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禹阶:近代经世思潮助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 次 更新时间:2022-04-19 21: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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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禹阶  

  

   “经世致用”作为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其语义本为“经国济世”,又可理解为学问须有益于国事,学以致用。“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有悠久历史,并几经嬗变。至20世纪初,经世之学在社会革命风潮影响下,嬗变为近代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

   中国古代经世之学及其嬗变

   “经世”一词,初见《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抱朴子》内篇《辩问》则曰:“得道之圣人,则黄老是也。治世之圣人,则周孔是也。”将“得道”“治世”分立为“道家”“儒家”之要义。其后,儒者多将其作为经理世事、经国济世的重要思想。例如,宋代理学家二程曾曰:“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纲纪,分正百职,顺天揆事,创制立度,以尽天下之务,治之法也。”而南宋永康学派、永嘉学派,以“王霸”“义利”、经制言事功,开宋儒“经国济世”之新风。明代王阳明亦认为:“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故钱大昕谓:“夫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诗》《书》、执礼,皆经世之言也。”“经世致用”作为儒学精神的一种特质,其内涵虽历有嬗变,但在晚明以前,儒学家基本按照经学“体用”“本末”来阐释“经世”之义,并主张在日常修养上下功夫。

   由晚明至清,为天下之大变局。一方面,以顾炎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激于民族情感,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经世致用”的社会担当精神;另一方面,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引起一些官僚、士大夫的极大关注,于是在“致用”中又增加了利用西方科学、技术以富国强兵的内涵,为传统“经世”之学注入了一股清流。乾嘉年间,文字狱大兴,考据学因而大盛,但经世思想仍不绝于寰。至清末,社会动荡,内乱外患。鸦片战争后,许多官僚、士人受到空前刺激,他们强烈意识到亡国、灭种的危机,对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产生极大疑虑。于是,传统经世学开始转向一种新境界。在这方面,早期维新派人物如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要求仿效西方,发展工商业,积极推进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乃至黄遵宪、严复等人,或者大力批判封建专制和旧的伦理纲常,积极要求学习西方先进制度;或者倡导放眼看世界,要求中国融入世界发展潮流中。这一时期,经世之学逐渐嬗变为一种要求救亡图存的强大社会思潮。当时诸多思想家主张以所学去挽救国事、民生,并积极开展理论研究与社会宣传。如龚自珍以“公羊”议政经世;魏源论学极力主张学以济世,引经致用。康有为先后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书,为维新变法创造理论依据。同时,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以所学投入实际的社会活动中。例如,这一时期,西北史地研究大为盛行,先后有姚莹著《康輶纪行》,旨在“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张穆著《蒙古游牧记》,何秋涛著《朔方备乘》;对于外国史地,魏源著《海国图志》,萧令裕著《记英吉利》,叶钟进著《英吉利国夷情纪略》,何大庚著《英夷说》等,对世界各国情况进行介绍。正如梁启超所言:“‘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

   马克思主义推动经世思潮转向

   清末经世风潮虽然盛极一时,但仍局限于“师夷长技以制夷”中。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内忧外患益甚,经世思潮则更堪激进。

   在晚清纷纷纭纭的经世风潮中,其大流者主要有三:其一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坚持儒家“本末体用”观念,主张“自强”“求富”,希望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其二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改良派,他们引《公羊传》义理言变法,为维新变革提供理论依据,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法,建立君主立宪制;其三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他们抛弃了传统的“经世”“体用”之说,鲜明地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宗旨,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由于晚清时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打压,这几种形式的运动都受到挫败。从根本来看,这些以经世为出发点,以“救国”“济世”为目的的运动,尽管其形式有别、结局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主要局限在精英阶层与知识分子圈中,而没有将目光放在下层广大民众中。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使处于危机的“救国”“救亡”运动出现了新的转折。有学者认为,从本质上说,“五四”知识分子仍然是儒家文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精神的再生。尽管当时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普遍流行,但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已开始显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兴趣。他们主张从书斋中走出,抛弃空疏的“心”“性”之学,到社会中去,到劳苦大众中去实行社会改革。当时,许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形成,社会革命风潮则由上层精英与士人的观念、行为逐渐向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道路转化。这使诸多知识分子以“经世”求“致用”的行为方式开始发生大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者推崇经世致用

   “五四”前后,一大批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进民众,成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的契机。以毛泽东为例,他在1915年写给萧子升的信中说道:“何苦而为中华民?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以“通经致用”作为社会革新之利器。但是在1919年至1921年的两年中,毛泽东通过社会现状深刻认识到“民国成立以来……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楼已倒矣”,于是转而投身于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运动中。毛泽东这种思想显然已超越传统“经世”的“体用”之说而带有革命意义。这种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向,正是脱出旧“经世”学窠臼而形成的新“致用”趋向。为什么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由传统学术转向马克思主义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经世致用”精神在内涵上有一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人民性、社会改造论与实事求是精神,正好与“经世致用”思想中的民本、求实、经国济世等因素相契合。故在当时大批渴望走出书斋,进行社会改革但又处于迷惘中的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可谓心向往之。他们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崇慕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诸多知识分子以“经世”求“致用”,积极开展社会改造运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致用”之学有以下特点。

   第一,走进民众、联合民众。例如,李大钊就公开倡扬以历史唯物论为基础的“平民主义”,主张“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执行”的政治立场。青年学子李达对辛亥革命结局极为失望,他回忆道:“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青年毛泽东则主张走进工厂、农村,以劳工的联合“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周恩来等组织一批有抱负的青年学子去欧洲留学,他自述其“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这种大规模走向社会、联合工农的行动,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

   第二,走社会改造的道路。“五四”时期,李大钊就指出知识分子应成为“忠于民众运动的先驱者”,号召先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以新思想改造社会。1920年9月,毛泽东提出必须“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以国家促进地方,以团体力量改造个人”。周恩来通过传统文化与新思想的结合,形成了深厚的人民性思想。他在《我之人格论》中主张:人格“现”则“世界承平,家国齐治,社会安良,亿兆之幸也”。在一些地区,进步青年以改革社会、复兴中国为使命,组织创建了诸多青年进步团体。例如1919年11月,浙江籍进步知识分子俞秀松、施存统、宣中华、曹聚仁等先后创办《浙江新潮》《钱江评论》,宣传社会改造和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社会革新与改造为使命。当时的许多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即为其主要成员。

   第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践。这一时代的“致用”特征,还在于强调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实践。许多进步青年注重学术与具体问题相结合,根据国情进行社会革命。如李大钊指出坚持的“主义”要为客观务实的社会改造服务,“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和实用两面。……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 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毛泽东则继承、发扬了湖湘文化中学术以求“致用”的优秀传统。他号召青年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着眼于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在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中,除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人外,还有许多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如朱少连、刘昌炎、萧劲光、周怀德、张浩(林育英)、陈潭秋等参加了宣传、组织工人的工作。

   第四,“新民”思想与“新民”实践。“五四”前后,许多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到社会改造必须进行民众的思想启蒙,主张“心”“物”的双重改造。李大钊曾以“物心两面改造”作为“少年中国”运动的宗旨。他强调“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我们解放运动的第一声就是‘精神解放’”。陈独秀则提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伦理的觉悟”的理论,认为重塑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体系,远比“政治的觉悟”要彻底得多。青年毛泽东也极力主张在社会改造中实现“新民”,主张“此时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1917 年,毛泽东创办夜校,其直接目的就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

   在近代中国“救国”“救亡”的挫折与发展中,“经世致用”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社会思潮,几经嬗变,最终促使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走进民众之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动力,并使传统经世之学在近世社会革命中不断推陈出新。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二级教授、中国社会史学会原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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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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