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宇军:经济学的当代使命

——《经济学的新框架-兼及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导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7 次 更新时间:2022-10-12 22: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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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宇军 (进入专栏)  

  

一 经济学改革的紧迫性及其任务

  

   当千禧年的钟声还萦绕在人们的脑际,法兰西又响起了经济学危机的警钟,2000年6月,法国发生了一起在经济学界颇有影响的事件,一群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发表了一份请愿书:“希望脱离虚构的世界!”认为以新古典理论为主干的经济学教学,与现实太过脱节,不能深刻理解现代人所面对的众多经济现象。“反对无节制地使用数学!”认为当数学本身不再是工具,而成为经济学自身的目的时,求助于数学形式化会导致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真正的精神分裂症。“要求经济学方法的多元化!”认为新古典方法借助于纯粹的公理化程式,宣称能解释任何事物,似乎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学真理。这是不能接受的教条主义。法国的经济学教授们及时跟进,支持学生们的举动,也发表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上签名的不乏法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老师的请愿书中有一段话予人印象特别深刻:“在真实的科学中,解释要针对实际现象。一种理论的有效性和适宜性只能通过与‘事实’相对照进行评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许多学生一起哀叹经济学教学的发展状况,哀叹它给予新古典理论和构建、操纵缺少经验内容的模型以特别的优待。”[1]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法国的媒体和政府也被卷入这一事件,也许正是媒体的推波助澜,法国政府针对这一事件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最后呈交的调查报告〔即《菲图思报告》〕对学生的请愿书做出了正面的回应。这一事件还在世界其他经济学重镇引起了反响,剑桥大学27名经济学博士生于2001年6月发出了一封公开信,主张开放经济学,实现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多元化;在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的一次会议上,来自22个国家的七十多名教授、研究人员和学生也在“给所有大学经济学系的国际公开信”中,一开始就呼吁“经济学需要根本性的改革,现在该是变革的时候了”;在中国这个新兴的经济大国,经济学已经成为显学,按理说应该有最强烈的反应,或许因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普遍传播的历史并不长,或许因为中国的学生们和先生们还沉醉在新古典主义的迷信中,对法国学生的支持几乎变成了贾根良教授一个人的摇旗呐喊。[2]

   法国学生的意见可谓鞭辟入里,直捣新古典经济学的命门。理论与现实的脱离、数学在经济学中法乎其上的使用、新古典理论在经济学中的霸主地位,的确是经济学现状的真实写照。自边际革命以来,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占据着主流的位置,虽然其间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曾对新古典经济学发起过冲击,但都无改于主流的走势;凯恩斯革命算是最成功的,一度与新古典并驾齐驱,呈现出双主流的趋势,然而在“滞胀”以后,凯恩斯主义显示了败落的迹象,被新古典讥讽为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的无根飘萍,新古典却更加昂首挺胸志得意满,雄赳赳地继续主导着经济学的方向。

   时至今日,经济学家们并不惮于非难新古典经济学,但在他们的努力背后,出现了奇特的景象:一方面是新古典忙着应付其他经济学的攻击,不时对自己的堡垒修修补补,以致叠床架屋,使新古典的理论体系变成一个日益臃肿庞杂的怪物。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并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只能在对新古典的攻击中享受成功的快感;另一些经济学家则从生物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等学科中淘来一些并不新奇的武器,装备起自己的队伍,样子还是有的,是不是有战斗力就不得而知了。这可苦了经济学的学生们,他们既被接引进新古典千门万户的庞杂体系,如同置身于迷宫之中而犹豫彷徨,同时还担心没有现实基础的新古典理论只是空中楼阁,随时都可能坍塌;又经受不住其他流派经济学的诱惑,试图寻找更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在游移徘徊中逝去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最终,却因经济学的现实格局而难于学到真正的经邦济世的本领。

   在久攻不下的新古典堡垒面前,攻击者是否应该做一些反省:是因为没有找到新古典的要害,不能一招致命?还是因为新古典的自我修复能力太强,总能化险为夷?是因为攻击者甚众,而能取代者几无?还是因为新古典玄虚幻化,进攻者无处着力?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新的更坚固的经济学大厦建好之前,新古典的旧营垒,还是能够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地。

   新古典经济学总是有它的优胜之处,否则不会有这么顽强的生存张力。在现有的经济学体系中,新古典的理论体系相比之下也许是最完整最具有统一性的;数学在新古典中的广泛使用,不只是给新古典披上了科学主义的漂亮外衣,确实也给新古典带来了简洁、明快和形式逻辑上的一贯;新古典的最大化假设,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概括,具有科学抽象的内涵〔尽管未臻完善〕;新古典对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的强调,在较大程度上吻合了市场经济的勃勃生机;新古典中一般均衡的思想,显示出高屋建瓴统揽全局的气度……。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最致命的缺陷是与现实的脱节,这一缺陷在数学形式化的驱动下愈演愈烈,而且在新古典自诩高深的吹嘘中成为纯粹的数学游戏,既惑于普遍的经济现象而难能通达,更不能指导现实经济解难渡厄。新古典理论的统一性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这不仅是说它相对于其他的经济理论有较高的统一性,也是说它相对于自己虚构的理论基础有形式上的统一性,这种形式上的统一性越完整,它与现实的反悖就越突出。新古典的最大化假设,虽然有高度的概括力,但这一假设众多的虚幻前提,不仅有损于这一假设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而且有损于这一假设的科学性。新古典的自由放任主张,过于看重了市场经济自动均衡的一面,对市场经济的波动带给人类的灾难,或茫然无解、或漠然置之。新古典中一般均衡的宏伟构想,拘泥于形式主义的统一性,缺乏对立统一的辩证思考,成为静态的没有生命律动的僵化躯体。

   法国学生鸣响的警钟是有现时的紧迫性的,才过数载,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席卷了世界,引起的震荡堪比1929年的大萧条。经济学的现状当然不能算作这次危机的原因,但是现代经济学既不能预警危机更不能防止危机,这样的经济学本身就是危机重重了。尤其让新古典经济学难堪的是,在此前的二三十年中,陶醉于对凯恩斯主义的胜利,欢呼新古典的新自由主义又在美国占了上风,甚至声言经济危机已成为历史,却让次贷危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没有任何警觉地发生着。

   由此可见,新古典经济学不是没有严重问题,经济学不是不需要根本性的改革,经济学改革不是不迫在眉睫,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既要使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又要保持理论的整体性、统一性;既要夯筑经济学坚实的基础,又要祛除宏观、微观的人为分离;既要能解释普遍的经济现象,又要能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既不能忽略经济学量的计算,更需要注重经济学质的规定;既要对现有理论兼收并蓄、去伪存真,又要使理论融会贯通、浑然天成;既要防止其他学科对经济学的侵蚀、维护经济学的本真和学术独立,又不能坐视经济学自尊自大、让经济学帝国主义肆行无忌。

  

二 本书的方法论选择

  

   这里来谈一下本书方法论的选择。

   经济学是实证的科学,这种认识已经深入人心,即使那些偏爱规范经济学的学者,也很少有人反对实证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的前提或条件。这种认识上的一致,可能要归功于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在他那篇著名的《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采用老凯恩斯的标准,把经济学划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是探讨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规范经济学是探讨应该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随后弗里德曼集中论证了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有两点,一点是经济理论的预测性,“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或‘假说’,它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合理的、有意义的〔而不是不言而喻的〕预测。”[3]对于这一点,经济学家们一般都没有异议,但是能够真正做到的却又是凤毛麟角。另一点是理论的“假设”的非真实性,这一点要和上一点配合起来使用,理论“假设”的真实性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假设”得出正确的预测。这一点被人们引证得最多的弗里德曼的另一段话所加强:“一般说来,一种理论越有意义,它的假设就越不现实。”[4]

   弗里德曼的前一点是可以接受的:以理论预测的正误来验证理论的科学性或真理性。弗里德曼的后一点则颇启人疑窦,布劳格质疑到:“如果很容易就能毫不含糊地评论经济理论的预测,那么,我们真的可以认为假设的现实性并不重要。但不幸的是,对于经济理论能够预测的东西很难达成一致,而毫不含糊地评论预测,来看该理论是否可以被成功地驳斥,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们的确为假设的现实性担忧。同样地,如果所有的理论,包括经济学理论,都有一个严密的推理结构,那么当一个理论预测正确时,它的假设必定也是正确的,否则就不可能推导出正确的预测……”[5]更让弗里德曼始料不及的是,“假设”的非真实性已经成为伪科学的庇护所,人们肆无忌惮地使用“假设”来为自己的理论立论,然后堂而皇之地宣称,这些“假设”是无须证明的,只要理论言之成理就行了;更有甚者,当这样的理论与现实不合时,他们会说是因为“假设”的条件还不具备,理论并没有问题。以现实来俯就“假设”的条件,真是妙极了,多少新古典的理论是假“假设”的非真实性而欺世盗名的。因此,弗里德曼的实证的方法论,前一点值得首肯,后一点则不敢恭维。[6]

   经济学是实证的,就是说经济理论要用事实或经验证据来证实。但是,这些事实不论是过去经验的归纳还是预测的结果,都是有限的,相对于无限的事实和未来,这里的证实远不是充分的,或者更极端地说,还是未被证实的。波普尔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提出了他的证伪主义。波普尔指出,科学定律作为全称命题,是不可能通过经验事实来完全证实的,尽管这些经验事实足够多。相反,只要有一个否定性的证据,就可以对科学定律形成怀疑甚至证明其伪。因此,可证伪性比之可证实性,是一个更好的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可证伪性并不是否认科学的实证性,而是用一种更简捷更实用的方法来验证科学理论,可证伪性同样是实证的方法。[7]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招致了不少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批评是,证伪主义可以证明理论是错的,但不能证明理论是对的。在对证伪主义的反复辩难中,证伪主义脱略为“批判的理性主义”,意在对科学理论的证伪、反驳、批判的过程中,实现科学理论的进步。“批判的理性主义”才是波普尔主义的本质所在。布劳格在谈到证伪主义的这种转换时说:“波普尔明确表示,他现在同意对他的观点的这种解释:‘我思想的真正关键,是可错论以及批判的方法。’”[8]

   应该说,证伪主义和证实主义在经济学的方法论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这两种方法都属于实证的方法,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可能会达到更好的效果。然而,不论是证伪的方法还是证实的方法,不论是演绎的方法还是归纳的方法,都没有跳出形式逻辑的框框。波普尔对证实的或归纳的方法有很有见地的批判;后来者又对波普尔的证伪的或演绎的方法颇多微词。而更重要的在于,这两种方法带有更多的主观性,至多是对现实世界的摹写,对于现实世界的内在运动和发展变化,这两种方法都不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思想。

于是,我们转向辩证法。辩证法从事物自身的对立中来说明事物的变化、发展和运动,正是在事物自身的对立统一中,事物获得了存在的根据。因此,辩证法不是人类从外部强加给现实世界的,而是对现实世界的内在运动的抽象。类似的抽象在形式逻辑中也有,但形式逻辑的抽象主要是对客观世界的现象或即有客在作出概括,鲜能在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来认识世界,更不会洞见事物内在的对立统一运动〔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就是与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格格不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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