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的整体概况

（一）国内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的综述

1．研究的起步阶段（1990—2008年）

“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初露头角，国内学术界侧重于就“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存在问题展开初步探讨。如王锐生认为，“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存在的”[1]；李德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全人类普遍价值体系，要以‘人类共主体形态’的客观形成为前提”[2]；江畅认为，“全球化要求形成相应的人类共同的价值体系”[3]。

这一阶段国内学术界普遍承认“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的客观存在，即全人类存在着一个“共同价值”，并提出了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初步设想，同时普遍认同“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研究与人类渴求和平与发展的诉求以及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的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概念的界定尚处在探索过程中。

2．研究的发展阶段（2008—2015年）

立足国内重大社会事件，国内学术界侧重于在对“普世价值”问题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的激烈探讨。200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发表了编辑部文章《汶川震痛, 痛出一个新中国》。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拐点，执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点，中国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4]围绕这个观点，国内学术界对“普世价值”是否存在、认识“普世价值”的方法与维度，以及“普世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鸣。如陈先达认为，“我们不同意普世价值，但承认人类在一定范围内、一定问题上可以存在某种价值共识。”[5]徐崇温认为，“‘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所反映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幻想和霸权主义”[6]。汪信砚认为，“必须使当代全球性社会形成广泛的价值共识，即一方面普遍认同在当代人类共同生活条件基础上形成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对各种文化价值观及其所肯认的特殊价值予以承认、理解和尊重。”[7]侯惠勤认为，“推行‘普世价值’不仅是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方式，也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改革开放所必须克服的重大干扰”[8]。李德顺认为，“我们需要以现实的中华民族、全体中国人为主体，立足于中国自己的当前实际和历史文化资源，主动自觉地承担起对普世价值的权利和责任”[9]等。

这一阶段国内学术界以“普世价值”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议题，同时努力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的探讨，呈现出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对“普世价值”进行了批判性探讨，经过百家争鸣，从中吸取了有益经验，提高了对“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二是意识到人类亟需一个“共同价值”，即达成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共识”，以此引导人们对“普世价值”有更深入的认识，同时规范人们的价值认识和价值行为。这都为提出具有普遍性的、基本性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准备了条件。

3．研究迈进纵深阶段（2015年至今）

随着“全人类共同价值”基本概念的正式出场，国内学术界侧重于从多维度探究“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特别重视“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研究。

其一，“全人类共同价值”基本概念的提出。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中正式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10]这标志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概念的正式确立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正式问世，这是在前面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和国内学术界艰辛探究的基础上首次向全世界正式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概念，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主张和中国声音。“全人类共同价值”一经提出，就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探讨。

其二，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多维研究。“全人类共同价值”正式出场后，国内学术界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聚焦点，展开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关系、“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的关系、“全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华文明”（或“中华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一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关系研究，如项久雨认为，“‘普世价值’实际上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观，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共同价值反映的是不同个体、民族、国家之间的共性”[11]；二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的关系研究，如叶险明认为，“‘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具有‘文化规范’和‘文化取向’的双重规定，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与之相对应的‘中国价值’，是中华民族在价值认同方面的最大公约数，是趋向于世界文明发展的价值”[12]；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研究，如戴木才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沿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前进的结果而且是一种能够代表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的核心价值观，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的升华和具体体现”[13]；四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华文明”（或“中华文化”）的关系研究，如陈来认为，“中华文明提出的基本理念、儒家文化提出的价值原理，应该说表达了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基础”[14]等。

其三，对“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研究。韩庆祥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5]；丰子义认为，“确立共同价值需要进一步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16]；孙伟平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以相应民族、国家、地区的共同生活实践、共同物质利益的考量为前提，但是，更应该关注相应人民的精神世界，以‘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17]；陈新夏认为，“只有承认共同价值，才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价值基础”[18]等。

这一阶段国内学术界高度重视从基本概念的阐释、多重关系的辨析、理论价值的定位等多个视角来探究“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呈现出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得到了广泛的宣传，传播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二是“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学术热点和前沿，特别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研究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系统性专门性研究亟待重视和加强，特别需要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多维研究的已有成果进行再分析。

综上所述，经过初步尝试到批判反思再到集中投入等一系列艰辛探索过程，国内学术界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正渐趋步入快车道，“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的相关研究将驶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到来之前，毋庸置疑，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共识”将为“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推进提供十分重要的保障和推动力。

（二）国外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的综述

国外学术界并没有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基本概念，根据国外学术界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相关问题研究的情况，大致可以将现有研究成果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集中探讨“和平”“自由”“正义”“民主”等基本概念。如德国学者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提出“社会的成员（作为人）的自由原则”“导向永久和平”[19]的重要观点；英国学者密尔在《论自由》中特别强调了“自由”是“人类福祉的首要要素之一”[20]；美国学者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十分明确地把“正义”作为“人类的社会本性”中的“人类事实上分享着最终目的”，是人类“自身就有价值的东西”[21]；美国学者科恩在《论民主》中强调在人类社会中的众多事务中，“民主是一个程度的问题”[22]“民主有其内在的价值”[23]等。一方面是明确强调“共同的基本价值”的地域概念。如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普世文明”和“文明的共性”的概念。“普世文明”即“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普世文明”意味着“人类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24]。“文明的共性”把“共同性原则”作为一项重要原则，“共同性原则”即“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25]。英国学者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指出“西方社会的扩张和西方文化的辐射已经把其他一切现存文明和一切现存原始社会卷进了一个囊括世界的西方化范围之中”[26]，在这里将“西方文化”作为“囊括世界”的文化来标榜了。无论是“普世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在这里都强调的是“共有一些重要的价值观”的地域性概念，主要针对的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27]，具有十分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综上所述，国外学术界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相关概念的研究充分表明了他们对“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的重视，虽然他们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思想和观点，但这些思想和观点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遗憾的是，国外学术界没有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概念。

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的基本总结

通过对国内外“全人类共同价值”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总结如下：

其一，就“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而言，从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研究的成果及其观点来看，他们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客观存在及其重要意义是普遍认同的，达成了重视和研究“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共识。需要指出的是，《联合国宪章》（1945年）中“宗旨及原则”明确指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增强普遍和平”“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是其宗旨，强调“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28]《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中提出“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29]。《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都有关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容，这更加增强了国内外学术界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的自信力和使命感。

其二，就“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研究的程度而言，从整体上来看，国内学术界明显比国外学术界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要领先一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基本概念是由中国率先提出的，这使得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探索过程中，国内学界掌握了主动领跑的可能优势。“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同时意味着人类在意识层面和行动层面具有了最基本的价值共识、行为规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类在2020年起所经历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促使人类更加深刻认识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共识”的极端重要性，这也是国内学术界在“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研究过程中所高度强调的一个方面，而人类在抗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重要呼吁，就是希冀疫苗分配过程中的“公平正义”，这不仅彰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独特价值所在，而且表明了“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研究，需要与人类的实际生活更加紧密结合，更加向纵深层面探索。

其三，就“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研究的价值取向而言，其本身就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是服务全人类的。然而现实是，国外学术界关于“和平”“自由”“正义”“民主”“普世文明”等基本概念的探讨，是建立在其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背景基础上的，带有明显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和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利益的印痕，尽管他们对此也提出了一些批判性观点，但是他们观点的局限性是客观的事实，同时并未超出他们的价值取向的限制范围，也就是说，他们价值取向的立足点仍旧是他们愿意充当其地域性利益的代言人。与之相反，国内学术界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文明”（或“中华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关系问题研究是立足中国、放眼全球的，其价值取向是为全人类造福的，这已经超越了国外学术界价值取向的狭隘性视界，展现了国内学术界更大的学术气魄和学术担当。

其四，就“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的系统性专门性研究而言，坦言之，国内外学术界在此方面研究成果尚付阙如，这也是国内外学术界需要进一步加强探索的方面。综观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研究的现状，当前还没有一项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整体性的研究成果。高度侧重于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某一个方面的探究固然重要，那样能够研究得更加深入、更加透彻，但是立足于人类当前所处的时代，这是一个尤需能够在全局性团结全人类共同应对人类所面临的重大事件的时代，是一个尤需能够帮助全人类接受与践行先进的科学的价值规范和思想理念的时代。也就是说，全人类只有在基于先进的科学价值理念的基础上达成广泛普遍的“价值共识”，那样在具体行动中，才能够提高团结力、行动力、效果力。因此，加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系统性专门性的整体研究极端重要，甚为迫切。

参考文献：

[1]王锐生：《关于社会主义的价值和价值观》，《哲学研究》，1990年第1期。

[2]李德顺：《普遍价值及其客观基础》，《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3]江畅：《全球化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之生成》，《理论月刊》，2002年第4期。

[4]本报编辑部：《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南方周末，2008年5月22日，第1版。

[5]陈先达：《论普世价值与价值共识》，《哲学研究》，2009年第4期。

[6]徐崇温：《“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辨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1卷第6期。

[7]汪信砚：《普世价值·价值认同·价值共识——当前我国价值论研究中三个重要概念辨析》，《学术研究》，2009年第11期。

[8]侯惠勤：《“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观的反渗透》，《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1期。

[9]李德顺：《怎样看“普世价值”？》，《哲学研究》，2011年第1期。

[10]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

[11]项久雨：《莫把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混为一谈》，《人民日报》，2016年3月30日，第7版。

[12]叶险明：《“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关系辨析》，《哲学研究》，2017年第6期。

[13]戴木才：《全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光明日报》，2015年10月28日，第13版。

[14]陈来：《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15][16]韩庆祥，丰子义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同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7年第4期。

[17]孙伟平：《“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4卷第6期。

[18]陈新夏：《共同价值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20年第5期。

[19]康德：《永久和平论》，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20]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66页。

[21]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09页。

[22][23]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8、273页。

[24][25][27]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43、370、370页。

[26]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371页。

[28]《联合国宪章》（全文），https://www.un.org/zh/about-us/un-charter/full-text，2022年7月30日。

[29]《世界人权宣言》，https://www.un.org/zh/about-us/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2022年7月30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经验研究”（19CKS053）】

（作者单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