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尊重常识是战胜经济挑战的前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1 次 更新时间:2022-12-09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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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进入专栏)  


2022年11月24日,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10期“中国经济的新征程与新挑战暨《经济的常识》悦读会”在线举办。北大国发院院长、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经济的常识:中国经济的变与不变》作者姚洋教授做主题演讲,并与《财经》杂志主编、《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何刚对话。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非常高兴有机会在我的新书《经济的常识:中国经济的变与不变》出版之际与大家交流几个问题。我主要分享三点:

第一,常识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第二,不符合常识的经济学理论危贻害极大;

第三,不符合常识的经济政策导致错误的结果。

常识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大家都知道现代经济学的鼻祖是亚当·斯密,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亚当·斯密为什么要写《国富论》。其实,按照他那个时代的叫法,亚当·斯密应该是哲学教授,他的第一本书《道德情操论》就是一本哲学著作。

他为什么要写《国富论》这本书?为什么要提出“市场”这个概念?这和启蒙运动有关,特别是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有关。

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不太一样,苏格兰人特别注重情感和经验,而欧洲大陆的人更注重理性。这一区别奠定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特色,也奠定了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为人类所做贡献的突出特征。

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贡献,至少在当时,是终结了基督教对人的思想的束缚。此后,虽然基督教依然存在甚至还有革新,但基督教对人的思想的束缚已经瓦解。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第一位奠基人物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也是亚当·斯密的老师,对于“道德从哪里来”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基督教思想认为道德来自上帝,比如,一个人只要按照“摩西十诫”去做即可。然而哈奇森提出质疑,他认为道德不来自于上帝,而就在每个人心中,人从自己心中就可以产生道德。这是不得了的思想,因为这相当于说人可以不需要上帝就知道该如何去做事。

这一思想打开了思想启蒙的大门。随后,苏格兰启蒙运动开始向着回归或解放“人性”的方向推进。特别是亚当·斯密的好友大卫·休谟,他认为情感才是人类行事的基础,而不是理性。

顺此逻辑,下一个问题自然而来:如果人都回归人性,人行动的基础不是理性而是情感,那么如果所有的人性都喷涌而出,包括好的、坏的、破坏性的,这个世界怎么办?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另外一位思想家,休谟的叔叔凯姆斯勋爵提出一个很著名的说法:“Man is created to possess(人为占有而生)”。但如果人真的是生来只为占有,人类岂不是要回到“霍布斯丛林”?

亚当·斯密提出,我们还有一条出路,就是市场,人性可以通过市场进行释放,继而能够为社会做贡献。人人为我,最终的结果是人人为社会。

所以,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就是从常识出发。我们每个人有七情六欲,这是常识,只不过宗教遮蔽了我们的常识。苏格兰启蒙运动倡导回到常识,因此亚当·斯密提出,要在常识的基础上设计出一套制度,使人的能量得以释放,然后贡献于社会。市场里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让人的能量贡献于整个社会。

因此,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谈起,大家应该就能明白——符合常识的经济理论才可能是真的、正确的。如果一个经济理论或者一条经济政策不符合常识,这个理论肯定是错的,这条政策肯定要失败。

这是我在《经济的常识》这本书里想告诉大家的一个根本性的道理。

不符合常识的经济理论贻害极大

不符合常识的经济理论,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我想讲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货币中性理论

货币中性理论是货币主义学派最重要的结论,卢卡斯因此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这个理论是建立在完美世界的假设之上的。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整个经济运行得天衣无缝,在这种情况下,多发货币只会引起通货膨胀。这一点没有问题,但很多人,包括卢卡斯自己可能忘记了,我们真实的世界根本不是一个无摩擦的世界。

在一个有摩擦的世界里,我们老百姓的常识是,货币并非中性,有钱就有更大的权力,有钱就可以购买更多的东西。当然,老百姓也明白,如果货币太多,钱就不值钱,但当自己手中的货币适当增加时,财富值就有所增加。这是老百姓的直觉或常识,我很认同。在我们真实生活的有摩擦的世界中,货币不可能中性。

从国与国之间的角度看,美国为什么可以超发那么多货币?如果货币完全中性,美国超发货币就会制造恶性通货膨胀。美国疫情以来超发那么多货币,美联储扩表数倍,尽管美国也有比较高的通货膨胀,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至少远远低于货币超发水平。为什么?因为货币是一种主权。这就是黄海洲与合作者博尔顿(Patrick Bolton)提出的理论——货币主权理论,当你拥有发行货币的主权时,你可以从发行货币中获利。不只美国这样做,日本也在悄悄地这么做。

在中国的现实中,国有企业能够得到更多的贷款,同时利率较低,而民营企业往往得不到贷款。如果你相信货币是中性的,你就会说,让货币增长速度等于GDP增长的速度即可。比如,按照5.5%的GDP增速来供应M2(广义货币供应量)。这是货币主义理论一个核心的政策建议。但如果我们这么做,恐怕民营企业都会倒下。

我经常用“养一池鱼”来做比喻。在一个鱼塘里,国有企业相当于其中的大鱼,民营企业相当于小鱼。如果鱼塘主说,经过计算,池塘里投放200斤饲料正好大小鱼都吃好,他就只精确地投放200斤,结果大概率就是这些饲料绝大部分被大鱼吃掉,大量的小鱼饿死。他应该做的是投放250斤到300斤,让大鱼都吃饱以后,小鱼还有饲料吃。

由此看出,货币并非中性。货币中性的后果是什么?宏观模型里不必再有货币这一选项,也就无法解释和预防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本质上就是货币现象,但在货币主义的模型中根本就没有货币,它怎么可能去解释金融危机?因此,货币主义者很别扭地提出所谓“真实周期理论”,认为凡是理论不能解释的东西,都归结为罗默所说的“小鬼们”的捣乱而产生的波动和冲击。这完全不合理。没有货币就不能解释周期,更不能解释金融危机。

第二个例子:伯南克的流动性过剩理论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的,他因为研究金融危机而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我不认为诺奖颁给他是令人信服的。在金融危机之前和之后,他都说,金融危机是由流动性过剩造成的,而流动性过剩是东亚国家储蓄太多造成的。他暗指中国储蓄太多,导致消费太少,然后把钱又运回美国,造成了美国的流动性过剩,最终使美国发生金融危机。

我把他的这种理论比喻为“地主家的儿子理论”,美国好比是地主,中国好比是长工。长工给地主干活,同时节衣缩食攒一些储蓄。地主家的儿子败家,跑到长工家借钱。长工看在地主面子上把钱借给他,结果地主家的儿子不仅把借来的钱花得一干二净,而且也把地主家的家产也败光了。地主不怪自己的儿子败家,反而跑到长工家里抱怨:“都是你的错,你为什么把钱借给我儿子?”事实上,地主应该骂自己的儿子败家,而不应该骂长工的好心。

伯南克理论的逻辑和地主的想法异曲同工。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出版了一本书,中文版名字叫《美国真相》。他通过这本书指出,美国最大的问题是美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金融成为整个美国经济最主要的动力之一。美国在金融上随意施策,即便是巨大的金融危机,美国仍然能从中获利,现在又发展得很好。

因此,美国的真相或常识是:很多问题源于美国的过度金融化。可是很多经济学家不从常识出发去研究这些问题,反而找一些“歪理邪说”。

第三个例子:劳动价值论

第三个不符合常识的理论是劳动价值论。我们的常识是,要生产就一定要有劳动和资本,以及其它生产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没有资本的前期投入就无法生产。然而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资本和其它要素都不创造价值,如果资本拿了收入就属于剥削。

如果按这个理论去做,其结果一定是抑制资本积累。如果现在还有人提倡劳动价值论,可能就会吓跑中产阶级和有产者。这也是一个不从常识出发而构造的理论,最后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还有很多这样不符合常识的经济理论,但当下经济学的悲哀就在于,这样的理论越来越多。很多经济学家变成了“黑板经济学家”,理论只来自黑板上的推演,而不是从实际的常识出发。

希望这样的经济学理论少一点,否则祸国殃民。

不符合常识的经济政策导致错误的结果

现实中,我们还能看到很多不符合常识的政策,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我想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鼓励大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

鼓励大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不符合常识。常识告诉我们,中小企业的风险很高。虽然现实中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好的,我们国发院老师一直在为民营企业鼓与呼,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民营企业中存在一些“害群之马”,不专注经营,一心只想套利。并且,中小企业本身的特征也决定了其失败的风险很高。有一个常见的说法,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年。

顺便说一下,存活三年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好事,说明我们的技术进步速率很高。如果每家企业都是百年老店,这个国家就不大可能快速发展。美国企业流转的速度也非常高,十年前听说的企业现在很多都已经倒闭,比如摩托罗拉,说明美国的技术进步很快。

但中小企业存活率低、倒闭速度快,对大银行是一个极高的风险。对大银行而言,做中小企业的贷款并不合算,因为大银行每笔贷款的成本极高,而且大银行的客户规模较大,赚大客户的钱相对容易。所以,大银行不愿意给中小企业贷款,这是常识。

然而,每次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时,我们就鼓励大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其实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这样的痛苦过程,2008年之后搞“四万亿”,也是要求大银行给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贷款。最后的结果是不少民营企业拿到贷款之后亏损“跑路”,温州因此爆发了一场小型金融危机。

第二个例子:不科学的防疫政策

第二个例子就要谈谈不科学的防疫政策。最新的“20条”非常好,要求提高防疫的精准性、科学性。如果我们能按此执行,常规化的防疫效果就会推进一大步,对经济的影响就会小得多。

我们北大国发院有一个模型,计算出今年因防疫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GDP的3%。这个数字很大,因为我们每年的GDP总量已经超过100万亿,3%就是3万多亿。经济的潜在增速大概在5.5-6%,这3%的损失很可惜,但时间已经走到年底,谁也无力回天。

我们看到的情形是,尽管最新的防疫“20条”非常好,但这一轮疫情起来后,各地仍然在层层加码。我个人认为,原因还是在于不按常识做事。

常识之一:清零一次不等于病毒永远消失。今年来来回回至少有两大轮疫情,春季、冬季各一轮,中间短短的窗口期还有零星暴发。如果我们承认“清零一次不等于永久性消灭病毒”这一常识,那么我们就应该采取常态化防疫措施,就应该按照“20条”来精准防疫,而不是每轮疫情到来的时候都搞运动式防疫。

常识之二:清零政策造成严重的次生灾害。在运动式防疫过程中,经济活动几乎完全按下了暂停键,老百姓收入下降,民众自由丧失,罹患精神疾病的人数增长,等等。我们要算政治账,在我看来,这是最大的政治账。以人民为中心应当是最大的政治。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好?因为我们很多地方政府和基层忽视了这个常识,对中央政策的内涵在理解上出现严重的偏差。

常识之三:病毒的毒性会降低。我们的防疫措施应随着病毒的变化而有所改变,而且要有稳步退出机制。按照现在国际上流行病学家的估计,奥密克戎病毒再迭代三代,大约到明年年中就会等同于感冒。我相信WHO到那时会宣布疫情结束。届时,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完全开放,因为既然相当于普通感冒,就没有理由不开放。这也是常识。

疫情已近三年,病毒的毒性已经降低,会与人类共存,所以我们就应该计划好退出机制,不应永远像现在有些基层和地方政府理解的那样,以病毒的绝对清零为唯一目标。我们不是要在病毒面前躺平,但在清零和躺平之间,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20条”就是很好的政策调整,可惜没有得到地方的有效执行。

为什么大家对于当下的防疫工作不满意?在我看来,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很多地方没有尊重常识。

我们一定要尽快回归常识。

整理:白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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