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与后

过去一度有“四化同步”的说法，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如果机械地理解“四化同步”，就容易变成让农民进城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而一般人理解的农业现代化都是以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为前提的。这样的理解就变成，随着农民进城，将进城农民土地流转出来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这样的理解就将农民进城与农业现代化甚至土地规模经营等同起来，在个别地方政府的实践中就变成地方政府出台各种政策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甚至鼓励资本下乡流转农民土地，以尽快断绝农民与土地的联系。

但实际上，中国农民进城恰恰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性进程，农民进城往往先只是家庭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年老和年幼的家庭成员留村。农民往往是年轻时进城而年老时返乡，以及农民总是在城乡之间不断地往返，他们进城的同时都会保留在农村的退路，一旦进城失败就要退回农村。

农民进城的这种复杂性决定了农民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承包地，当前中国2/3的耕地仍然由农户家庭自种，接近90%的耕地仍然由本村农户耕种，且绝大多数耕地仍然是小规模经营，这就说明农民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是不可能同步的关系，而有一个时间差。只有当中国绝大多数农民都已进城且在城市体面安居时，中国农业现代化才可能进入快车道。也就是说，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小农户经济仍将是中国农业的主要实践形式。

中国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关系也颇为复杂。显然，没有农村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原因是整体包含局部，中国现代化内在地包含农村现代化。农业和农村没有实现现代化，当然不可以说整个中国实现了现代化。这样讲“没有农村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现代化”，当然是毫无问题的。同时也可以讲，没有中国现代化也就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因为中国现代化最核心的指标是工业化，以及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

当前阶段，中国现代化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可能是同步的，也不可能等量齐观，而必然是有主次、先后和缓急的。当前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来讲不是那么急，原因是农村土地仍然为2亿多户农户提供农业收入和就业及生活来源，农业规模经营条件并不成熟。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是进城农民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而如果离开了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离开了中国经济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就不可能为进城的多数农民提供就业与收入保障，他们也就不敢放弃农村的小块土地，农业现代化当然也无从谈起。

以上讨论是想说，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任何事情都是同等重要，没有先后、主次和缓急之分的，总有一些部分是主要矛盾，是一个时期的重点任务，是必须优先重点解决的问题。当前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矛盾是突破国际既得利益者的围堵，因此，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才是中国现代化重点的重点、关键的关键。农村现代化则应当慢半拍。当前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关键不是所谓现代化，而是要为仍然要依托农业和农村的数量极其庞大的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提供农业收入、就业基本保障以及进城失败后的退路。

关于城乡差距

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缩小城乡差距是“三农”政策的重要努力方向。

不过，如果农业和农村是社会制度组成部分，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具有合理性的话，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城乡差距拉大具有必然性。原因十分简单，即城市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高度市场体制组成部分，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村的人、财物、资源都在流入城市，农村相对于城市的差距必然拉大。更重要的是，进城农民中，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机会的，就在城市安居，成为城市人；而相当一部分进城失败的农民，包括失去城市就业机会的中老年农民，则不得不返回农村。这就会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不过，这样加剧的城乡差距并非不合理，甚至并非坏事。因为城市比农村发达，也有更多的就业与收入机会，所以城市对农民有吸引力，又因为城市向所有农民开放，于是一部分农民进城获取了城市机会，成功融入城市，也就让渡出一部分的农村获利机会。这样的农民越多，也就会让渡出越多的农村获利机会，从而让留在农村的农民有了更多增收机会。

缩小城乡差距不明智的做法是不顾具体情况就鼓励城市人下乡、鼓励缺乏进城能力的农民进城。城市人下乡，将缺乏进城能力的农民挤出农村、挤入城市，使缺乏进城能力的农民在城市流浪漂泊，成为城市贫民，从而可能恶化农民弱势群体的处境。

缩小城乡差距的核心是要提高对农民中弱势群体的保障水平，让他们也可以过上好的生活。当前，农民弱势群体可以从农业和农村这一社会制度组成部分中获得基本保障与最后退路，正是当前中国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的巨大优势所在。 

防止过度经营县城

县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郡县治，天下安”这句话一直用来表述县的重要性。一直以来，县域经济受到充分重视，尤其在当前时期，县域经济既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保障，也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有效途径。我们通过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推动产业发展，拉动GDP增长，县域成为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政府进行决策时的重中之重。也正是因此，经营县城、发展县域经济，长期以来都是全国各地工作的重点之一；近年来全国几乎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在推动的“扩权强县”，更是为经营县城加了一把火。

中西部地区普遍有一个认识，就是中西部地区大中城市的发展尤其是省会城市的发展并不比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差太多，真正的差距是在县域经济，如果县域经济能够赶上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就可以迎头赶上。这种认识也是近年来中西部地区普遍推进“扩权强县”改革的认识依据和动力来源。

然而，问题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与中西部县域经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东部沿海地区就开始了乡村工业化，到世纪之交，整个东部沿海地区农民离土不离乡，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均已城市化。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密集的第二、三产业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便利的交通和城乡一体的规划，使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不分城乡的庞大城市经济带。虽然在这样的城市经济带内仍然存在县乡村建制，但这样的建制已名不副实，之前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已经不再存在了，县域经济变成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内在组成部分。因此，东部沿海地区农村虽然名义上仍然是乡村，但实际上第二、三产业高度发展，GDP总值和人均 GDP都远远高于以农业为基础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全国百强县基本上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就是这个原因。

中西部地区虽然在20世纪也一度兴办了繁荣的乡镇企业，却在20世纪90年代大量关停，乡村工业化戛然而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土离乡，进城进厂，农村出现了普遍的“空心化”和老龄化现象，农业变成以老年人和内生出来的数量不大却很重要的以“中农”为主的产业。

目前，全国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都十分缺少现代制造业，原因是产业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尤其是外向型加工制造业需要有几个条件：离港口近（沿海）；形成规模，以降低生产成本；基础设施好；距离市场中心近（容易获取市场信息）；可以从区域经济中获得技术支持和产业配套。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制造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经济带以及中西部大中城市，而中西部县域经济却发展不起来。

在当前全国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西部县域发展现代制造业就更加困难了。即使从沿海发达地区淘汰下来的“落后产能”进入县域经济，也会因为成本高（配套不全）而难以生存。更麻烦的在于，中西部地区“扩权强县”，县域经济与地市争夺从沿海发达地区转移过来的“落后产能”，就会造成产业分散的规模不经济，结果就是县域经济发展不起来，地市经济也因为缺乏经济集中度而难以发展。

没有现代制造业，没有第二产业的就业，就不可能发展出像样的第三产业，县城也就不可能为进城农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在这种情况下经营县城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想方设法在县城发展房地产业，千方百计鼓励农民进县城买房。而农民用于买房的收入只能来自务农和外出务工，也就是说，经营县城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向留村务农的农民和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榨取财富，农户家庭在县城买房却没有实现就业，他们买的房就无法居住，这样就将自己一生劳动所获得的财富变成了无用且无益的房子。这样一来，经营县城就会过度汲取农民的财富，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会留下严重的县级政府的债务（无论用什么形式，比如城投公司）。

当前全国中西部地区大都正在以东部沿海地区县域经济作为目标来经营县城，这样的经营是很有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