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竹汝: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之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 次 更新时间:2022-07-25 10: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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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竹汝  

   内容提要:人民民主的本质属性和全过程实践特征的历史性结合,是由我国政治制度的内在机理构成的必然性所致。民主本源性问题的中国解决方案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发生、发展的制度密码。我国选举制度的价值仅在于授权而同政策选择无直接关联,政策选择是建立在广泛有序的政治协商和参与基础上,是人民民主必然走向“全过程”的制度机制;党的领导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推动力量和根本政治保证,它通过观念、组织、体制等三方面的支持和保证作用塑造现实政治过程的人民主体性;广泛有序政治参与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形式,这一实践形式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形态在本质上是同构的,人民民主制度所蕴含的“全过程”必然性与广泛有序政治参与的统一,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概括的现实基础。

  

   关 键 词: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方案  人民主体性  有序政治参与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Chinese Democracy Mechanism  People's Subjectivity  Orderl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的重要论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形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概括,并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新征程的重要要求和目标。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这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核心范畴。首先,它揭示了我国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和实践特征的历史性结合;其次,它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定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相适应的理论范畴。那么,为什么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的历史进程,人民民主必然走向“全过程”状态?其中的内在关联必须得到符合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解释。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密码:民主本源性问题的中国解决方案

  

   人民民主制度扎根于中国、生长于中国,能够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地反映、凝聚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从1954年开始形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走向成熟,人民民主制度的历史展开之所以能够逐渐呈现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状态,是因为党领导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解决民主本源性问题的中国方案。此乃人民民主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制度密码。

  

   (一)民主的本源性问题

  

   从人类民主政治历史的深处来看,民主存在两个本源性问题。学术史上,民主观念纷纷扰扰,莫衷一是,让人眼花缭乱。然而抛开各种民主理论的价值偏好,特别是剥离西式民主的意识形态偏好,回归人类政治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民主政治实践其实都是围绕两个基本问题展开的:一是如何基于民意组织政权。表现为民众选择什么人来掌握公权力,其实质即基于民众意愿的公权力授权问题。二是如何基于民意选择公共政策。表现为民众选择什么样的政策作为公权力行使的内容和目标,其实质是基于民众意愿的政策凝炼问题。此两个问题解决的程度、方式不同,表明了世界各国民主实现程度和形态的不同。诚如有人总结说,经验形态而非意识形态的民主亦即“政策制定和掌权者都直接或间接地由人民投票来决定”[1]。由于此两个基本问题贯穿于迄今为止的民主政治实践,贯通于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历史之中,故二者可以称为民主的本源性问题。在古典民主比如雅典关于“人民的统治”的直接民主实践中,人民对政治共同体事务的自我决定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直接决策的多数决;二是投票选举行政官员的多数决。而在近代以来被西方社会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间接民主形态中,虽然形成了远比古典民主复杂得多的制度结构,比如选举制、议会制、政党制等构成的制度体系,但这些复杂的制度结构也都是围绕组织政权和政策选择而形成的,也都是围绕此两方面问题而运作的。其实,所谓民主无非是政治共同体中保证公权力与民众集体意志的适应性的理念和制度。就公权力与民众集体意志适应性的内在张力而言,它一方面要求民众集体意志的表达和凝炼,另一方面则要求民众集体意志的有效执行。所谓民主的本源性问题正是就这两方面的必然性而言的,它构成了各种民主制度的目标和各种民主政治形态的实质性要素。确立民主的本源性问题具有鲜明的认识论意义,即它可以成为人们认识不同制度形态所体现的民主价值的基础。理论上,既然历史上的各种民主制度及其实践都是由民主的本源性问题所引起的,那么任何所谓的民主的制度模式便都不具备终极性。

  

   (二)民主本源性问题的西方解决方案及其特征

  

   学术史上,西方民主或西式民主作为一个理论范畴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因为它是建立在民主本源性问题的西式共同解决方案基础上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西方世界形成了多样态的政治体制如君主立宪制、议会制、总统制等,但在民主政治形态上它们则有着共同的制度特征,即通过竞争性选举制度同时解决组织政权和政策选择两个民主的本源性问题。在那里,多党竞争现实性上表现为围绕候选人所代表的政策偏好的竞争。候选人与政策融为一体,民众在进行政策选择的同时通常也实现了公权力的授权,通过竞争性选举一套制度机制同时解决两个民主本源性问题构成西方民主的典型特征。

  

   西方民主的上述典型特征是随着人类政治进步两方面的历史要求形成的。一是适应人们身份平等的历史要求。公民身份的普及是近代以来政治进步的集中体现。身份平等既是近代民主政治极其重要的内涵,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身份平等的历史运动,就没有近代以来的民主政治。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2]人类的政治生活既非神的旨意,更不是以第一任家长为起点的遥远而漫长的血缘延续,而是源于自由、平等的人们的普遍需要和约定。身份平等体现着民主的目的性和工具性的统一。二是适应民主政治与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历史要求。与古代小国寡民的城邦的直接民主制不同,近代以来的民主政治实践遭遇到了民族国家民众规模的挑战。代议制民主就此从历史中走来。它通过民众同意和授权原则基础上的代表制,来一定程度上保证政府权力与民众集体意志的适应性。马克思指出,“代表制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它是现代国家状况的公开的、真实的、彻底的表现”[3]。约翰·密尔甚至认为,“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代议制政府”[4]。上述两方面的历史要求在逻辑上蕴含着强调选举对民主政治的基础意义。政治身份的平等即权利的平等,权利平等即权力有份;而代议制更赋予选举以独特意义。与直接民主条件下的选举不同,代议制条件下选举的政策选择价值是间接的,从而赋予选举更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西式民主在塑造公民身份普及和代议民主制的过程中形成竞争性选举偏好的缘由。然而,诉诸竞争性选举机制解决民主本源性问题的模式蕴含着明显的局限性。首先,代议制理论所要求的少数人代表大多数人意志的目标在实践中难以落实,往往具有虚伪性。精英政治论者一直认为,表面上数量众多的人进行的选举活动本质上历来都是少数人的意志活动[5]。因为表面上是民众选择代表,实际上是某种政治势力让选民选择他们自己。其次,竞争性选举是通过多党制实现的,而西方社会的政党“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任何政党组织都代表了一种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寡头化权力”[6]。再次,选举制与任期制是同构的。竞争性选举偏好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民众授权的“一次性”特征,长时间地将政策选择的权利托付他人。这必然滋生选举时漫天承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7]所有这些其实都反映了西式民主所固有的矛盾,即政治权力与民众集体意志适应性天然不足的内在矛盾。强调政治权力建立在民众同意的基础上,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因为就政治权力与民众利益适应性的历史命题来说,竞争性选举充其量只能部分解决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它远不能保障政治权力的行使特别是保障公共政策总是服务和体现民众利益。民主政治实践应寻求人民更经常更有效地影响政治生活的途径和方式。

  

   (三)民主本源性问题的中国解决方案及其“全过程”制度机制

  

   与西方国家普遍选择通过竞争性选举同时解决民主的两个本源性问题不同,中国方案的特征在于:民主的两个本源性问题是通过不同的制度机制解决的。组织政权或授权公权力通过选举制度解决;政策选择通过广泛有序的协商和参与制度解决。我国选举制度的价值仅在于授权而同政策选择无直接关联,政策选择是建立在广泛有序的政治协商和参与基础上,这就是人民民主能够形成“全过程”状态的制度机制。

  

   首先,选举制度的价值仅在于授权公权力而同政策选择无直接关联,是我国民主制度的显著特征之一。“我国的选举制度及其实践只解决选人问题,而与政策选择没有直接关联。选人要解决的是谁有能力更好地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是候选人之间综合素质的比较而不是不同政策主张之间的比较。”[8]通过选举方式组织政权是近代以来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和一般表现,我国同样如此,新中国的国家政权一直是建立在选举制度基础上的。与西式民主赋予选举制度融组织政权与政策选择为一体的功能不同,我国仅赋予选举制度组织政权的功能。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推荐者应向选举委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介绍候选人的情况”,但这里的介绍主要聚焦体现在候选人履历中的品德和才能情况。对选民和候选人而言,政策选择是外在于选举体系的。不仅如此,选举过程的重要功能则是要选择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较强认知和执行能力的人,而不是进行政策选择。不具政策选择功能的选举制度也就排除了选举过程中的“党派”现象。总之,功能专门化、只解决选人问题是我国选举制度的显著特征。历史上看,这一特征类似于直接民主条件下的选举功能。

  

其次,通过民众广泛有序的协商和参与制度实现政策选择,是我国民主制度的又一显著特征。政治共同体中人民集体意志的凝炼历来就是人类民主政治内在的基本诉求之一。由于它构成了政权活动的目的,因而在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中就显得更为深刻和重要。我国制度体系已经成功地塑造了独具特色的人民广泛有序的协商和参与系统,比如政党系统、人大系统、政协系统、信访系统等。中国共产党组织网络基本覆盖整个中国社会,通过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形成执政党的政策。这是中国政策优化的核心环节。以选举为基础五个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威决策系统,是最正式的民众参与体系。运行越来越制度化的人民政协,为政策方案的优化和决策前置提供常态化的协商机制。而嵌入整个政治体系中的信访系统,则主要是在政策实施的环节实现社会反馈的价值。这些制度系统保障着民众广泛而有序的参与,民众广泛而有序参与则保障着政策选择的社会适应性。“广泛有序参与是我国人民民主最具特色的现实展现,构成人民民主基本的实践特征。”[9]虽然协商作为有序参与的基本形式也深度嵌入我国的选举过程,特别是候选人的酝酿和确定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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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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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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