪污盗窃”吗？我想的脊梁骨一阵阵发凉。我们是十天休息一天，放假回家时我看着师傅手里拿着一件换洗衣服，也不像里面藏着什么东西的样子。本来想放假时跟父亲谈谈此事，但是父亲因故没有回来，母亲在单位里协助工作组查账，也没有看出来我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拿不定主意这件事是不是要说出来，对谁说？在心里翻了好多滚，后来我请教布匹组的小“老职工”，之所以“又小又老”，小是因为年龄小，老是因为参加工作比我还早两年。你们布匹组“盘点”要比我们复杂，为什么总能做到规定之内的略有盈余呢？她告诉我一个她师傅传授的“秘密”。一般来讲账面和货物都会有误差，也许这次长一点，下次短一点，但是规定严格到个位数是不近情理的，定这样规矩的人肯定没有在门市部干过。
社里自杀的人除了出纳以外，基本上都是因为货物短缺一时说不清楚，而在“运动”的压力下走上了绝路。于是老营业员在平时售货的过程中，都要让货物长出一点来，当然长多了也不行，这样就会积攒下来一些货品，在每次盘点误差的时候再一点点添进去。
我问，如何才能做到长出来呢？她白了我一眼，“你连这都不知道，手紧点呗”。我明白了就是从顾客那里克扣出来。她说，各个组都这样，这已经成为不公开的秘密，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我说，那长多了不就可能出现“经济犯罪”吗？她说，“大家心里有数，差不多能持平了就手松一点”。
我这才恍然，师傅那床底下的鞋和帽子敢情是拿来一点点贴补盘点差额的。我差点冤枉了他。可是我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不向上反映，把误差损耗比率调大一些呢？这样大家的心理压力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