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耕:指向价值的行动——“科学作为天职”与韦伯科学学说中的价值理性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 次 更新时间:2022-11-24 11: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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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耕  

   在《科学作为天职》这篇演讲的开篇,韦伯通过简述美国和德国大学制度,尤其是通过对比年轻学者在其中的处境,来说明学术工作的外在情形。他罗列了大学在当时面临的一系列耐人寻味的“矛盾”。(1)在陈述这些矛盾的声音里面站着我们熟悉的韦伯,他以敏锐而沉重的口吻表达着身为精神贵族的学者对日益官僚化的大学和学术的不满。事实上,早在这篇演讲之前若干年,韦伯对大学官僚化的问题就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批评和抗议。(2)因此,韦伯在这篇演讲的“外部视角”中所重申的大学面临的外在困难似乎没有那么引人注目。

  

   但对所有将精神作为志业去追求的人来说,韦伯估计的困难要比大学的官僚制倾向更大。在韦伯行将结束对科学的外部条件的考察时,他最强烈地表达了这个时代给准备以科学为天职的人所提出的沉重问题:您是否确信,年复一年地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平庸之辈踩过自己的肩膀,自己还能够忍受,既不怨怼,也不沮丧?(3)面对韦伯描述的难题,他眼中将要承担这些困难的下一代学者似乎已经有了答案:“自然了,我为我的天职而活着。”(Natürlich,ich lebe nur meinem“Beruf”.)(4)

  

   这样的回答在韦伯的时代想必不绝于耳。但对韦伯来说,怎样才可以说是“为天职而活”显然不容易回答。这篇演讲就是讲述韦伯理解的“为天职而活着”的意涵。能这样做的人,首先需要明白科学是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志业的劳作(Berufsarbeit)。将科学视为“自己的”天职的人是不是准备好接受科学从来把握不了自己命运的现实?将作为“天职”的科学与那些外部环境中令人气馁的“现实”分开,是不是就足以让我们面对最不利于“职业科学家”成长的世界?更为重要的是,理解将科学作为天职这个事情,对不在这个行当,乃至不准备成为“职业”学者一员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

   在这个问题之下,韦伯开始在演讲中转入讨论科学、学者和大学的内在视角。科学对韦伯来说成为一种天职,首先因为它是一种专家式的劳动。韦伯认为,今日的科学的确是一个分工的时代,因为只有通过分工,才能使得学者进入到最为细节的劳动当中。科学在本质上是必须要被取代的劳动(5),学者必须意识到有无数的前人在同样的地方存在着类似的猜测(Konjektur),自己只不过是将永远继续下去的工作的一个环节。(6)这就意味着,在学者(即从事这项劳动的人)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候,可能完全看不到有什么意义:我们竭尽全力的劳作,或者是前人劳动的继续,或者是未来我们意识不到的继续者的开始,而不是它自身的目的。

  

   借用歌德的例子,韦伯在天职与人格的关系上更进一步阐述了科学这个劳动的特别之处。所谓专家或工匠,指的是“全心全意地为事业服务”(rein der Sache)的人。(7)但这种劳动,理当饱含着面向事情的激情(sachliche Leidenschaft)。其中,劳动者放弃了将自己活着的生活变成艺术品的可能。因此,将科学作为天职,首先是去承担一种表面上最没有个性的劳动。

  

   对科学作为劳动的限定构成了韦伯定义科学作为天职的基础:将科学作为天职意味着一种既不能将从事此劳动的人,也不能把这种劳动作为目的工作。众所周知,韦伯的这个演讲是巴伐利亚州自由学生团体组织的“精神工作作为天职”系列中的一讲。在“一战”的结尾,面对将在未来以科学为天职的年轻的德国学子,韦伯选择以这样的“科学”作为全文的基调未免显得奇怪:既然科学的劳动是无法作为自己目的而存在的,甚至,它将取消自己视为自己的目的,我们又如何能实现“科学是为其本身”呢?简而言之,如何找到科学的“意义”?

  

   我们得以探讨科学的意义问题。因为一项服从于这样的进步法则的事业,并不是自明地具有自身的意义和理性。对于一项实际上永无止境,也永远不可能有止境的事业,人们为什么为之献身呢?人们首先会回答,完全是出于实践的目的,或者说是出于广义的技术性目的:也就是说,是为了能够依据科学经验给我们提供的期待,调整自己实践行动的方向。不错。可是,这只能对实践行动者有意义。那么对于科学人来说,又该对他的职业抱有怎样的内在态度呢?——如果他确实想要寻求一种这样的态度的话。他会坚持说,自己之所以献身科学,是在“为科学而科学”,而不只是因为别人可以利用科学,取得商业成果或技术成果,可以吃得更好,穿得更好,照明更好,统治得更好。可是,他把自己完全纳入到这种永无止境地运转的专业化经营中,致力于取得注定将会过时的创造成果,那么在何种意义上,他相信这样做是有意义呢?(8)

  

   要理解科学这种并不令人振奋的境地,就需要重新理解包括科学在内的理性化过程。在韦伯看来,理性化没有给生活在文明世界的人更强的生命力,我们也并不比被理性化征服的世界更亲近自己生活的状况。但理性化给了控制我们生活的强大手段。我们是否想要这样的控制生活的手段?我们用这些手段实现让生活更可预期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世界的除魔(Entzauberung der Welt)留给我们巨大的疑问和考验。在韦伯看来,托尔斯泰最完整地表达了这个疑问:死亡之于一个文明化的人(Kulturmensch),就如同科学劳作之于学者一样,只是必将消逝,但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终点,它并没有一个“成全”生命的能力。(9)

  

   韦伯这篇演讲的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它首先是将“科学作为天职”作为一个“意义”的巨大问题来提出的。科学是在关于它的“意义”而不是它的“用处”的问题中才遭遇到托尔斯泰这样的疑问。而韦伯则想进一步去问,在托尔斯泰之后,我们不作为职业科学家去理解将科学作为天职的行为和生活,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意义?

  

   非常悖谬的是,在这篇演讲的前半部分,韦伯将理性化进程和托尔斯泰的问题同时放置在了科学作为天职的起点上。而二者之间对传统上看待科学的方式来说有着深刻的紧张。这种紧张促使韦伯在“传统科学”的伟大时刻里面去考察托尔斯泰关于“意义”问题的真正内涵。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到达·芬奇以“技艺”解释的自然(Natur),到在物的细节中(physisch)揭示上帝的新教科学家,再到尼采对“快乐的科学”的剖析。看上去,韦伯的历史回顾似乎在历数科学在理性化的历史上可能给我们的意义:真理、自然、神意和快乐,等等。对韦伯来说,以科学为天职的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这些贯穿理性化历史的意义和托尔斯泰简单但难以回答的问题放在一起。

  

   答案似乎是,如果我们仍然能在科学中获得人生的真理以及有关自然和神意的认识,那么,韦伯时代以科学为天职的劳动者,将继续理性化的伟大时刻中奠定的科学,他们的工作因此具备当然的“意义”。如果韦伯时代的科学,已经远离了他这里历数的种种“意义”,那就意味着所有科学可以用来回答托尔斯泰问题的选项在这个时代成为被击碎的幻象,在此前提下,只有离开科学,我们才可能认识真的生命,认识我们的自然,找到幸福。所有人生意义里面我们试图寻找的,不仅不能在科学里面找到,甚至必须反对科学才有可能。韦伯很明确地认为,强烈质疑现时代的科学能告诉我们任何有意义生活的答案正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面对的潮流。(10)

  

   传统上,我们认为韦伯是通过强烈反击上述潮流来捍卫科学之价值的学者。但韦伯“捍卫”科学的前提来自他在托尔斯泰那里读到了比自己身边的年轻人对科学更强的质疑。这是他区别于认为科学具有颠扑不破前提的“旧科学”的一个重要的面向。(11)科学作为天职的根本困难,并不在于理性化的历史上所取得的那些“意义”在离我们而去,并不在于科学已不可能像柏拉图、达·芬奇、斯瓦姆默丹,乃至离韦伯并不那么远的兰克时代那样去提供“通向真实存在之路”“通向真实艺术之路”“通向真实自然之路”“通向真正上帝之路”“通向真正幸福之路”。而是科学无法证明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在韦伯看来,科学恰恰没有办法予以证明科学所造出的知识,或按照科学进行的这个世界是值得拥有的。(12)他说得很明白,比起科学在认识世界的信念来说(13),关于科学之“价值”的信念是更为根本的信念(韦伯所谓的依据终极意义得到的信念),它无法证明,但是需要解释。(14)

  

   到这篇演讲过半的时候,韦伯以“破”的方式阐明,科学没有自明的基础去承担自己的目的,因此,以科学为天职的人,也不应是“自然”地认为科学就是有价值或科学提供了最值得过的一种生活的人。在这个“问题化”科学的基础上,以科学为天职,并不是那些完全不认同,或者不曾有过托尔斯泰式的质疑的人才会面对的问题。韦伯在演讲开始提到的那些工匠和专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样子。韦伯看得很清楚,以科学为天职是超出科学这项志业劳动本身的。它并不是首先去关切学者(从事科学劳动的人)对科学的立场,而是去探索这样的“志业”可以给其他人,乃至深深怀疑科学对生活是有价值的人能带来什么。因此,“科学作为天职”,恐怕要比维护科学作为诸多价值领域中独特的那一个具有更深的现实意义。对韦伯来说,是对科学置身其中的现实的理解和承担,而不是“科学家”的特质和“科学”这项职业的义务,决定了将科学作为天职的意义。(15)

  

   演讲的后半段,则是韦伯面对这个困难的问题,以“立”的方式来阐明,科学对有着完全不同价值前提,乃至并不认为科学对他们自己有意义的人,是不是能确立起有价值的生活的基点。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科学在韦伯那里之所以被认为能实现这种独特的奠基,源于它彻底的现实性,韦伯将之称为“理智的诚实”(die intellectuale Rechtschaffenheit)。(16)理智诚实的首要之处,就是面对科学与学者在我们生命和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上提供不了答案这个局限。科学作为志业的贡献,毋宁说是以最大的现实感来面对这个局限。

  

   理智诚实的对立面,是各种讲坛布道者或伪先知进行的廉价的世界观教育。韦伯要着力打破的是科学可以为人建立价值立场的“假象”。科学作为天职,意味着诚实面对并且承担自己的根本立场,也就是面对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现实。这在韦伯看来是带有深刻伦理力量的美德。(17)大学如能真正对抗讲坛布道的人和行为,那只是因为它可以进行更为深刻和实在的价值的教育。这种教育尤其需要专家身上那种面对事情本身的激情,这种激情支撑着学者和政治家去完成各自的志业所要求的艰苦而孤独的劳动。科学作为天职如果并不只是职业科学家的自我要求,而关乎我们所有人在行动中实现自己价值的意志,那么这种理智的诚实则是现代大学培育人格的关键目标。

  

在和《科学作为天职》同年发表的论文《社会和经济科学中的“价值自由”的含义》(1917,以下简称《“价值自由”》)中,韦伯采取了和《科学作为天职》不同的论述思路,即不是从大学入手来看价值的承担,而是从价值承担的含义出发来考察现时代的大学和大学教育。(18)韦伯在文章的开始就明白地表示,所谓排除价值判断是不可能的。(19)对献身于“老科学”的学者来说,大学作为特定价值的维护并不是问题,在韦伯的眼中,正是这样的学者才恰恰不屑于跟风去做那种表面价值中立的“拟态”(Mimikry)。(20)这种骨子里面的高贵立场不是体现在拒绝排除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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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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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德]马克斯·韦伯等著 李猛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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