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来，《红楼梦》主要不是依靠紧张、曲折的故事情节来吸引读者。展开它的艺术长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贵族家庭的日常生活图景，春花秋月，结社吟诗，饮食起居，儿女痴情，婚嫁丧葬，家政经营，等等，很少有掀天之浪和传奇色彩。然而，两个世纪以来，它不知叫多少人失去了平静，或下泪，或嘘唏，或抚卷叫绝，或争辩得“几挥老拳”。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如此强烈地拨动了人们的心弦呢？脂砚斋的批语说得好：是“世情作趣”。的确，《红楼梦》是一首令人回转激荡的交响诗。以情动人，才是小说艺术的上乘。歌德说：“人对于人是最有兴趣的，并且应该只是对人感到兴趣。”世界上，苍穹最辽阔，大海最翻腾，但是，比起人的感情王国来，它们的疆域和变幻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高明的小说艺术家，总是竭尽全力把读者的目光引向人物形象的内心深处，引向人情交汇的旋涡和浪花之间，让他们替古人担忧，为熟悉的陌生人掬泪或称庆。本文拟就《红楼梦》的人情描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
在文学作品里，无论是崇高的感情还是卑下的感情，都应该真实地加以表现，不然，就难以引起读者的兴趣。所以，小说家在展示人物的感情世界时，必须讲求天然，按照它的本来面目来进行描绘。贾宝玉在“试才题对额”的时候说过一段话：
却又来！此处置一田庄，分明是人力造作成的。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无脉，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那及前数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呢。虽种竹引泉，亦不伤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恐非其地而强为其地，非其山而强为其山，即百般精巧，终不相宜。
这番议论，体现了曹雪芹的审美理想。他知道，文学作品不能机械地描摹实际生活中的人情，必须“种竹引泉”，进行艺术的再创造；然而，这种灵魂的塑造又应当合乎“自然之理”，否则就要失之穿凿，使人无法领受到“自然之趣”。
怎样才能合乎“自然之理”，描绘出人情世态的“天然图画”呢？揣摩曹雪芹的意思，首先要防止“峭然孤出”，应当让人物生活在特定的情境之中，远、近、正、背、上、下，皆有相互掩映的天然风物，皆有移情动魄的牵引力量，这样，人物的感情喷发就不是孤立的、突兀的了。
自从私有制出现之后，人们的性情就被异化了。在《红楼梦》里，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封建典章制度、道德规范、文化教育、宗教迷信、风俗习惯，对人性的扭曲和钳制。生活在这样一种令人窒息的时代氛围之中，人们的喜怒哀乐怎么能够自由地宣泄呢？所以，曹雪芹在表现人物的感情活动时，总是努力揭示这样的特质：不自由！非但贾宝玉、林黛玉不能自由地呼吸，就连贾政这样的封建当权者也不能纵其情志，他时常要身不由己地“演戏”，而且表演得那么认真，仿佛在完成着一生中最重要、最神圣的任务似的。当元妃归省的时候，他曾经一本正经地、诚惶诚恐地向自己的女儿“启奏”了。一番言辞，人们总觉得他过于做作，过于僵硬和阴冷；然而，这正是那一时代赋予贾政的特有气质，假如抹去了这一种感情征象，贾政的情态就失真了。因为，在那封建皇权威慑着一切的社会里，人们的感情波涛是很难溢出“君君臣臣”的森严闸门的。就连最受元妃钟爱、平日顽劣乖张的贾宝玉，这时候也不自觉地变得小心谨慎、循规蹈矩起来。贾政自不待言了，他的出身、教养、经历、地位，都使他把“忠君”二字作为人生的最高信条，把恪守君臣之礼作为不可动摇的行动规范。所以，他在元妃的面前必须一本正经地演完那出戏，“做功”越到家，装扮得越是煞有介事，就越能使人们感到真切、自然。
但是，曹雪芹如果把笔墨仅仅停留于此，那么贾政的感情流露又会失去天然的风貌，因为，从社会生活的总体来看，支配人们感情活动的力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股的，错综复杂的，所以，人们很少有单义的、孤立存在的感情，除了某些特殊的情况外，人的主导情感总是和其他的、隐藏不露的情感复杂地糅合成一个整体。“峭然孤出，似非大观”，抽去了贾政身上的其他一些感情因素，单独地突出他匍匐在皇权之下的可笑情态，尽管是真实的，但不是天然的，这如同“笼中鸟”决无“林中鸟”的天然韵味一样。果戈理在《预先奉告那些愿意好好表演〈钦差大臣〉的人们》中写道：“即使是最微末不足道的角色，也不应该有一点夸张失实或者陈腐庸俗的地方。恰恰相反，演员特别需要演得比实际他所扮演的人物的样子更朴素些，单纯些，并且仿佛更高尚些。”这不是为了廉价地虚美其主人公，而是为了尊重人物心灵世界的实际情况。贾政尽管已经被封建皇权异化得近于一具政治僵尸，但是，在他的灵魂深处的某些角落里，还依然存留着某种反抗着异化的精神力量。譬如，当他面对着久别重逢的亲生女时，那种快要泯灭的父女之情又会冒出几粒火星；加之，他具备相当的学识和人生阅历，完全可以想象到深锁宫闱的元春的寂寞和痛苦，并因之产生某种惆怅。所以，当他依照君臣之礼，习惯成自然地在帘外问安行参的时候，必然还有另外一些感情力量在胸中骚动，“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考察到这一点，曹雪芹在贾政的刻板言辞前面，天才地加了传神的一笔：“贾政亦含泪启道”。他也会动情下泪吗？会的。这是纷乱复杂的感情所酿造出来的酸、甜、苦、咸的眼泪。一来，天子圣明，皇恩浩荡，催他流崇拜、感激之泪；二来，元妃归省，烈火烹油，贾府如鲜花着锦，催他流欣喜、得意之泪；三来，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催他流感伤、怀亲之泪；还有，元春伴君，如履薄冰，惟勤慎肃恭侍上，方能维持恩宠，催他流忧虑、不安之泪。这一切，交融在一起，使贾政的泪珠里饱含了丰富、复杂、微妙的感情，使他的整个情态变得格外真切，天然之趣也就出来了。
在元春同亲人们重聚的时候，许多人都流了泪：贾母、王夫人、邢夫人、李、凤、迎、探、惜等等，无一例外。哭得最多的要数元春自己，她先是“垂泪”，后来是“呜咽对泣”，“不禁又哽咽起来”，“又不免哭泣一番”，最后揽着宝玉时，竟是泪如雨下了。大家都在哭，但是哭泣的情态和伤心的程度各不一样。这里边有着严格的分寸。因为，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在形形色色的生活情境里，每个人所受到的异己力量的束缚，以及反抗这种束缚的能力，都跟其他人有着程度上的差异。曹雪芹不可能弄清楚这些道理，但是，凭借着现实主义大师的特有的敏感，他深知每个人物的感情泪水不是在荒漠里流淌的，必然有村、廓、山、树、寺、桥的映照和衬托，而且因人而异，千差万别。这样，他在下笔的时候，就能够比较自觉地把握人物感情流泻的独特状态，使贾母、元春等人的泪珠自然地闪烁着不同的感情光彩。就李、凤、迎、探、惜来说，主要流露的是姑嫂姐妹之情，她们确实有许多知心、体己的话儿要相互倾吐。往日的朝夕共处，后来的咫尺天涯，此刻的久别重逢，不能不牵动这些贵族女性的眷恋、关注和怜惜之情，但是，慑于这一隆重场面的庄严气氛，她们只好规规矩矩地静立一旁，在默默的凝视中“垂泪无言”。饱经世故的贾母，在迎接元春时的感情就要复杂得多了。她深知贾府的富贵繁华，完全依赖于皇上的“天恩”，元春的入宫和晋封，无疑使贾家和宫廷的关系更加紧密，所以，为了维护宁、荣二府的根本利益，史太君是甘愿把元春送到寂寞森冷的宫闱里去的。她见过许多大场面，了解皇家规矩，深知在省亲大典中不能出半点差错，所以处处谨慎，五鼓起身，大妆静候门外，甚至跪止元妃以家礼相见。然而，她毕竟又是一位抚育过元春的老祖母，对于孙女的溺爱和思念，使她比贾政少了几分造作，多了一点柔肠，觉得满心有许多话要说，但又难以出口，只好呜咽对泣。她晓得元春为贾氏门庭作出了多大的牺牲，心中不免搅拌着隐隐的内疚之情，所以，当元春说出那番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话时，她觉得无言以对，默默地让邢夫人去做隔靴搔痒的劝解。还有，凭着她在宁、荣二府的崇高地位，她的感情宣泄要比其他任何人来得恣肆一些，不但可以同王夫人一起挽着元妃的手臂，而且可以在元妃回銮的时候“哭得哽噎难言”。再说元春，她是这一幕富贵风流戏的主角，为了她的这一次归省，贾府内外，上上下下，几乎忙得人仰马翻。仪式是庄严的，园林是奢华的，所到之处：帐舞蟠龙，帘飞绣凤，香烟缭绕，花影缤纷。正如灯匾所示：“有凤来仪。”她是被宁、荣二府当着凤凰来迎接的。然而，这一只凤凰却像“羁鸟返旧林”似的显得那么酸楚、委屈和不能自持。她哭得最多，也最为伤心；因为，她是被禁锢在黄金牢笼里的精神囚徒，她有着别人所无法体验的悲凉遭遇。为了维持贾氏门庭的百世基业，为了满足当朝天子的一己私欲，她被无情地剥夺了青春、才华和人格。尽管贾母、贾政等人可以从事理上推测到她饱受的辛酸，但是，有谁能够领略到她直接感受的彻骨寒气和切肤之痛呢？所以，她的环境，她的地位，她所熬过的时光，都化为一种鲜见的机缘，使她读完了一册特殊的人生课本，从而变得深沉了，目光敏锐了。她直截了当地对贾母等人说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这时不说不笑，反倒哭个不了。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多么锐利的感情锋芒！它直接指向了贾母、贾政等人顶礼膜拜、寄予无限希望的封建宫廷！在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元春把一些最隐秘的东西都看透了：什么“体天地生生之大德”，什么“古今未有之旷恩”，统统是欺世的颂辞！正是由于这样的“大德”和“旷恩”，才剥夺了多少家庭的“天伦之乐”，造成了多少亲人的“骨肉分离”。所以，元春又一次怀着对宫闱生活的极大反感，愤懑地向贾政发出了“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的呼声！以上这些独特的感情因素，相辅相成，有机交融，使元春的泪水分明染上了一层悲怆冷峻的色彩。她怎能不哭呢？在那些“勤慎肃恭以侍上”的日子里，她有苦不能言，有泪不能下；如今，既然名正言顺地归省亲人，那就名正言顺地让蓄积已久的眼泪尽情地流泻吧！然而，也恰恰在这种“精心觅哭处”的微妙情态里，我们看到了牵制元春感情流向的另一种力量。她抗议，她倾诉，但是她并没有激动得撤去所有的感情藩篱；她懂得，如果哭得不是地方，不是时候，过分地触犯了龙颜，那等待着贾家的将是何种命运！所以，她只能在娘儿们相见的时候哽咽饮泣，在揽着宝玉的时候挥泪如雨，而且，要强打精神，在省亲行宫里升座受礼，在贾政行参的时候嘱一番“国事宜勤”。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曹雪芹在展示人物的感情波澜时，总是顾及到造成这种波澜的各种因素，既突出和强调了人物的感情主脉，又注重纠缠着这一主脉的支流和旋涡；而且，当许多人物呈现出类似的感情征象时，他又能过细地加以比较和鉴别，从各自的复杂感情领域里提炼出一种最富于个性的基本色调。这样，他所创造的人物，就能够既沉浸在一种努力向外喷发的热情之中，又能够不飘不浮，受到整个生活环境的合乎逻辑的规范和制约。如此经营，《红楼梦》的人情描写就很少看到人力穿凿的痕迹，就充分显示出自然天丽的审美效果来了。
为了使《红楼梦》的人情描写合乎“自然之理”，曹雪芹还强调感情的起落、变化必须因势利导，顺理成章，决不可“非其地而强为其地，非其山而强为其山”。如果说，前面讲的是从横切面上来剖析和表现人情，那么，这儿讲的便是从纵断面上来剖析和表现运动中的人情了。
先从一个小例子说起吧。当林黛玉初进荣国府的时候，书中有这一段文字：
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姐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什么书！不过认几个字罢了。”
作为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孤女，林黛玉从跨进荣国府门槛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贾母的万般怜爱。这位老祖宗不等黛玉下拜，就把她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当这一阵强烈的感情潮水退去之后，贾母随随便便地扯起了闲话儿，信口问起了黛玉现念何书。谁知，这轻飘飘的话语中却藏着一块暗礁。说者无意，林黛玉也没有留心，她在禀报了自己的读书进度之后，出于礼貌，不无认真地问起了姐妹们现读何书。这下子，却捅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漏子”，引起了贾母的微微不快。“读什么书！不过认几个字罢了。”曹雪芹没有花一个字去描绘贾母出言吐语的神态，然而，听话听音儿，我们分明觉察到贾母对女子读书的轻视和反感，对林黛玉如此认真询问的困惑和诧异。老祖宗烦了。林黛玉初入贾府就碰了一个软钉子，这在她来说确实是始料不及的。能够回避这一场短促的“遭遇战”吗？不能。尽管林黛玉事先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多说一句话，不肯多行一步路，战战兢兢地保护着自己的羽毛。然而，她毕竟太不了解贾府了，太不了解自己的外祖母了，所以，曹雪芹只好顺乎人情的趋势，因地制宜地在这里设了一块礁石，让敏感、心细的林黛玉受此一挫，感情上发生了一次微妙的颠簸。紧接着，宝玉出场，书中出现了以下一段文字：
宝玉便走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一番，因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书，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
口气完全变了，连遣词造句都与贾母刚才的言语相似。这一感情上的转折和变化，看起来不符合林黛玉固有的性情：她是那么沉湎在绚烂的中国古典文化园地里，她的心中蕴藏着强烈的探求知识、挖掘人生真谛的欲望，为什么竟然在一见如故的宝玉面前，说出了这一番言不由衷的话呢？仔细品味，我们不难发觉：这是刚刚发生的那次感情颠簸的自然延续。原来，聪明得有如薄薄的窗纸——一点就破的林黛玉，已经初步揣摩到贾母的感情倾向。为了顺着老祖宗，保护自己，不叫别人耻笑了去，她不得不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既不承认自己读过什么书，又模仿着贾母的口气，把女子读书的目的贬低到“些须认得几个字”而已。谁说林黛玉不会察言观色、小心做人呢？她在初入贾府时随手亮出的这一招，已经够叫人颔首微笑的了。曹雪芹真不愧为一位精通心灵哲学的大师，他的艺术笔触总是顺着人物感情的自然趋势去挥洒运转，决不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为了维持某种既定的感情轨道，而抹煞人物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感情回转。
常言道：“瓜熟蒂落”，“强扭的瓜不甜”。人情的表现同样如此，没有一个感情的孕育过程，不在恰到好处的地方形成感情的喷发点，虽强歌而不显其乐，纵下泪而不见其哀。曹雪芹十分注重这一点。为了实现主人公的某种感情涌流，他常常在老远的地方就着手汇集涓涓的感情溪水，让它们蓄积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才拉开感情的闸门。就说林黛玉的《葬花词》吧，这首诗引人注目，强烈地抒发了女主人公的悲愤之情。她抗议：“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她向往：“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她诘问：“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她宣言：“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她哭诉：“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她哀叹：“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样的歌声，分明激荡着林黛玉叛逆性格的主要旋律，是值得珍惜地加以处理的。安排在何处最恰当呢？有一个地方似乎颇具条件，那是第二十三回，书中写道：
宝玉正踟蹰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宝玉一回头，却是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花锄上挂着纱囊，手内拿着花帚。宝玉笑道：“来的正好。你把这些花瓣儿都扫起来，撂在那水里去罢。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了。”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儿什么没有？仍旧把花糟蹋了。那畸角儿上，我有一个花塚。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埋在那里，日久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此情此景，又是宝、黛二人单独在一起，让林黛玉来一首《葬花词》，有何不可？然而曹雪芹不肯这么办。因为，在这个时候，林黛玉的感情潮水还没有蓄积到可以喷发《葬花词》的地步。自从进入荣国府以来，林黛玉和贾宝玉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由一见如故，到耳鬓厮磨，他们俩默默地以心相许了。然而，这才是爱情的萌发阶段，相当隐蔽，很不惹眼；加之可卿出殡、元妃归省，贾府的封建统治者们忙得不可开交，还没有来得及发觉这一株叛逆的嫩芽。所以，林黛玉的爱情尚未受到多大的压力，可以在“两小无猜”的外衣下，跟贾宝玉脸对着脸儿躺在床上，情意绵绵地讲述“耗子精”一类的故事。当然，由于薛宝钗的到来，产生了“金玉良姻”之说，不免在林黛玉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但这也仅仅是爱情试探过程中出现的某种麻烦。总的来说，林黛玉还没有真正感受到风刀霜剑的威胁，她的心绪基本上是平和的。没有深沉的忧愤，出不了激越的诗人，曹雪芹怎么能在这时强扭着林黛玉，令她吟诵一通《葬花词》呢？只有继续酝酿，从多方面蓄积林黛玉的忧愤之情，方能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顺乎自然地凿开林黛玉的感情泉眼。曹雪芹这么做了，主要的笔墨是：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王熙凤笑语戏颦儿，潇湘馆春困发幽情。这几段文字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使林黛玉的胸中激起了难以抑制的波澜。一方面，由于受到《西厢记》《牡丹亭》这些“词句警人”的“好文章”的启蒙和感染，林黛玉对封建社会里男女爱情所遭到的隐秘折磨和重重压力，有了比较形象、比较清醒的了解；另一方面，由于王熙凤开了个半真半假的玩笑，林黛玉和贾宝玉的婚嫁问题被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这不能不促使她睁开眼睛，去审视自己将来的归宿。真的有希望吗？孤寂无援、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怎能够同凤姐开列的那些条件——门第、根基、家私——对上号呢？尽管她的家庭也曾经显赫过，但如今只剩下空洞的回忆了！凤姐的笑谑，等于给林黛玉泼了一盆冷水；再者，当贾宝玉借用“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的诗句，直率地向林黛玉表白了自己的爱情时，她简直有点临阵胆怯了，因为，在那个时代，爱情就是“淫乱”，就是“万恶之首”，这怎能不叫她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呢？所有这一切，交叉回环，将林黛玉卷进了“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的感情旋涡之中，她的忧愤愈积愈深，眼看就要溢出心灵的闸门来了。于是，曹雪芹因势利导，从一件偶然的小事——晴雯挡驾、黛玉动气——入手，揭开了“埋香塚飞燕泣残红”的动人篇章。
由是观之，曹雪芹对于自己所创造的人物，是十分尊重的。他总是过细地剖析人物感情的发展层次，努力揭示不同阶段中人物感情的真实内涵，该回旋就回旋，该蓄积就蓄积，该飞跃就飞跃，决不人为地设置感情的波澜。这样，人物的感情流水就能够自然流畅地向前流淌，显示出“滟滟随波千万里”的动人光彩。
二
人们的感情，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同其他人发生交流，发生碰撞；所以，一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无不致力于人情纠葛的生动描绘。从读者的审美趣味来说，也希望在人情的搏击中看到思想的火花，产生忧、喜、感动、震惊，领受到愤怒、痛恨、哀怜、焦急、恐惧、爱、敬、惊赞、荣誉之类的情绪和热情。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呢？曹雪芹选择了一条更为平实更为细密表现人情纠葛的道路，这就是他善于描写人们的“感情抵触”，能够精确地、巧妙地把蕴藏在这种“抵触”中的“自然之趣”揭示出来。
什么是人们的感情抵触？就是指大量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感情矛盾，这些矛盾尚未激化到发生冲突的地步。由于人们的相互交往，产生了多种人情的汇合，这种汇合使人物处于特定的情境之中，需要作出反应，进行感情上的抉择。如果这种抉择仅仅干扰着当时的情境，那么，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作用就会相对平稳，表现为某种感情上的牵扯和摩擦；如果人物对当时的情境持激烈的反抗态度，那么，就开始了戏剧性的斗争，感情的抵触也就转化为感情的冲突，摩擦就要加剧，火星就要迸射。所以，感情抵触是感情冲突的酝酿阶段，只有许多“抵触”的积累才能引起“冲突”的爆发[1]。下面以“袭人探家”为例，谈谈曹雪芹对人物感情抵触的艺术处理。
袭人被母亲接回去吃年茶，贾宝玉闲得无聊，私自带着茗烟，逛荡到袭人家中；袭人全家忙不迭地迎接这位娇客，折腾了一番，扯了些闲话，贾宝玉又悄悄回府；晚上，袭人借题发挥，围绕着自己的“赎身”问题，真真假假地对宝玉下了一番箴规。整个故事情节相当平淡，同荣国府里那种慵慵散散、不紧不慢的日常生活节奏相合拍；置身于这样的情境里，贾宝玉和花袭人的感情不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他们的思想、猜疑、迎合与排斥，只能笼罩着一种“情切切良宵花解语”的微妙气氛。这是一页“生活的散文”，为了揭示它所包蕴的诗情和意趣，引起读者的深沉思索和浓厚兴味，曹雪芹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
（一）用“下意识”来写“有意识”，把潜藏在人物心底的感情抵触暗示出来，让读者去想象，去补充。贾宝玉本来并没有想到要去袭人家，事情的起因是他发现了茗烟和万儿的私情。他口中责怪着茗烟“连他的岁数也不问问，就作这个事”，心中却联想到“警幻所训之事”；接下来，茗烟问他到谁家逛逛，他竟毫不迟疑地说道：“依我的主意，咱们竟找花大姐姐去，瞧他在家作什么呢。”粗粗一看，似乎很突兀，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其实，曹雪芹省去了贾宝玉的潜意识活动，他分明由茗烟“也干那警幻所训之事”，想到了自己和袭人的暧昧关系，情不自禁地牵挂着不在身边的袭人，这位“花大姐姐”在家里“作什么”呢？为了强调这一点，曹雪芹又连用了两个“作什么”——宝玉来到袭人家，笑道：“我怪闷的，来瞧瞧你作什么呢。”袭人听了，才把心放下来，说道：“你也胡闹了，可作什么来呢？”——反复叠用，都跟他责怪茗烟“作这个事”相呼应。对于贾宝玉的这一种心理活动，我们可用现在流行的术语来形容，那就是“意识流”。确实，人的潜意识活动是很不驯服的，它常常快得有如闪电，复杂得有如迷乱的星空，然而，不管这种意识的流水迷蒙、飘忽到何等程度，它都无法超脱实际生活所设置的“河床”。曹雪芹审慎地做到了这一点。他把贾宝玉的下意识活动，同往日的袭人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在那默然无语的生活的瞬间，贾宝玉已经有意无意地把袭人施予他的感情掂量过了：她平日一本正经，为什么又那么容易委身？她的感情与万儿相比，有哪些微妙的差异？她人前那个样儿，人后又是什么模样？等等。所有这一切，曹雪芹都没有向读者点明，然而，考察到当时的特定情境，透过那几声执拗的“作什么”，人们不难设想贾宝玉此时此刻的特殊心理。他在内心深处，同袭人平日留给他的印象发生了抵触，既有温情，又有冷漠，既有信赖，又有猜疑；这种抵触牵引着读者的心，使读者饶有兴趣地同贾宝玉一起，去探测花袭人的心灵奥秘，去掂量这个体面丫头的感情分量。
（二）让人物自己同自己发生抵触，从而把特定情境中人物感情的复杂性揭示出来。在贾府的众多丫头中，袭人的奴性是十分突出的，她安于为奴，乐于为奴，几乎丢尽了人格的尊严，不管服侍哪一个主子，总是效忠尽职，后来简直成了王夫人的耳目，难怪晴雯要称她“西洋花点子哈巴儿”。然而，在“袭人探家”这段文字中，我们听到了她的另一种声音。当贾宝玉因见她姨姐姐“实在好的很”，希望“也得他在咱们家就好了”时，袭人冷笑道：“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要拣实在好的丫头才往你们家来？”她似乎在为奴才的命运鸣不平了，而且，话锋还指向了贾府：难道你们家该派使唤实在好的丫头？！这种感情的流露，不能说是全真，亦不可说是全假。因为，袭人目睹过许多奴隶的血泪，她自己能熬到今天也很不容易，这一切，肯定会在她心中留下某种烙印；只不过，由于地位的改变，她的阶级意识一天天泯灭了，过去的伤痕也为一层硬痂所覆盖。尽管如此，当某种特殊的情境一旦形成，那个被挤到心灵角落里的尚有良知的袭人，仍会挣扎着站起来，同如今的袭人搞一点感情摩擦。是贾宝玉干扰了她的内心平衡，诱发了她的自我抵触。本来，贾宝玉并不是要她的姨姐姐来当奴才，但由于表述含糊，使袭人产生了误解。这种误解，带给袭人的首先是自卑感：她原以为苦熬了这么多年，身份有了，体面有了，谁知宝玉并不当回事，竟要把她的亲戚也弄进来当奴才，这不是分明卑视她吗？！接下来是自艾自叹：看来，一朝为奴，终身为奴，奴才的命运是永远摆脱不了的了！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机缘，促使那个尚有良知的袭人睁开眼睛，正视人生，不由自主地吐了吐不平之气，甚至不无讥讽地触了触贾府。当然，袭人的这种自我抵触是很勉强的，维持不了多久的。果然，贾宝玉一经解释：“说亲戚就使不得？”她的感情马上依然故我了，而且有几分得意，露出了骄矜之态：“那也攀配不上！”曹雪芹就是这样入微入妙地、通幽发隐地揭示了人物自我抵触的复杂状态，似乱而又非乱，单一而又繁富。面对着这样的人物感情世界，读者既感到一目了然，又感到难以尽述。“乱花渐欲迷人眼”。迷蒙中去评赏斑杂的花树，那审美的意趣就不比一般了。
（三）抓住人物最敏感的片言只语，不断强调，反复播弄，把相互抵触的感情线索扭结起来，引向深入。在袭人的心目中，早已没有原先那个家了，她觉得置身贾府，“吃穿和主子一样，又不朝打暮骂”，简直被卖到了福地。所以，当听见母、兄要赎她回去时，便死活不肯，哭得“两眼微红，粉光融滑”。但是，她真的能像赵姨娘或平儿那样，在宝玉家中占一席“准主子”的地位吗？有可能，因为“贾母曾将他给了宝玉”，日前又和宝玉发生了暧昧关系，这是她所恃的；不过话也难说，贾宝玉“性格异常”“放纵驰荡”“不喜务正”，万一调理不好，将来出了大毛病，非但自己失去依托，而且要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机敏审慎的袭人，不得不经常思虑着“何以为家”的现实问题，心头涌塞着难言之隐。曹雪芹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感情动向，有意让袭人和宝玉围绕着“家”的问题，进行了一场暗中摩擦的感情较量。宝玉是认定袭人离不开贾府的，所以，在出言吐语中始终把袭人视为自家人：“你就家去才好呢”，“怎么也得他在咱们家就好了”，“我说往咱们家来”，等等。按，无论是曹雪芹的“辞典”，还是我们今天的辞典，“咱们”都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花袭人当然明白宝玉话中的含意，但是，为了先“压其气”，然后再下箴规，她故意跟贾宝玉唱了一点反调，偏偏不提“咱们”，口口声声是：“定还要拣实在好的丫头才往你们家来”，“我们一家子都在别处，独我一个人在这里”，“就是朝廷里也有定例，几年一挑，几年一放，没有长远留人的理，别说你们家。”就这样，你推我挡，两个人都在内里使劲儿，结果是宝玉受挫，信以为真，感情趋于激烈；袭人觉得不能过分，赶紧收帆落篷，口气顿时发生变化：“但只是咱们家从没干过这倚势仗贵霸道的事”，“咱们两个的好，是不用说了”，云云，那种“合二而一”的贤德劲儿确实是不必说了。这一番围绕着“你们家”“咱们家”的感情抵触，连环纠结，振荡相转，把袭人的心机和手段，宝玉的纯正和天真，情趣盎然地点染出来，给读者带来了反复咀嚼、其味渐浓的艺术享受。
（四）弓不满拽，潮不决堤，用平和的手法去处理潜在的感情冲突。当袭人要用“三件事”来约束贾宝玉的时候，他们之间出现了根本性的分歧，感情冲突眼看就要爆发；然而，曹雪芹喜欢留有余地，非到不可避免时，决不用紧迫的节奏和热烈的画面去表现人物的感情矛盾。此时的贾宝玉，一心要留住袭人，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甚至赌咒发誓，保证“都改，都改”，其实，他心中根本没有动过“痛改前非”的念头，所以不能过分地强调他的认真和执着。袭人呢？也晓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贾宝玉的种种“毛病儿”，很难在一夜之间全部根除，所以，也不能把她的“约法三章”写得十分认真。双方都不想搞僵，说明冲突有可能暂时避免，作家在下笔的时候就应当注意分寸。曹雪芹没有加剧这一快要决堤的感情潮水，而是按照生活的逻辑，把它疏导到几条渠道中去，让人物在比较平和的情势下，去处理他们的根本分歧，这样做，虽然不能造成灼热的戏剧效果，但是，由于感情流速的放慢，袭人和宝玉之间的感情摩擦反而可以更加入微些，深刻些。先看一条主要的“渠道”：袭人劝宝玉“读书上进”，不要再咒骂“禄蠹”。这在贾宝玉听来，分明全是“混账话”；然而，袭人把这些“混账话”说得颇有技巧：“你真爱念书也罢，假爱也罢，只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嘴里混批，只作出个爱念书的样儿来，也叫老爷少生点儿气，在人跟前也好说嘴。”贴心，体己，句句在为二爷着想。这就缓和了谈话的气氛，使贾宝玉不好断然拒绝她那柔情似水的箴规。宝玉的策略是：一推了之，把袭人列举的他的种种毛病，统统归之于“小时候儿”的无知，仿佛如今已经改好，袭人放的是“马后炮”。综合起来看：他们一个是费尽心机，进行“感化”，企图以柔克刚；一个是虚与周旋，不屑分辩，嬉笑中隐藏着冷峻。双方都没有在根本问题上退让，说明他们的分歧是何等之深；双方也没有怒目相向，唇枪舌战，说明他们的关系是何等微妙。再看另一条“渠道”，贾宝玉无意间占了感情抵触的上风。他本来是向花袭人一个人下保证的，谁知话锋一转，内容变了：“只求你们看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的！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就散了的时候儿，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凭你们爱那里去那里去就完了。”一口气连用四个“你们”，显然，他心目中已不是袭人一个人了，他在向大观园里的所有女性下保证，这不能不使自恃其能、自邀其宠的袭人，领受到某种感情上的冷落。所以，她的“第一件事”并没有直接说出口，只是虚晃一枪：“好爷！我正为劝你这些个。更说的狠了！”表面上是反对宝玉无端发誓、自我作践，实际上还有隐情：“你今后须得把我更看重些才是！”这一种虚实相映的感情抵触，把人物心底的某些秘密不露声色地透示出来了。还有一条“渠道”，那里的感情流水似乎在相互戏谑着。袭人说：“你要果然都依了，就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去了。”宝玉说：“你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轿你坐。”袭人说：“这我可不稀罕的！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道理，纵坐了也没趣儿。”聪敏的贾宝玉，一下子抓住了袭人箴规的基本动机：效忠贾府，冀求出头之日。他用半真半假的笑语，击中了袭人的感情要害；袭人陷入被动，只好自我解嘲，结束了这一场“良宵花解语”的活剧。巡察三条“渠道”，我们不难发觉：用疏导的方法去处理快要喷发的感情潮水，可以比较舒展地揭示感情生活现象中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让读者从平淡中看到人物的种种微妙情态；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当感情冲突已经爆发的时候，作者就没有必要人为地降低戏剧性和紧张性，完全可以去调集风云、追逐惊涛。
（五）瞻前顾后，精心组合有关的生活画面，借助艺术结构的力量，充分揭示人物感情抵触的丰富底蕴。“袭人探家”是同“元妃归省”的大场面紧紧衔接的，如此安排，对比十分强烈：一处是皇妃省亲；一处是奴婢探家。一处是烈火烹油，富贵奢华，“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一处是寻常巷陌，茅檐草舍，又不干净又狭窄，连个像样的坐处都没有。这种令人触目的对比，把那一时代贵族豪门与平民百姓的悬殊境况做了生动的显示。生活在这样一种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中，人们的处世态度又是如何呢？在元春看来，至高无上的宫廷乃是“不得见人的去处”，而鲜花着锦的贾府竟阴冷得不如田舍之家。在贾宝玉看来，“虽有元春晋封之事，那解得他的愁闷？”尽管宁、荣二府热闹非凡，人人得意，“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介意”。看来，这姐弟两个，都痛切地感到了皇宫、贵府的不自由，他们的心，已经梦想着能够见人的去处了！袭人恰恰同他们相反，非但自己要说死道活地留在贾府里，而且不让宝玉到荣国府的高墙外面透透空气。“坐一坐就回去罢，这个地方儿，不是你来得的。”她不容分说地催宝玉尽快离开花家，而且要用一辆“严严紧紧的车”送他回去，怕的是沿途“碰见人”。这不能不叫人联想到元妃的銮舆，所到之处，围幕挡严，鸦雀无声，如入大荒。曹雪芹独具匠心地把这些场面、景象、人物、情态加以剪接，进行对比，从而渲染了时代氛围，定下了袭人和宝玉的感情基调，为他们的感情抵触作了必然性上的暗示，以及质和量上的规定。在“袭人探家”和“良宵箴谏”的中间，曹雪芹又“切入”了一个生活镜头：丫鬟们恣意玩笑，李嬷嬷赌气吃酪。丫鬟们为何玩得那么开心？原因不在宝玉出了门，而在袭人回了家。袭人之于底层丫头们的关系，不言自明了。李嬷嬷为何动气？原因也通到袭人身上：“你们看袭人不知怎么样，那是我手里调理出来的毛丫头，什么阿物儿！”这一番描写，把袭人身为奴才，却偏要以“准主子”自居的品格和行状，从侧面做了间接的补充，为贾宝玉后来点出袭人的箴规动机，提供了一个铺垫。再看次日中午，贾宝玉到林黛玉房中看视，两个人情意绵绵地“说了些鬼话”，玩得很有兴致。这一段文字，看起来同袭人箴规无关，然而从艺术结构上揣摩，却分明是前一段文字的自然延伸。袭人费尽心机，“约法三章”，贾宝玉口头上全部应允，实际行动又如何呢？他同袭人的感情抵触有没有消释呢？请看曹雪芹精心安排的生活画面吧：他根本没有依照袭人的话，“作出个念书的样儿来”，而是陪着黛玉解闷儿，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不登大雅的话；他也没有遵守不弄花儿、不弄粉儿、不吃人嘴上胭脂的“禁令”，而是热心地替丫头们淘澄胭脂膏，弄得“左边腮上有钮扣大小的”红点儿，还是黛玉给他擦了。曹雪芹就这样不事声张地给袭人有力的讽刺：她失败了，贾宝玉的感情风帆怎能够由她的三根绳索来牵制呢？刘勰在论及艺术结构时，强调“设情以位体”；曹雪芹围绕着袭人探家所做的种种安排，确实紧扣了一个“情”字，把人情纠葛的来龙去脉、深刻底蕴，巧妙地用结构的力量引发出来了。
我们比较详细地分析了“袭人探家”的人情描写，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在小说作品中，人物的感情矛盾应当有多种表现形态，可以是紧张的、强烈的，也可以是舒缓的、淡泊的；因为在现实世界里，人们的感情生活本来就是丰富的、复杂的，不可能是一种色调和一种节奏。从某种意义上讲，生活中每时每刻发生的，往往是那些比较平常的、不太显眼的人情纠葛，当然也会有剧变，有洪波，有富于戏剧性的感情冲突。这就造成了人们审美要求的多样性，既喜欢“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又喜欢“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然而，不论是何种情况，小说家都必须按照生活的逻辑，性格的逻辑，尽可能表现得天然些、质朴些，从而“更接近自然现象，更接近我们的感觉和情感”（黑格尔语）。当感情的洪波涌起时，你不要过分地浓缩戏剧性，把读者刺激得目眩神疲；当感情的溪流微波荡漾时，你不要忽视潜在的戏剧性，把读者搞得昏昏欲睡。曹雪芹是深得个中奥妙的艺术大师，他在《红楼梦》里不轻易擂起惊心动魄的鼙鼓，如果一旦擂响，那感情冲突的强音也总是透露出生活的正常旋律，譬如“宝玉被打”“抄检大观园”等处，都是些普通的、常见的人情世态的自然汇集，只不过由于进入了生活的“峡谷”，各种人情被壅塞、搅动、压挤得飞腾激越起来罢了。对于那些大量存在的、人人有所感受的人情纠葛，曹雪芹更是不敢穿凿、虚夸。在他的笔下，这些涓涓的感情流水，仿佛是在漫不经心地、自然而然地流淌着，看不出什么预先规定的设计；然而，略加品味，又觉得这平淡之中蕴含着深刻的必然性和浓郁的诗情意趣。“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红楼梦》所鸣起的感情交响乐，是以许多小弦的清音为基础的；大弦，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加以抚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样，人们在欣赏《红楼梦》的时候，就不会处于持续的亢奋状态之中，而是带着一种沉稳的专注，在默默的凝视中驰荡神思。前面说了，要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并非等闲事，它需要小说家付出更多的心血，去洞察生活的底蕴，去捕捉微妙的人情火花，反复揣摩，精心熔铸，得天然，去雕饰，使作品里的人情描写不为奇、巧所囿，流溢出“清水出芙蓉”的艺术韵味。
三
探讨《红楼梦》的人情描写，不能不论及它对爱情生活的表现。
《红楼梦》里的爱情篇章，特别是宝、黛爱情悲剧，具有很大的认识价值；这些爱情，直接或间接地闪烁着朴素民主主义精神的光华，因此，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部反封建言情小说的感情分量，并为人们提供了一面洞察封建末世思想政治斗争的历史的镜子。真正的爱情，必须志同道合，建立在比较一致的思想基础上。曹雪芹在表现宝、黛爱情生活时，确实强调了他们对封建秩序的互为声援的反叛，让他们的爱情同叛逆性格一起成长、成熟。然而，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仿佛只要有了这种精神雨露，宝黛二人的爱情之花就可以开放了。不是的。在曹雪芹的笔下，这种精神上的共鸣和支持，总是同少男少女之间的许多特殊感情信息紧密关联、相互贯通的。如果抽掉了后面这些因素，宝、黛之间的爱情就显得极不自然了，甚至变得难以叫人置信。很遗憾，有些同志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往往只着眼于宝、黛二人互为知音的一面，强调他们在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的问题上心心相印，进而忽视或否定了这一对青年男女在才、貌、情趣等方面的相互吸引。如此判断，首先不符合作品里的实际情况。贾宝玉真的只羡慕薛宝钗的丰姿，而对林黛玉的容貌毫不介意吗？请看第二十六回的一段文字：“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鬓发，一面笑向宝玉道：‘人家睡觉，你进来做什么？’宝玉见他星眼微饧，香腮带赤，不觉神魂早荡，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第二十八回中，也只是说宝钗“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贾宝玉没有搞“一点论”，否定黛玉的容貌美。林黛玉真的不重视贾宝玉的才华和神采吗？请看第七十九回：“话说宝玉才祭完了晴雯，只听花荫中有个人声，倒吓了一跳。细看，不是别人，却是黛玉，满面含笑，口内说道：‘好新奇的祭文，可与《曹娥碑》并传了。’”第八十二回中，黛玉“又转念一想道：‘倘若父母在时，别处定了婚姻，怎能够似宝玉这般人材心地？不如此时尚有可图。’”虽是高鹗续笔，并不违背原旨。还有第二十五回，宝玉脸上烫伤，黛玉想近前瞧瞧，“宝玉却把脸遮了，摇手叫他出去，——知他素性好洁，故不肯叫他瞧。黛玉也就罢了”，这恰好证明：容貌在初恋男女之间，是一个相当敏感的因素。我们开列出以上这些文字，只是为了说明一点：不要把“郎才女貌”看得太可怕了，它在张生和莺莺之间，可能意味着“金榜题名”“封妻荫子”；它在宝玉和黛玉之间，却是滋润叛逆爱情的春雨和甘露。曹雪芹在描绘宝、黛爱情彩卷时，总是把他们的共同志向和反叛精神，巧妙地、自然地化入种种儿女痴情之中，让他们情投意合得有时连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在宣泄儿女痴情，还是在捍卫人生理想？不妨以“诉肺腑”一段为例，谈谈曹雪芹在这方面的苦心经营。
长期以来，人们一提及这段文字，马上就想到了宝、黛二人在思想信仰上的一致，并以此证明，他们的爱情是以政治道路上的叛逆为基础的。这当然是正确的结论。因为，贾宝玉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林妹妹不说这些混账话；要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确实，贾宝玉始终无意于仕途经济，林黛玉也从来不劝他“读书上进”，他们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千金难觅的知音，是反叛封建秩序的战友。然而，曹雪芹并不孤立地强调这一点，而是用思想上的表白带动爱情的表白，把两者糅合起来描写。请看紧接着的一段文字：
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惊又喜，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的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的知己，既你我为知己，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呢？既有“金玉”之论，也该你我有之，又何必来一宝钗呢？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我虽为你的知己，但恐不能久持；你纵为我的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间，不禁泪又下来。
林黛玉分明把思想信仰上的“知己”，同其他好些感情因素搅和在一起了。她从宝玉的话中品出了只有情人们才能品出的味道：“一片私心，称扬于我”，足见情人对自己的“亲热厚密”和急切袒护；对“金玉”之论的慨叹，表现了爱情的排他性，产生了“此事古难全”的深深遗憾；“无人为我主张”，体现了对美满婚姻归宿的热烈祈求；“但恐不能久持”，流露了自叹命薄的隐忧，以及对情人的难以言表的内疚。这种种纷纭复杂的思绪，交织在一起，使他们在呼应着叛逆心声的同时，又传递着初恋男女之间的许多微妙的感情信息，从而防止了爱情描写上的理念说教，给读者带来了格外真切、格外自然的艺术享受。再看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这一段，同样涉及到宝、黛双方对人生和青春的根本态度，所以颇受论者的关注。这种关注，往往偏重于对人物思想政治倾向的探索，从而忽视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曹雪芹在这里主要是写“戏语”和“芳心”，即宝、黛二人的爱情心曲；他并没有如某些论者所说，“从未把‘读曲’写为疏通宝黛之心曲的途径”。曹雪芹是把宝、黛爱情中的叛逆基因，融合着他们的儿女情态来描写的，决不单独突出，把男女主人公装扮成冷静的思想家或寓言式的殉道者。说到这里，我们还得强调另一方面：由于共同志向在爱情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所以，当才、貌、情趣等因素与它发生抵触时，它往往要行使自己的“否决权”，这样，就产生了感情和理智的矛盾，迫使主人公在反复权衡之后作出合乎逻辑的抉择。小说家应当真实地表现这种爱情的痛苦，否则，也难以绘出爱情生活的天然画卷。贾宝玉之于薛宝钗就是如此。无论从才，从貌上讲，薛宝钗并不亚于林黛玉，所以，贾宝玉常常见了姐姐，忘了妹妹，有时甚至弄得形同“呆雁”，不能自主。但是，当他发现薛宝钗总是“见机劝导”，希望他“立身扬名”时，心中就翻腾开来了：“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结果只能是“生分”，更紧地靠向从不说“混账话”的林黛玉；尽管林黛玉脆弱多病，常耍歪派，比不上薛宝钗健康、温和。这种爱情上的抉择，用警幻仙子的话说，就是“意淫”。的确，他同林黛玉的爱情，发展到后来几乎只剩下心灵上的契合了。这似乎与前面说的相互矛盾，其实，“意淫”二字就是指儿女“痴情”，并不排斥男女之间的温存体贴和柔情蜜意；只不过，它同“皮肤滥淫”划清了界限，明显地表现出对人生理想的共同追求罢了。
为了使《红楼梦》的爱情描写自由酣畅、意趣深远，曹雪芹精心安排了好几条爱情线索，让它们经纬交错，组成了阔大多彩的爱情画卷。这部书中，除了宝、黛爱情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晴雯和宝玉的爱情，尤三姐和柳湘莲的爱情，小红和贾芸的爱情，龄官和贾蔷的爱情，智能儿和秦钟的爱情，万儿和茗烟的爱情，等等。这么多的爱情发生在贾府的高墙内外，它本身就说明了生命之树常青、爱情之花难灭。什么是人情的“自然之理”？这就是古往今来任何风刀霜剑也扑杀不了的一种情理！纯真的爱情总是合理的。曹雪芹正是怀着这一信念，在他的巨著中谱写了深沉浑厚、音域广阔的爱情乐章。当然，他还考虑到其他一些审美因素，譬如用多种爱情色彩的映照，来揭示爱情生活的多样性，让读者从那些本色自矜的鲜花中，领略到爱情国土上的天然风光。看吧，小红和贾芸走过来了：他们一个是名为公子、实为小人物中的小人物，一个则是连丫头们也要欺侮的丫头，为了在这“本也难站”的贾府里生存下去，他们忍辱含羞，学乖使巧，力图“向上攀高”。这一对庸俗而又可怜的人儿，一旦在心中燃起爱情的火苗，眉眼间也分明多了几分清朗。贾芸撇开了他那不值钱的公子身份，去向一个世代为奴的女婢求爱；小红苦于难言的心事，激愤得诅咒那聚不了三年五载的腥臊筵席！据考，曹雪芹本来还要叫他们在后半部书里大显身手，可惜我们看不到了，然而，就从这爱情的端倪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株攀缠在榛荆上的瘦弱的牵牛花！那边，尤三姐和柳湘莲走过来了：这是一对有点偏执的情人，卑微、漂泊的艺人生涯，使湘莲过分地求“洁”，认为宁国府里没有一个干净的人儿；被贾琏一伙“当粉头来取乐”的三姐，强烈地维护着“自尊”，不惜用自杀来捍卫爱情的纯正。当尤三姐抽出那股雌锋，横向自己的咽喉时，我们怎能不诅咒那蹂躏爱情精英的黑暗年代，怎能不为刚烈的尤三姐鸣起浩渺的哀歌？她怀着难以倾诉的满腔愤懑走了，循着她的人生足迹，我们看到了覆盖着严霜的碧血黄花！听呀，这边是什么雀儿在鸣叫？原来是贾蔷买来的一只“玉顶儿”，正在衔旗串戏，给龄官解闷儿。他们的爱情要和谐得多了，然而，龄官对雀儿毫无兴趣，冷笑两声，赌气睡觉了。是什么惹起了这个“小戏子”的烦恼？是那关在笼中的小鸟，使她联想到自己深陷贾府“牢坑”的命运！贾蔷不愧为她的“知音”，立时将雀儿放了，而且拆了那可恶的鸟笼。飞吧，可爱的小雀儿，带着龄官的怜爱，衔着这一对情人如此圣洁的爱情之花，飞向蓝天，返回山林吧，老雀儿正在窝里盼着你呢！好了，不再用譬喻来评点群芳了。譬喻总是跛足的。曹雪芹为我们展示的爱情画卷，是用充满了生气的、不同色彩的鲜花组成的，它艺术地再现了现实世界中千差万别的爱情生活，使读者的想象和领悟得到多种感性形态的丰富和加强，从而在完整严密的生活现象上抓住事物的精神、灵魂和特征。
曹雪芹在描绘爱情彩卷时，基本上运用了工笔。无论是人物的情态、动作、语言和内心活动，都勾画得相当精细，惟妙惟肖，有如生人。然而，他又不把逼肖自然作为小说艺术的标准。比起《金瓶梅》来，《红楼梦》很少有那些毛发毕现的、逼真得叫人厌烦的爱情描写；它善于画眼睛，把神似和形似有机地、辩证地结合起来，从而给读者带来了真正的审美享受。譬如，为了描写贾宝玉对“女儿”的无限深情，曹雪芹往往采用那些富于诗意的、象征性的生活细节——“爱红”“偷着吃人嘴上擦的胭脂”“挨打时便‘姐姐’‘妹妹’的乱叫起来”，等等。这种“写意”的笔法，虽然不能酷似生活的常态，然而，却在“似”与“不似”之间突现了贾宝玉的动人神采，使人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天真、纯洁、热诚和执着。再说“黛玉葬花”吧：那一夜由于无端误会，她几乎通宵失眠，第二天一早，她看见红雨飘零，落花遍地，不由得触动情怀，伤春愁思，一边吟诵着《葬花词》，一边噙着泪水，把自己的无限情思寄托在落花的花瓣上，深情地、富于诗意地埋葬了。这委实是古往今来的“独家发明”，似乎过于纤细，过于痴迷，过于夸张了。然而，联系到林黛玉的出身、教养和处境，曹雪芹的这一种“廓大”又是十分合理的，其所以合理，就在于它符合生活的逻辑，性格的逻辑，是对人物精神生活的诗化，是对准心灵火花所摄取的特写镜头。黑格尔说过：“靠单纯的摹仿，艺术总不能和自然竞争，它和自然竞争，那就像一只小虫爬着去追大象。”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曹雪芹既忠实于生活原貌、又不拘泥于生活原貌的艺术家的灵感和气魄，他用浓郁的诗情、丰富的想象、传神的笔墨，创造了许多色彩鲜明、发人遐想的爱情生活细节，使《红楼梦》的爱情画卷上蒙染了一层理想的光晕。
文学是人学。表现“具体活动状态中的情致”，是人学的基本任务。曹雪芹用他的血泪文字出色地展示了《红楼梦》里的种种人情，丰富、复杂、统一、和谐，既有自然之理，又得自然之趣。这样，当我们经由曹雪芹的指点，去凝视封建末世的历史卷帙时，就分明把握到人的脉搏，感受到人的神采，聆听到人的心声，体察到人情的回转和震荡，我们的心就无法平静了，我们对生活底蕴的领悟就变得形象而又真切了。同时，曹雪芹通过自己的苦心劳作，为中国小说文学深入人的感情世界，拓开了新的天地，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艺术经验，可谓清芬远播，沾泽后世。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课题。本文挂一漏万，谨以此就教大方。
（《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4辑）
[1] 对于“抵触”和“冲突”问题，国外已有不少学者论及；本文限于篇幅，不作引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