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恐惧文化”外,什么都不足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21 次 更新时间:2007-04-13 07: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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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菲雷迪  

  

  弗兰克·菲雷迪 著 吴万伟 译

  

  人类思想和行为是如何被不确定性的魔力窒息的。

  恐惧在21世纪的意识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我们好像通过恐惧叙述越来越多参与各种议题。你或许看到这个趋势在上个世纪就开始出现并逐渐成型,常常被描述为“焦虑时代”。1 但是在最近几十年,它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明确,因为恐惧的对象清晰显现出来了。

  诸如“政治恐惧”“犯罪恐惧”“未来恐惧”等术语的兴起证明了当今恐惧文化的意义。我们中的许多人好像通过描述恐惧而认识到我们的经验。恐惧不单单是和大肆宣扬的灾难威胁比如恐怖分子袭击,全球变暖,艾滋病,或者可能的流感病毒,而是,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还存在日常生活中的“静悄悄的恐惧”。

  按照费尔·哈伯德(Phil Hubbard)在2003年的文章“后工业化城市的日常焦虑:多种多样的恐惧和厌恶”,周围的恐惧‘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社会空间内’(2)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用他的“低级恐惧”概念附和了这个说法。(3)最近一些年,恐惧和焦虑的问题已经被提出和各种不同议题联系起来:风险意识的统治地位。(4)城市环境的恐惧(5),犯罪恐惧(6),他人恐惧(7),通过媒体恐惧放大(8),恐惧作为独特的文本(9),恐惧对法律的影响(10),恐惧和政治的关系(11),恐惧作为一种“文化”(12),恐惧是否构成“独特的文化形式”的问题。(13)

  恐惧往往和具体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本身很少被作为社会学问题来考虑。正如埃里默·汉吉斯(Elemer Hankiss)指出的,恐惧的作用“在社会科学中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他说恐惧获得“哲学,神学和心理分析上的认真的关注,在人类学和心理学上关注就少些,在社会学上关注最少。”(14)恐惧的这种理论化不足可以被看作不断扩张的对于风险的文献。虽然有时候被当作风险的同义词,恐惧被当作当今风险文献的过后思想,注意力集中在风险理论而不是对恐惧本身的探索。实际上,在社会学辩论中,恐惧好像已经成为风险辩论的看不见的同伴。

  但是,风险理论家普遍承认恐惧和风险是密切联系起来的。正如狄波拉·勒普顿(Deborah Lupton)在1999年的书《风险》中说风险“已经成为恐惧,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感情的核心。”(15)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在2002年出版的书《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提出了类似观点,他指出‘对风险的反思现在被吸收进不安全,受害者和恐惧的广泛文化中。”(16)对新工党的经济政策研究一番就会发现这些政策是用“变化,恐惧和风险”的语言写成的。(17)

  在最近一些年关于风险的研究中“恐惧”和“风险”在很多情况下是被互换使用的,但是风险的社会学已经成为重要的不断增长的研究领域的地方,对恐惧的理论研究仍然发展缓慢,很不成熟。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或许是对恐惧进行社会学研究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在他1982年的书《文明过程第二卷:国家形成和文明》(The Civilising Process Vol 2: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中,埃利亚斯指出恐惧是最重要的一个机制,通过这个机制“社会结构被传递给个人心理功能上。”他指出“文明的性格”部分是人们的恐惧内在化造成的。这是恐惧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的引人注目的重要的观点。(18)不幸的是,埃利亚斯的观点没有结合恐惧的当代经验进行深入挖掘。实际上,当今作家和思想家倾向于使用‘恐惧’这个词作为想当然的概念,根本就不需要解释和阐述。

  本文的目的就是考察恐惧在当今时代包含的各种因素,包括恐惧是如何起作用的,如何辨认当今恐惧文化中的主要因素。大卫·加兰(David Garland)在2001年的书《控制文化:当代社会中的犯罪和社会秩序》中谈到犯罪恐惧时说‘我们的恐惧和反感,我们的常识叙述和理解已经确定了文化由文化剧本维持和再生产出来的文化事实。”

  文化剧本(cultural scripts)的概念帮助揭示了恐惧的感情。文化剧本传播感情的规则,以及那些感情表达的意义。个人根据环境和自己的性格解释和内在化这些规则,同时总是受到规则的重大影响。正如埃利亚斯指出的,‘激发或者遏制个人的恐惧和焦虑的强度,种类和结构从来不是完全取决于他的本质的’,相反,它们‘总是被决定了的,最终被他与别人的关系的历史和实际结构所决定了的。’(19)

  所以恐惧的影响是被人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构造的结果。(20)恐惧是由本我,自我与他人的相互关系决定的,也受到指导人们如何回应对自身安全的威胁的文化剧本的影响。所以在当今社会要把握恐惧就需要对文化影响进行评估。不是把恐惧作为明确的感情,想当然的概念,我们应该探讨附着在恐惧上的意义,以及控制经历和表达恐惧的方式的规则和风俗习惯。

  社会学家需要问如下的问题:在他们考察当今恐惧的时候,‘感情事件的意义可能是什么?(21)感情历史最深刻的研究之一指出我们必须区分‘社会的集体感情标准’和个人的主观感情。(22)当然,个人的感情经历是恐惧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必须试图把恐惧作为社会现象来进行理论分析。影响我们管理和表现感情的文化模式也影响经历感情的方式。

  比如,经验告诉我们恐惧的强度不是直接与具体威胁的客观本质成比例。厄运,不幸和对个人安全的威胁不能直接产生恐惧。相反,我们对具体情形的反应是通过文化模式的媒介传播的,他们应该如何反应,如何感受。

  阿莉·霍赫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在1979年进行的开创性的感情社会学研究中,描述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感情规则”的这些非正式的期待。(23)这些感情规则影响行为,它们指导我们应该害怕什么,我们如何害怕它。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人们用已经成为他们日常行为和思想的一部分的感情和行为模式处理危险和与其有关的恐惧。”(24)但是把焦虑的反应改变为恐惧还需要社会;力量的干预,这个社会力量我把它称为“恐惧企业家”(fear entrepreneurs)(25)

  正如社会学家戴维·阿什德(David Altheide)提出的“恐惧不是自然发生的,它是社会构造的结果,然后被那些试图从中获益的人操纵。”(26)尽管恐惧的这个社会构造观点倾向于刺激对自身兴趣的作用,在这个程度上恐惧企业家利用恐惧以便获得一些直接的利益。它强调人类机构在制造恐惧方面的作用是对恐惧是天生的或者纯粹心理上的特征的观点的有用的反驳。

  因此,恐惧的意义和经历被文化和历史因素不断约束。比如,饥荒的历史恐惧和今天的强大的肥胖恐惧就非常不同。(27)社会曾经把对上帝的恐惧或者对地狱的恐惧的意义和当今对环境污染或者癌症的恐惧非常不同。恐惧并不总是具有负面品质。16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恐惧是实现个人自我和文明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东西。(28)对霍布斯等人来说,恐惧可以被看作对新事物和大变革的相当有道理的反应。对于个人来说,恐惧也不总是被看作负面的感情。正如戴维·帕金(David Parkin)在1986年的文章“对于恐惧的担心”中指出的,到了19世纪的时候,恐惧的情感还与“尊重”“敬畏”“崇敬”联系在一起。比如“敬畏上帝”在文化上受到称赞和尊重的。相反,当今敬畏上帝的行为在当今流行的文化看来是非常不自然的。

  事情进一步复杂化,因为被用来描述恐惧的词汇和短语从文化和历史上是具体的这样一个事实。当今,我们讨论恐惧是某些非具体的,分散的,密切联系在个人的治疗观。在她2005年出版的关于恐惧文化史的研究中,乔安娜·布尔克(Joanna Bourke)指出最近的“把恐惧通过治疗革命转变成焦虑”的重要性。(29)关于“风险”的焦虑,或者感觉到“压力”或者“创伤”或者“脆弱”非常清楚地显示当今的个人化的治疗词汇影响到我们对恐惧的敏感性。

  

  当代恐惧文化

  

  在一场关于文化影响人口的辩论的重要文章中,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指出“人们对于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使用了多少文化这个问题上差别是很大的。”(30)但是使用文化的行动本身,人们“学习了如何做或者成为某个种类的人。”

  斯威德勒指出这个“自我形成”连续呼吁更广泛的文化的象征性资源。她注意到“通过象征经验,人们学会欲望,情绪,思想习惯,和感情,没有人能够按她自己愿望创造出来的。”思想和感情的这些习惯影响个人认识自己经验的方式,以及他们如何看待威胁,如何对威胁做出反应。正如诺贝特·埃利亚斯指出的,‘羞耻,战争恐惧,敬畏上帝,内疚,惩罚恐惧,丧失社会地位,被他自己感情冲动克服的人的自我恐惧的强度和形式取决于“他的社会的结构和他在这个结构中的命运。”

  威胁是通过文化观协调的。今天文化的角色比从前时代更加强大。按照斯德芬妮·格鲁普(Stefanie Grupp)在她的文章“恐惧文本的政治含义”中说,个人恐惧是通过媒体形成的,越来越少是直接经验的结果。‘恐惧越来越少地被亲身经历,越来越多地在扭曲的和抽象的层次上感受到。’她的结论说。她还暗示“一直存在着普遍的从让人恐怖的生活到带有让人恐怖的媒体的生活的转变。”(31)

  这个观点得到阿什德的呼应,他说“大众文化已经成为推动恐惧文本的主要因素。”(32)即使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好像也抓住了这个趋势。在2001年10月的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到“为什么西方媒体这么反人性,本拉登回答说‘因为它给欧洲和美国人的心理灌输恐惧和无助的情感。”法学理论家克里斯托弗·古泽利安(Christopher Guzelian)说恐惧的这个间接方面是当今恐惧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他相信‘美国电子时代’的大部分恐惧是传递给社会的‘风险信息’(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结果。他的结论是‘风险交流,而不是个人经验造成了当今恐惧的一大部分。’(33)

  但是,当今恐惧的影响不能被作为媒体力量的直接结果。个别化的真正动力学意味着恐惧被破碎的原子化形式经历。这就是为什么恐惧很少被作为集体的不安全感所经历,这正是从前时代的特征。这种从集体恐惧到个人恐惧的转变被南·埃林(Nan Elin)很好地抓住了,此人在1999年的书《后现代都市化》(Postmodern Urbanism)中说我们当今感受到的恐惧不再是“危险性种类”的恐惧了,而是恐惧已经“回到家里”,变成私人的东西了。(34)恐惧的敏感性被用孤立的方式内在化,比如作为犯罪恐惧,或者非常乏味的对生活总体上的“周围的恐惧”(正如哈伯德描述的)。哈伯德说这是一种恐惧,“要求我们警惕地监督我们生活的每一个乏味的琐事,因为即使平凡的行为现在也被看作内在具有风险和危险性很大的事情。”(35)

  低层次的恐惧和风险好像泛滥和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但是恐惧的更加个人化这个发展的真正意义是现在人们感受恐惧的高度个人化的,甚至风俗化的方式。正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指出的,后现代性把现代性的恐惧私人化了。‘由于恐惧私人化,不剩下任何希望,人类理性及其在地球上的代表,将让人类被人引导旅行,肯定最后进入一个安全的,让人舒服的避难所。’(36)

  约翰·基恩(John Keane)让人们注意到恐惧私人化的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当今越来越明显的倾向要把个人的恐惧转变成公共的恐惧。恐惧私人化鼓励对于自我的内化倾向。根据一项有趣的研究,当公众人物被采访关于他们面对的个人风险时,他们倾向于表达“危机,恐惧和焦虑作为自我产生的,个人问题,‘个人传记’的产品。”(37)

  

  恐惧本身作为问题

  

  关于当代风险意识的公众辩论的经常性问题是当今社会是否比从前更可怕了。有些人相信当今的“恐惧严重性和本质”和过去的不同,因为“恐惧看来似乎无处不在”。(38)对于犯罪恐惧的研究主张日常生活中的恐惧一直在增加。在南·埃林看来:‘恐惧因素当然在增加,体现在上锁的汽车,防盗门和安全系统的增加,所有年龄层和收入团体的门户和安全社区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公共场所加强巡逻,更不要提新闻媒体传递的无休止的危险报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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