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树峰:朴素、自然的一生:记我的导师祝总斌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 次 更新时间:2022-11-26 23: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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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树峰  

  

   2022年7月8日,祝总斌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二岁。消息是王铿兄告诉我的,我并不觉得突然,毕竟这样的高龄,哪一天谢世,也说不上意外,但仍然感到伤感。伴随伤感的,还有遗憾,因为自发生疫情后,我再也没有拜访过他。

   初见祝先生,是研究生面试时。他身材不高,比较清瘦,戴一副浅白边框的眼镜,亲切温和、平易近人,这打破了我对北大教授不苟言笑、严肃端庄、令人陡生敬畏之感的想象。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蓝色中山装上衣,与白、绿一样,属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流行色式。这种颜色、款式,在八十年代末已不多见,到我面试的九十年代初,可以算得上复古的“时髦”装了。在我的记忆中,北大读书六年,能和祝先生撞衫的,只有季羡林先生。祝先生穿过其他色式的上衣,比如咖色夹克,也戴过黑色边框的眼镜,但于我而言,初见的印象却永远挥之不去。

   祝先生待人温和亲切,一生与人为善,是大家公认的,孟彦弘兄曾有经典的评价:“祝先生的为人,可谓‘有口皆碑’。这不是形容,不是泛称,而是实录。”据祝先生回忆,他曾担任过北大历史系副主任,协助系主任邓广铭先生的工作,邓先生有时对他很“不满”,质问他:“小祝,怎么在你的眼里从来没有坏人?”他对人之好,于此可见一斑。在这方面,我有深切的体会。1989年秋,我曾就考研一事写信向一些老师请教,有的老师一问一答,有的有问不答。祝先生回信及时,热情周到,不仅有问必答,而且特意叮嘱,要翻阅一下《资治通鉴》,并提醒我加强外语学习,以避免多数偏僻地区考生的覆车之辙,信末叮嘱工作、备考期间,注意保重身体。覆信字里行间充满殷殷关切之意,令人倍感温暖。在我读书的年代,导师很少和学生一起吃饭,在我的印象中,祝先生和田余庆先生从未特意宴请过学生们。不过,我工作以后,祝先生曾几次邀请我与妻子吃饭,而且告诉我,这是他一定要做的。后来他和师母在中关园附近的郭林宴请了我们,当时这是一家相当有名的餐馆,分店遍布京城,可谓无处无郭林,可惜现在已经难以觅得一二了,不过温馨的场景却至今难忘。

   祝先生作为硕、博士导师,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领路之人。但他对我的影响并不止于学术,而是包括诸如教学、为人等方方面面,可以说,他是对我产生最大影响的少数人之一。

   和对待其他人一样,祝先生对学生同样温和亲切。不过,温和亲切并不代表对学生放任自流,任其所为。九十年代初,剪刀加浆糊的纂书风气正浓,书商尤其瞩目于北大的师生。入学之初,祝先生对我殷殷叮嘱,大意是说,他作为老师,不会参与这种事,我作为学生,也同样不能参与,要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否则必定影响学业。后来写硕士论文,找题目几乎耗尽了我的精力,有次偶尔和祝先生谈及某方向的老师为学生确定题目,而且要求学生必须照做的事情。他听后说,我们魏晋三位老师(另两位为周一良、田余庆先生)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魏晋南北朝方向的学生必须自己确定题目,否则就不要毕业。我倒没有向他讨要题目的意思,因为我早就从之前的学生那里听过这样的传闻。但他笑着说这番话时,语气相当坚决,毫无转圜的余地,估计要也白要。在他的“逼迫”下,我来回翻书,苦思冥想,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无论当时还是以后,我对自己的硕士论文很不满意,不过于我而言,仍不无意义。在祝先生的鞭策和扶持下,我踉踉跄跄迈出了这一小步,但却是我今后独立从事历史学研究迈出的一大步。

   那时读研,学分要求不像现在这样高,历史系古代史专业所开课程不是很多。我所修的学分中,祝先生的课程最多,分别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法制史》《中国古代史学史》《魏晋南北朝史》,占了几近三分之一;如果再加上六个学分的《资治通鉴》课,那就将近一半了。

   课堂上的祝先生,精神饱满,声音洪亮,板书银钩铁画、浑雄遒劲,有时打着手势,颇有感染力,与课下的形象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很难想象,他略嫌瘦弱的身躯中蕴藏着如此旺盛的精力。一堂课结束,他的眼镜边框以及袖子上常常沾满粉笔尘末,这时也经常有学生围着他,向他请教问题。这种场景总令我联想到身穿工人蓝服装在车间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工作的老工程师。我从事教学工作以后,仍然受益良多,这既包括他的具体教学方式,也包括其中传递出的做人做事的态度。

   开课之初,祝先生会给学生发一份油印资料,内容包括讲授提纲、参考书、复习题,这在大学教育程式化的今天,已成制度规定,但在当时,却并不多见。古代政治制度是祝先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多的研究领域,课堂内容观点新颖,胜义迭出,无论初学者还是有所涉猎者,从他的具体考证以及宏观见解中,均可以各得所需。我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认知,就是从这门课开始的。史学史尤其是法制史对多数学生来说,相对而言比较陌生。讲授过程中,祝先生清晰有序地梳理线索、构筑框架,同时也将自己的诸多独到见解融入其中。以后我对法制史有所涉猎,与这门课程有很大的关系。至于魏晋南北朝史,是祝先生最为擅长的研究领域,课程的精彩纷呈自不待言,后来我开设此课,无论结构体例还是具体内容方面,都从这门课程中吸收了不少养分。

   周一良先生以“听了一次杨小楼的拿手好戏”形容陈寅恪先生上课之精彩。祝先生的课程内容充实丰富、逻辑谨严周密,极富人格魅力,听他的课,也相当过瘾,是一种极好的享受。

   《资治通鉴》课并不在课堂上讲授,而是一门读书课,地点在祝先生家中的书房。所读时段为自秦朝建立到隋朝统一,两周讨论一次,一次十卷,共三个学期。祝先生带我们读《通鉴》,相当程度上是师生之间自由而又平等的学术交流,学生可以自由提问,也可以自由评论,中间没有什么界限。对我们所提的任何问题,他有问必答,耐心细致,在他看来,只有有问题与没有问题之分,而问题本身却没有幼稚与深刻、简单与复杂之别。如果我们没有问题,他会向我们提问。以他的心性,应该没有监督学生读书的想法,但这种方式对知识储备几乎为零的我而言,颇有点像“照妖镜”,如果两周没阅读《通鉴》,很难不会现出原形。

   问答中间,祝先生经常会从书架上抽出相关史籍,将史料展示给学生;有时所需之书在隔壁卧室,他会不辞辛苦,往返于书房卧室之间。历史研究的言之有据,无一字无来处,通过这样的不言而教,在学生心中扎下了根子。他所展示的史料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汉书·天文志》,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当时,对多数学生而言,《天文志》无异于天书,大都会略而不读,偶有涉猎者,也难求甚解,而且当时的历史学研究者也很少关注这一方面的内容。但祝先生给我们讲解《天文志》,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带有独到的见解。不仅是《天文志》,举凡史籍中其他偏僻冷门的知识,他大都能娓娓道来。在《我与中国古代史》中,祝先生谈治史心得,强调要懂一些文字学、训诂学、考古学、天文历法、科学技术、中外交通、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知识,其实,他对这些知识不仅仅是一般的了解,而是有很深的理解,这在他的文章中时有体现,有的甚至写成了专业论文。在我认识的学者中,论知识的丰富渊博,少有人能出祝先生之右。

   祝先生固然早在我备考时,就提及《通鉴》的重要性,但当时我对历史学研究并不了解,没有太在意。读书课上,在他循循善诱的引导之下,对这部经典著作的重要性,我的领悟逐渐加深,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发展线索因此有了基本的了解与掌握,此段历史的知识框架结构也由此得以建立。读书课对我的影响不止于基本历史知识的获取。祝先生的平易近人、亲切温和,对学生提问不厌其烦的一一作答,师生间自由而平等的闲谈式学术讨论,对初学者是很大的鼓励。三个学期的读书求学,师生间的“坐而论道”,气氛自然而又温馨。经历这样的熏陶,我的提问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问题意识由此逐渐养成,对学术研究的自信,也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郑板桥有诗云:“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祝先生的学术境界和教学能力,我自然难以企及,但我的学术研究得以起步,能够步履蹒跚地前行,特别有赖于他在《通鉴》读书课上的悉心扶持与自然熏陶。工作以后,我与学生相处的态度与方式受他的影响更大,方方面面留下了他的烙印。

   祝先生的课程或者是此前学术成果的积累,或者后来转化成了新的学术成果,因此,他的研究领域相当广阔,政治制度史、政治史、法制史、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等几乎无所不涉。令人折服的是,这些研究不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而是不落窠臼,推陈出新,其中也不乏有奠基开拓之功的作品。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是祝先生的代表作,也是政治制度史领域的经典著作。书中对史实的考订,抽丝剥茧,结论水到渠成,其“论从史出”的深厚功力令人拍案叫绝;至于见解的新颖独到,则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里不拟对此书进行全面的评论,仅就孟彦弘“此书是近年学界所极力倡导的‘活的制度史’的研究方法”的评价,结合祝先生其他文章,略作补充说明。

   就制度的发展变迁而论,从纵的方面,祝先生特别注重追源溯流,在他的笔下,任何制度都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渊源有自,互相衔接,而且经过扎实细致的论证,自然而然地出现在读者面前,决不突兀。从横的方面,他特别注重分析同一时空下诸种制度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这种关系从来不是僵化不变的,其中既有冲突与对立,更有协调与配合,而制度就在这种流动不居的关系中有了变化与发展。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他在《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一文中对中朝官制度、领尚书事制度与丞相、三公关系的分析与论证,读者可以从中充分认识到各种制度本身的弹性以及制度关系上存在的弹性。制度的变迁,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人事活动密切相关。上世纪五十年代,钱穆曾指出:“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中国历史上已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言外之意,活的制度必定与活的人事相配合,制度因人事而变。祝先生的政治制度研究,与这一看法的契合之处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说,他的制度史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是当时人际关系、政治活动、社会背景乃至人物性格的另一种体现。比如他对中朝官的分析,指出汉武帝时代及其以后的差异性,其中时代背景、皇帝个人性格都在发挥着影响。又如,他发现《文馆词林》所载晋元帝诏书以“门下”开头,敏锐地认识到,这可能意味着从此时开始,出诏需经门下,门下省有审核诏令的权力。不过,史籍中没有具体案例可以印证,他将这一问题与王、马之间的政治矛盾以及王导担任录尚书事、中书监等职务巧妙地联系在一起考察,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但他没有僵化地看待这一审核权,而是特意指出其在东晋并没有固定下来,直到南朝方成为正式的制度,而且封驳权的性质从限制权臣变为决策正确的保障。类似这种制度的兴衰存废、作用大小与人事、政治活动密切联动的考察,几乎贯穿《宰相制度研究》全书,而在《都督中外诸军事及其性质、作用》《魏晋南北朝尚书左丞纠弹职掌考》《试论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等文章中也屡有体现。

制度规定与实际运行可能存在着差异,祝先生研究政治制度,固然关注机构组成、职官权能的相关规定,但更关注其实际运行情况。《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一文开宗明义对两者加以区分,指出对皇权形成制约的具体政治制度是经过历朝历代反复总结经验,最终固定下来的;君主实际行使权力时,则可以超越任何制度规定,不受任何约束。《宰相制度研究》对汉魏三公、尚书、中书、门下的分析,最终都落实在了执行层面,并从执行情况的变化探讨制度的变迁。值得注意的是,祝先生对文书的流转状况十分重视。《宋书·礼仪志》所载关事仪留意者少,他对这件仪注详加剖析,理清了行政文书在太常寺、尚书、门下、皇太子/皇帝之间流转的复杂过程,刘宋中枢机构政务运行的实态得到了相当细致的揭示,而门下省平尚书奏事制度的固定化,也由此得到了充分有力的证明。《高昌官府文书杂考》就高昌国的政务文书进行深入分析,但这并不仅仅是一篇考察高昌国文书的专文,而是将其与中原政权的政务文书比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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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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