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台湾有事”论甚嚣尘上，美日藉此渲染中国对周边地区的“威胁”，以激起台湾、琉球两地人民对战争的恐惧，又辅以“和平至上”的论述，凸显美日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正义”姿态，意在营造这一姿态与渠等所营造的中国“霸权”、“侵略”形象的强烈反差，在国际舆论上掀起新一轮的对华攻势。要回应美日来势汹汹的“台湾有事”与“和平至上”等论述，有必要回顾其提出的历史背景、发展脉络以及其中隐藏的话语陷阱，方能在舆论战上转守为攻，建立并巩固两岸统一的正当性，进而完善中国的话语体系。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日本“台湾有事”的立论基础源于美国军方对两岸局势的判断。2021年3月，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Philip S. Davidson）[2]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答询中，断言“中国在印太地区的侵略性使我相信中国占领台湾是当前较为迫切的一个议题”，“中国意图于2050年取代美国及其盟友维护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中国对于台湾的野心和行动显然将于2050年前完成，中国对于台湾的威胁尤其体现于这十年当中（2021年至2030年），事实上很可能就在这六年内（2021年至2027年）。”[3]
在美国军方对局势判断的基础上，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一步地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论，尔后该论述如日方中，与“中国霸权论”、“中国威胁论”和“中美对决论”等美方炮制出来的叙事相互呼应，构成对华舆论战的新一轮攻势。2021年12月，安倍晋三接受台湾“国策研究院”[4]的邀请发表视频演讲，极为挑衅地提出北京绝对不能误判的“两个认知”：一为“不要误判日本防卫尖阁诸岛（钓鱼岛）的决心和意志”，二为“‘台湾有事’等同于‘日本有事’，也可以说等同于‘美日同盟有事’”，中国若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等同于走向经济自杀’，因此‘两岸关系只能以和平方式解决’。[5]事实上，安倍晋三强调的‘两个认知’看似表面矛盾实则逻辑一致，旨在藉由‘和平主义’的外衣掩护美日介入并干涉台湾问题的实质。
一方面，这套论述首次明确地提出“台湾有事等同于日本有事，也等同于美日同盟有事”，将中国的“内政问题”转化为影响东亚安全的“国际问题”，为美日两国介入乃至干涉台湾问题提供了具有广泛操作空间的切入点。就日本而言，它得以台湾问题危及日本国家安全为藉口，宣布进入“重要影响事态”、“存立危机事态”乃至最高级别的“武力攻击事态”，并依据不同层级的规范采取不同程度的介入手段；而美国则可援引由《美日安保条约》确立的美日同盟关系，以担负“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的义务为由，为台独势力提供实质的军事支持。更为险恶的是，美日深度参与、干涉台湾问题的举动背后，所持的是“维护东亚和平与稳定”的正当旗号，此等论调不惟可以回避国际舆论的质疑，还可以顺势将“霸权”和“侵略”的罪名推给中国。
另一方面，这套论述明确地恐吓中国不得采取军事手段，即一旦启动军事行动必然导致中国国内经济动荡和国际金融制裁，威胁中国“不要误入歧途”，“走向经济自杀的道路”，应当“采取理性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与此同时，美日所采取的却不是所谓“理性和平的方式”。事实上，近年来无论是美国、日本和台湾皆已进入实质的“备战体制”，美国依据《美日安保条约》向日本提供“延伸核威慑”，日本向美国提供部署对华威慑所需的军事基地和后勤支援，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武器供应和军事培训，台湾则与美国和日本共享中国沿岸的军事情报，[6]三方持续强化军事协作和统合作战能力，以“防卫”和“威慑”为名共同发展和部署“新型尖端攻击性武器”，建立事实上的美日台军事同盟关系。
显然，“和平主义”只是美日台用来限制中国在必要时刻采取断然措施处理台湾问题的舆论工具，完全不会成为三方发展对华威慑力的障碍。“和平主义”论述的目标是迫使中国在所谓“岛内民意”、内部影响和外部制裁等多重因素的考量下自缚手脚，削弱中国统一的正当性和中国的战略主动权。与此同时，掌控日本和台湾政局的美国亦可以藉此实时评估两岸事态、国际局势和美国全球战略利益的动态变化，牢牢掌握第一岛链盟国的军事主导权，透过极限施压不断抬高政治谈判的筹码和要价，选取对美国最有利的战略时间节点，充分利用台湾问题制造最大程度的破壤和动荡，削减中国整体国力及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重新调整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从而长久稳固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
“台湾有事就是冲绳有事”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进一步地发展为“台湾有事就是冲绳有事”，源自一份意外曝光的《美日共同作战计划》草案，其中明确地将“台湾有事”爆发之际美日的军事据点和军队部署，配置在以琉球群岛为主体的所谓“西南诸岛”。这彰显出美日利用琉球军事介入台湾问题的强硬立场。美日针对“台湾有事”制定的作战方针和规划的备战体制引起琉球居民的极大恐慌，担心美日的军事冒险行径恐导致中国的军事反击行动，从而将琉球群岛拖入“台湾有事”的战火之中，于是出现了与之密切相关的“冲绳有事”论。
2021年12月23日，日本《共同通信社》揭露由美军印度太平洋司令部草拟的《美日共同作战计划》草案。该文件设想在台湾海峡爆发紧急事态的初期阶段，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改编而成的“第十二濒海战斗团”（12th Marine Littoral Regiment， 12th MLR）[7]，承担小规模、分散且机动性强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Expeditionary Advanced Base Operations， EABO）任务，在所谓的“西南诸岛”（鹿儿岛县至冲绳县范围）两百余座岛屿间选择至少四十个地区作为临时军事据点，部署地对舰、地对空导弹部队和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M142 High Mobility Artillery Rocket System， HIMARS），以此逼退中国海军舰艇和空中军机；日本政府则在宣布进入“重要影响事态”后，由自卫队负责向美军运输兵员、提供弹药和补充燃料等后勤支援。[8]《美日共同作战计划》是美日首次针对“台湾有事”情景制定的具体军事指南，清楚地展现“台湾有事”爆发之际，美日必然不会置身事外。为了届时的军事介入，两国不断强化琉球群岛的军事部署，又反过来刺激东亚局势持续升温，同时也让台湾的军事冒险投机倾向愈加激进。
202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与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防卫大臣岸信夫共同举办“美日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又称“外长和防长2+2对话”），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美日双方同意继续加强自卫队在西南诸岛的军事存在，并增加可供美日共同使用的军事设施。[9]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互相开放军事基地的使用权，增加联合军演的频率和范围，象征美日军事一体化方针的贯彻和推进。12月，日本公布新修改的《安保三文件》，历史性地突破日本自卫队“专守防卫”的限制，鲜明展现出日本决意发展“攻击能力”的企图，并为自卫队分别制定了五年和十年以内强化军事力量的具体计划，即2027年前发展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以及在敌方射程外发动攻击的“防区外导弹”（standoff missile），并于2032年前部署高超音速导弹等先进武器，构筑“反击能力”。[10]
从2021年12月到2022年12月短短一年间，日本在军事上做出许多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性决定，在五年内提升防卫预算至年度GDP的2%、突破专守防卫职责、解禁集体自卫权限制、发展对敌基地攻击和反击能力等等，在在证明美日早已进入“台湾有事”设想下的实质备战体制。在美日的共同作战计划下，琉球群岛成为了美日军事部署的桥头堡，同时也是最有可能被卷入战火的高风险区。日本自卫队为了填补所谓“西南诸岛的军事空白”，实施“西南转移”方针，[11]将军事重点从防范北方“朝鲜有事”转至应对西南方向的“台湾有事”，分别在临近台湾的与那国岛（2016年）、宫古岛（2019年）和石垣岛（2023年）上设立新的自卫队基地，部署隶属陆上自卫队的沿岸监视部队、警备部队、地对舰和地对空导弹等多支部队，目标直指中国。
从上述时间轴和历史脉络可知，“台湾有事就是冲绳有事”的逻辑链并非源于普遍认知中“台湾与琉球群岛地理位置相近，琉球会遭到军事冲突波及，从而卷入战火之中”的可能性，而是在“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美日同盟有事”的政治宣告和《美日共同作战计划》的军事筹备下，美日两国决意军事介入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并在局面混乱之际趁机谋取南海和东海区域的最大利益，琉球群岛才在美日计划下沦为“台湾有事”爆发之际避无可避的军事前线。对美日而言，琉球群岛优越的地缘位置使其进可攻、退可守，既可充当美日介入甚至干涉两岸问题的重要抓手和军事要塞，又可充当防卫日本本土的最后一道防波堤，琉球群岛面临的战争风险实为美日军事冒险行径共同促成的结果。
在美日加紧备战应对“台湾有事”的进程中，琉球居民的感受如同1945年冲绳战役前夕的战云密布，日常生活中军事动员的肃杀氛围使之深感恐惧和焦虑，从而刺激当地的社会运动家自发组织各种和平反战的民间团体，并以“不让台湾有事发生”“不让冲绳有事发生”以及“不让冲绳再度瀹为战场”为核心理念，发起一场横跨2022年至2024年的“冲绳对话计划”。
“不让台湾有事发生”
琉球知识界人士和社会活动家为了应对“台湾有事就是冲绳有事”带来的战争风险，于2022年10月共同发起“不让台湾有事发生·冲绳对话计划”，并于2023年举办跨地域、跨党派和跨立场的三场大型对话，分别邀请台湾蓝绿两党的政客、以左统派自居的记者、内地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与琉球当地的政治家、学术界和民间团体代表，就如何看待和应对“台湾有事”发表看法并交换意见。计划的发起者认为“战争和暴力的反义词，不是〔理论上的〕和平，而是〔实践上的〕对话”，秉持着该理念刻意挑选了政党派别对立、立场和论点极具代表性的嘉宾赴琉交流，期待能够从演讲和对话中充分表达各方的关切和主张，求同存异地凝聚起“和平反战”的最大共识，发挥“民间外交”作用，促进国家和地区间的和平，遏制战争的爆发。
在三场对话中，台、琉两地学者为“台湾有事”这个概念提出更为细化的两种定义，一为中国利用武力手段统一台湾而造成的战争，二为中国与美国为争夺全球霸权地位进行大国竞争而造成的战争。台、琉学者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战争的起因为何，只要战争一爆发，台、琉终将成为“命运共同体”，迈向注定的牺牲和毁灭。为了防止冲绳战役的悲剧再度重演，台、琉应从根源上阻止“台湾有事”发生，从而阻止可能爆发的战争。因此，“和平反战”应成为各方之间的最大共识和共同追求的目标，并参照处理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或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建构一套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框架，透过对话和交流促进和平与稳定。
这套论述因高举“和平反战”的理念，而取得强大的正当性和广泛的认可度，看似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实际却混淆了不少概念，暗含不少话语陷阱，推导出的结论也有所偏颇。
第一，“台琉命运共同体”的立论基础源于“台湾有事就是冲绳有事”的前提，但台湾问题作为中国的内政问题，其何时解决以及如何解决都不应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予以关联绑定。前文已说明在美日示以军事介入台湾问题的立场后，琉球群岛才因美日的军事部署和军事挑衅行径而与台湾问题紧密关联。事实上，这种关联舆绑定的本质是美日对中国内政的介入和干涉，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第二，将台湾问题定义为中国与美国为争夺全球霸权地位进行大国竞争而造成的战争，则本为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被外化为大国竞争的“国际问题”，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则成为新兴大国为了取代守成大国的地位，不惜破壤战后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法规，为世界带来新一波的纷争和混乱。该论述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西方叙事框架中，完全悖离事实。
第三，“和平反战”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理念，固然是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但必须明确和平有其前提，战争也必须区分性质，不应笼统、简单化地理解“和平主义”的核心意义和适用范围。尤其是“和平反战”的理念并不适用于反介入、反干涉或反侵略等保卫国家领土安全且合乎正义的防御型战争。
如今，美日的“台湾有事”与“和平反战”的论述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在新一波对华舆论战中打出极为致命的一枪。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重视和警惕，唯有破解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湾有事就是冲绳有事”到“不让台湾有事发生”的“和平至上”论，方能重建民族统一的话语权。
注释：
[1] 本文刊载於《远望》2023年7-12月号（总418-423期）。
[2] 戴维森于2014年至2018年间担任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2018年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改为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后，担任首任司令，直至2021年5月正式退休。
[3] United States Senate， “HEARING TO RECEIVE TESTIMONY ON UNITED STATES INDOPACIFIC COMMAND IN REVIEW OF THE DEFENSE AUTHORIZATION REQUEST FOR FISCAL YEAR 2022 AND THE FUTURE YEARS DEFENSE PROGRAM，” 9th March 2021， pp.48-49. 参见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21-10_03-09-2021.pdf，最后下载日期为2023年12月10日。
[4] 国策研究院系台湾当局重点倚赖的智库单位，其核心成员皆在政府部门或半政府部门担任顾问，提供涉及东亚局势、两岸局势和安全风险评估的判断和建议。国策研究院现任董事长兼院长田弘茂早年是美国台独组织骨干，曾在陈水扁执政时期担任“外交部长”，并担任民进党当局的“总统府资政”（2021-）；副院长郭育仁为大陆委员会的咨询委员；执行长王宏仁为海峡交流基金会的顾问；资深顾问高硕泰于2016年至2020年担任台湾当局的驻美代表；另延揽多位国防大学的教授担任研究员。
[5]“‘日本国元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阁下线上演讲会’办理情形”，国策研究院文教基金会，2021年12月1日。参见https：//www.inpr.org.tw/activityDetail/125？lang=zh-tw，最后阅览日期为2023年12月10日。
[6] 美日与美台间均建有军事情报共用机制，惟美日台三方间尚缺乏类似机制。因此，美国计划于2025年向台湾交付四架“海上卫士”（MQ-9B Sea Guardian）无人机，并建立起美日台间的“共同作战图像”，将无人机侦查、定位并追踪到的中国沿岸军机军舰动态，即时整合进美日台间的军事情报系统之中。
[7] 美军计划在第一岛链的琉球群岛、第二岛链的关岛和第三岛链的夏威夷各创设一支“濒海战斗团”，改变近二十年来的美国陆军反恐作战战术，重新发挥海军陆战队的优势和特长，以适应大国竞争的需求。每支濒海战斗团约有1800名至20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主要职责为根据“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战术，充分发挥小规模、分散且机动性强的特色，在敌方的导弹射程内侦查和攻击敌方舰艇和军机，实现“以陆制海”的作战目标。2022年3月，美军在夏威夷创立“第三濒海战斗团”；2023年11月，美军在琉球创立“第十二濒海战斗团”；另外，美军拟于2027年前将琉球群岛迁移到关岛的部分海军陆战队改编为“第四濒海战斗团”。
[8] 2014年，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通过内阁决议改变对日本宪法第九条的解释，认为日本有权行使集体自卫权。2015年5月，安倍晋三向国会提出《安全保障关联法》，历史性地突破日本战后宪法归集体自卫队的限制，首次通过法律形式容许日本自卫队在特定情况下行使集体自卫权，占内阁多数的自民党不顾在野党与民众的强力反对，于同年9月强行通过该法，并宣布2016年3月正式生效。
根据日本《安全保障关联法》，以及美日针对“台湾有事”制定的《美日共同作战计划》，日本将于“台湾有事”爆发之际宣布进入“重要影响事态”、“存立危机事态”乃至“武力攻击事态”，美日根据事态演变分别承担相应的军事任务。“重要影响事态”即对日本和平与安全造成重要影响的事态，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在西南诸岛分散部署军事力量，日本自卫队则负责运输兵员、提供弹药和补充燃料；“存立危机事态”即与日本相邻的地区遭受武力攻击，日本国家存亡受到严峻威胁的事态，美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战斗，日本自卫队则负责保卫美军，并行使集体自卫权攻击敌方；“武力攻击事态”即敌方对日本发动武力攻击的危急事态，美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交战，日本自卫队则于美军贯彻军事一体化方针，反击敌方对日本的攻击。
参见揭露《美日共同作战计划》的共同社编辑局编辑委员石井晓的演讲：石井曉「台湾有事に日本を巻き込む日米共同作戦計画ー南西諸島を再び戦禍に晒してよいか」、「ノーモア沖縄戦、命どぅ宝の会」のシンポジウム、2022年9月25日。
[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S.-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2+2”)，” 6th January， 2022. 参见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f-the-u-s-japan-security-consultative-committee-22/，最后阅览日期为2023年12月10日。
[10] 「岸田内閣総理大臣記者会見」、首相官邸、2022年12月16日。
[11] 「奄美、宮古…南西地域で陸自駐屯地が続々と拡充、中国脅威に対抗」、産経新聞、2019年3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