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也没有发生，却一切都发生了。

[法]让-保尔·萨特

关于这本书

1969年1月25日，在纷纷淋淋的雨雪中，我作为三万名赴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中的一员，告别北京，乘坐火车向传说中的革命圣地延安进发，由此，开始了我生命的新一段旅程。那一年我18岁。这一去就是16年，直到1985年3月从延安工作调动到西安，才算结束了这段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生命旅程。说它重要，我这里主要强调的是我的社会生命实际上是从陕北开始的——这也就是我平时喜欢说的，我是从这里“睁开眼睛看世界”、并依据我对世界的初步看法形塑成为我的基本人格、基本精神形态、基本灵魂质地的。甚至可以说，我的社会生命实际上降生于黄土高原，是那片皇天后土养育了我，没有那段生命历程，就不会有我的文学事业，不会有我迄今为止留给这个世界的一千多万文字，尽管其中绝大部分尚未与读者见面。

这本书最初是中篇小说，写作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以后，还在延安一个文化单位工作，这个单位只有七八个人，却具备了公有制文化单位所有令人恐惧的溃烂特征：无所事事，不学无术，浅薄无聊，尔虞我诈，人事倾轧呈兽性状态，为蝇头小利就可以大打出手……在我一生经历中，还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如此野蛮和荒凉，如此令人绝望。也正因为如此，我采取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人生态度，把全部生命力都投入到了小说写作之中。受陕北生活的影响，在我写作和发表过的小说中，陕北题材占有很大比重，其中就有被我纳入“陕北女人”中篇小说三部曲的《舐犊》（1983年12月发表于陕西省大型文学期刊《绿原》第九期）、《涛声》（1987年3月发表于安徽省大型文学双月刊《清明》第二期）和《往事》（未发表和出版）。

九十年代中期我调回北京，职业生涯之余，我开始把主要精力集注于长篇小说写作。这时候我对社会人生的理解有了深化，依据我一贯的“好的文学作品一定要有人性、社会与历史的深度和广度”的主张，我对长篇小说的思想艺术追求有了新的境界，为此我要感谢在陕北生活和工作的16年。大概是2004年左右，重新审视旧作《涛声》，我发现它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人性深度，然而在社会、历史的深度和广度的开掘上，我并不十分满意，没有达到我的愿望想定，于是决定将其扩写和改写。写作几乎是一气呵成的，我用不到六个月时间就把这部5万多字作品扩展成为了32万字的长篇小说《沉默的河》，并将书稿送到了作家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对这部作品极为重视。担任终审的前副总编辑王文平先生在发稿单上批示道——

这是一部重大的作品，思想的杰出和艺术的把握，都卓有成就，感染力极强，我以为比起莫×和贾××的（此处有一字无法辨识）两部作品，这一小说更有特色，可以把最低目标定为茅盾文学奖，并从此出发，再进行一次少量修改。我在结尾处改了一点点，如拍电视剧事，删几句，为减少刺激；马双泉的上吊，改为“跑了”，让他死，画蛇添足，作品气氛已极浓重，被必要要让马去死，这将伤害作品的艺术成就，也会使真实中掺假，不值。以此为鉴。”

希望作家再作一次个别语句和情节的修改删节，而后可出版，建议进入“中国作家文库”（此处有两字无法辨识），责编提出宣传意见，出版则应加大印数，比如说，一印不少于两万册，如何？总之，当代长篇小说，难得如此一部好作品，切不可匆忙放过。研讨会是一定要开的，各种媒体也要配合宣传，扩大影响。我以为这是一部可以走出国门的好作品。

文平

2006-11-13

作家写作，最为幸运和最为激动人心的是得到认可，遇到知音，因此，当责任编辑把素未谋面的王文平先生的终审意见拿给我看的时候，我心里充盈着无比的感动。无论何时，王文平先生都将成为我创作生涯中矢志不忘的人。本书出版以后，我专门向责任编辑索要了这份发稿单作为珍藏。现在我把他的这段文字转述到这里，也是希望喜欢我的读者记住他并感激他。无论何时，无论阴晴圆缺，总有人为了中国文学的发展砥砺前行，尽管在时代面前他们又往往是无能为力的。现在，又是将近二十个年头过去了，遥想过去的文学岁月，我总要缅怀到这位前辈编辑家对素昧平生的我的关怀，我一直把他的话当作最重要的肯定与激励，这也是直至今天我仍旧痴迷于长篇小说写作、把文学创作当作灵魂栖息地的主要精神动力。

作品进入出版印制环节以后，我的老师和挚友陈忠实听说我又有一本小说即将出版——再此之前，他曾经为我的长篇小说《危险的移动》（长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出版）撰写长篇序言——要我马上给他寄过去一份清样先睹为快，我抱着向他进行文学汇报的心态，遵嘱将清样寄给了他。他大为赞赏，在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交谈中，他详细说到了对这部小说的印象，对我进行了诸般鼓励，他说这本书出版发行以后“我会写文章”。当时我已经得到了著名文学评论家、我的多年好友雷达为这部小说写来的一段文字，我提议根据陈忠实的评价概括出几句话，同时放在书籍的封面上，陈忠实欣然答应，亲自撰写了一段文字邮寄给我，这样，就有了出版以后印在本书封底的两段话——

从《危险的移动》到《当青春成为往事》，陈行之以深刻冷峻的社会思索、敏锐精微的心理洞察力和独立独特的艺术体验，跻身于中国当代优秀作家之列。陈行之独具魅力的长篇小说的相继出现，成为一道别具一格的文学景观，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势必引起广泛关注和品评。期待陈行之的佳作不断面世。

——陈忠实

这是一本具有思考者品性，能把人带到形而上境地的书。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这本书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回真实的自我。陈行之构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主人公的命运被投入无尽的长河之中，经历了奇特甚至极限的颠簸，情节大起大落，峰回路转，尽情地抒写了生命的疲惫与虚弱、瑰丽与辉煌，展现出独特的理性风采和人性深度。

——雷  达

让我万分哀痛的是，这两位老师和挚友，如今都驾鹤西去了。每每想到那些曾经给过我巨大支持的人，回味那些相濡以沫的文学岁月，我心里也总是激荡着种种难以平复的心绪：“过去”可能并不那么如意，然而“过去”又是那么绚烂多姿，那么令人难以忘怀；我们的灵魂，正是寄寓在这无限深邃宏远意境中的小小生灵，它羸弱而又坚强，从来没有气馁过；它就是凭着这种秉持和坚韧，在历史画册上留下独属于自己的也许并不清晰的一抹的。

书名从《沉默的河》改为《当青春成为往事》非我所愿，是出版社发行部门出于市场考虑提出的建议，我遵从了这个建议。本书出版以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召开研讨会，与会评论家做了高度评价，随后有十数篇评论见诸于报刊。

刊载在这里的是两个版本，一个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当青春成为往事》的版本（我标注为“甲种本”），一个是剔除了现实世界情节，只保留了历史部分的版本（我标注为“乙种本”）。为什么要同时公布两个版本呢？这是因为，前一个版本采用历史与现实两条线索相绞结的结构，在结构上有很多跳跃和空白，喜欢读故事的读者比较难于进入；后一个版本一条线贯穿到底，情节较为单纯，读起来不那么“烧脑”。这里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涛声》（也就是仅限于历史部分的中篇小说）发表以后，西安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同志认为小说很厚重，且情节流畅，很适宜拍摄电影，就约请我改编电影文学剧本，虽然后来因为人事变动等原因剧本没有付诸拍摄，但我也因此知道一般读者希望看到什么，不想过于费脑子的读者可以直接阅读后者。两种版本分两次刊载，后一个版本迟几天发布。

顺带说一下。由于出版方隐瞒印数，我与作家出版社的合作已经于十几年前以合约的形式终止。当时该出版社尚有千余册存书，合约规定出版方可以继续销售这部分图书，尔后对此书任何形式的印制和销售，皆为非法，并且规定了追究法律与经济责任的惩戒条款。在此之后，我没有授权任何一家出版单位（包括作家出版社）印制和销售此书。然而，十几年以来，甚至截止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作家出版社版本在持续印制和销售，网友和朋友们给我很了多这方面的信息反馈和举证，证明有单位和个人在肆无忌惮地盗印和销售此书。这不仅侵犯了我的权益，更亵渎了作家出版社的名声，我将采取措施予以严厉追究。希望相关单位和人员主动与我联系，妥善解决问题，不要一错再错，弄到不可收拾。

陈行之

2025-5-25

内容提要

本书由历史与现实的两条两条情节线构成：北京知识青年吴克勤插队期间成为先进典型，风潮过后却被人遗忘了，生活极为拮据，回到北京也没有改变，只得和妻子儿子重新回到插队的地方，就在他心满意足地过生活的时候，却意外地从悬崖上坠落死亡；井云飞在风云变幻年代从一个本分商人变成民团武装头领，进入到险恶的政治斗争之中，最后为人所利用，被红军剿灭；井云飞的第三房太太石玉兰原本是佃户女儿，丈夫死后带领儿子绍平逃到解放区一个叫马家崾岘的村子谋生，为了让人理解自己和儿子，玉兰坚持让绍平参加随红军东征的担架队，结果马家崾岘的后生全部牺牲，只有绍平生还，极端情形之下，玉兰亲手枪杀了自己的儿子……本书将上述故事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结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深邃的历史时空之中尽情展示了深刻的理性思索和丝丝入扣的情节演进，显示出作者扎实的思想功底和高超的驾驭题材能力。

这是一本品格高雅、具有独特魅力的书。大起大落的情节描绘荡气回肠，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感人肺腑，深邃广博的历史沉思发人深省。本书所蕴涵的历史内容和和人的微观精神世界的展现，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第一章  孤独的河

1.“黄河！黄河！”

生活给你怎样的馈赠，有时候是完全不能被预料的事情。

1969年1月25日，午夜，运载到K省洛泉地区插队的北京知青专列隆隆地驶过河南的黄河大桥，向著名的西部城市龙翔奔驰。龙翔是K省省会，我们将在那里改乘汽车，往北再走四百多公里盘山公路，然后才能到达洛泉。因此，在那个黑黢黢的夜晚，洛泉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少男少女精神上的灯塔，更是我们这趟远行的目的地，是被家人叮咛“到了那儿就来信”的地方。

37年以后的今天，2006年1月25日清晨，当我誊清本书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这一天对于我整个人生决定性的意义，它是我人生的起点，是生活铺在我面前等待用经历书写的白纸，我的一切都是从它开始的。没有这一天，我就无法了解那块厚重的黄土地究竟有多么沉重，就看不到在那个舞台上曾经有那么多人有声有色地活过，就触摸不到的那里的大自然独特的质地，就听不到难以尽数的悲壮、凄凉、哀婉的故事，就没有我选定的文学事业，就没有我的恋爱、婚姻、我的女儿的降生，没有我在自己的经历中遇到的许许多多美好与丑陋的人和事，当然，更没有读者拿在手里的这本书。

然而在我最初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我却不知道是不是应当感谢这种不能不接受的馈赠。并不是所有馈赠都是你需要的，很多情况下，生活塞到你手里的其实并不是你期望的东西。这本书也是一样。那列从北京开往洛泉的火车离开北京几个小时以后，拥挤在车厢里的少男少女由于精力旺盛或者那个年代特有的革命狂热造成的吵闹和喧嚷已经停歇，都朦朦胧胧地沉入到不能言说的生活图景和由此带来的情感激荡中去了。刚才还在高唱革命歌曲的红色接班人发出娇柔的梦呓，一个脸色红润的姑娘好像在央求妈妈给她一件什么东西；一个结实的小伙子软软地斜倚在座位和窗户之间，不自觉地抽动着脸上的一块肌肉，嘴唇翕动着，显然也正在进入到某种孩子气的回忆之中；我脑子里像电影一样过来过去的画面是：我所在的中学军代表为了动员我去插队，竟然亲自来到我家，向父亲和母亲讲述革命道理。

那时候我不过是初六八届的中学生，严格说起来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我无论如何记不起来我是怎样被结合到学校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中去的。我作为革委会委员，在响应毛主席号召方面自然负有大于一般人的责任。所以当我们和北京数百万人民一道在参加庆祝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最新指示发表的游行以后，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摆到了我面前：你必须要先于别人去洛泉插队了。

也许我出现了短暂的犹豫，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积极性，所以才导致军代表到亲自去做父母亲的思想工作。我当时不在家，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的。他们这样做除了我是学校革委会委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如果我决定去插队，就可以带动身边十几个和我要好的同学一起取插队，这对于承担着把全校毕业生都送到农村去这项政治任务的军代表来说，当然是一件不能忽视的事情。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和我谈，但我知道在发生了军代表动员我父母这件事之后，我充分感受到了压力，不仅是来自学校的压力，同时也是来自父母对于学校的承诺的压力——很少和这么高地位的公家人打交道的父亲和母亲在军代表面前受宠若惊，连连说：“是啊！是啊！可不是嘛！”于是，我的命运，很大程度上也是父亲和母亲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在飞驰的列车上，我问自己：这是我的选择吗？我的回答是：这是我的选择，因为没有人强迫我，是我“自愿”报名插队的，我们所有插队知识青年都是“自愿”的，怎能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呢？这当然是我们的选择。但在我的心底里很深很深的地方，却有一个胆怯的声音悄悄说：这不是我的选择，这是革命的选择，不是我个人的选择，所以我不能认为这是我的选择……于是，我心里便弥漫开了一种伤感落寞的情绪，它像烟云一样在很低的地方缭绕——它不可能很高，我不会让它升得很高。

我明显地感觉到睡意，然而它却始终无法完全控制住我，我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车轮的强劲扯动，从不同的声音中感觉到火车正在通过不同的地方——空旷的原野，热闹的城镇，冷清的小站。

朦胧之际，我听到很多人喊叫着：“黄河！黄河！”我惊醒过来，蓦地睁开眼睛。车厢里已经空空荡荡，所有人都把脸贴到冰凉的车窗上去了，我只看到一团一团拥挤在一起的背影和臀部。

我挤到他们中间去，想看一看地理书上讲的黄河到底是什么模样。外面黑漆漆一片，就像是有人挂了一块黑布，什么也看不到。过了一会儿，眼睛适应了黑暗，我才感觉到大桥的钢铁栏杆正在飞快地向后掠去，但是我仍然看不到河流的影像，而列车发出的空洞的摩擦声又实实在在证明我们的确在跨越黄河……那种不可名状的感觉真是奇妙，就好像你知道某种牵绕着你的灵魂的事物就在身边，而你却只能意会，不能够与它进行任何交流一样。

黄河，我没有看到你。

2.知青之死

真真切切看到黄河是八个月以后。

我和我负责的知识青年小组干活很卖力，又很团结，几乎一丝不苟地做了上级要求知识青年做的任何事情——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控诉旧社会之黑暗，赞扬新社会之幸福；参观当年红军围攻地主民团牺牲七个红军战士的地方；坚持“天天读”，坚持每周一次政治学习，撰写学习心得笔记；经常检讨自己和贫下中农的思想差距，“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于是，我们就被谷庄驿公社革委会选拔成先进知识青年小组，由我作为代表，到崤阳县城出席“北京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去了。

崤阳县是洛泉地区南部相对北部来说比较富庶的县。那时候说哪个地方富庶，一般来说指的不是人类先进的社会组织和生产活动创造积累财富的程度，指的往往是拥有较好的自然条件，老天不为难你。从这个意义上说，崤阳县富庶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地理条件比较好。

通常意义上的洛北是指南起洛泉地区，北至靖州北部的毛乌素大沙漠南缘一片广袤的区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或许还可以把陕北的一部分列入其中，因为它们都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黄土高原地区主要为黄土丘陵沟壑或者沙漠地带，植被稀疏，干旱少雨，广种薄收，有的地方粮食亩产只有十几斤，历来以贫困著称于世。李自成就是因为无法忍受贫困和官府欺压，揭竿而起，浩浩荡荡杀向北京，结束了延续276年的明王朝统治，做了83天皇帝。

崤阳县还基本上保持着黄土高原的原始形态，虽然也有沟壑，但平坦的塬区仍然是它主要的部分，只是西南部有一片被称之为夕梦山的林区，才算是地地道道的山区。塬区比山区或者丘陵地带更能够蓄水，抵御旱灾的能力要强一些，所以物产比较丰富（谷庄驿公社就在塬区，这里的人民不住窑洞，住的是颇有北京四合院风格的瓦房，主要粮食作物也不是洛北很著名的谷子、玉米、荞麦之类，而是小麦），这是其一。其二，也许比第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黄河的一条重要支流湎河从西北—东南方向纵穿崤阳县境，在崤阳县最南边的罗家川隆重地注入黄河。

湎河是由无数条支流汇集而成的，这些支流像毛细血管一样遍布崤阳县西部地区，在崤阳县境内形成了一条条肥沃的河川耕地（当地人称之为川地）。这些耕地因为得益于灌溉而旱涝保收，有的地方竟然吸引来了具有水稻种植经验的四川人，在我插队的那个年代仍然有种植水稻的传统。

在那个贫困的年代，白面和大米都是能够让人联想到奢侈的东西，所以，当你在信件中吹嘘说“我插队的地方能吃到大米”的时候，你也就不难想象那些在洛泉地区北部诸县（那里的自然条件很差）插队的同学，会用怎样嫉妒的眼光看待你的幸运了。

我代表知青小组到崤阳开会正是雨季。雨季并不意味着洛北地区都能够被宝贵的雨水滋润，事情常常是，某县某公社下雨下到房倒屋塌，和它相邻的县或公社却赤日炎炎，旱魃比往日还要嚣张。插队期间，我曾经亲眼看到仅百米之隔的对面山梁被白花花的冰雹覆盖，而我们劳动的这个土峁竟然风和日丽，静得就像在真空之中。所以你最好不要简单地认为雨季就是下雨的季节。大自然就像是一个喜欢恶作剧的人，严峻而又谐谑。

所以，那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1969年8月13日下午，我们400多名代表聚集在县委大礼堂开会，突然，一个官员模样的人冲到台上来，趴在县革委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陆嘉亭耳边低语了几句，陆嘉亭马上站起来打断了发言，用高亢的嗓音吆喝：“湎河发大水了！我们马上到水坝工地去抢险！马上就去！跑步出发！”

那个年代权力对于社会的动员力量出奇的强大，陆嘉亭的话音未落，我们这些还没有见过大世面的少男少女，就像遇到战争、祖国正处在危难之中一样，以为祖国捐躯的信念和激情冲出大礼堂，向县城北部跑去了。

当时在距离县城两公里的湎河河道上正在修筑一个拦河大坝。这是一项让全县人民深感自豪的工程，从插队那一天起，我们就不断被这个工程所鼓舞，它的成败似乎关乎我们未来的一切。

太阳高悬在瓦蓝的天空上，没有一丝流云，整个世界都处在明亮的安宁之中，唯一能够让人感觉不正常的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异的土腥味儿。但是，一旦出了县城北大门，当湎河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就都被震骇了！这哪里是那个平静得不为人注意的河流？这分明是一条咆哮的巨龙！奔腾翻滚的浊浪像拥挤在一起的怪兽，以极快的速度沿着陡然变宽的河道往下游冲撞，山崖、土坡、树木、房屋，凡是它碰到的东西，都在一种不辨其貌的雄浑声响中被无情地吞噬，不留一点儿痕迹。

大坝工地上完全变成了战场。民工们已经疯狂了，他们浑身一丝不挂——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他们为什么会一丝不挂——呐喊着，奔跑着，把能够抢到手的任何东西抱在怀里，扛在肩上，送到地势高的地方。他们身上涂满了泥浆，就像是一尊尊会活动的泥塑，阴茎和睾丸瑟缩在一起，看上去不过是挂在两腿之间的一个泥团。女知青们被吓呆了，脚步稍稍迟疑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加入到那些裸体男人中间去。只是零点几秒钟的迟疑，随后，她们就义无返顾地冲过去了。泥浆和共同的奔跑很快使她们和他们成为一个没有区别的群体。

那一年我十八岁，其他之情同学也大体上都是这个年龄。我想，所有出现在那个场合的人，都不会忘记当时看到、听到、闻到和从精神上感觉到的东西。我相信，那种记忆将会伴随所有人的一生。

我记住它还不仅仅因为这些东西。

崤阳县革委会所在地当时还是一个巨大的平房院，据说这个结构复杂的院落是崤阳历史上最大的地主陆子仪建造的，三十年代年闹红的时候被红军没收了，一直作为红色政权办公的地方。

也许因为在那个偏远的小山村呆得太久，我对于外部世界的感知尺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当这个院落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感觉它异常庞大，相对来说，自己异常渺小，说话的声音似乎也有了约束。那个时代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有条件，必定有高音喇叭没时没晌地播放革命歌曲。所以我在会议接待处报到的时候，简直听不见工作人员的叮咛，不知道应当到哪里寻找住宿的地方。

这时候，一个动听的女声在我耳边响了起来：“男生在三区，我知道，我带你去。”

我抬起头，就在这一刹那间，我和说话的女知青同时认出了对方。

“苏北！”

“郭焰！”

随着一声惊呼，我们不是靠得更近，反而都后退了一步，惊喜地互相看着，然后，我们又同时问对方：“你怎么会在这儿？！”

郭焰说：“走！我带你去住的地方。”

我们从接待处走出来，沿着一条窄窄的甬道往大院后面走。

“你怎么会来这儿来插队了呢？我一直以为你去了内蒙古。”

“嗨！一言难尽。”郭焰说，“走吧，我先带你去住的地方。”

她大大方方帮助我拎起行李（那时候到县上开会都是自己带被褥）。我怎么好让她帮我拿行李？我硬从她手上把行李夺了过来。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北京中心地带的一座小楼上当红卫兵广播员。这个广播站是北京著名的红卫兵组织西城纠察队专门为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进行革命宣传设立的，广播毛主席最高指示、作为全国人民思想指导的报纸社论以及红卫兵报纸上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文章和传单等等。我已经记不得当初是怎样当上广播员的了。平时，总是由一个左腿有些残疾的高中生给我送来广播材料，这个人其貌不扬，脸色蜡黄，像是长期生活在困苦之中的人，但是后来我才得知他是干部子弟，是北京市中学红卫兵组织五大领袖之一，红卫兵报纸上很多著名文章都是出自他之手。

那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天阳光灿烂，广播室里闪射着太阳的笔直光线，整个屋子都像被某种神奇的东西点亮了，一切物体都显现出极为清晰的线条，广播器材反射出高贵华丽的光亮。那天正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的日子，街道上的人群像潮水一样向天安门广场涌流。我的心情好极了，提前开始广播。我感觉到身后的门被打开了，感觉到进来了一个人，我以为是红卫兵领袖送广播材料来了，没有在意，继续广播。等到我广播完一篇文稿，关上麦克风，改为播放毛主席语录歌曲以后，才站起身来。这时候，我才蓦然发现，来人不是红卫兵领袖，而是一个身穿褪色绿军装的姑娘！

如果仅仅是一个姑娘倒也罢了，我想我还不至于如此惊慌失措。这是一个极为漂亮的姑娘，漂亮得让人窒息。她皮肤白皙，鹅蛋形的脸孔上镶嵌着一双梦幻般的眼睛，这双有些睨视的丝绒一般的黑眼睛灵活、明亮、光彩夺目，像两颗星星一样放射出清纯的目光，但是她笑眯眯地看着的仿佛不是我，而是我身后一件让她感到惊讶的事物；两条漆黑的眉毛在光滑的前额上显得十分触目，那是只有纯洁的少女才会有的边际清晰的眉毛，看上去它们好像不大对称，一条显得比另外一条高一些，然而这并不影响你做出“这是天底下最漂亮的眉毛”的判断；一缕金色的阳光从身后照射着她，她的耳朵就像是半透明的一样，在几根头发的衬映下，简直有一种超凡入圣的效果；她稍稍隆起的胸部在军装下面平静地起伏着，就连最没有想象力的人也会想到那里躲藏着一对正在发育的乳房（或许正是这种想象或者类似的想象，才使男人在漂亮女人面前总是感到窒息）；我感觉到她那带着香味的呼吸……我想我看她时的样子一定很傻。

“我是郭焰，”郭焰说，“你是苏北吧？”

“我是。”

我慌乱地让她坐下。她把厚厚的一沓材料放到桌子上，进一步自我介绍说，从今天开始她和我一起广播。我的心紧缩了一下，不相信在这令人激情澎湃但是又灰色无聊的生活中会出现这样让人振奋的事情。

“不欢迎我？”

我傻笑了一下，认真地否认说不是不欢迎她，我说我很高兴她能到这里来。郭焰大笑起来——我想她释放的一定还有对于我最初的傻样的反应。这时候我才发现她身材匀称，姿态优雅轻盈，浑身具有一种青春少女独有的活力，这是任何一个没有经历生活煎熬的少女在向成年人过渡中都曾经有过的情形。

我来自男校，从来没有和女孩子打交道的经验，内心的窘迫使我比实际上更加沉默寡言。郭焰总是含着笑意看着我，似乎明白我内心的一切挣扎。她开始坐下来对着麦克风广播。她的嗓音清脆明亮，就像某种具有穿透力的光线一样，有一种难以描述的韵味。我在她身后装着做什么事情，实际上我的整个注意力都在她身上。

最初几天的尴尬消失以后，我发现郭焰十分健谈，播放歌曲的时候总是跟我说这说那。我们聊了很多很多。那是一种圣洁的状态，我们既把对方看成异性，又把对方看做自己，我们的交谈没有任何间隔。

她父亲是一个将军，他的经历简直就是中国革命的缩影——他追随毛主席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又率领他的兵团到东北参加辽沈战役和锦州战役，打过长江，最后解放了南京。现在这位军功显赫的将军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她自豪地说，父亲没有受到冲击——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父亲永远不会遭受冲击，因为他是一个把整个生命完全彻底交给革命的人。这样，我也就明白了，从她身上为什么看到的全部是青春的激情，是生命绽放的奇异的美丽。这种美，只有无忧无虑的女孩子身上才会出现。

我则告诉她我的经历。

“是吗？”她惊讶地看着我，“你完全不像是农村来的孩子。”

这句话很让我高兴，不知道为什么，从来不曾因为出身自卑的我在郭焰面前总是感到自惭形秽。或许我太想在她面前展示有价值的一面了吧？这不是每一个少男少女都躲避不开的人性“局限”么？

……

郭焰就像一个幽灵，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又突然从我面前消失了。当时整个社会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的动荡开始趋于平息，我们都回到各自的学校“复课闹革命”去了。

算起来，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一个月，但是这段短暂的经历却深刻地影响了我，那个叫郭焰的少女成为我心中的灯塔和坐标，这种影响贯穿了我整个青春期，并最终决定了我对爱人的选择，决定了我对这个世界上行走的女人的看法——凡是我喜爱着的，必定是在某些方面与她相像的人。

我出席的那次知青代表大会，最风光的是已经在全国知名的吴克勤以及其他什么人。尽管我和吴克勤是同班同学，我们却很少交谈，巨大的地位落差使得我们不可能像同学那样交往，追随在他身边的都是政府官员或者类似于现在的追星族一类的人，而且，我感觉对吴克勤来说，他也没有这种需要。

当我坐在主席台下方的长条木椅上仰起头看着站在主席台上演讲的吴克勤，并且按照那个时候的政治要求在笔记本上记下他的话语的时候，就像是面对着一个与我的生活轨迹完全不沾边的人。

他有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头上总是戴着即使本地也很少有人戴的白羊肚手巾。这种戴在男人头上的白羊肚手巾在关于洛北地区的历史记述或者艺术表现（绘画、电影、小说）当中成为了文化符号，所以，一个戴着白羊肚手巾的北京知青所造成的效果，也就有了独特而深刻的含义。这种含义同样造成了我和他的疏离，整个会议其间，我们都没有一次面对面像同学那样的交谈，他已经远远不是我的同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注意着郭焰，就像当年在北京遇到她的时候那样，她再次成为我心中的太阳，成为世界的中心。

郭焰发生了很大变化，她身上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都被冻结了，她虽然也像以前那样笑，但笑声中带着凄凉与忧虑。时间把我们阻隔了，她并不刻意和我多说些什么，她的心仿佛被包上了一层硬茧。我从她身上再也感觉不到清纯，感觉不到青春的气息……是生活让我们过早地衰老了，还是人到了这个时候都会出现性格改变？我不知道。

她在大会上有一个发言，在她讲述的事情当中，我总感觉她在用自己的行为向这个世界证明着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她那个把整个生命完全彻底交给革命的父亲，不久前也遭受了冲击，被解除了职务，目前正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半个月以前，她接到到父亲最后一封来信，父亲让她向组织提出断绝父女关系的申请……开会期间，她正处在巨大的煎熬之中。

现在让我们回到崤阳县那次抗洪抢险现场。

身体羸弱的郭焰在可怕的洪水面前竟然像豹子一样灵巧和健美，专门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把成袋的水泥背扛到安全的地方，我曾经短暂地看到她扛着一根粗壮的木材从我面前跑过去，身上的衣服全部涂满了泥污。

水越来越大，那是散发着呛人的土腥气的泥浪，它们就像野兽一样怒吼着，奔腾着，把遇到的所有东西都席卷一空。我们听到抗洪抢险指挥部要求撤离的声音。我从齐腰身的水中退行到地势高的地方，眼睛不自觉地搜寻着郭焰。从站在高处的人们的呐喊声中，我发现了她：她正在极为危险的地方拖曳着一根木材。岸上的人声嘶力竭地让她把木材丢掉。她不丢，仍旧在浑浊的泥浪中吃力地拖曳着。我亲眼看到她被一个浪头打翻了，但是手里仍然抱着那根木材。木材成为带动她向下游翻卷的动力，倏忽之间，她就消失了。

我觉得被沉闷地击打了一下，等到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我也站在浪涛之中，被一个民工紧紧地拉扯着。

据说，我不顾一切地扑向了她。

我不离开那里。我看着奔腾的水面，哽咽着。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悲痛。那不是失去亲人的悲痛，因为郭焰不是我的亲人，也不是我的朋友，更不是我的恋人。那是一种超越理性的悲痛，一种突然看到最美好的东西顷刻间丧失的悲痛。那不是阴阳两世相阻隔的悲痛，那是永久的丧失。从此，我对人生就有了一种永恒的恐惧——没有什么美好的东西不会被毁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会被毁灭，而恶的东西却有可能永远逍遥，永远徜徉在我们身边，炫耀它那邪恶的永恒。

这件事情即使在那个年代也是一个重大事件。崤阳县革命委员会动员了全县基干民兵在湎河一百多公里长的河道上寻找郭焰的尸体，最后，在罗家川湎河向黄河汇入的地方找到了她。她的尸体已经面目全非，几近于一堆白骨。

她的遗体被安葬在崤阳县城北部的崤阳山上。作为这件事的一个结果，《洛泉通讯》（《洛泉日报》的前身）上发表了记述这次抗洪抢险战斗的长篇通讯《一场集体英雄主义的凯歌》，全面讴歌了抗洪抢险的全过程，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对于郭焰的死，用16个字做了简单的交代：“北京知青郭焰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

所有出席这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与会代表都出席了郭焰的安葬仪式。我没有去，我珍藏起她在县委大礼堂讲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的油印稿，这是我和她唯一的联结了。

这篇用蜡版印刷在粉红色纸张上的材料，直到今天仍然珍藏在我的箱子里，和我的初恋日记放在一起。它已经发黄了，而且我知道那里讲述的不是她的真正的心声，但是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事件，却从来没有想过要丢弃它。

那次会议散了的时候，我背着行李卷，特意站到那个大坝工地旁边的高台上。我去看她。

湎河平静得就像一只小猫，静静地流淌，建筑工地上的人们井然有序地工作着。你根本无法想象三天前这里的情形，无法想象一个鲜活的生命就像风中的蜡烛一样熄灭的过程。我感觉到对河流的畏惧，换一句话说，黄河以一种极端暴戾的形象深入到了我的心中。我知道，无论它表面上如何温柔，它那不动声色的暴戾本性不会改变，它只是在等待时机。

3.尊严对生命诉说 

这种意象在我经历的另一次洪水中得到进一步加强。

1976年夏天，我作为工农兵学员在洛泉大学中文系读书，我所在班级的同学到洛北地区一个以盛产民歌著称的县开门办学，都离开了学校，我则因为参与编写《洛泉南区供销合作社社史》留在了学校。就在那个夏天，我经历了黄河在洛泉地区的主要支流黄羊河造成极为惨重的物资和人员损失的特大洪水。

黄羊河从洛泉市中心穿行过去，平时美丽而温柔，就像一个恬静的少女。它留在我心里最美好的记忆是：夕阳西下，河水静静地流淌，辉映着晚霞和洗衣服的婆姨、女子的身影……我完全想不到这条温顺的河会突然暴躁起来。

我还记得那个恐怖的夜晚，暴雨就像瓢泼一样——不，这个形容完全不足以概括表达那场暴雨的威势——有人说：如果你把脸盆伸到门外去，仅仅停留一秒钟，就会被灌满雨水。这样的暴雨下了整整一天一夜。宿舍窑洞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谛听着天地的轰鸣，深深地感觉到了恐惧。我开着灯，不敢入睡，徒然地等待着发生什么事情。

果然，凌晨三点钟，学校的广播喇叭用最大音量紧急呼叫，让校园里所有人马上撤离。我和其他班级的学生像逃难的人那样，提着必要的东西，跌跌撞撞爬到了学校附近的一座小山上。站在这里仍然能够感觉到大地的抖动。透过雨幕往前看，漂亮的郝家坪大桥像拦河大坝一样拦截了从上游冲下来的树木、家具、人和牛羊的尸体，水位迅速抬高，淹没了洛泉无线电厂，通往北部诸县的川道都成了一片汪洋。

异常漂亮的郝家坪石拱大桥尽了最大的努力，终于还是承挡不住洪水的巨大冲力，轰然倒塌！随着一声巨响，河道上出现了一个可怕的空缺。下泄的洪水排山倒海一般掉头向南，奔涌到洛泉大学正门，像巨兽一样在宽阔的马路上奔腾——我又看到了七年前湎河发大水时的情景。

暴雨仍然肆无忌惮地下着，没有人交谈，所有人都严肃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河是有生命的东西，它用摧枯拉朽一般的破坏力向人们证明着自己。

很难说在这种感觉里有道德评价的成分，比如说我爱或者恨这条河流，没有，没有这个东西，那仅仅是一种感觉。

使我产生这种感觉的，还有另外一个间接的消息。

有两个在洛泉参加工作的北京知青正在谈恋爱。男的所在工厂离女的很远，那天晚上，男的就没有走，留在了女知青所在工厂（这个工厂选址不当，正好在黄羊河河道上）的职工宿舍。

今天的读者一定不知道两个还没有结婚的人住到一起在当时是多么严重的事件，这件事的严重性完全可以和今天发生的如下事件相类比——你贪恋钱财，把灵魂抵押给了魔鬼，于是你从某军工企业盗窃新式武器的重要数据卖给台湾或者其他国家的军事情报部门 ；你没有止境地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半夜三更爬上国家电力设施，盗割了三百米电线，造成整个华北或者华东地区大面积停电；你因为不满地方政府强行拆迁到北京上访，和其他一些你并不认识的杂七杂八的人一道冲击中南海或者人民大会堂 ；你活得很不耐烦，竟然热衷于政治，试图通过在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的方式表达你的政治见解 ；你是一个顽固的法轮功分子，破坏、干扰和利用国家通讯设施，宣传所谓的法轮大法……你还不能够想象你的结局吗？既然桩桩件件威胁的都是国家利益，那么，国家为了捍卫自己的安全，维护社会的稳定，当然有权力动用国家机器干预你、制止你或者逮捕你！

但是那天晚上没有发生这样的逮捕，因为那两个“罪恶的人”不但色胆包天，同时还处心积虑，把事情遮掩得异常严密，以至于没有任何人发现任何异常情况。否则的话，工厂保卫组的人必将破门而入，或者干脆由公安机关出面，把两个人直接带到公安局，直接审问，直接定罪……这两个人就完了。我这样说绝不是故意耸人听闻。

所以，当洪水排山倒海一般冲下来的时候，这两个偷情的人实际上面临的是这样的选择——要么，死亡；要么，被逮捕或者被开除，身败名裂，在世人的鄙视中了此残生。前者干干净净，将维护住做人的尊严；后者苟且偷生，虽然还继续在世上行走，但是耻辱将伴随一生。

这两个年轻人选择了死亡，换一句话说，他们选择了尊严——厂区所有的人大呼小叫着往高处转移的时候，他们那个房间没有一丝动静。

工厂保卫科的人非常负责，用高音喇叭反复呼叫，直到最后一个人撤离。直到最后一个人撤离，两个知识青年偷情的那个房间仍然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动静。工厂的人全部转移到了南岸的山上，也许在我看到郝家坪石拱大桥垮塌的时候，这些幸运的人也看到洪水吞没了厂区。他们惊讶地发现厂里居然还有人！向我讲述这个故事的人说，他们亲眼看到那一男一女两个知识青年紧紧地搂抱在一起，随着倒塌的房屋被洪水翻卷得无影无踪。那次大水，一共死亡187人。

当天晚上值班的地委副书记接到上游报警电话以后接着睡觉，耽误了宝贵的撤退转移有关人员的时机，算是有了渎职的错误，作为一种处分，被调到另一个地区继续当地委副书记去了。死者尸体大部分都被找到了，最远的竟然漂到了黄河河段。没有发现那两个知识青年的尸体，他们的尸体和青春岁月一道，汇入到黄河的泥沙中去了。

1976年春天，那场著名的“四五运动”前后，中国的政治气候极为恶劣，“高天滚滚寒流急”，哪怕最不关心政治的人也能够感觉到一种压抑的气氛。我作为洛泉大学工农兵学员到K省南部一家三线军工厂去开门办学（也叫“学工”，是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式之一），曾经目睹过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这件事虽然与河流无关，却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人在某种历史状态下，能够被置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这个地方地处秦岭以南，按照气候地理学标准，应当算作南方，尽管它仍然被北方省份K省管辖。和地处塞北高原的洛泉相比，这里气候湿润，完全是一幅江南水乡的景象。我们离开洛泉的时候，那里还不见一星绿色，到了这里，扑入眼帘的山川土地竟然已经一片翠绿，到处都是青翠的毛竹，到处都是绿油油的稻田，就连道路两旁的杂草都引起我们这些在干旱的黄土高原生活的人极大好奇，我简直闻不够空气中那种早春天气特有的馨香。

所以，在那个不平静的春天，尽管我对社会已经有了一些不同于公共宣传的见解，尽管这种见解在整个社会弥漫着的压抑气氛中常常引起精神的甚至生理的痛楚，但是，在我的个人经验中，那个春天极为美好。我好像还从来没有经历如此充满魅力的春天。如果细究原因，我想不外乎如下三点：一是我正在恋爱，这使得我对任何生命形式都充满了敬重；二是我突然从寒风漠漠的塞外来到山青水秀的江南，强烈的反差使得这个春天比以往任何一个春天都更强烈地激发了我的记忆；三是我已经到了能够用生命感知世界的年龄，这就是说，世界之所以为世界，不是人家说的那个样子，那纯粹是我感悟到的样子，而我感悟的世界，在自然领域是那样美好，我有理由期望它在另外的领域同样美好。

对某项事物的期待往往能够强化记忆。有了这三点，那个美好的春天在记忆当中当然异常清晰，当然无懈可击。所以，在整个“学工”期间，我的情绪都很好，好像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一样。为期一个月的“学工”结束以后，大拨同学都返回了洛泉，洛泉大学中文系的领导同志把三个写作能力强一些的同学留了下来，帮助这个工厂编辑和出版一本由工人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集——这在当时是一种政治时尚，是为了证明工人阶级杰出的领导一切的才能——我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项我很喜爱的工作（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可救药地喜爱上了文学），我很为能够在这里多呆一段时间而得意。就在这段时间里，我遇到过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这件事情进一步强化了我对那个春天的记忆，但是，它美好的一面已经被完全摧毁了。

有一天半夜，工厂宿舍区就像有人突然发现狼群一样鼓噪了起来，我们急忙跑出去，想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厂区那边人声鼎沸，漾漾地往我们这边走，间或还能听见只有文化大革命中才能够听到的对人的呵斥声、激昂的口号声。一定是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匆匆下楼，想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工厂保卫科的人抓住了两个在车间机床后面通奸的年轻工人。我看到很年轻的一男一女被人押解了过来，他们的双手都被反绑在身后。沉闷压抑的生活突然出现这样一场波澜，人们都很兴奋。那两个因为所犯罪行而自动失去人格尊严和做人权利的男女，不得不承受从保卫人员缝隙间伸过来的拳头的推搡和击打。很混乱，押解的队伍不是沿着直线前进的，它在厂区到宿舍区之间的通道上蜿蜒，就像喝醉酒的人那样。

那个姑娘看上去不过20多岁，半个脸颊都被油黑的长发遮住了。她的双肩看上去很柔弱，但是我从她不自觉的抵御击打的动作中看到了坚强；小伙子就不行了，他瑟缩着，本来就不高大的身子显得更加矮小——我对此印象恶劣。一个男人在这样的时候不应当是这个样子，这简直是对那个姑娘感情的亵渎。他如此委琐，就等于在向人们宣布他不再保护失去任何遮挡的她了。他放弃了最重要的责任。在我看来，在这样的时候放弃这种责任的男人是不能够被称之为男人的。

我的感情——就像人们在任何事情面前都会本能地做出选择一样——出现了偏移：同情女的，鄙夷男的。人群虽然聒噪着过去了，但是各种各样夸张的议论仍然在继续：有的说保卫科的人冲进去以后，两个人太忘情，竟然完全没有感觉到身边已经围了一圈儿人 ；有的人说保卫科本来想让两个人赤身裸体在厂区游街示众，但是，没有人能够把那个姑娘的衣服剥下来；有的人说，保卫科的人……没有任何人对保卫科的行为提出质疑，在所有人看来，保卫科做这样的事情都是天经地义。

回到宿舍，我久久不能入睡。这件事在我心里引起一种杂乱无章的感觉，就像我在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思索一样。后来发生的事情非常让人惊讶。保卫科的人把那位漂亮的女工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连续八个小时对她进行审问。他们询问的是——通奸过程、通奸细节以及她的通奸感受。这个过程对于审讯者和被审讯者意味着什么，既简单而又复杂。简单，是说保卫科的这些人有淫欲需要满足和宣泄，在这里就变形为对性行为过程和细节的关注和对人的直接侮辱 ；复杂，是说在一个被认为健康发展的社会里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必定有非常复杂的原因，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命题，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或者普通人都应当进行思索并且给出答案。

但是，在那个年代，这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令人尊敬的政治理论家正在忙于研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在阐述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教义，正在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制造理论基础，不可能也不屑于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思索 ；法学家——如果他们还存在或者还在做什么事情的话——则正在研究如何模糊政令与法律的关系，从而把对社会、对思想进行控制和引导的行政手段合法化，也不会注意这样一个发生在普通青年工人中间的琐碎问题 ；历史学家专注于对历史的实用主义解释，为被政治阴谋家强奸了的历史收拾粘满精斑的衣裤，“儒家”“法家”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主题，他们怎么可能会为一对偷情男女的境遇问题分心呢？普通人则在没有任何社会关怀的环境中失却关怀他人的信心，变得兽性，变得下流，变得卑鄙异常，也不会认为这是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能够说，这个问题在当时不是问题，更不是能够被回答的问题。因此，它通行无阻地发生着。因此，年仅二十一岁的漂亮女工只能精神崩溃。因此，保卫科的人出去吃午饭的时候，精神崩溃了的她只能从六层楼窗户一跃而下，用自己的方式给事情做了一个了结。我听人说，她的半边脸都被摔瘪了，鲜血浸润着整个身子 ；我听人说，她就是死了，身条也是全厂最美的。

我离开那个工厂以后数天，还听人说那个男职工听说女职工死了以后，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从关闭他的房间里脱逃出来，用杀猪刀子杀死了三个曾经审问过女职工的保卫科的人——他杀得凶恶而残忍，死者几乎完全被肢解，有一个人的肠子竟然像彩带一样被挂到了吊灯上。然后，这个疯狂的作案者用刀子把自己的肚子戳得稀烂，死在了厂党委书记的家门口。

早晨起来，党委书记发现鲜血像小河一样在客厅地板上蜿蜒，心脏紧缩着打开房门，看到死者，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一样，发出一声非人般的嚎叫，脸色蓦地没了颜色，瘫软在地上。

这个案子由于案情重大，就像所有这类事情一样，被有关部门严密地封锁着，不但社会上无法得知，就是这个工厂的人也不敢确认那个男的是否真的杀了人，是否把被杀的人的肠子挂在了吊灯上，是否在党委书记的家门口剖腹自杀。

这件事情传到我这里，我也就只能把它作为地地道道的传闻。所谓传闻，就是无法证实的消息。无法证实的消息对于社会判断有什么价值呢？可能没有任何价值。但是，正是这件没有任何价值的传闻，完全破坏了我对于那个美好春天的记忆，二十五岁的我，正在恋爱中的我，已经开始用生命感知世界的我，蓦然间在春天的原野上发现了一种异常凶恶残暴的东西，它排山倒海，吞噬着它碰到的一切……就像我插队的时候对于黄河形成的那种印象一样，它们叠加在一起，屹立如山峦，动作如江海。这就是黄河吗？不，它不是黄河。和它比起来，黄河太渺小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黄河很孤独。

在我亲身面对真正的黄河，与黄河有了一次真正的对话以后，这种感觉尤其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