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青:论江泽民的人权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9 次 更新时间:2022-11-30 22: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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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青  

  

   内容提要:苏东剧变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从推行西方社会制度和霸权主义的政治需要出发,伙同其他少数西方国家掀起反华浪潮,连续多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策动搞反华提案,其目的是借人权问题丑化中国的形象,干涉中国内政。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攻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来看待人权,确立了人权观念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既承认人权具有普遍性,又提出应该结合各国实际,指出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提出国家主权是人权的前提和保障,指出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是统一的,提出人权是涉及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权利体系,应该全面认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人权的关系,实行依法治国,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使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他的人权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指导了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人权事业的发展,为我国正确处理国际人权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江泽民,人权,人权思想,指导意义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权事业得到了巨大发展。这些成就的取得和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的努力分不开的。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积极推进社会主义人权建设,在日益激烈的国际人权领域斗争中赢得主动,多次挫败西方利用人权对我国进行颠覆的图谋,推动了中国特色人权事业的发展。

   一、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

   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一方面东欧剧变,西方国家加大对我国的制裁和施压,另一方面国内正经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国际新形势,我国不断深化改革面临的新问题,这些对于我们党领导我国人权事业发展,提高人民权利和加强人权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

   1. 国际背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苏联解体,美苏争霸的两级政治格局瓦解,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但是“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①]。“冷战”虽已结束,但“冷战”思维依然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意图使用政治、经济、文化的渗透来颠覆社会主义政权。面对西方国家的演变和颠覆图谋,江泽民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通过和平演变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剥夺我国人民主宰自己国家命运的权利,使中国变成西方大国的附庸”[②]。以美国为首的新殖民主义者出于霸权需要,借用“人权”、“人道”口号和伪装,以维护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推行强权政治,“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合法”等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度粉墨登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国务院配合一些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搞反华提案,每年发表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对中国人权进行歪曲责难,意图用人权干涉中国内政。江泽民对此强调“西方敌对势力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向我发动进攻,通过各种渠道,对我进行渗透,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认真对付,坚决还击”[③]。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给各国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处于绝对优势,总是试图用西方标准调整经济关系,维护其经济发展利益。在这种经济背景下,反映到思想领域的冲击就是西方国家往往运用经济手段迫使别国接受他们的人权、民主、自由和价值观,因此揭露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实质,提升人们对于人权的认识,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保障和建设我国的人权事业摆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前。

   2. 国内背景。

   80年代末,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甚嚣尘上,自由化分子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导致1989年政治风波的发生。风波发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借机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和攻击,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一度使我国在人权问题上陷入被动局面。对此,1989年7月,在全国宣传部长在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正确而通俗地解释民主、自由、人权等,使我们的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受到教育。”所以,在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同时,提高人们对于人权问题的认识,加快我国人权事业发展成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加大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并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启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篇章,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江泽民创造性地将其概括为“四个多样化即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市场经济活动存在的弱点和消极影响不断出现,自由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想极易被诱发,因此在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统一人们的思想,正确认识自由、民主的具体特殊性摆在我们面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带来了加快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要求。早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指出“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④]“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应当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以巩固和发展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⑤]因此,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加快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二、江泽民人权思想的主要内容。

   1. 国家主权是人权的前提和保障。

   主权是人权的基础,人权是主权的体现,人权需要主权给予保障。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提出,以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为核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的著名论断,并且在实践中对任何有损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寸步不让。1982年,邓小平对来访的英国首相正式声明“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⑥]江泽民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这一人权理论。针对西方一些国家提出“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的观点。1990年5月,江泽民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通过和平演变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剥夺我国人民主宰自己国家命运的权利,使中国变成西方大国的附庸。如果失去了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也就失去了人民民主,并且从根本上失去了人权。”[⑦]2000年9月,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讲话强调“人权领域的对话和合作,必须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开展,这是保护和促进人权事业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⑧]“没有主权,也就谈不上人权。”在谈到人权与主权关系的发言中指出“中华民族历来尊重人的尊严与价值。中国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在近代历史上长期遭受外强人侵和欺凌,中国人民深知一个国家不能保障自己的主权,就根本谈不上人权。所以,我们特别珍惜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斗争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人民解放和国家主权。我相信,这对任何国家都是同样的。今天中国所焕发出的巨大活力,是中国人民拥有广泛自由、民主的生动写照。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国家主权是一国人民充分享受人权的前提和保障。这两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⑨]江泽民对我国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强调只有在保障主权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实现人权,有力地回击了“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的观点,对我国未来人权事业发展指明了发展方向。

   2.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基本的首要人权。

   生存权、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是享受其他人权的前提。联合国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中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由于长期遭受外来侵略和殖民统治,国家主权沦丧,社会动荡不宁,人民生灵涂炭,饥寒交迫,毫无尊严可言,中国人民深切地认识到国家不独立、人民的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其他一切人权都无从谈起。为此我们进行了100多年的斗争,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主宰了自己的命运。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如何发展经济,解决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问题,一直是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重大问题。江泽民在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人权思想的基础上,强调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1991年4月,江泽民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时指出“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同年5月,江泽民与优秀残疾人和助残先进集体、个人代表座谈时强调“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地为争取和实现自己的人权而奋斗。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争得国家的独立权、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出发点。在中国讲人权,首先要以只占世界7%的耕地,使占世界22%人口的中国11亿人吃饱饭。今天,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11亿人的温饱问题。同时,我国人民也充分享有与我国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1995年10月,在美中协会等六团体举行的午餐会上,江泽民指出“对中国来说,确保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也是最大的人权保障。中国有12亿人口,每年净增1400万人。因此,确保中国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乃是不断改善人权状况的基本条件和重要内容。”[⑩]1997年10月,江泽民访美期间强调“中国是一个有十二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国情决定了在中国生存权、发展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不首先解决温饱问题,其他一切权利都难以实现。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近两亿,为人民更好地享有各项权利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1999年6月,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他强调“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就决定了,实现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我们维护人权最基础、最首要的工作。不首先解决温饱问题,其他一切权利都难以实现。”[11]同年9月,在上海《财富》全球论坛开幕晚宴上的讲话中谈到“中国有十二亿多人口,社会生产力仍不发达,必须首先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不然一切其他权利都无从谈起。”将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我国人权建设和发展的首要地位,这是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相符合的,它既反映了我国人权发展的现实要求,也体现了我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3.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比较低,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因此,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仍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首要任务。江泽民首先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基于这一基本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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