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蔚:部门法宪法化的双向流动——以法国法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 次 更新时间:2022-07-30 19: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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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蔚  

   摘要:  宪法与部门法关系主要呈现三重秩序,两者的关系呈现了从泾渭分明到交织影响的状况。法国法“宪法化”的现象晚于德国产生,在近50年的发展中,法国宪法与部门法之间展现了规范双向流动的特征:宪法相对部门法的“下沉”和部门法相对宪法的“上移”。“下沉”主要体现为宪法对立法权限的设定、立法合宪性解释中宪法价值的辐射、以及对法律草案进行事前合宪性审查;而“上移”则表现为部门法原则经由宪法判例确认入宪,以及伴随事后合宪性审查程序的发展,普通法院对宪法的适用和解释后来者居上,逐渐边缘化宪法委员会在宪法化进程中的领导角色。由此,宪法化作为一般意义的法律现象,其内在的悖论开始凸显:宪法的法律性遮蔽政治性、公法与私法界限的模糊、以及宪法审查机构在宪法实施中定位矛盾。所以,宪法实施进程中需要动态评估部门法的宪法化现象,在宪法实施的适度留白与宪法原则作为法律人思考原点之间努力平衡,逐渐形成法治思维的“宪法反射”。

   关键词:  宪法实施 部门法宪法化 私法自治 法国法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宪法实施过程中,立法具体化似乎成为部门法与宪法相互联系的重要渠道。[1]尤其十九大以后,伴随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推进,“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使每一项立法都体现宪法精神”、“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等价值理念进一步强化了公权力机关和普通公民对宪法实施必要性的共识。在民法典编纂、刑法频修等立法、修法工作的大背景下,宪法作为最高法成为部门法规范的正当性基准,客观法秩序的统一需要不断接受合宪性的调适,由此出现了“部门法的宪法化”趋势。[2]我国多位学者开始进入宪法与部门法对话的领域。例如有学者处理宪法与民法的关系,[3]有学者对宪法与部门法关系作总括性梳理,概括了三种类型的关系:“法律对宪法的具体化”“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和“法律的合宪性审查”。[4]伴随宪法“规范性”的复苏和宪法教义学的拓展,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也开始由此前的彼此区隔转变得日渐亲近。宪法学者尝试从部门法中收集法解释的素材,而部门法学者同样开始突破本部门窠臼,通过回溯宪法规范或是宪法教义去探求部门法规范的合宪性解释。这种交流表明,宪法与部门法开始交互影响。[5]例如民法与宪法学界的讨论,[6]刑事实体化和宪法关系开启对话,宪法学者从法解释角度研究宪法与刑法的关系,也有刑法学者指出切实保障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宪法意涵。[7]通过将宪法层面的基本价值融入刑法体系之中,刑法体系便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充当权力制约机制中的重要部件。2018年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之后,宪法价值的渗透和辐射有了更多的制度空间,在统一审议法律草案、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协助开展执法检查等监督工作以及选举、宪法解释等工作中均有体现。总的来说,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成立、备案审查制度实效性发展,为部门法议题的宪法化提供了新的动力。[8]

  

   比较法层面,目前我国学界对部门法宪法化的研究聚焦于德国法,呈现较为繁荣的景象。相较德国而言,法国宪法化进程是比较晚近的现象。[9]法国法上的“宪法化(constitutionnalisation)”自20世纪70年代从德国法中传入法国,并经由法国埃克斯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路易·法沃赫(Louis Favoreu)的助推,宪法开始对整个部门法体系进行渐进“染色”。[10]部门法宪法化的概念虽迟到但发展迅速,到今天成为了法国法中常见的一种法律现象:公共财政法、税法、行政法、刑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社会和劳动法、经济法和环境法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宪法化。[11]然而,宪法化的概念本身是多义的。在一种意义上,“宪法化”指的是“围绕宪法轴心重建法律渊源。”[12]伴随法国宪法实施的深入,“宪法化”已经成为学界普遍认同的宪法规范与部门法规范的互动现象。宪法对法律各部门的辐射、浸渍、灌溉、甚至一体化已经成为法国宪法中较为明显的命题。“宪法化”术语也开始成为学界惯用语之一。但如何定义宪法化确实是一个难题:一方面,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关注下沉式规范流动。“宪法化”意味着宪法原则或基本权利下沉,例如通过宪法条文对部门法的立法权限之宪法委托,在立法具体化过程中规范立法权遵守某些宪法原则以及在事前合宪性审查中对法律草案进行评价、干预立法实质内容的生效;另一方面,需要关注与下沉相对应的“上移式”规范流动。“宪法化”也可以是将某些法律一般原则上升为宪法价值的原则。例如,要求正常家庭生活的权利便是从家庭法的权利上升为宪法基本权利。刑法等部门法的合宪性解释中也存在源于刑法的宪法原则。[13]合宪性事后审查也更多体现为规范上移。特别是在具体案件审判过程中发现合宪性问题时,普通法官在宪法法官之前需要对所涉法条的合宪性进行预判,前者多针对法条的司法适用含义,而后者也难以顾全法条规范含义的全貌。正如有学者提到合宪性解释的运用并不必要以否认司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宪法解释为前提。[14]

  

   值得注意的是,宪法化作为一般意义的法律现象,其内在的悖论也开始凸显:例如宪法的法律性遮蔽政治性、公法与私法界限的模糊以及宪法审查机构在宪法实施中定位问题。这一系列难题要求宪法实施进程中动态评估部门法的宪法化现象,在“宪法优位”“法秩序一体化”与“私法自治”等价值之间努力平衡。宪法实施中需要与部门法实现更多的规范流动,需要防止在单向度视角下仅仅强调“宪法优位”。有鉴于此,探讨法国法中部门法宪法化的双向流动路径对我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主要是,在“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背景下为部门法议题提供更多思考空间,既能进一步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协调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维系法秩序的统一性,[15]也能对我国法律草案事前审议机制和事后备案审查机制中的循环解释有所助益,并促进公民主观权利的实现。

  

   二、下沉式流动:宪法对部门法的辐射和法秩序的融贯

  

   宪法化理念与宪法规范的扩张效应有关,由于扩张效应,宪法规范性的力量在整个法律体系中传播。[16]宪法的原则和价值观、公共权力行使的目的与行为是所有次宪法法律规范的有效性的条件。宪法从上至下影响到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行动,包括宪法与个人的关系甚至影响个人之间的关系。就立法权而言,宪法化限制了其在制定一般法律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或自由,规定了其为实现宪法权利而采取行动的若干义务。关于公共行政,除了限制其自由裁量权、规定行为义务之外,还为直接适用宪法的行为提供了有效的依据,不需要普通立法者的干预。就司法机构而言,宪法是司法权必须行使的合宪性审查的要素,以及对系统的所有规则的解释进行调节的基础。最后,对个人而言,宪法在合同自由或私人财产的使用等方面对意志的自主性构成了限制,使其服从于宪法价值和对基本权利的尊重。可以说,法国宪法规范对整个法秩序的整饬既源于宪法理念与原则的变迁,也归因于合宪性审查技术层面的进步,尤其需要关注“立法至上”理念的式微,基本权利条款之辐射价值以及宪法司法机制的逐渐完善等几个因素。

  

   (一)“立法至上”理念的破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法不会犯错”的卢梭学说破灭。全球性的政治和道德变迁使人们认识到法律也可能是“恶法”,也可能成为为独裁政权服务的政治工具。卢梭倡导的法律中心主义和议会绝对主义的神话也随之瓦解,诸多国家在此大背景下重新制宪,纷纷确立对立法权的制衡机制。欧洲各国宪法条款的数量较之以往也显著增加:宪法条款不能过于简短或模糊,也不能只局限于调整国家制度,这都成为现代宪法的标志。宪法作为最高法,必须详细规定和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从而间接地为部门法的宪法化提供基础。宪法化最为典型的国家是德国、意大利,继而是葡萄牙(1976年)、西班牙(1978年)和巴西(1988年)。最初,法国1958年《宪法》没有延续这一制宪脉络,戴高乐将军主导下的制宪过程只生成了一个非常简短的序言,该序言要求必须迅速确立新宪法机构,以缓解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困境。直到1971年通过“结社自由”宪法判决,才以激活1789年《人权宣言》、1946年《宪法》序言等宪法性文件的方式达到与上述国家趋同的状况。法国自此大踏步开启宪法化进程。

  

   此外,对于立法至上的破除还体现在新宪法的具体规定中,议会权威因为受到内部制衡与外部削弱而逐渐式微。[17]具体而言:其一,法国现行宪法在1958年制定之初设立议会两院制,在保证国民议会立法主导权的同时,让参议院扮演制动器角色;其二,宪法化的前提凸显—宪法对规范性权力进行分配,进行前置性限定。通过限制立法范围、承认行政机关自主立法权以及规定由议会和政府分享法律创制权等措施,削弱立法权的至上性。法国《宪法》第34条规定,法律规定有关国籍、人的地位和能力、婚姻制度、继承和赠与的规则。正是在这里划定了立法可以进行干预的领域,并因此划定了行政立法权力的领域。区分了通过将部分民事诉讼程序重新纳入法国《宪法》第34条范围的“直接宪法化”和其他形式的“间接宪法化”的过程。[18]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一表述意味着某些规则或原则适用于具体的部门法,宪法约束立法机关,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律来具体化宪法以形成部门法秩序;其三,议会议事规程必须提交宪法委员会审查,由行政权主导议会议事日程,从而进一步从程序上制约立法权对立法事项的“垄断”。立法者对于法律的内容形成应该以宪法文本所蕴含的立法指示为依据,具体化或者至少是不抵触宪法。[19]立法者必须考量宪法的哪些规范构成了对某部门立法的委托、宪法在此领域设定了何种国家目标、或要求达到何种基本权利保障标准。从实践来看,1958年《宪法》类似一个蓄水池,事前审查中,立法草案是否违反宪法规范—尤其是基本权利—宪法委员会都从中寻觅审查基准。[20]享有立法创制权的机构在提出立法草案或建议案时开始逐步具有了宪法自觉,促进了立法的宪法化。[21]

  

   (二)基本权利的繁荣与辐射

  

“基本权利”的概念几乎是在“立法至上”概念衰败的同一时期在宪法层面发展起来的。德国法律传播了基本权利的概念。《欧洲人权公约》于1950年11月4日在欧洲理事会主持下于罗马签署。自此,基本权利成为整个欧洲关注的重要话题,它既涉及公权力机构和普通公民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公民私人之间的关系。法国学者在1974年发表《德国法秩序中的基本权利》一文,同时将“基本权利”和“宪法化”概念引入了法国。[22]“宪法化”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由特定国家的宪法实践中提炼的理论范式,伴随着比较法的发达而延续。比较法层面观察,在1949年德国《基本法》诞生之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促进了基本权利理论的发展,其保护基本权利的主观面向的同时,也致力于建立统一的客观法秩序的价值目标。不仅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也是为了捍卫社会的整体公共利益。此类宪法规则约束着对所有部门法的解释。1958年的“吕特案”成为一个界碑。从吕特案起,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根据德国基本法所列基本权利清单,促成了一场真正的“宪法化革命”。[23]正如前述,法国法律的宪法化进程相较德国而言起步较晚。1958年法国宪法委员会成立之初并不旨在促进基本权利对其他部门法的约束。直到1971年7月16日结社自由判例开始,法国宪法化的进程真正拉开序幕。[24]1974年10月29日的宪法改革进一步拓宽了审查提请权主体,让议员成为了最为主要的合宪性审查提请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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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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