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如何理解现阶段中国城乡差距

——兼与叶兴庆、李实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7 次 更新时间:2022-07-20 17: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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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发展不平衡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城乡差距。如何理解当前阶段中国城乡差距,涉及包括“三农”政策在内的中国现代化战略优先序的排列。学界和政策研究部门的主流意见认为:当前中国城乡差距已经非常严重,必须大力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办法:一是加大国家“三农”投入力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二是打破城乡要素市场壁垒,加快土地和资本市场流动。实际上,城乡差距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正是农村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农户进城,让渡出农村获利机会,留守农村的相对弱势农民才有了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农村收入的可能。只有经过城乡不平衡发展,才能达到高水平的城乡平衡发展。限制城市资本下乡,保留农民返乡退路,是避免形成城市贫民窟的前提。目前国内学界和政策研究部门的主流政策建议值得商榷。

  

   当前中国的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两个方面。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的发展不平衡,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缓解发展不平衡,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而言意义重大。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2000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为36%,2021年,城市化率已超过64%,二十多年城市化率竟然提高了近三十个百分点。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高速城市化的同时,我国的户籍城市化率却长期低于50%,原因之一是农民进城往往是不完整的:农民家庭中年轻子女进城,而年老父母留村;农民年轻时进城,而年老时可能返乡;经济景气时更多农民进城,而经济萧条时则可能返乡。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化是未完成的城市化,是不离农的城市化。这样一种城市化并非完全是体制使然,而多是农户的主动选择,更为关键的是,这样一种城市化可能并非问题,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优势。

   国内学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往往缺少对中国式现代化和城市化优势的认识,缺少对中国城乡差距本质的理解,因此可能提出错误的政策建议。具体而言,在学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很多人认为中国城乡差距巨大,必须要缩小城乡差距,初衷无可厚非,但是,他们提及缩小城乡差距的办法有意无意地指向“让贫困农民进城,让城市资本下乡”。这种逻辑不难理解:贫困农民进城了,城市人均收入就下降了;城市资本下乡了,农村人均收入就提高了,结果就是城乡差距缩小了。值得警惕的是,这样一种缩小城乡差距的对策,其实际效果很可能就是将缺少城市化能力的农民赶进城市贫民窟。这样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当然不是我们所要的。本文以学界与政策研究部门相关学者的论述为基础,试图厘清中国当前城乡差距的表象与本质,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关于中国城乡差距的主流意见

   总体来讲,中国目前城乡差距是比较显著的,有数据支撑,似乎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城乡差距。以下主要梳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研究员和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关于中国城乡差距的判断,以及他们针对缩小城乡差距提出的对策建议。

   1.关于中国城乡差距的判断

   在《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一文中,叶兴庆等从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的角度论及中国城乡差距:“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08年起连续13年下降,2020年下降到2.56,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仍然属于较高水平。对36个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的研究显示,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原计划经济国家,大都低于1.5。” 另外,从城乡差距占全国收入差距比重的角度,叶兴庆等指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显著偏高,占全国收入差距的比重达到27%左右,而一些发达国家如瑞士、芬兰、加拿大等还不到10%,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和印度均不超过20%。”

   李实等在其研究中使用基尼系数这个指标来阐述城乡收入差距,他们指出: “目前,我国收入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465,在全球经济体中和南非、美国等高收入差距国家差不多。其实,我国收入差距较大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城乡差距。单看城市和农村内部,两者的基尼系数都小于或等于0.4,这个水平在国际上其实就是一个中等水平。可是,截至2020年,我国城乡收入比仍然高达2.56,城乡差距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较高的。”进一步,李实等还是集中于收入倍差(比)这个数据,他们指出: “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特有的经济现象。……从国际比较来看,发达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的城乡收入比接近于1,发展中国家印度的城乡收入比将近1.9,即使是非洲的低收入国家,如乌干达的城乡收入比最高也只有2.3左右。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20年我国的城乡差距却高达2.56。可见我国城乡差距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偏高的。”显然,李实等认为,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个大问题,而且是“我国特有的经济现象”,中国在这方面甚至还不如乌干达和印度。上文中,叶兴庆等也有意无意地拿菲律宾和印度来比较。我们不能据此推测他们希望中国向乌干达、菲律宾、印度学习如何缩小城乡差距的经验,但是,仅就比较对象而言,说他们将城乡差距“视若洪水猛兽”,应该是不为过的。

   对于城乡差距形成的原因,叶兴庆等认为: “我国进入工业化初期即已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叠加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限制了工农和城乡之间的产品等价交换、要素自由流动,公共资源的分配向城市倾斜。”这个表述中暗含着几个值得讨论的判断:第一,中国城乡差距大;第二,城乡差距大是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第三,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二元体制限制了工农和城乡之间的产品等价交换、要素自由流动,所以是错误的;第四,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应当向城市倾斜。

   此外,叶兴庆等还认为,从农村居民内部来看,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也十分突出。他们依然是用可支配收入倍差的指标作对比,进而指出: “按人均可支配收入五等份分组,2020年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倍差,农村居民高达8.23,显著高于城镇居民的6.16,这表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比城市居民更为突出。”“我国不同地区农村之间收入差距显著,而且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程度超过了区域发展的整体差距程度。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靠前的5个省份和最靠后的5个省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2020年两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为1.75,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达到2.43。”李实等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在其研究成果中指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却呈扩大趋势,且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高于城镇。”

   2.缩小城乡差距的对策

   对于应该如何缩小城乡差距,李实等在另一篇学术论文中指出: “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仍然存在结构性问题,缺乏现代化农业的生产方式,仍然有较多的劳动力在从事小规模的农业经营,农业劳动的收益偏低。”?“因为户口和城市的公共服务绑定在一起,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其实存在着许多壁垒。”“在土地流转上,农村土地仅允许在集体内承包给大户,或者通过集体流转给公司,规模经营在全国至今没有大范围展开。”“农村土地不能和城市居民的住房一样拥有出售、抵押等多项财产权益,直接让农民缺少了一项财产性收入来源。”而对于“我国城市资本进入农村土地却受到严格管控,资本下乡从事‘非农化’经营受到严厉限制”,李实等认为这是不对的。他们建议,要“加快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资本下乡经营管理的改革。在李实教授看来,“通过加快城乡要素市场改革的步伐,促使城乡要素之间实现自由流动与公平交换,城乡间的发展差距将通过市场自由竞争的力量而逐步缩小,城乡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不难实现”。似乎穷人进城、富人下乡,城乡收入差距就自然缩小了。问题是现在中国农村有五亿多居民,资本下乡搞规模化经营,即使仅留一亿农民也似乎仍有多余,怎么办?此外,农民进城就一定好吗?

   关于缩小城乡差距,叶兴庆等有五点建议:一是提高乡村产业发展的包容性,推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二是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拓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来源和使用途径,村庄废弃土地、闲置学校等公益性建设用地调整为经营性建设用地后允许入市;三是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机制化、具体化,保障中央财政对“三农”投入力度逐步提高;四是建立金融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五是建立对农业农村生态功能的补偿机制。

   客观来看,李实与叶兴庆关于当前中国城乡差距的认识和诊断有很高的一致性,但在对策上还是略有差异。李实更倾向于通过市场来解决问题,即无条件鼓励农民进城和资本下乡。叶兴庆更多强调加强惠农政策力度,而不指望仅靠市场来解决问题。可惜的是,无论是李实的市场主义,还是叶兴庆的政府主义,可能都误判了当前中国城乡差距的实质内涵,从而开出了错误药方。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所引叶兴庆研究员与李实教授的观点并非中国学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少数人的意见,而是主流认识。毋庸置疑,当前中国城乡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中国强农惠农政策方向不能变。不过,如何理解当前中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则涉及中国当前的政策对策。目前主流对策建议几乎都主张:发展农业产业,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加快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鼓励资本下乡,加速农民进城,等等。实际上就是通过政策措施,改变当前农民进城中普遍存在的“半城半乡”格局。

   二、谁是农民及如何理解农民收入

   讨论城乡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搞清楚哪是城市哪是农村,谁是市民谁是农民。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定义清楚,讨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没有基础。然而,恰恰在当前时期,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的边界十分模糊,往往难以区分。

   中国地域广大,不同地区所处发展阶段和实际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差异。当前中国农村实际上已经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产业结构板块。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农村工业化水平高,多数农民早已从农业转移到二三产业,可以说,整个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都已从属于沿海城市经济带。农民在家门口就可以轻松找到二三产业的就业机会,而且,因为农村已成为城市经济带内在组成部分,村庄工业化了,之前的农地用于二三产业,可以产生出巨额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农民住房也变得“值钱”了。大量外来人口流入不仅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出租房屋获取房租的机会,还产生出大量服务业机会。简单举例,农户家庭一家三代都可能从二三产业获取收入:老年父母当门卫、开小店、清扫卫生,中年父母到工厂劳动,年轻子女到就近工厂劳动或创业,再加上可能的房租收入和集体分红,收入来源多元且不菲。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机会属于本地经营与劳动,农户社会关系很多、文化资本雄厚,高收入与此也有莫大的关系。因此这些农民可能不再种田,而是将土地流转给外来农民耕种,这样的农民显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

   受制于经济发展阶段、土地制度和面源污染防治,中西部地区农村不再可能复制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工业化模式,有限的农业收入无法满足农户家庭再生产的需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必须进城务工经商。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农村缺少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农村青壮年因此不得不进城。我们要问的是,进城农民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农户家庭都有劳动力在城市务工经商,家庭收入中工资收入普遍远超农业经营收入。一般来讲,全家留村务农的可以确定是农村居民,而如果“一家两制”——青壮年在城市,老年儿童留村,那他们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按当前统计口径,一个人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就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在城市务工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很多也是按城市常住人口来统计收入的。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城市化,目前农民进城已不再只是在城市务工经商,而是在城市买房,越来越多农户家庭全家进城去了。能在城市买房且全家进城的农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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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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