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韦伯与德国大学体制的论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4 次 更新时间:2022-11-24 11: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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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 (进入专栏)  

   一 引子

   “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

  

   整整一百年前,韦伯在他“科学作为天职”(1)的演讲里,有这样一句话。今天,很多从事科学职业的年轻人,不管读没读过这篇经典的文献,只要是看到了这句话,想必心里都会翻起瓶子,涌出好多滋味来。在全世界都要统统接轨的时代,在学术标准化的时代,那些四处奔波求职的博士或博士后,那些在tenure track中等待审判的年轻教员,那些白天讲课、晚上写论文的“青椒”,那些没日没夜出诊看病,又要做实验、写报告的医学院里的小大夫……无论他(她)们来自美国、欧洲,还是中国、日本,或者是遍及世界各地的其他什么地方,都深陷这场赌局中,精打细算,疲于奔命,每一步都要走得精确,每一刻都要勤勉努力,但前途依然捉摸不定,仍有很大的可能被他们的科学职业丢弃掉。

  

   韦伯一百年前说到此话的时候,已是心绪难平,而今天人们再听到此话的时候,更感觉到切了皮肉般的疼痛。学术生活的这场赌博究竟由何而来,又是为了什么呢?科学这项职业说起来如此高尚,是那么与众不同,人们却为何又偏将自己的“才华”交付给“运气”,将理想散落给现实去摆弄呢?很显然,一百年前,韦伯就已经洞见到,科学这项职业早已不是一个人仅靠志向或才华、苹果掉在地上的灵感、对死亡的冥想,或者是对于生命之终极意义的探求所能确定的了。科学已经成了一件复杂的事实,连带着现实世界上的各种体制机制、自由资本和国家意志、人们世俗化了的精神及其独特的政治安排,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作为锻造科学职业的车间,影响着从事这项职业的人的灵魂归向。

  

   今天重读这篇演讲,扑面而来的自然是那种置身于赌博现场的战栗感,那种人生难知去路的“体验”。但正如韦伯在好多著述中所说的那样,一个人置身于这样的历史中,所获得的,或者说能够支撑他的,却不是这样一种单纯的体验。在他的身上,凝聚着构成这个世界的诸要素和诸领域,作为一位学者,他需要“将经验真理的有效性在思维上加以整理”,形成一种“可理解的历史认识”,“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找到“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进而在主观意义上构成“历史个体”,才真正算得上是一项科学工作。(2)

  

   因此,讨论当下学者的处境,从科学职业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天职这双重的角度来考察,也该是作为天职之科学本身的要求。外部条件的存在,或者“就天职(Beruf)这个词的物质意义来说”,是把握我们所处的社会实在之总体的入口,是理解我们具体经验中存在的因果关系的途径,是通过实证研究来发现我们日常处境的办法,而不致让我们陷入一种个人体验的伤感之中,靠一时的抱怨来纾解情绪,或靠幻象般的意志去对抗风车。知道现实及其可能的各种后果,这本身就是责任伦理的要求。

  

   同样,任何科学的探索,都不会只是外部制度的结果,韦伯所说的“赌博”,有另外一层“内在”的意思在里面。“如果谁没有能力,完全蒙上双眼,不顾周围一切地想象,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是否对抄本此处的文本做出了正确的推测,他就尚未步入科学的门径。”从事科学,必须“激情满满地投身其中”。不过,只靠吃苦用力,也未见得就能取得研究的成果。科学的发现,总要在关键的时刻,有些“想法”和“灵感”乍现。我们常常不知这些想法和灵感从哪里来,何时会来,能持续多久。一切交付给偶然的机遇,这难道不是“学者必须承受的又一场赌博”?(3)

  

   这样一种难以捉摸的“偶然”,对学者来说恐怕更为棘手。对此,人们常有一种感觉或印象,又回过头来将这种偶然的灵感归于一个人特别的“人格”,或是独有的“体验”上来。韦伯当然不信这样的把戏。因为纯靠浪漫派意义上的人的主观动力,只能把生活变成一件艺术作品,其中所引发的激情,并不能为科学带来累积性的进步,不能守持住科学所应有的专业化的限定性前提。韦伯认定,这个时代确已经除魔了,人们不再去乞“灵”(pneuma),不再依照神学的预设那样要完整地“拥有”(Haben),科学的探求只能撇开那些神秘的灵光或希腊人心中的永恒真理,靠着“朴实的理智诚实”,去知道那些“值得我们知道”的东西。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难说韦伯给了我们确切的答案,也许他本就没法给出答案。他只是告诉我们在今天科学值得去做什么,怎样去做,至于科学究竟能够提供给我们什么样的生身凭靠的终极价值,我们依然无从所“知”。在演讲的结尾处,他引用《以赛亚书》预言中流亡的以东人的守望者的歌声,试图告诫我们,只有将科学作为天职,年复一年地耕耘劳作,才可能找到“主掌自己生命之线的神灵”,有如歌德笔下的漫游者,只有把“日常的要求”作为自己的义务,才能等待慢慢长夜过去。这种晦涩不明的未来,虽然黎明似见,却也令人难安。难怪库尔提乌斯在评论中会怯怯地问道:“这种据说普遍有效的价值之争,会不会只是价值的无序状态的征兆,暴露了晚近西欧文化的某种乱象?”(4)

  

   一百年后的今天,似乎日渐清晰的不是曙光,而依然是叠生的乱象。科学的赌局远未结束,反而筹码加重了。学者们每日操劳,却越发陷入狭窄的专业化境遇中,连认清自己都难,何谈世界的未来?今天重读韦伯的演讲,无论科学的外部条件,还是内在天职,都更加让人唏嘘感慨。特别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也许三十多年前开放之初,大家都还凭着迎接新世界的热情来追捧韦伯博大精深的思想,但是到了今天,恐怕更能体会到韦伯所说的现代文明的茫茫暗夜了。(5)

  

   本文将沿着这篇演讲的脉络,附以国际以及中国学术界发展的晚近情形,从上述两个方面出发继续延伸这一话题。此番讨论,当然不是关于韦伯思想文本的专业研究,而是从韦伯的问题化方式入手,对于当今学者的内外状况及其涉及的学术体制和精神形态等问题,做进一步的追察和评判。

  

  

   二 “美国化”问题

   《科学作为天职》开篇伊始,韦伯就直接点出了德国学术界的“美国化”倾向。由此看来,这个问题之所以这样要害,显然是戳中了德国科学传统的命根子。对于科学进步来讲,要害中的要害,当然是未来要毕生投入学术生活的年轻人。

  

   首先,韦伯对比了德国和美国年轻学者的生活境遇。传统上,德国学者一生的学术生涯,是从编外讲师起步的。获得编外讲师的资格,大体要经过这样一道程序:先征得权威专家的同意,提交一部著作,再通过全体教职人员面试,就差不多得到永久职位了。不过,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编外讲师之所以是编外的,是因为他们与教授不同,不是由政府任命的,所以也没有相应的权利,也不需要承担公务员的义务;他们获得资格的过程,完全是大学内部事务。第二,就是编外讲师不单是编外的,准确的说法是“无薪编外讲师”,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没有国家支付给教授们的薪俸,他们的生计都是依靠那些选修自己讲授课程的学生缴纳的学费来维持的。(6)这里,还需要说明一点,编外讲师在教学上是有自由度的,在本学科允许的范围内,他们有权开设任何课程,只是按照俗规,他们不太好意思多开课,开“重头”课,以免让人觉得不把教授们放在眼里。不过这样也好,他们“能有充裕的自由时间从事科学工作”。

  

   我们不难看出,德国大学的传统体制倒有些中世纪遗留的成分。教授与编外讲师的身份差别,教授确认编外讲师执教资格的自主性的人事制度,以及两者在学术组织中共存共处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带有同僚制的特征。中世纪教育体系中大学和学院之间的微妙关系,也表现在编外讲师的授课方式和收入来源上,大学以教授会为特权主体,而学院则往往采用市场的形式招募学生授课。(7)在这种体制下,编外讲师身份等级较低,生计也没有保障,但在教学和研究上是相对自主的,因而他们在学术上也就成了教授们潜在的竞争对手。编外讲师的学术创造以及在大学之间的转移流动,也成了推动科学进步的机制动力。

  

   相比而言,美国的大学体制就不同了。在美国,虽然在大学发展之初曾效仿欧洲大学,特别是洪堡理念下的科学研究制度,多少呈现出一些“欧洲化”的趋势,但就其独特的历史来说,则来源于各宗教教派所建立的旧式学院,这些学院分散于各地的中小城镇中,大多采用严格的寄宿制,教育上以培养公民为目标,“服务于美国政治和社会基础的世界观的培养”。(8)由于美国历史上并没有很强的科学传统,因此学院“大学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官僚化”的过程。对年轻人来说,带有浓厚官僚制色彩的大学体制往往采用“助理”(Assisstant)这样的学术制度,一开始就有固定薪酬。可是,年轻人这笔钱拿得也不容易,他们的课程是院系上层预先安排好的,而且据韦伯的考察发现,全职教授每周只要开三个课时的课就能交差,助理却要有十二课时的工作量。不仅如此,生活上美国的助教虽比德国的编外讲师过得好,心理上却时刻有着隐忧,因为倘若几年后他们无法达到要求,不符合大学的期望,就得卷铺盖走人,另寻他处。这支悬在头上的利剑,迫使这些年轻人每时每刻都要像工厂里的工人一般,通过教学研究中的计件办法尽可能证明自己的用处,唯老板是瞻,陷入“准无产阶级”的生存状态。

  

   韦伯说:

  

   和所有资本主义的经营,同时也是官僚化经营中的情形一样,这一发展趋势在技术上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但支配这些发展的“精神”与德国大学历史上的传统气氛并不一致。这些类似于资本主义大型企业的大学管理者与人们熟知的老派教授之间,无论外在,还是内在,都存在着极深的鸿沟,内在心态方面也是如此。

  

   在美国的大学体制中,官僚制渗透的范围非常广泛,特别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大学之间竞争极其激烈,民间企业那种竞争型的官僚化体系全面进入其中,大学成了对教师的能力进行无情筛选的、充满竞争的研究机构。特别是在从学院向综合性大学转换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几个重要特点:一是大学校长在管理体系中拥有极大的权力;二是雇佣体制中教员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三是各大财团通过巨大的资金投入而介入到大学体制的制定和运营之中。助教会不会被解雇,完全取决于上课的次数、课堂的人数、论文的篇数,等等。大学官僚化的趋势,突出表现为资本主义经营的逻辑。韦伯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说:“这里,我们碰上的是所有资本主义经营都会出现的状况:‘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相分离。’”用韦伯自己的话说:“工人,这里说的就是研究助理,依赖国家交给他使用的工作手段,因此他得仰仗研究机构的领导,就像工厂雇的工人得依赖雇主。”

  

单纯比较美德不同的大学体制,并不是韦伯的用意。问题的关键,是德国的大学正在“美国化”。与中国的经验相同,一百多年前,德国大学美国化的急先锋,是商学院。韦伯说得很形象:“创建这些商学院的强大动力,是希望学生能取得接受决斗的挑战资格,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取得预备役军官的资格:让脸上稍微留下一点军刀造成的疤痕,通过短暂的求学生涯、劳动习惯的养成,成为实业界的雇员。”(9)在另一篇专讲这个问题的文献中,韦伯说了更火辣些的话:“无可否认的是,单独设立商学院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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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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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德]马克斯·韦伯等著 李猛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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