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耀东: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精神与两国关系50年历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 次 更新时间:2022-09-01 13:55:32

进入专题: 中日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  

吕耀东  

  

   摘要: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的实践证明,两国只有坚持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正确处理各种矛盾,通过积极对话与平等协商来处理分歧,就两国间的主要问题、地区秩序和国际问题进行积极对话,加强全方位交流与合作,不断增进政治互信,中日关系才能健康发展。纵观50年来的中日关系,两国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同时一直存在的诸多“症结”从未真正得到解决,两国发展道路充满波折。如今中日关系仍然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如何坚持四个政治文件及四点原则共识的原则精神,有效化解两国战略分歧,寻求共同利益,保持双边良性互动的连续性,不仅关乎两国关系正常发展,更关乎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大局。

   关键词:中日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四点原则共识

  

   中国和日本作为同处东亚的两个最重要国家,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均将对方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历史上,中日友好关系源远流长,有着多年的友好交往史。但自近代以来,特别是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中日关系发生剧变,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接受战后安排及和平主义改造。在国际冷战格局形势下,中日两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隔绝状态。1972年发表《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使得中日关系有了质的转变,之后两国关系飞速发展。但是,随着冷战结束,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与日本对外战略的调整,两国关系出现波折,不仅两国业已存在的矛盾上升,而且新的矛盾不断涌现。为此而达成的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和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确保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以上四个政治文件的重要意义,已为邦交正常化以来50年的中日关系发展所证明。严格遵循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两国关系就会顺利开展;反之,两国关系就会受到影响乃至出现波折。1也就是说,中日双方能否共同严格遵守四个文件的原则与精神,是中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2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两国关系的重大历史转折

  

   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两国的不正常关系画上了句号。处于冷战时期的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是两国关系的重大历史性突破,开启了中日关系的新时代。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改变了中日两国在二战后的政治隔绝状态,揭开了两国关系的历史新篇章。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为两国友好交往打开了新局面,也符合亚太地区人民的利益,有益于缓和亚洲紧张局势与维护世界和平。根据1972年9月29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两国政府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然而,就立法程序而言,复交的联合声明无法取代法律意义上的和平条约。作为曾交战的两个国家,重建正常的国家间关系,首先要在法律上通过签署和平条约来确定政府间联合声明的内容。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政府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并经两国最高立法机关正式批准生效,最终在法理层面上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从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到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先是日本在反霸权问题上心存疑虑,担心影响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担心自民党内保守派和亲台派势力的阻挠等诸多问题出现。自1972年至1978年历时近六年时间,最终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可谓来之不易。《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定了发展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恪守这些原则是保证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此,自恢复邦交以来,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举行首脑会谈,广泛开展政府间和民间交流,经济交往日益活跃,两国间的人员往来规模不断扩大,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展。双方通过官民结合的形式,相继签订了贸易、海缆、航空、海运、渔业等一系列协定,有效推动了两国关系的交往。在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双边关系获得迅速发展,在政治往来、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人员往来以及国际事务等领域的友好合作呈现出崭新局面。

  

   二、双边关系良性互动与冷战后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与日本政界人士展开广泛交流,参观新日铁、松下、日产等企业,提出向日本学习。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确立了改革开放路线,随之中国外交政策也进行了重大调整。“中国改革开放与中日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这两件大事不期而遇。这一时间上的巧合也造就了中日关系与改革开放密切联系、相互促进。”此后,在中日关系发展历程中,“日本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举措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足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日互利合作持续深入发展的历史脉络。”3

  

   然而,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是曲折的。冷战结束不仅凸显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且加剧了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及钓鱼岛等潜在问题上的摩擦。冷战结束后,亚洲地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日两国都面临新的挑战,包括妥善处理冷战时期的遗留问题,通过政府对话与经济合作磋商亚太地区新的安全问题,在亚太地区逐步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开放的经济合作体制问题等。为建立亚太及世界的新秩序,新形势要求中日合作提高至一个新水平。4尽管中日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存在一些不可调和的因素,使得两国分歧逐渐增大,出现曲折甚至发生摩擦,但中日双方均认识到维持两国关系长期睦邻友好,不仅需要,而且可能。因为中日作为亚太地区的两个大国,对于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责无旁贷;中日友好,不仅符合两国自身利益,也有益于维护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两国合作前景广阔。在新的历史时期,为进一步增强两国政治互信,亟需构建更为稳定、健康的双边关系。1998年,两国共同发表《中日联合宣言》,双方明确了中日关系接下来的发展基调,即两国要“致力于建立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该宣言是在坚持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基础上发表的第三个政治文件,该宣言进一步深化和拓宽了双边合作领域,两国在高科技、环保、全球性问题等领域加强磋商与协作。双方一致强调对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力求共同应对国际格局变动所带来的冲击,表明了中日关系面向新世纪所努力的方向。

  

   但是,新世纪并未给中日关系带来转机,两国远远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冷战的结束也波及了中日双边关系,两极格局转变为美国“一极”在亚洲的霸权,以及美日同盟关系进一步强化。可以说,冷战后的中日关系不可避免地折射出冷战的影子,导致中日两国战略分歧日益增大,两国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不时出现摩擦。自2001年至2006年,中日关系基本处于紧张状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历史修正主义言行,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2006年安倍晋三首次上台执政,对中国采取合作与防范并举的“两面下注”战略,并突出防范中国的一面。5

  

   三、双边关系的调整: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安倍晋三于2006年12月上台执政之后,力图改变中日关系的“低谷”状态,实施周边外交,改善小泉内阁时期受到损害的日本国际形象。福田康夫执政后,释放出改变对华政策的信号,寻求转圜中日关系的可行性,并力求恢复日本与中国的高层互访。对此,中国政府报以积极改善中日僵局的真诚态度和善意。中方明确指出,“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友好方针,强调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共同构筑新时代的中日关系。中日两国着眼于大局,相互释放善意,通过领导人互访,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中日之间的“低谷”状态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发表演讲时指出,“中日和平友好,关乎两个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6“强调中日两国应世代友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互利合作,表明了中国永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信心与决心。”7此次访日的重要成果之一,即中日两国就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和内涵达成一致,为改善中日关系指明了确切的方向。8 2007年12月底,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到访的福田首相表示,中方愿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与日方一同努力构筑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福田也提出与温总理进行“心连心”的对话,表达了恢复并发展两国关系的诚意。

  

   2008年,中日开展大规模穿梭外交,为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和发展送来和煦的春风,为进一步加强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开辟了新的美好前景。9 5月6日至10日,胡锦涛主席访日期间,与福田首相举行首脑会谈,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特别是,两国政府共同发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个文件对于巩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增进中日两国的战略互信,构筑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总体框架,全面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0胡锦涛主席还就扩大中日交流合作提出了五点重要建议,其中特别强调中日两国要保持高层往来,建立双方领导人定期互访机制。2009年4月29日,温家宝总理与到访的麻生太郎首相举行会谈时,再次强调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妥善处理历史问题的重要性。2008年5月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签署《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日关系走出了“低谷”期,为暂缓双方的战略疑虑,增进彼此信任和加强合作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四、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发展中日关系

  

2010年之后,受诸多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干扰与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进入了复杂、敏感的阶段。例如,日本在东海及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趋于强硬。2010年9月7日,日方在中国的钓鱼岛海域制造拦截、冲撞中国渔船并强行扣留船员的事件,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尽管如此,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后,中方以最快速度提供人道主义支援。但中日关系的曲折性有时是“突发”和“继发”的,翌年9月11日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国有化”,导致中日两国首脑互访机制中断。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次上台后对华实施强硬政策,尤其在历史问题上多次挑衅中国,如安倍首相及内阁成员先后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雪上加霜,再次出现严重倒退。中国从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东盟10+3首脑会谈等多边平台,积极消解中日间的分歧与矛盾,力求在构建战略互惠关系方面扩大两国共识与合作领域,逐步缓和与推进中日关系。因此,中日政治关系得到缓慢恢复。2014年11月7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会谈,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重启双边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双边政治互信。中日双方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是:(1)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2)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3)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4)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11中方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拿出改善及发展双边关系的最大诚意;日方亦调整对华错误政策,推动中日关系得到改善。特别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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