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如何以国学铺染民族文化底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8 次 更新时间:2022-12-19 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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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明 (进入专栏)  


国学是国人的文化基因,中国人应对国史与文化怀有温情和敬意。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就要复兴国学,从历史深处寻找民族精神基因,从民族基因深耕精神家园,温古鉴今,探寻传统元素的转化与新生。作为一个伟大文明的存在,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孔子儒学代表了文化的样态与气质,使中华民族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今天我们应寻绎传统,认识国学精华,发扬儒学传统,铺染中国人的生命底色。

国学就是孔子儒学传统

说到国学,人们皆知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内容宽广,义理精妙,历史悠久,根底深厚。尽管人们对“国学”理解不同,但时至今日,已形成两点共识:其一,国学是决定道德与价值信仰的学术,决定国家文化的境界与品质;其二,国学以孔子儒学为主干,以儒家六经为中心。

作为一个概念,“国学”一词出现较早,《周礼》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记载,这里的“国学”指邦国学校。中国自古重视社会教化,“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将教育视为立国之本。《学记》言:“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孟子》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古代中国,很早就通过兴办庠、序等学校,向社会传授孝悌之义。

今天所说的国学有所不同,它是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后,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为区别“西学”与“中国之学”而诞生。中日甲午战争前,人们讨论“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甲午战败后,全盘西化的声音甚嚣尘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则又打破了西方文明优越的神话。人们对中国固有学术不断反思。胡适等提出“整理国故”,章太炎等人主张“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创办国学讲习会,中学、国故、国粹等词汇也成为“国学”的代名词,均指与“西学”相对而言的中国传统学术。

说起来,举凡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天文地理、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典章制度,乃至医术、建筑、文字、音韵、训诂等,都可以视为国学。然而,正像一棵大树有树根、树干、枝条以及花朵、果实,中华国学之树也结出了许多文明花果。但必须了解大树的根脉,才能固本培元。要看到国学内容上的宏富广阔,更应看到其体系上的主次分明,走近国学的中心意涵,把握作为文化底层或深层的价值、精神、灵魂。

学习国学,要理解国学之根,认识华夏之魂,挺立民族精神。国学不排斥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各地区的文化特点,但要看清主次,区分本末,“统之有宗,会之有元”。中国传统文化有其主流,中华国学有其中心意涵。李学勤先生说: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明朝曾有人说:“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有礼义之风,衣冠文物之美也。”史学家夏曾佑先生说:“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梁启超先生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就在儒家”,“中国文化,离不了儒家”。何以中国?是以中国!

儒学凝结中华文明精华

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孔子与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一样,开创了一种思想文化的传统,对世界文明产生深远影响。但中国文化又有所不同,它有着更为久长的源头活水。孔子思想不是个人的“无中生有”,而是“述而不作”:孔子不仅继承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精髓,不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甚至还研究“五帝”之“德”,为其“开创”儒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人谈及世界文明,喜用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理论。但这一理论没有关注到中华文明在孔子、老子以前的漫长发展,没有论及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何以那样尊崇古代先王。他们心目中,有对先圣、先王的理解、崇敬、阐释与继承。春秋战国诸子争鸣的时代以前,中华文明已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有较高的发展水准。在孔子时代,中华文明已到达成熟期、鼎盛期。

学术研究以及考古材料都证实,孔子儒学思想深深扎根于上古文明的土壤,这棵文明大树的树干之所以粗壮,是因为它的根扎得很深很牢。不理解孔子儒学的思想来源,不了解上古三代文明的高度发展,很难认识理解孔子思想的深度、高度、宽度及其超越性。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思考孔子学术对中华国学的意义。

早在尧舜时代,中华文明已有了“国家”的基本形态。到西周初年,中国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政治体系中的中央权力机构、设官分职原则、刑罚制度、度量衡制度、祭祀制度等已诞生,民本思想、德治体系、伦常观念等中国文化的重要思想观念已初步形成。周文化乃是“损益”夏、商文化而来,周公“制礼作乐”,礼乐制度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行为规章。周公是周朝礼乐文明的奠基人,孔子所居鲁国乃周公封国,鲁国文化与周文化一脉相承,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春秋末年“礼坏乐崩”之际,孔子收拾遗散,整理诗书礼乐,赞《周易》,作《春秋》,集合周代典章文籍、伦理道德,全面继承了周代文明成果,从而构建起他的儒学思想体系。

孔子整理六经的过程,也是他阐发学说的过程。整理六经,不是简单的编集,而是一个系统的文明集成。正因如此,他的思想学说才具有超越其所处时代的突出特征。柳诒徵先生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梁漱溟先生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的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孔子站在当时历史的制高点上,承上启下,济古维来,成就了孔子儒学的全体大用。

学国学要得其门而入

国学是国家之学,也是国人之学;是知识精英之学,也是国民大众之学。但是,国学宫墙万仞,博大精深,如果不得其门,难免望而兴叹。学习国学要有抓手,需要得其门而入。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华经典,承载着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价值体系、思维方式,是国学的根基与灵魂。学习传统经典、走近孔子儒学,是通往国学殿堂的门径,是走进国学的牢靠抓手。

陈寅恪先生曾向夏曾佑先生请教读书问题,夏曾佑先生说自己已经把书读完了。在他看来,中国最重要的就是四书五经和《荀子》《老子》《庄子》,这些书最为关键,是“中国”的核心典籍。读了这些书后再读其它,有利于理解多元的思想。要保持社会人心之正,树立正确的价值信仰,就一定要习正学,读正经,不能“索隐行怪”“攻乎异端”。要先读重要的书,先读必读的书。

经典是“入道见志之书”,读经典让人心中有道。经典承载中华民族所信奉的道术、常理,是中华文明存在的基础。从个人层面说,人要“志于道”,有目标,不迷茫。儒学教人明德向善,循理而动,遵道而行,这样才能成为有格局、有境界的人。从社会层面说,孔子儒家追求大同理想,希望选贤与能,人人讲信修睦,遵守伦理纲常,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能从“天下”“四方”“人类”的整体利益着眼的民族与个体,深刻理解了自己的文化理想与情怀,就能生发出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

“人能弘道”“道不远人”,从孝悌出发培养爱与敬。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是关于“家”的文化,传统儒家把孝悌看成“为人之本”,所以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孔子说“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这是中国“至德要道”所在。为人之道要化为行动,孝悌是行动的起点。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人要成长,就要“明明德”,由爱亲之孝、敬兄之悌唤醒良知良能。亲亲而仁人,仁人而爱物,将家庭伦理推衍为社会政治伦理,可推广爱敬,情满世界。

开放包容,守正创新,以世界视野挺立民族精神。儒学本身具有开放的品格,孔子就不停地向历史、自然、社会学习。今日弘扬国学,建设时代新文化,也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塑造“中国心智”的哲学社会科学,既不是对传统典籍的传承,也非立足中国实际的当代研究,而是对西方学术名著经久不息的翻译、学习、研究和传授。王学典先生明确指出,这期间形成的“中国心智”是一种“外向型心智”,如果不能改变这一态势,当代中国学术可能永远只是西方学术在中国的回响。要改变这一态势,还是要立足根本,光复中国哲学的原典时代。

今天,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也有许多或激进冒进,或偏执一隅的做法,存在形式化、表面化、功利化的现象。我们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就要把握中道智慧与中庸学说,执中而行,不偏不倚。要理解把握“内圣外王之道”特性,就要看到它的“道术”特质,有系统思维、整体意识、全局观念。守正创新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特征,通过温故而知新,处理“变”与“不变”之间的关系,抓住精髓,把握实质,提升史识,考信释古,开辟时代文化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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