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平:知行合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 次 更新时间:2022-12-06 16: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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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平  

  

   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是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即所有理论都需要实践的检验,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互融共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实事求是原则,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内核,又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具有怎样的共通性?由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撰著的《马克思与孔夫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从哲学观念、文化原型、精神气质等层面,多维度揭示了“实践”在古今中外思想领域的重要地位,帮助读者更深层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知行合一”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践履”和“躬行”。这一点,在古人的著述中比比皆是。

   本书以“仁”的思想举例。孔子从未对“仁”这个核心概念下过确切的定义,在《论语》中也难以找到关于“仁”的定义性的表述,但可以在实践的特定语境中体认“仁”的含义。《中庸》和《孔子家语》都有“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这就说明,“仁”是实践性的,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体现“仁”的含义。

   作为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仁”反映了“践履”这一实践品格构成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格外看重“践履”。孔子说,看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更看重并信任“行”。在《论语》第一篇中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孔子看来,学是侧重理论知识的,习是侧重实践运用,是落脚点。因此梁漱溟认为,孔子的“所谓学问就是他的生活。他一生用力之所在,不在旁处,只在他生活上”。

   关于知与行的关系,本书认为,儒家是强调行的优先性的。这一点,在宋明儒学中表现得很清楚。朱熹提出“知、行常相须”“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王阳明认为:“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王廷相甚至提出“实践”一词:“近世学者之弊有二:一则徒为泛然讲说,一则务为虚静以守其心,皆不于实践处用功,人事上体验。”宋明儒学问,讲本体必讲工夫,而工夫就是所谓的“实践”。后世关于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研究,最终体现在儒家“知行合一”的目标中,衍生为后人的经世致用取向。

   “实践”如此重要,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采取的是“体认”的姿态。宋代诗人陆游诗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躬行”就是“体认”的方式。“躬行”的方式,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注重“现世”的唯物主义思想。比如,孔子提出“未知生,焉知死”,本书认为,儒家看重的是当下的生活,要解决现实问题、造福百姓,必须加强“践履”功夫。近代魏源在其著作《默觚》中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魏源的见解有着丰富的实践基础,他对于当时的水利、漕运、海运、票盐改革等都有深入研究,参与制订改革方案,还编纂有《皇朝经世文编》120卷,其重视实践的观点对于后世学风的演变产生了很大影响。本书认为,以魏源为代表的近代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主张,是20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桥梁。

   马克思不是“说”哲学,而是“做”哲学

   众所周知,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鲜明特征,也是它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最根本标志。本书提出,在西方哲学中,理论与实践往往被撅为两截,而这也是马克思的焦虑所在。马克思一生都在试图扭转这一局面,致力于反对那种理论关系优先于实践关系的知识论态度,因此他宣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即格外重视实践。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真正力量,归根结底在于“实践能力的明证”,而不在于理论本身。

   在马克思著作里,很难找到那种以哲学为对象的“谈论”,有的只是关于哲学式的实践的主张。本书认为,马克思不是“说”哲学,而是“做”哲学。他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不主张把自己的学说“学问化”,在他的论著中,人们几乎找不到定义性的文字,其哲学是在实际的运思中体现出来的。这一点,与孔子著作中关于“仁”的观点何其相似。

   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精神气质上的融会贯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宋人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也是这一使命的追求者和兑现者。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正是“为天地立心”;马克思学说的担当意识,正是“为生民立命”;马克思学说作为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批判地继承的集大成者,正是“为往圣继绝学”;马克思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正是“为万世开太平”。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实践问题上的一致性,为现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正如本书所言:“毛泽东对于实践的强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体现,同时也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既是认识论的立场,更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原初基础的奠定。”

   中国共产党信奉“活的马克思主义”

   儒家重视“躬行”和“征验”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后没有遇到文化心理阻碍。令人深思的是,早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前,马克思主义学说就已传入中国,为什么却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呢?

   本书认为,十月革命取得成功,达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实践能力的明证”,也正是其“理论的彻底性”的最有说服力的表征。这无疑是中国人信赖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历史契机,须知“中国文化特别看重实践及其实际效果”。这也再次印证了马克思的话:“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中国共产党信奉的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即同中国国情、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有生命的马克思主义。因为采取“民族形式”,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所以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因为从学理层面融入中国文化,所以能变成中国人的精神武器,并能通过实践转化为物质力量。正如作者所言:“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也使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二者成功‘互化’,相互成就,是文明互鉴的双赢。”

   通过历史的选择、实践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最终被中国文化所接纳。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为现代中国人提供了对传统文化“去粗取精”的标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马克思主义洗礼,实现了自我更新、自我超越,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获得生命力并发挥积极作用。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问题导向和实践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既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又注意吸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营养,深刻洞察和把握时代大势,有效回答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不仅以实践效果证明了二者能够结合,也在实践中深化了二者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出,与其实践力量的充分彰显,以及中国文化对实践的格外推崇,都有内在关系。当今世界充满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博弈,能否克服或搁置成见,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处理问题,关乎人类共同命运。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写作本书的意义在于,“无论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当代思想,都能够为我们解决这个关乎未来的问题贡献智慧”。(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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