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谢冕四题——在谢冕学术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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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进入专栏)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很多,海外奚密、岩佐昌暲、柯雷、贺麦晓、佐藤普美子等先生因为疫情不能来参会,也都录制了发言视频。我因为和谢冕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互相的表扬和批评已经数不清,就想不讲了,将时间留给其他的先生,特别是外地来的学者。但是吴晓东、贺桂梅、高秀芹他们不同意,说你是他几十年的同事、朋友,还是要讲讲。所以,今天我要讲的,不是对谢冕的思想、学术的评价,许多是纯属个人的印象,也许有点离题。我讲四点。

一、“不成熟”的举旗人

第一点,1980年谢冕支持朦胧诗的文章为什么影响那么大,而且这一支持为什么由谢冕来承担。

了解中国当代新诗史的人都知道,在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当代新诗革新中,发表于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以及随后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的《失去了平静之后》,1980年12月《诗刊》)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冲击力。说影响,冲击力,既指受到的热烈呼应、赞许,也指遭受的严厉批评以至攻击。这篇文章的酝酿和写作,相信与4月在南宁召开的当代诗歌讨论会有关。这是当代新诗历史的一次重要会议。1959年参加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的六人中,谢冕、刘登翰、孙绍振和我也都参加了。会议议题包括多个方面,但实际是聚焦于对“新诗潮”(当时,“朦胧诗”的说法还没有出现)展开的激烈争议。谢冕会上的发言当然受到重视,但孙绍振的表现更博人眼球。解放区出身的诗人方冰(他当时来自东北)的发言,以“人民”的名义指责北岛、顾城他们的诗“老百姓”读不懂。孙绍振当时就跳上台回应说:“读不懂不是你的光荣,是你的耻辱;你看不懂,你儿子会懂,儿子不懂,孙子也会看懂的”。不过当年的好处是,会上吵归吵,会下还是朋友,没有就“翻脸不认人”。

《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刚过十多年的90年代,就常有学生为这篇既没有慷慨激昂言辞,也似乎缺乏理论深度的文章引起的震动不解。当时我的解释是,那是20世纪中国的通常现象:时势的急剧变化,让曾经需要倾力争取、捍卫的主张快速成为“常识”;而过不久“常识”又可能重新成为禁区。这个回答有道理,却相当粗糙。对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是谢冕文章的具体内容,一是当时的文化环境和作者的身份。

在4月的南宁会议上,对“新诗潮”表示赞同和支持的人并不少,如孙绍振、刘登翰、杨匡汉、杨匡满兄弟,我也算一个。但似乎没有人做出像谢冕那样的论述。他的看法引发强烈争议的症结是,将事情置于诗歌史的脉络中,在重新描述这个脉络的基础上,对青年诗歌做出高度评价。这显示了他的历史视野,他的敏锐。他对新诗史的描述,挑战五六十年代臧克家、邵荃麟等的权威,后者认为,新诗在不断发展、前进的道路上,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确立革命诗歌的主导地位。谢冕的文章则指出,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说三十年的大众化讨论,四十年代民族化讨论和五十年代向民歌学习的提倡,“都不是鼓励诗歌走向宽阔的世界,而是在‘左’的思想倾向的支配下力图驱赶新诗离开这个世界”。他把这称为“和世界诗歌隔绝”的“诗的暗夜”,将青年诗人的探索,看作是结束“暗夜”的起点。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谢冕年届50,却是“五四”式的年轻人浪漫声音:“我们已经跨出了地狱之门,我们听到了但丁的歌唱:‘我们并不休息,我们一步一步向上……直到我从一个圆洞口望见了天上美丽的东西;我们就从那里出去,再看到那灿烂的群星。’”(《失去了平静之后》)这些话,对当时诗歌界的“保守力量”来说,无疑是很大的冒犯。

谢冕文章影响力,还来自他的“身份”。80年代初,他已经是有影响的诗歌批评家。从60年代初开始,他就积极跟踪、评论诗歌创作现状,举荐不少诗人、诗作。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他写的评论文章,几乎囊括当代重要、或不那么重要的诗人,如石方禹、贺敬之、艾青、郭小川、李季、闻捷、张万舒、韩笑、李瑛、阮章竞、臧克家、张志民、张永枚、刘章、李冰、饶阶巴桑、刘镇、柯原、廖公弦、白桦、公刘、布林贝赫……他还评论《朗诵诗选》、《理想之歌》、《天安门诗抄》等诗集。他最早(1960)高度评价当代政治抒情诗代表人物贺敬之,并最早为这一重要诗体的特征做出描述(《阶级斗争的冲锋号——略谈政治抒情诗创作》,1964)。在1979年的长篇论文《和新中国一起歌唱》中,对当代前三十年的诗歌的历史性概括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提出了当代新诗的两种基本体式:政治抒情诗和生活诗。因为他的这一资历,他的发言,无论是对被支持者,还是新诗潮的反对者,都是难以忽视的声音。这正如艾青说的,“朦胧诗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不足为奇,反对它也没有用”,“奇就奇在有一些人吹捧朦胧诗,把朦胧诗说成是诗的发展方向”(《从“朦胧诗”谈起》,《文汇报》1981年5月12日);“古怪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古怪评论家;崛起的不是年轻诗人,‘崛起’论者借‘崛起’崛起自己”(转引自柯岩《迎接“崛起论”的挑战》,《诗刊》1983年第12期)。

这里还要说到谢冕与臧克家的关系。1959年谢冕和他的几位同学集体编写《新诗发展概况》,是《诗刊》倡议和组织的,组织的具体工作虽说由徐迟、丁力、尹一之他们负责,但作为《诗刊》主编,臧克家显然认可这项工作。初稿完成后在中国作协的会议室开了两次讨论会,他也都来参加,谈了对1930年代诗歌情况的看法。1960年开始,谢冕成为《诗刊》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文革”结束后,谢冕也多次到他家拜访。臧克家可能认为他是谢冕的恩师、提携者。《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之后,他写了长信严厉批评谢冕,规劝他“回头是岸”。在一次和谢冕到城里参加会议搭乘公交车时,我看了这封信,可惜信已不存。除了观点的分歧之外,猜测这里存在有关“背叛”、忘恩负义的心理阴影,以至在朦胧诗纷争基本平息之后,臧克家仍怒气未消,在给古远清的信中,对古远清在《中国当代诗论五十家》中夸奖谢冕的才华、文采,而“对他出尔反尔,随风转向以及他对青年指‘路’的文章所引起的不良影响”没有批评,表示不满。他说,“一般青年学写诗的,千奇百怪,把诗坛弄得乌烟瘴气,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这多少与谢的引导有关。”(1987年4月18日给古远清信,见《谢冕评说30年》)

90年代,李书磊在文章中指出,“我不怀疑当时中国有比谢冕知识准备更充足的学者,但毕竟是谢冕举起了旗帜。”(《谢冕与朦胧诗案》,《文艺争鸣》1996年第4期)。更早时间,黄子平80年代为谢冕的书写序(《谢冕文学评论选·序》:《通往“不成熟”的道路》,1985)就谈到这一点。他引用了舒婷的诗句“……熟苹果/无枝可栖”。是的,“举起旗帜”的不是刚脱离困境重新归来,被北岛们寄予很高期望的艾青,也不是同情“朦胧诗”,被年轻的探索者看作是先驱者的“九叶”们,而是知识准备并不“更充分”的批评家。我在《纪念他们的步履》一文中,曾经征引屠格涅夫的论述做过分析。他比较了1840年代的别林斯基和森科夫斯基,说后者的博学,同时代俄国人远远比不上他,“可是”,屠格涅夫问道,“他留下了什么痕迹?”别林斯基的学识并不渊博,他不懂德文,读法文也很费力,有些知识(特别是当时俄国知识界崇拜的黑格尔),他“只好求助于同朋友谈话,求助于长时间的讨论、判断和询问”。但是,他渴望真理的心和全身心贴近时代问题的热切,使他成为当年俄国思想界的核心人物;而“一位博学之士正由于他的博学”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博学”为我们所向往,值得羡慕和崇敬,但博学之士可能的傲慢,他们的“过来人”心态,对“不成熟”探索的轻蔑,自觉不自觉成为屏障。正如屠格涅夫指出的,由于他的博学,“他不能完全适应他所要影响的环境;他跟它有着不同的需要;彼此间不会协调,大概也不会互相了解”。屠格涅夫甚至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知识不足的现象正是一种有特征意义的标志,差不多是一种必要。”(《回忆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二、告别的决绝与依恋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谢冕如何能成为“举旗人”的?前面提到,艾青1981年不指名批评谢冕等人:“据说有这样的理论家,凡他所指的都是方向,而他所指的方向是经常变换的。”臧克家也指责他“出尔反尔,随风转向”。在他们看来,谢冕是见风使舵、趋时附势者。这并不是事实,这个指责至少是误解。

当然,相比五六十年代,“新时期”谢冕的诗歌观点确实发生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在文学界、知识界是普遍现象。观点、主张前后一致的一贯性,在传统的道德评价中,似乎是不需论证的美德;但是,人的思想,情感的摇摆,更易,是否可以不问情况地看作道德瑕疵?少年维特衣着“始终”是深蓝色外套,黄色马甲和靴子,顾城“一贯”地戴着牛仔裤做的帽子,就值得赞美吗?面对20世纪,特别是当代发生的历史巨变,面对个人遭遇的挫折,“一贯”不变的“自我”是否可能?人不正是通过正视因环境变迁引起的内在分裂,通过激化或协调“自我”与环境之间的龃龉,而取得情感上和认知上的深化吗?

对于谢冕来说,上世纪60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是他面对不可思议的社会状况和个人突发的厄运,在思考中取得认知和情感深化的时期。这段时间在内心留下“难愈”创伤,他最近的自传体随笔中有这样的叙述:

那一段历史,我们不堪回首,有人讳莫如深,也不愿重提。不提也罢,留下这一片长长的“空白”,供后人咨嗟和凭吊!有过这经历,我也是沉默。友朋聚会,我不愿谈论“苦难”,更不愿重听当日“时尚”的歌曲,我把俄文忘得彻底!在应当享受青春的岁月,我们被剥夺了青春!(《似水流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

在当时写的诗,和后来谈论这个时期的文章中,谢冕引用杜甫“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死别已吞声,生别长恻恻”的诗句,寄托他对时局,对民族、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忧虑。1969到1971年间,他断断续续写了长达1200行的诗《告别》,来记录这个时期痛苦的思考和情感的挣扎。诗并非为发表而写,事实上,它2012年收入《谢冕编年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之前未曾公开发表过。“告别”,是两个时间的对话(“时间和时间,靠得这样近”),不同时间的“自我”的对峙,是“二十年前礼炮的硝烟飘散”之后的1969年,对20年前的告别。这个告别,是“决绝”的,“二十年前的殿堂,数千年的城堡/都如沙上的建筑/一场潮汐,几秒钟都崩塌”;然而,又是“深深的依恋”,40年代末投身革命,参加军队的对新生活向往的信念,并没有摧毁:“在屈辱与磨难中,信念却如泼油的火,升起冲天的烈焰”。在他那里,将决绝与依恋连结起来的纽带是爱情:“当惊涛骇浪迎头打来/小舟在颠簸,爱情伸出援救的温柔的手”——爱是特定个体的,也是延伸扩展的:

我愿意拭你的枕边泪

赠给你几片欢乐的云彩

我愿你健康地笑着,活着

永远有真的欢乐

直到那一天蓝天里胜利的礼炮轰鸣

祖国的天空日月争辉,礼花盛开

旗浪,歌潮

人民在前进,人民举起了花的海

(《爱简》,1969)

前面提到的黄子平为谢冕书写的序中,讲到张承志执拗地将他的小说集命名《老桥》。这也是关于告别的话题。张承志说,“我并非对这坍塌中的老桥迷恋不舍,我想我终将会把它常留身后。但是,我反对那种轻飘飘的割断或勾消。我甚至认为,这座桥或者就是我自己和大家走向明天的唯一道路。尽管它是老桥,坍塌了一块桥板,散乱着几堆兽粪。它毕竟是桥,是联系着山和水,过去和未来的桥……”谢冕的告别也同样不意味着斩断,不意味着“老桥”的拆毁。不同的是,张承志是在“新时期”降临时的回望,谢冕在处理这一告别时,“新时期”连模糊的影像也没出现,另外是,他们告别的时间也有性质的区别。相对而言,1969年的谢冕在重建当代人历史观和艺术观的过程中,显然经历了更难以确定的心灵、情感的折磨。

60年代这个时间谢冕经受的自我“拷问”,思想情感的冲突,对“今我”和“故我”之间的裂痕不回避的注视,在反思、剥离的基础上建立个体与时代的连贯性。这个思想情感经历,为随后到来的“新时期”他积极参与诗歌革新运动做了准备;也是我们了解他80年代以来的诗歌观念的基点。

三、坚韧和克制

我要谈的第三点,是有关作家、学者的人格、修养与学术个性之间的关系。在“人”与“文”的关系上,我可能更相信那种人、文一致的陈旧观念。但是这个问题细分起来还是有区别的。对某些作家、批评家来说,读他的文章、作品就够了,并不需要认识作者本人,更多了解他的传记。而对另一些作者,认识他对他倒是“降分”,导致阅读他的文字得到的启发的减损。但对谢冕来说,仅读他们的文字是不够的。认识谢冕的人大多会同意这个看法。

谢冕乐观、积极进取。虽说已过九十,身体和精神却让人惊讶、也让人钦羡地年轻。他愿意、也能够接纳熟悉、不大熟悉,以至初次见面的朋友。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染力和凝聚力。他不是肤浅的浪漫主义者,深明世事复杂艰辛琐碎,但始终坚持自庸常生活中寻觅美好的东西,并把它传送给朋友和读者。

但是,许多人不知道,他性格中也有“封闭”的一面。生活经历的某些部分,思想情感的某些窗户,对他仍是紧密关闭的;你很难窥探到里面的奥秘。这一点和钱理群先生完全不同。这不是与生俱来的性情,大抵是自觉的人格实践。我的这个念头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我们交往较多,又在同一工作单位,有一些经历是重叠的,自然就有了解他在相关事件中的表现和想法的念头。但是愿望往往落空。譬如,直到他的“编年文集”出版之前,对他的家庭身世,50年代在军队服役的情况就所知甚少。1960年毕业后下放京郊农村近三年,担任斋堂人民公社办公室主任。他写了一组记叙当地农民生活和农村干部的笔记。但自己的生活、思想感情情况,不见他有一字记述。“文革”期间成为“反党小集团”成员受到多次批斗,批判会上他紧抿嘴唇,既不表示“认罪”也不做任何解释。多年来我曾试图了解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解他当年的想法,也都没有实现。1983年“清污”运动受到批判、攻击,他当时如何应对的,也从来不说。运动过去,朦胧诗得到认可,对批判、攻击他的那些人,他也从不提起。他生命中的许多重要部分对我们来说是空白的。

我的困惑,有一段时间曾归结为他的记忆、叙述长于整体、概括性抒情,而弱于对具体细节的把握、捕捉。在读到他最近的散文,特别是读到他60年代在北京郊区斋堂和湖北江陵写的农村笔记,明白这是我的误判。譬如这样的文字:

花一样的姑娘,十五岁结了婚,……粗黑的长辫,红蝴蝶,花袄。进来了,见我们开会,就要出去。王金生说:“来吧!”“不来,你们开会。”她倚在门口。“开会有什么秘密?哪有你们两口子的事秘密?”女孩嗔了,打王金生的脚。

……

一个老头进门来向王金生告状,儿子怕媳妇,媳妇厌老头,他们一家吃干饭,单给老头喝粥。老头后悔从外村回来……说:“如今讲的是公平合理,公私合营。”又说:“不行啰,老茄子,老黄瓜有用,晾籽过年好种,老葫芦有用,好做瓢,唯独老头子没有用!”(《谢冕编年文集》第2卷:《洪水峪王金生》)

设想谢冕不那么痴迷诗歌,也用些心思写小说、散文,写本《京西斋堂三年》,说不定不比柳青的《皇甫村三年》差。许多事情他的沉默,并非无意识,看来是深思之后的选择。他不止一次对我说,“我看得很明白,但我不说。”这个生活态度,估计和他60年代的遭遇,他受到的挫折打击有关。这可以说是个“转捩点”。他在《告别》《迎春》等诗中写道,经历过“敌意的眼光”,“鄙薄的不堪的话语”、经受了“冷漠、无情、责骂、凌辱”之后,这个“爱火者焚于火,爱水者溺于水”(《告别》)的人,决定“不奢求额外的宽容,亦不寄于任何善心的救援,乃至于沉默的同情”——

于是,我情愿把自己

禁锢在个人内心纯洁的世界中

拒绝了一切无聊的应酬

节省语言,让感情的流水

流向内心,要是因愤怒或悲哀

而要流泪,也要把泪水收起

不要在那些得意的人们面前

表现你是弱者,要拒绝怜悯

痛苦也要在心里深处隐匿

(谢冕《迎春》)

1992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当代学者墨迹选》这本书里,收有谢冕的手书。他写的是培根的语录:“幸福所生的德性是节制,厄运所生的德性是坚忍,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这应该是他的“人生哲学”了。坚忍意味着自尊,不需要怜悯,意味着对厄运、灾变有能力独自承担,意味着沉默、不向他人倾诉。所以我说,谢冕有伤痕,但没有伤痕文学。

这种强大的性格让人尊敬。我和朋友多次谈到对挫折的独自承受的力量,都感慨,感动。不过,这种坚韧、沉默,也可能转化为固执,阻隔了对某些有价值事物的包容和吸取,包括诗歌观念的调整。大家都知道严家炎先生的特点是求实,认真、严谨,也固执,所以有绰号“过于执”。其实,谢冕有时候的固执,比起严先生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是,严家炎是“开放”的,会找你辩论;谢冕不辩论,他沉默。

四、我与谢冕

认识谢冕整整六十年零三个月了。他195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我晚他一年。入学不久就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是当时北大有名的学生文学刊物《红楼》的诗歌组长,在这份刊物上读过他的诗,读过他和张炯合写的散文《遥寄东海》,也知道1958年春中文系师生以“方志敏团”的名义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劳动,“团歌”歌词由谢冕执笔——曲调则套用当年几乎人人能唱的《华沙工人歌》。

见到谢冕真人,要到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的1959年1月,利用寒假期间半个月我们六人合作完成《新诗发展概况》初稿。虽说是同学,但谢冕1949年8月参军,55年复员考大学,这对刚从中学毕业未见过“世面”的我来说,他就是“老革命”了。相处中,体会到在生活经验、组织能力、文学史知识和艺术感觉上,我和他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当时特别佩服他的艺术判断力。编写组并无明确的组长,但事实上他就是“核心”。工作步骤,“概况”的分期,对一些诗歌现象和诗人的看法,文稿的体例,许多都来自他的意见。“概况”第一章在《诗刊》登出后,寄来一百多元稿费,上交中文系被退回。在当年围剿个人主义的氛围下,谢冕做出“大胆”决定:由六人平分,并领着我们在海淀镇老虎洞小胡同的一家小饭馆——胡同连同饭馆现在已荡然无存——吃了一顿饭。动筷之前,他表情严肃说:“稿费拿了就拿了,饭吃了就吃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要警惕个人主义,不要有名利思想。”大家点头称是。

但在五六十年代,我也受过他两次的“打击”。和当时不少学生一样,读中文系的目标是当作家、诗人,便几次投稿《红楼》,几首诗和一篇小说,但均被退回。第二次是我们留校之后,大概是1964年,那时我正追求进步,积极申请入党。谢冕是中文系教师党支部宣传委员,便找他“汇报思想”。记得是在教师集体宿舍19楼门口树下。我说正努力学习马列著作,读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普列汉诺夫的《文学与社会生活》——这倒没有捏造,我的这两本书留着当年密密的用红铅笔画的道道。听完我的“汇报”,谢冕说,“很好,你继续努力吧。”这两次“打击”,当时都让我十分沮丧。但后来回想起来,真的要感谢他。他既发现我观察力和想象力的严重缺陷,也一眼看到我难以割弃的温情主义和小资情调,打破我自以为能当诗人小说家,能成为一个“革命战士”的幻觉,让我少走弯路,从此下决心做自己能做、也容易做的事情,不再有非分之想。他这种看人观物的准确判断力,后来也多次得到证实。

“文革”发生后,教学停止教研室也解散。那个时候最诡异的情景是,人人都认为自己是“战斗者”,都无一例外地组织战斗队;谢冕和我也是这样。和全国各地一样,北大也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各派都自称真正革命派,视对方推行反动路线。谢冕说,我们哪一派也不是,不属任何山头,就叫“平原战斗队”。这种基于事实、认为观看、追寻真相先于站队、选择立场的想法,让我们走到一起。自然,我比谢冕悲观,因为在那样的情境下,不论是外部环境还是个体的局限性看,事实、真相的把握又谈何容易?

1968年秋,军、工宣队进驻北大、清华。开始谢冕抱有乐观期待。那时他住在北大校园东北角的朗润园,从北面窗户能看到清华西门外的马路。在系里的一次会议上,他兴奋说到每天清晨,看到进驻清华的宣传队在马路操练,纪律严明,觉得外力的介入能结束学校的混乱局面。但是很快,这个希望就破灭了。不久就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所有教员都被要求到学校集中住宿,周末才允许回家。在军宣队负责人对全体教师的“要把中文系搞得鸡犬不宁、锅底朝天”的训话后不久,突然,一个所谓的“反动小集团”被揪出,令人讶异的是,成员居然是对革命衷心耿耿的谢冕、严家炎、曹先擢、唐沅等先生。于是,谢冕他们就在全系和各个班级轮番批斗,罪状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当年使用的缩略语是“恶攻”。但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究竟如何“恶毒”,因为“恶攻”的具体内容不允许扩散。这便出现奇异的一幕:批判者的子弹朝着“无物之阵”发射。多年之后读到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他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夫卡的不同,说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为罪过寻求惩罚,而卡夫卡的K是为惩罚寻找罪过。这个时候才透彻明白“荒诞”这个词的含义。

在谢冕被揪出之后,我被叫去办“知情人”学习班,要我交代、揭发谢冕的问题。我在短文《“知情人”说谢冕》中讲到这件事,说因为软弱经不住压力,就“揭发”谢冕有小资情调,说我们一次骑车穿过紫竹院公园,坐在树荫下面对湖水,压抑的烦闷得到释放,有了难得的欣悦。我说这表明我们厌倦,政治热情的衰退。这些“揭发”,迎来的是工宣队负责人的声色俱厉:“别以为对你们的底细不了解,拿些鸡毛蒜皮的事来搪塞!”多年之后读到黑塞关于大自然、关于园圃的散文时的感动,部分就来自对过往时日的联想。就在这个期间,谢冕在他的诗中写道,在这个痛苦的时候他做了“浅蓝色的梦”:花香,煦风,柔和的阳光,浓绿的树木:

这是什么地方

是涵口那荔枝烧红的多荔河边

还是飘着桔香和花香的闽江岸

还是垂柳依依的紫竹院边的高粱河

也许是漓江罗带一般的清流

……是的,就是紫竹院边的高粱河!

充当“知情人”这样的事情十多年后又重演一次。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谢冕的“崛起论”是批判重点。“清污”工作队进校后不久,就两次找我谈话,除了说要讲清楚自己的问题外,重点是要我揭发谢冕。从设在北大勺园的工作队办公室走出来时,我特别憋屈压抑:谢冕光荣的时候想不到我,一有问题就找我?我是他的“问题”保管员吗?但还是要感谢他,让我也获得小小的“考验”;这回我不再那么软弱,我对工作队说,没什么可揭发的,他的看法都写在文章里,我不知道他有另外的不当言行。

“文革”结束后恢复教学秩序,中文系写作课取消,教师可以自主选择专业。我大学和毕业后一直乱看书,没有任何专业意识,不知道该申请加入哪个教研室。惶惶没有着落时,张钟、谢冕筹建当代文学教研室,问我愿不愿加入,我当然高兴点头;在将近40岁时,终于有了“当代文学”这个“饭碗”。教研室工作最初就是编写当代文学教材和课程设计,准备给77、78届学生讲当代文学课。“当代文学概观”教材的编写很快开始。按理说,诗歌部分应该由谢冕承担,但他没有参加,详情不得而知,猜想是无暇顾及:已经是著名诗评家,撰写批评文章,参加社会活动,参与当代文学研究会的组建,主编《诗探索》……

此后,和谢冕的合作包括:被他叫去参加他开设的一些课程,如“当代新诗群落研究”的讨论课。参加他主持的“批评家周末”。90年代一起编选《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和《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这是两部有价值的书:前者至今仍是我经常翻读的资料集,后者则一直再版重印。参加他组织的大型研究和资料编纂的项目,如“20世纪中国文学书系”,我的《1956:百花时代》一册是他给的题目。“中国新诗总系”我承担60年代卷的编选。我在研究中缺乏宏观视野,常常见木不见林。参加他主持的这些项目最大的收获,就是推动我将局部放置于更大的时空范围来审察。而他让我帮助审读他的研究生的论文,提出修改意见,也让我从他一些优秀学生那里获益多多。

当然,几十年中,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在谢冕的“指挥”下做事。要知道,在退休之前,他在北大最高的“官职”是教研室副主任,我可是当过教研室主任的!他有了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新诗研究所所长的头衔,都是退休之后的事情。这些组织在北大都是“虚体”:既没有编制,没有办公地点,经费也完全靠企业的资助。自90年代以来,他一直谋求在北大成立实体性质的中国新诗的研究机构——这所学校曾是新诗发源地,在当代新诗写作和研究上产生发生重要影响,而且有丰厚的研究实力,80年代以来从这所学校走出一批有影响的诗人……但是这个愿望始终得不到理睬。他任职的这所学校在这个问题上的短视,虽然他从不明说,也能觉察到他的伤心、无奈。

谢冕写道,“诗,曾经是童年的唯一欢乐/诗是第二慈母/在青年时代/诗代替了爱情的追求/诗是我战斗的生命,美丽的想象”(《告别》)。最近电视台采访他谈到诗,引了艾青1937年的《太阳》:“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它以难掩的光芒/使生命呼吸/使高树繁枝向它舞蹈/使河流带着狂歌奔向它去”。诗人爱写太阳,在他们心目中,太阳、诗、诗人是一体的。波德莱尔说诗人像太阳一样地降临到城内,让微贱之物变得高贵。马雅可夫斯基邀请太阳到他家做客;面对在空中游手好闲的指责,太阳回答,“你以为我发光那么容易?不信,你来试试看!”在艾米莉·狄金森开出的清单中,诗人列第一,然后是太阳,然后是夏天,然后是上帝的天堂;而且狄金森说,“第一”已经包括了全体,其余的都不必出现。这也就是谢冕说的,他“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意思。

谢冕90了,心态仍然年轻,仍然保持着年轻人的好奇心。最近的新书《觅食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写到的包子、面条、烧麦、羊杂碎汤之类是否美味,其实不必当真。《觅食记》让人感动的不是“食”,而是“觅”,这是书的精髓。也就是对美好和快乐不倦寻找,以及不倦地说服和渲染。因此,祝他健康长寿,继续发光发热,让我们从他那里继续感受到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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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现代中文学刊》2022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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