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茂昌:江泽民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67 次 更新时间:2022-11-30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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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茂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维护祖国统一,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从毛泽东、周恩来时期的“一纲四目”到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再到江泽民的“八项主张”,党的三代领导人做了积极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这些思考与实践的目标都是为了祖国的统一,但由于不同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和两岸形势的不同,党的三代领导人对祖国统一的战略思考又有所不同。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在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方面,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两岸关系的发展,祖国的和平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为解决港澳台问题,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指导方针。20世纪90年代后,江泽民在继承“一国两制”方针的同时,着眼于新形势、新实践和新发展,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意的新思路,对发展两岸关系、解决台湾问题产生了重大的指导作用。江泽民关于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思想及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收录在《江泽民文选》中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新形势下对台工作的任务》、《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和立场》、《发展中日关系必须正确处理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对当前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几点看法》及党的十六大报告等一系列重要文献中。

一、在理论方面,江泽民丰富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发展了和平谈判的内容、方式和步骤;深化了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新的时代含义;突出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主张;强调了解决台湾问题的紧迫性问题。

第一、江泽民丰富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新中国三代领导人关于祖国统一的战略思考是一脉相承的,贯穿其始终的一条主线,就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同时,江泽民随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在政策和策略上灵活地加以调整和运用。他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基础上,对和平统一和实行两种制度的具体方式、步骤有所创新,既体现了党的三代领导人对台湾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贯性,又表现出江泽民在坚持原则立场上的创造性和灵活性,达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从而在两岸关系和台湾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995 年1 月江泽民为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统一进程作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新春讲话,简称“八项主张”。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纲领性文件。这个讲话与第一代领导人的“一纲四目”和平统一思想、第二代领导人的“一国两制”构想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里程碑,是对“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的深化,是解决两岸关系、实现祖国统一的伟大纲领。如果说“一国两制”是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的话,那么“八项主张”则是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具体方式和步骤。在“八项主张”中,江泽民开宗明义的指出:“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1]这是处理两岸关系的最高原则,也是八项主张的核心之所在。1998 年5 月,江泽民在中央对台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两岸关系、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是我们反对任何将台湾分割出去的图谋、反对外国干涉势力插手台湾问题最有力的武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是绝对不可能动摇的。”[2]2000 年《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涵义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目前台湾与祖国尚未统一,就两岸关系而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3]基本涵义的重点是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2002年随着两岸形势的变化,本着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对“一个中国”的概念作了更为原则和理性的表述,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主动把原来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4]“一个中国”原则进行了新的表述,既重申了中国政府一贯的不可动摇的原则立场,也体现出中国政府领导人为寻求和扩大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所作出的努力和诚意。

第二、江泽民发展了和平谈判的内容、方式和步骤。

自20 世纪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促成两岸平等谈判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进入90 年代以来,江泽民曾多次呼吁两岸进行和平统一谈判。1992年10 月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明确指出:“ 在一个中国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1]1993 年中国政府发布的《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中再次指出:“通过接触谈判,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2]1995年江泽民在“八项主张”中又郑重表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就两岸正式谈判的方式同台湾方面进行讨论,找到双方都认为合适的方法。谈判的内容也可以包括台湾当局关心的各种问题。可以谈正式结束敌对状态的问题,谈两岸同胞盼望已久的直接‘三通’问题,谈双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贸关系相关问题,谈台湾在国际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空间的问题,也可以谈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问题。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两岸和平谈判究竟由谁来谈,采取什么方式来谈等都可以灵活处之。江泽民创造性地提出政治谈判可以分步骤地进行:“作为第一步,双方可以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1]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是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的必须步骤,也满足了台湾同胞求安定、求和平的愿望。

2000 年台湾当局新领导人上台后,江泽民多次表示:两岸领导人以适当身份互访,中国人的事自己办,他提出:“我们过去说过,现在仍然认为,台湾不管谁当权,我们都欢迎他来大陆谈,同时,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但是,对话谈判要有个基础,就是首先必须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 [2]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重申两岸“开展对话,进行和平统一谈判”的一贯主张,江泽民再次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暂时搁置某些政治争议,尽早恢复两岸对话和谈判。”[3]这些主张和做法充分显现出中国共产党和平谈判的诚意, 以及处理和平统一谈判各种具体问题的灵活性。

第三、江泽民深化了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新的时代含义。

两岸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加强双方的经贸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对此,江泽民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不断加强两岸的经贸交流与合作既可以从中促进两岸经济共同发展,又可以增加彼此了解,增进共识,从而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统一。”[4]但台湾当局出于其政治目的,把与大陆的经贸往来“ 政治化”,一会儿是以“ 政治”压“ 经济”,阻碍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一会儿是“ 政经分开”,把经贸交流与统一分开,企图永远实现“ 分裂分治”。这种以政治挤压经济的做法,使两岸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受到影响而处于不稳定状态,也使台湾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李登辉在一次座谈会上曾公开表示说:只要他还在位,“中共一天不承认台为(对等)政治实体,‘三通’就一天不会实现。”与台湾当局相反,中国政府大力鼓励和提倡发展两岸经贸关系,坚决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的经济合作,反对台湾当局以“政”阻“经”和“政经分开”的两面政策。1990 年在中央对台工作会议期间,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指出:“当务之急是加强两岸的联系,特别是经贸往来。”[1]事实证明,扩大两岸经贸联系,有利于两岸经济的互补互益,互惠互利,共同发展。1992 年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强调:“我们将继续促进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推动两岸人士的往来和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特别是大力发展两岸经济合作,共同振兴民族经济。”[2]1995年江泽民在“八项主张”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切实维护台商的一切正当权益”[3]。这一主张高屋建瓴,是在两岸关系现状下突破“政经连环套”的合理而富有建设性的主张,适应了两岸经济贸易关系不断发展的形势,符合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利益。江泽民还表示,希望两岸尽早实现直接“三通”,并提出:“赞成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商谈并且签订保护台商投资权益的民间性协议”[4]。可见江泽民不仅确立了以经贸为中心发展两岸关系的方针,还希望通过立法或建章立制来规范和促进两岸的交流交往。不仅如此,江泽民还强调要通过发展两岸经贸往来,逐步增进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相互信任,逐步化解政治分歧,并通过谈判来“求大同存小异”,以“经”促“政”,最终促使两岸关系良性互动发展。对此,1998 年5 月,江泽民在中央对台工作会议上指出:“从长远来说,加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有利于推进和平统一进程。在对台经济工作方面,要全面贯彻中央有关方针政策,继续对台投资实行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政策,继续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大力吸引台商投资,依法保护台商的正当权益。要充分利用实现两岸直接‘三通’已成为台湾经济发展内在需要的有利条件,加速推动实现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针对‘台独’势力进行的活动,要采取得力措施,维护和发展台湾同胞与祖国大陆的各种联系。”[1]由此可以看出,政治分歧的存在并不会影响我们对待海峡两岸经济合作关系的态度,甚至还可能通过经济合作和交流来促进台湾当局在政治上改变其政策,清除政治上的分歧。

江泽民尤其重视文化交流在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上的作用。李登辉上台以来,为推行分裂主义路线,鼓吹所谓“台湾人意识”,蓄意抹杀台湾同胞尤其是年轻一代对祖国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割断两岸同胞的思想文化纽带,致使一些台湾同胞的思想出现了极大混乱。针对已经出现的“文化台独”苗头,江泽民在“八项主张”中首次深刻指出:“中华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1]将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与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结合起来,这揭示了发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对促进中国最终统一的重大意义。台湾文化归根到底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以“中华文化”作为统一的重要基础,容易使两岸人民产生认同感。通过两岸文化交流,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中华民族意识,有利于两岸同胞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有利于共同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在“台独”势力大搞“渐进式台独”,“文化台独”甚嚣尘上的情况下,江泽民的这一主张其现实意义尤为突出。

第四、江泽民突出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主张。

“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这项主张是原来提出的“两个寄希望”方针的发展。在过去的两蒋时代,由于台湾当局仍认同一个中国,反对“台独”,与我们有共同的立场和合作的基础,我们党和政府曾提出解决台湾问题,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但随着台湾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李登辉、陈水扁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和分裂路线,党中央领导则着重强调“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1995年江泽民在“八项主张”中明确指出,台湾同胞“不论是台湾省籍还是其他省籍,都是中国人,都是骨肉同胞、手足兄弟。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做主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2]。2002年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明确提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因为“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力量”[1]。虽然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发展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两岸民众才是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过程中,我们非常注重与台湾当局就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统一问题进行磋商、谈判,但更寄希望于台湾民众。江泽民多次强调:我们欢迎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同我们交换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也欢迎他们前来访问,到祖国大陆走走、看看。在和平统一谈判过程中,可以吸收两岸各党各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他还指出:“争取台湾民心,是完成祖国统一的重要基础。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争取和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共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始终是对台工作的重要目标。我们不论以什么方式实现统一,都要取得台湾同胞的广泛支持,否则就会遇到很大阻力,统一后台湾也难以长治久安。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2]这些话语,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湾民众的尊重、关怀。

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在台湾同胞中还不同程度地对统一存有这样那样的疑虑,不少人主张维持现状。对此,江泽民强调:“我们在做台湾人民工作的时候,要有针对性,要了解台湾同胞的心态和愿望,多做释疑解惑的工作。要从根本上讲清楚一个道理,使台湾同胞明白:台湾离开了祖国,必将被外国干涉势力所控制,陷入风雨飘摇之中。要使他们了解,实现统一并不会改变台湾现行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他们现有的各种权益将得到切实尊重和维护。要通过我们的努力,争取在台湾社会中逐步形成和壮大遏制‘台独’、反对分裂、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力量,争取绝大多数台湾同胞支持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实现统一。”[1]总之,做台湾人民的工作,是最具体、最实际也是最有效的工作。

从当年的“两个希望”到今天“一个希望”,表明中央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变,反映了台湾的政治现实,我们一方面要充分相信台湾人民,倾听台湾人民的声音,了解台湾人民,另一方面也要让台湾人民了解祖国的历史,了解台湾的历史,了解“一国两制”方针的基本精神,最充分地发挥台湾人民在祖国统一问题上的主导作用。

第五、江泽民强调了解决台湾问题的紧迫性。

江泽民指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维护祖国的安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基础,也是全体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2]因此,台湾问题不能无限制地拖延下去。

1998年6月,江泽民与美国总统会谈时讲到:对台湾问题“我们应该而且也能够有所作为。坦率地讲,台湾问题不可能一直拖下去,要有一个时间表。”[1]

1999年江泽民在澳门回归典礼上又说:“‘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实践,已经并将继续为我们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中国政府和人民有信心有能力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2]这示范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统一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一夜之间完成,而是像港澳回归那样需要一个先交流后谈判、然后再倒计时的过程,也就是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两岸关系。两岸的最终统一,必然要经过交流交往—消除疑虑—平等谈判—达成协议—贯彻协议这样的过程,唯其如此,才能保障各方面各阶层的利益。2000年江泽民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接触交往,增信释疑,推进共识”,这种交往已经多年了,希望通过不长时间的继续交往,“在条件成熟时”进行“对话与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将“无限期的拖延解决台湾问题”列为武力的对象,这对奉行以拖待变政策的台湾当局是个重大的打击。报告在结尾处还把台湾问题的解决,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复兴紧密的联系了起来。这些都表明解决台湾问题的紧迫性。这一紧迫性来源于以下几点,台湾岛内外分裂势力的日益猖獗;台湾问题不能无限制地拖延下去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港澳问题解决以后,台湾问题便突出出来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问题牵涉到祖国大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极大的抑制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阻碍了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同时两岸的分裂,也为国际上一小撮反华势力和个别大国利用这一现实,牵制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把柄,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势力,力图维持两岸之间“不战不和不统不独”的局面,企图把这种分裂的局面永久化,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奉行极端的利己主义原则,在海峡两岸左右逢源,大捞实惠。因此,早日解决台湾问题的迫切性已经日显突出。

二、在实践方面,江泽民坚决反对“台独”势力,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立场,正确处理外国势力插手台湾问题;积极推进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两岸关系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一、江泽民坚决反对“台独”势力,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完整。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十六大之间的十三年两岸关系,可以说一直是黑云弥漫,飘忽不定,动荡不安。1995年江泽民“八项主张”发表之初,海峡两岸和国际舆论几乎是一片颂扬声,无不对祖国的和平统一前景看好。可正是因为这样,一些死硬的“台独”分子和他们的背后支持者着急了,认为来日无多,时不我待, 因而加紧和加快了其分裂祖国的步伐。

1995年夏,李登辉访问美国康奈尔大学,提出“要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导致第二次“汪辜会谈”迟迟不能实现。1999年9月,为防止汪道涵先生访台和在台湾实现新的“汪辜会谈”,李登辉迫不及待地抛出“两国论”。2000年3月,在李登辉一手操纵下,其继承者陈水扁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同年8月,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与李登辉的“两国论”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针对“台独”势力的咄咄逼人,1995年6月30日,江泽民在会见外宾时指出:“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到美国进行‘私人访问’,明目张胆地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也损害了中美关系的基础,我们理所当然要作出强烈的反应。”[1] 同年9月3日,江泽民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分裂中国的图谋,都注定要失败。”[2]外交上,中国政府就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提出强烈抗议,指出美国此举“完全违背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根本原则”,是“损害中国主权、破坏中国和平统一大业,明目张胆地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极为严重的事件。”[3]1995年9月8日,江泽民会见美国前总统布什时表示:希望美国政府能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不要再给两国关系制造新的麻烦和障碍,为双边关系的改善创造良好的气氛。军事上,1995年7月31日,国防部长迟浩田在建军68周年招待会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如果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台湾当局一意孤行制造分裂,我们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同年7月、8月、11月和次年3月,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进行4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实弹射击全部准确命中目标。中国政府进行的这场反分裂反“台独”的正义斗争,沉重打击了“台独”势力及其支持者的嚣张气焰。

面对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和国外干涉势力的活动日益猖獗,江泽民郑重指出:“我们坚持用和平的方式,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同时我们不能承诺根本不使用武力,如果承诺了这一点,只能使和平统一成为不可能,只能导致最终用武力解决问题。”[1]2002年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再一次明确重申:“我们将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贯彻八项主张,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2]但又进一步声明:“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台湾分裂势力搞‘台湾独立’图谋的。”[3]这一主张,既赢得海内外中国人的理解和赞同,也向国际社会表明了我国即使使用武力也是被迫之举,同时,这更是对图谋分裂中国的外国势力和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的有效威慑和遏制,以促成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第二、江泽民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立场,正确处理了外国势力插手台湾问题。

1979 年1 月中美建交,但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本质并未改变。中美建交3 个月后,美国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并于4 月10 日经美国总统签署生效,从而继续阻挠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前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说过:“台湾是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和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一直在不断武装台湾,增加台湾以武力拒绝统一的军事实力。小布什上台以后,更是加紧武装台湾,以提高台湾“以武拒统”的能力,美国已把台湾“武装到牙齿”,是阻挠中国统一的最主要外国势力,可以说以台湾问题牵制中国仍是美国的既定方针。1997年江泽民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就中美关系、国际形势和双方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台湾问题上,美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1998年江泽民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谈时强调:“中国统一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该由两岸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希望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采取明确支持的立场。”[1]

国际势力插手台湾问题,日本因素不容忽视。二战后,台湾回归中国,但是50 年的殖民统治使得日本仍然与台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台湾事务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日本指示潜伏在台湾岛内的日本特务和“皇民”汉奸采用各种手段策动“台独”,还为“台独”分子在日本提供活动基地,为“台独”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充足的援助。日本不希望台湾与中国大陆统一是有很深远的战略利益考量的。为了制约日益强大的中国,日本政府开始提升日台关系,并多次冒损害中日关系的风险进行“两个中国”的尝试,以阻挠中国的统一。针对日本的错误做法,1998年11月江泽民访问日本期间同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会谈时讲到:“日本国内在台湾问题上仍存在一些错误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台湾地位问题上,日本国内经常有人曲解《中日联合声明》有关条款,认为日方在声明中只是表示了‘充分理解和尊重’,不等于承认中国政府的立场。还有人说,日本只是放弃了台湾,无权表明台湾归属于谁。联想到‘台独’分裂势力最早就是在日本开展活动的历史,我们不能不对此动向感到关注。在日台关系上,日本一些亲台势力对现状不满,还与台湾当局遥相呼应,总想突破现有日台关系框架。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问题上,日本国内还有人重提作为冷战产物的所谓‘远东条款’,试图将台湾列入日美安全合作范围之中。”[1]

第三、江泽民积极推进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两岸关系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如今祖国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最大的顺差来源,最大的投资场所。2002年台湾每年对祖国大陆的贸易顺差约在300多亿美元,台湾每年来祖国大陆经商、探亲、旅游者约在300万人次以上。由此可见,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进程不可抗拒,两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根据江泽民“八项主张”所倡导的原则,我方一直坚持双方应“不以政治分歧来影响和干扰两岸的经济合作”。因而在两岸政治关系持续对立和紧张的形势下,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却仍保持着持续的增长势头。据统计,从1988年到2000年底,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经商以及从事各种交流活动的台胞累计达1900万人次,同期祖国大陆赴台人员达50万人次,两岸同胞有了直接接触,相互增进了了解。两岸的经贸交流和文化关系,冲破各种阻力,继续呈现发展的势头,经济关系已初步形成互补互利的局面。

两岸事务性商谈也在曲折中发展。1991至1995年,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进行了事务性商谈,并实现了“汪辜会谈”,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1998年1月,钱其琛在纪念江泽民“八项主张”发表三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促进两岸政治谈判是现阶段全面推进两岸关系的关键。当前首先要就上述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就政治谈判的议题、代表名义、方式问题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1]同年2月24日,海协会致函海基会,表明愿与海基会协商政治谈判的程序性问题,随之展开经济、事务性议题商谈,进一步扩大两会的交流与接触。此后海协会多次致函海基会,欢迎辜振甫来访与磋商。同年10月14日,辜振甫率领的赴大陆参访团经香港抵达上海。10月15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辜振甫及有关人员会谈,达成四点共识。10月18日,江泽民会见辜振甫一行,对辜振甫为发展两岸关系作出的努力表示肯定,对此次汪辜达成的四点共识表示赞赏,并希望辜振甫继续为两岸关系发展作出新的积极贡献。辜振甫大陆行是海峡两岸自1949年以来的最高级别的公开接触,也是两岸两会自1995年6月中断商谈以来的首次高层对话,是汪辜继1993年新加坡会谈之后的第二次握手。这次握手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江泽民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两岸局势的发展变化而提出的一系列富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主张,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台方针政策与时俱进的精神,体现了政策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对于做好新时期的对台工作、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注释:

[1]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421页。

[2]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127—128页。

[3] 《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02年2月

[4]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564页。

[1]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252页。

[2] 《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993年9月。

[1]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421—422页。

[2] 《在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时 江泽民主席谈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 《人民日报》 2000年3月31日

[3]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564页。

[4] 《不断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和国家统一》《人民日报》 1994年4月16日

[1] 《侯镜如希望两岸黄埔同学联合起来努力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历史使命》《人民日报》1990年12月30日

[2]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252页。

[3]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422页。

[4]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422页。

[1]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128页。

[1]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422页。

[2]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422—423页。

[1]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565页。

[2]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129页。

[1]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129页。

[2]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419页。

[1]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151页。

[2] 《在中葡两国政府举行的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1999年12月20日

[1] 《江主席同老挝国家主席诺哈会谈指出中老两国经贸互补性强,发展合作潜力较大》 《人民日报》 1995年07月01日

[2] 《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会上 江泽民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9月4日

[3] 《就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人民日报》1995年5月25日

[1]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419页。

[2]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565页。

[3]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565页。

[1]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152页。

[1]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241页。

[1] 《首都各界纪念江泽民主席重要讲话发表三周年 全面贯彻八项主张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人民日报》 1998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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