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国力 李禹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源——以西汉武帝时期族群整合为研究对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8 次 更新时间:2022-11-16 19:34

进入专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   族群整合   民族意识   大一统  

邹国力   李禹阶  


内容提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今中国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重要任务。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契合了汉武帝的政治诉求。民族一统是汉武帝实现“大一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实现民族一统就必须进行族群整合。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对“华夷共祖”民族意识的塑造,为当时的族群整合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对其后的民族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华夷共祖”的民族意识是当今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思想源泉,重新审视与探讨西汉时期的政治一统与族群整合,不仅有利于汲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历史经验,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族群整合;民族意识;大一统


一、先秦民族观回顾——四夷五方格局的形成

任何思想观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需经历长时间的孕育。所以,本文在重点探讨西汉武帝时期民族意识形态的同时,有必要对先秦民族观做一个简要的回顾,以展现中国古代民族观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

吕思勉在《中国民族演进史》中对“民族”定义道:“民族,是具有客观条件,因而发生共同(对外即可称为特异)的文化;因此发生民族意识,由此意识而相团结的集团。”由此可见,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就是具有文化趋同(对外称特异)性,在具有此特征的前提下由相互认同的人们(称之为族人)组成一个集团,再由若干个这种因为地理、文化、语言、宗教等趋同(对外称特异)的集团组成更大的集团——族群。毫无疑问,先秦时期的四夷五方格局就是以地理分布为主要因素形成的几大族群分布。

从考古材料看,中国古代社会的形成是先有部落,进而形成族群与民族,再进而有早期国家。“一国之元首,即一族之宗子……是一国即一宗、一族之异称”,可见在史前时代,族即是国,国即是族。“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即描述了在三代时期“万邦林立”的族群并立现象。以往学界认为史前时期逐渐形成了以中原华夏族群为中心而辐射周边的格局,但大量考古材料的发现,呈现出史前中国各部落族群发展的多样性与多地域性,正如苏秉琦所谓的“满天星斗”的状态。虞夏时期,中原族群的迅速崛起,不仅拥有先进的文化和强大的实力,更成为了其他部族所依附的对象,并逐渐成为天下万邦(族)的中心,“中国”观念亦由此而生,故《尚书》曰:“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

“至迟到商代,‘四夷’的概念初步确立,此后华夏与四夷并存的五方格局便成为夷夏分布秩序的终极理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族群称谓大约在商代已经形成,并形成华夏与四夷并存的“四夷五方格局”,这是先秦最初的民族认同观念。《礼记·王制》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这种认识虽然带着浓厚的华夏中心观痕迹,但是它也从某个方面说明了华夏与四裔在文化上的差异性。

商人本东夷部落,后推翻夏朝而成为“中国”的主人。其后周人也通过暴力征伐取代商人而建立起新的中原王朝国家。周人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集聚当时反商的各族群共同抵抗无德的商纣,这从牧野誓师之辞中可以看出。正因为如此,周人在取得政权后认识到邦国(族群)团结、和谐的重要性,从而制定了以周族为中心的分封制度,并根据血缘亲疏远近及族群差异而制定社会层级的尊卑贵贱及逐渐形成“夷夏之别”的观念。事实上,通常所谓中国古代区别夷夏界限之认识,主要是以华夏文化认同为中心的民族观念体系,也是华夏所崇尚的“礼仪”文明。因为华夏文化观念所包括的,除了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习俗外,还包含大量的国家所需的礼仪制度。

从三代至春秋、战国,情况更是如此。《史记》记载战国时赵公子成谓夷夏之别曰:“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就明确说出了夷夏民族文化认同的差异以及在礼乐、道德上的观念区别。春秋时期,历史沿着两大主线展开。一条主线是从周王朝到各诸侯国,其国内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公室衰微,出现“陪臣执国命”、阶级冲突和“礼崩乐坏”的情形;另一条主线则是华、夷之间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夷狄侵扰日甚一日,形成“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面。这两大主线的交叉导致了当时华夏民族、国家在政治和民族关系上的互动。这种互动导致这一时代的主题沿着上述两大线索逻辑地展开。这个时代主题亦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华夏各邦国在政治上重整“礼崩乐坏”的局面,将邦国内阶级冲突导致的无序化转向新的社会整合的有序化;另一方面则是华夏民族积极开展了以反交侵为主题的民族生存自救。这种民族的生存自救首先表现在华夏民族自我意识的强化上。《左传》闵公元年齐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很明显,民族关系的紧张导致夷夏界限及民族情绪的外显。故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为自己的霸业奠定了基础。“尊王攘夷”应该说是切中了时代脉搏,齐桓公凭此“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奠定五霸之首的地位,充分说明“尊王攘夷”的时代特征。而在“尊王攘夷”的过程中,黄河、长江流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夷、狄在政治上趋于灭亡,而在文化上亦必随诸夏以同化矣。今依陈汉章先生,《补史记十二诸候表》以见当时兼并之略焉。上共百五十余国。”到了孔子时代,“礼分夷夏”的民族观使传统的“夷夏之辨”发生了重大突破。对此,韩愈总结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随着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一统”概念的提出和《孟子》“定于一”思想的形成,构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成为时代热潮。这种时代思潮为日后战国时期“大一统”的民族观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终春秋战国之世,传统“夷夏之辨”仍然余音未了。

二、西汉武帝时期的族群整合——“华夷共祖”民族观的确立

由上可见,先秦四夷五方格局下形成的狭隘的“夷夏之辨”,不仅造成了尊夏贬夷的民族歧视,亦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发展。秦汉是古代中国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天翻地覆的时代。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是一次由宗法分封制国家政体和以“诸夏”为标志的早期华夏民族向统一的君主集权制国家和统一的汉民族转化的关键期。它使统一的王朝国家和汉民族在产生、发展的进程中,进入到一种新的国家建构与民族认同的自觉状态,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但是,这种国家构建与民族认同的历程并不是直线式发展的,而经历了一个曲折往复的过程。以秦为例,“秦始皇在西到甘肃,北抵内蒙,东至海,东北及辽河以东,南达两广的广大地区,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采取了一系列统一的措施,使先秦以华夏族为主体,包括四周各民族在内的多民族,统于一个国家之内,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式形成”。虽然秦二世而亡,但是秦帝国大一统的历史贡献是不容抹杀的,特别是汉朝建立后汉朝人在一段时间内仍然被称作“秦人”。《史记·大宛列传》中说:“闻宛城中新得秦人。”《汉书·匈奴列传》中说:“于是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从中可见“秦人”这一称谓已成为华夏民族的代称。

从汉代起,匈奴与西域各族人民,往往又称汉朝百姓为“秦人”“汉人”,汉朝百姓亦自称“汉人”,汉官吏、军队则自称或他称为汉吏、汉军、汉兵。《后汉书·西羌传》记建武九年(33)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言语不通”,将胡汉、夷汉、越汉并称。这样的称谓对于大一统的秦汉帝国来说具有强烈的国家与民族认同感,它给后继者指明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方向——建立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并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至汉失天下,一方面,四方少数民族常按朝代名而俗称华夏人为蜀人、魏人、吴人、晋人、齐人、宋人、梁人、隋人、唐人、明人,另一方面,“夏”“汉”作为习惯的族称也被保留下来。它说明自秦汉开始已经逐渐铸就了中国民族共同体意识,并构建了今天中国所拥有的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

“伴随着汉族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和壮大,汉民族的民族意识也随之而逐渐形成。这种民族意识的最突出特点便是大一统的观念。汉代思想家发挥先秦儒家大一统的观念,将《春秋》大一统当作天地之常道,古今之通义。使‘大一统’成为立国的指导思想,也成为汉民族自身稳定和发展的根本原则。”所以酝酿于春秋、形成于战国、实践于秦代、完成于汉代(特别是汉武帝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也成为了一种时代思潮。《淮南子·俶真训》曰:“是故槐榆与橘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通为一家。……是故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自其同者视之,万物一圈也。”由此可见,西汉时期民族观念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即不再过分强调传统的夷夏之辨,而是宣称各民族之间以兄弟视之,可谓四海之内为兄弟。这正是“大一统”思想对民族认同意识的影响,也为司马迁《史记》中“大一统”民族意识塑造提供了理论依据。

“政治思想学说,特别是在王朝统治中占据指导地位的政治思想学说,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对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汉初建国,百废待兴,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为统治阶级所接受,汉初近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为日后的“有为”时代打下了基础。随着窦太后的去世和汉武帝的即位,汉帝国迎来了从“无为”到“有为”的政治转型,而汉武帝在其“有为”的政治梦想下势必重新造就真正的“大一统”,而武帝时代的“大一统”内容不仅包括政治一统、文化一统、思想一统,亦包括了“天下为一”的民族一统思想。正是这种国家、文化、民族的“一统”,构建了武帝时期的王朝气象,并在其后的历程中使人们对汉帝国达成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

关于汉代“大一统”理论体系的构建,董仲舒可谓居功至伟。董仲舒曾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正契合了汉武帝“有为”的政治诉求。从“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的记载,可见“德及四夷”与“海内率服”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契合了汉武帝的政治理想。所以董仲舒所提出的以政治统一为目的、思想统一为手段的‘大一统’思想,亦应和了当时“天下”观念下的民族融合思想,这为司马迁《史记》中“华夷共祖”民族观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虽然强调民族融合,但其仍然未摆脱传统“夷夏之辨”的窠臼。《春秋繁露·精华》中说:“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大夷言战而不得言获,中国言获而不得言执,各有辞也。……是故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从中可见董仲舒心目中“华夷之别”的民族思想,这也是董仲舒民族思想与司马迁“华夷共祖”的民族平等思想之间的本质区别。

从上文分析可知,中国自古以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就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从历史事实看,民族统一则国家强盛,民族分裂则国家衰弱。所以要想实现国家的真正一统,那么民族融合与统一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在汉武帝“大一统”政治背景下实现“天下”一统的族群整合就被官方提上日程,而实现汉王朝内部的族群整合首先就需要构建关于民族一统的理论依据,而这个理论依据就是在汉武帝时代正在形成的“圣王同祖”“华夷共祖”观。在汉代人的历史观念中,“圣王同祖”“华夷共祖”是人们较为普遍的认识。不论是国家起源还是民族起源,均上溯到炎黄的历史。司马迁在其《史记》中,以极其开阔的视野,阐释了“圣王同祖”“华夷共祖”的社会理想,将东西南北的“五方”之民,将秦、楚、越,以及包括中国四边的匈奴、南越、东越、西南夷等的祖先一同纳入到华夏的同祖共源的世系中去,并以黄帝为华夏第一帝。正是这个观念构成了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渊源,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造就了古代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次为少数民族立传,对周边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风俗习惯以及与中原各王朝、民族的关系,都作了详细的叙述探究。……但他并不歧视这些少数民族,也不计较什么‘夷夏之别’。他说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的目的便在于宣扬大一统的思想。”《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可见按司马迁的记载,匈奴族与华夏族本来同出一源,都是大禹的后裔。夏朝亡国后,夏桀的一支后裔逃亡北方,成为匈奴族,并在不断吞并周围部族的基础上迅速壮大,到秦汉之际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部族。南越国为秦故吏赵佗所建,从“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⑤,可见司马迁将南方诸越归于越王句践之后。而从“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⑥可以看出,司马迁将朝鲜视为战国时代的燕国后裔。司马迁还认为,我国西南少数民族至少在楚威王时就已经与楚国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他说:“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与此同时,《史记》中又极为明确地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大国先祖都为夏、商、周三代的后裔,将东西南北的“五方”之民,将秦、楚、越,以及包括中国四边的匈奴、南越、东越、西南夷等的先祖一同纳入到华夏同祖共源的世系中去。总之,与先秦时代的民族观相比,《史记》的民族观更加重视夷夏之间的融合性、统一性,注重华夏民族的共同体意识,由此构建出一套关于大一统的民族意识的世系传承。笔者特绘制出《史记》所载各民族世系图如下(见图1):

图1 司马迁《史记》世系表

从图中可见,依《史记》的记载,黄帝为共同始祖。司马迁构建的这套世系,在王国维运用现代考古学材料证明《世本》《史记》为实录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力作中得到了印证,可见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是比较可信或采用传说中之可稽者。尽管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中对《史记》中记载的匈奴为夏后裔表示质疑。但需要认识到,任何史家著史都带有一定程度的时代印迹与主观倾向,而司马迁在“大一统”政治文化影响下,自然不能脱离时代的局限,亦是“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的维护者,所以说构建“华夷共祖”的民族大一统思想理论体系是他不能回避的任务。

从世界民族史的发展来看,许多民族都有一种共同传统,即将神话人物变成历史人物,再把这些历史人物作为各自民族的祖先。古代中国的民族观念亦是如此。黄帝作为最早的神话人物之一,被司马迁塑造成中国各民族的共同始祖与“圣王”。这种将黄帝塑造为各民族共同始祖的传统,为各民族间的相互认同和西汉时期的族群整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司马迁《史记》中所提出的“华夷共祖”的民族思想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直接来源之一。

“西汉王朝建国之初,以中原汉族为核心,其周边仍然存在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不少少数民族尚未臣服于西汉王朝。这是与大一统的愿望不相适应的。于是掌握封建国家权力的地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希望进一步突破地域和民族界限限制的大一统思想应运而生。”有了理论依据后,汉武帝就以实际行动开始外事四夷了。匈奴作为对汉代威胁最大的少数民族而雄踞北方,使高帝有白登之围,在军事实力对比明显的状态下,西汉初期只能采取以和亲的方式与匈奴约为兄弟。文帝时郑重声明:“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这个声明明显是迫于匈奴军事压力的无奈之举。匈奴在西汉和亲的政策下也会造成汉匈之间的民族融合,但是匈奴在西汉初年时常仗着强大武力屡次背约骚扰西汉边境。经过汉初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武帝决定与匈奴正面开战,最终集全国之力造就了“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的强汉威名。“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有效减轻了西汉王朝北方边疆的匈奴压力。汉武帝对匈奴的征讨,为西汉后期汉与匈奴间的民族关系产生深远影响。汉元帝时,韩昌、张猛代表西汉王朝与匈奴呼韩邪单于双方盟誓:“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对此田继周先生指出,汉武帝时期与匈奴的战争,对古代中国“实现更大领域的政治一统”,对“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其后果和影响也是巨大的,可以说为后来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汉时期,出于抵抗匈奴的战略考虑,武帝对西域展开了大规模的开拓与经营。《汉书》中最早提及“西域”这一地理概念:“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增强了汉王朝对西域地区政治格局、民情风俗和自然地理等多方面的了解,为日后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汉王朝趁匈奴远遁之际在河西设立了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四郡,使西域与中原王朝紧密相连。总之,汉武帝对西域的开拓和经营为日后宣帝神爵二年(前60)西域都护府的设置奠定了基础,最终将西域纳入了多民族一统的汉王朝的版图,从而促成了中原与西域的民族融合,史曰:“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朝鲜、夫余、高句丽、沃沮、秽貊、乌桓、鲜卑、挹娄等古代少数民族居于西汉王朝东北地区。汉武帝即位,在成功打退匈奴和经略西域后便对该地区实行了开拓与经略。元封三年(前108),西汉王朝在东北设置了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并在当地建立了西汉王朝的直接统治。汉武帝在破匈奴后又将乌桓迁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塞外五郡,置护乌桓校尉。由此,东北各少数民族与中原关系日益紧密。

汉武帝即位初期面对南方诸越的相互攻伐采取了直接武力干预的措施。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遣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走,兵还。”于是“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建元四年(前137)“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可见在南方诸越相互攻伐的时候,中原汉王朝成为了诸越之裁判和向心力,促进了南方诸越与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

为解决南越国割据自守的问题,汉武帝即位后将经略西南夷的方针提上日程。“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这是《史记》中关于西南夷的记载,从中可见所谓西南夷实则包含了若干个少数民族。“地方可数千里”说明其分布之广,“君长以什数”说明其民族之众,“毋常处,毋君长”说明其互不统属。西南诸夷既没有一个能够一呼百应的部落联盟首领,也没有进入国家化的政治轨道,要对这样一个地域广布、民族众多的地区实行经略并促进民族融合,在当时而言非常困难。汉武帝派唐蒙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打通进入夜郎的道路,获得他们对西汉王朝名义上的臣服后,西汉王朝在夜郎地区设置犍为郡及附属县制机构。同时,汉武帝派司马相如从巴蜀向南开拓,所以“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但是在此过程中遭到西南土著的强烈抵抗。西汉王朝在同时面对北方匈奴的情况下,以公孙弘为首的大臣们主张放弃对西南夷的经略,于是“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犁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於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至此,“及置郡县,万代推功”,分散的西南夷正式被纳入西汉版图,成为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汉族群整合过程中虽然少不了冲突与战争,但是这是在特殊环境与特殊时代下的特殊手段。汉武帝时期,对于四夷的整合几乎都实行了边地郡县化政策,为西汉族群的整合提供了和平融合的条件。《汉书·韦贤传》记曰:“及汉兴,冒顿始强,破东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广兵强,为中国害。南越尉佗总百粤,自称帝。故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且无宁岁。……孝武皇帝悯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隔婼羌……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这则记载是对汉代以来构建大一统政权并外事四夷的一个总结,其中虽有夸大之嫌,但汉武帝时期开创了一个拥有多民族的封建大一统帝国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而为我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壮大、发展打下基础。

有不少学者质疑过汉武帝的边疆民族政策,称其是穷兵黩武式的对外扩张。对汉武帝最典型的批评莫过于司马光的“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特别是汉武帝晚年下《轮台诏》以罪己:“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这确实是汉武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历史见证。但是汉武帝统治时期,西汉王朝“四守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的边疆大一统,积极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了民族凝聚力与国家认同感,这些历史贡献是不容抹杀的,对中国以后的历史进程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一块里程碑。

三、汉武帝时期族群整合的历史意义

在西汉“大一统”政治背景下的族群整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其影响深远,泽及后世,并成为此后中国历代王朝占主导地位的民族思想。

《魏书》详细记载了拓跋鲜卑先祖的来源:“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其中如此清晰明了地将其归于黄帝后裔,明显是受了《史记》“华夷共祖”民族思想的影响,并以汉民族所认同的黄帝这位显赫人物来抬高拓跋鲜卑族的身价。

匈奴人赫连勃勃以“大夏”为国号,其理由就是“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进而宣称:“我皇祖大禹”,体现了其以炎黄后裔自居的民族心态。这里虽有其缓和民族矛盾的政治目的,但是也可以看出当时以华夏为中心的民族观念的巨大影响。而这种民族思想的理论依据显然来源于《史记》关于黄帝“华夷共祖”观念。同样由匈奴人刘渊建立汉赵国,自认为是汉朝刘邦的后代,且致力于恢复汉朝正统的地位。再如氐人苻坚建立后秦,其并不满足于割据一方,而志于统一全国,进而言:“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可见西汉“大一统”民族思想也深深影响着这些少数民族领袖的政治诉求。

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以揭示历史的真实性,而为当前社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尽管传统的“华夷之辨”并没有随着西汉时期大规模的民族融合而骤然消逝,但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西汉“大一统”思想的强烈影响下,中华民族“华夷共祖”观与国家一统思想被深深植根于每个中国人的情怀中。自此以后,尽管中国历史上出现几次大的民族与国家的危机,都因为其内部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而保持了朝着“大一统”的历史发展的轨迹。自秦汉以后,华夏民族在国家、文化和民族认同意识上的一致性,对于中国社会中民族与国家形态的延续,起到重要作用。其后,在历经封建国家的政治一体化和“诸夏”向统一的华夏民族的不断一体化过程中,华夏民族与国家始终保持独自发展的一统历程。同时,它也使民族与国家,在政治、文化、民族意识上都表现出一种开放、兼容、内聚的形式与态度。这种历史格局,如果从根源上看,西汉时期对中华民族思想观念的塑造——中国是一个不可以被分裂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观念,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是通过中华历史上几千年的民族融合及其认同观念的发展,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呈现出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格局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费孝通曾将这种民族格局及其观念体系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即“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民族、国家、文化的一致性认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涵。而溯其根源,西汉时期形成的“大一统”的国家、民族、文化的意识使强汉威名植根于当今每位炎黄子孙的心中。所以当今中国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来重新审视西汉时期的政治一统与族群整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结语

“在西汉王朝‘大一统’的政治历史背景下,夷夏一体、华夷共祖的民族观念得到加强,标志着西汉时期‘大一统’民族观的初步形成。在同源共祖民族观念影响下,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通过上文分析,笔者将西汉时期族群整合的历史意义概括为以下几点:一、以司马迁为主的思想家们在构建“华夷共祖”的民族意识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在大一统帝国的首次多民族融合中逐步构建起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三、汉武帝时期的少数民族地区郡县化政策为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提供了有利的制度条件;四、逐步奠定了中国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认同意识;五、为中国各民族日后反对民族分裂与国家分裂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西汉以来随着国家与民族认同意识的加强,使国号“汉”成为当今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的族称。汉武帝时期的政治认同与族群整合虽然是构建其“大一统”国家政治文化的手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却实现了使“汉族”不断壮大的客观效果,从而为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基础,也为当今我国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总之,西汉武帝时期的政治一统与族群整合对今天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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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华文化论坛》202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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