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靖难之役中的中国军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78 次 更新时间:2022-07-15 21: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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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 (进入专栏)  

  


  

   毋庸置疑,人性像宇宙万物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改变。但是,从我们的祖先最初成为人类以来,人性的这种改变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作为实际的情形,我们可以将从起源到现在乃至于到可以预见的未来的人性,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汤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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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从书说起吧。

  

   这段时间大概读了十几本中国帝王传记,说实在的,读得很辛苦,有时候简直可以说读得很艰难,艰难到就像是在受刑,某些瞬间,甚至连死的心事都有。局面之所以如此严重,原因无外乎是这些作品的质量实在是太难以恭维了,史料堆积,行文滞涩,云里雾里,八竿子打不着,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完全不能给人提供阅读快感。“帝王传记”是很好的选题,我总是期待着碰到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当然,这种读书期待在目前是越来越难了,不仅仅是某一类作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在所有方面的书籍包括翻译作品都面临着这样的窘境。至于这里面的原因,一个源于宿命,精神产品总是命运多舛形单影只、命运多舛,很难与读者见面的,我们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中上找到无数的例子;这就造成了第二个原因,大量平庸作者、评论者、出版者结成一个个封闭的利益圈子,浅薄无聊的作品往往能够大行其道并且莫名其妙地得到大量吹捧,甚至占据着国家奖项,汇集成一种很不健康的时代喧嚣,从而在整体上严重拉低中国思想和文学艺术作品的水准。这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解释清楚的。人有病,尚可治;天有病,就很难办了,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医治好的,所以如果你有幸读到了一本好书,一定得好好感谢老天爷,感谢丫还没有完全昏死过去,还硬硬朗朗地做了一件积德行善的事情。

  

   没想到这样的好事竟然真被我遇到了,真的读到了几本好书,其中之一,就是我曾在《想起了方孝孺》(2022-5-5)一文中介绍过的晁中辰先生的《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在我看来,这本书既有透视历史的眼光,在文字上又通晓流畅,它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与其他此类书籍形成了强烈对比。我很佩服作者史料(不仅仅关于明成祖的史料,更有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的史料)烂熟于心,观点清晰透彻,描述生动自然的功力。尤其是书的前半部分,即描写靖难之役的部分,写得十分精彩,简直可以说力透纸背,很多地方把我看得如临其境,感佩不已。

  

   这本书全书522页,描写靖难之役的部分大约200页,占全书五分之二的样子。我当然不是说这本书只有五分之二精彩,事实上整本书都很精彩,包括叙述朱棣登基以后大规模屠戮建文旧臣、任用酷吏通过锦衣卫和东厂对国家和社会实行恐怖的特务统治、经营边疆、文治有成、治国得失等等,都要比其他的帝王传记更富于思想穿透力——这句话的意思是,作者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既没有完全被史料牵着走,亦没有人云亦云——更引人入胜。大概是由于历史内容本身太丰富的缘故,我才感觉有关靖难之役的描写更加生动精彩吧?我想在“读史札记”中增添一篇《靖难之役中的中国军人》(即本文),主要源自这本书带给我的激动和启发。

  

   看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角度,怎样看历史更是如此。王羲之先生有“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说法,我觉得这个说法特好,它让我们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跳出来,去“仰观”和“俯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行踪轨迹,如此一来,当然就会得到与囿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的观察完全不同的观感。正是得益于晁中辰先生的描写,再结合对明代《奉天靖难记》以及其他一些典籍资料的参阅,我对中国军人(既包括北军即燕军,亦包括南军即建文朝的政府军)在靖难之役中的各自表现才感触尤深,才获得了审读历史的新的视角。

  

   我把这种视角称之为“大视角”。

  

   怎么叫“大视角”呢?王羲之先生所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就是大视角。站在这个视角上,你就会从精神上拉大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距离,用俯瞰的方式观察这些事件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深处的历史动因,观察这些人物在他们的历史活动中所遵从的人性轨迹。换一句话说,它让你摆脱人们已经习惯了的遵从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摒弃长时期以来左右着你我的比如阶级斗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冲突、正义与非正义、合法与不合法等等的观念束缚,只是从人类群体——甚至是“种群”——的角度,或者干脆说只是从抽象的人的角度看待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得到的时候观感当然也就会与传统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会有很多新的发现,甚至会得到许多料想不到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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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人质疑:“陈行之先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怎么能抽象呢?被抽象了的人还是人么?”

  

   我的回答是:“人怎么就不能抽象呢?被抽象了的人怎么就不是人了呢?”

  

   我们还是从书的角度来说这件事。

  

   我在《皇权的逻辑》(2022-6-6)中曾经简略提到,吴晗先生撰写《朱元璋传》,遵从于不同时期(1944年、1948年、1954年、1964年)的政治现状和意识形态要求,曾经四易其稿,不断反省纠正,简直为难死了。1964年,吴晗在为这本书修订第四稿时,他和当时的所有学术研究工作者一样,遵从于“阶级斗争是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不二法门”的政治约束,因此在解释朱元璋现象时,在我们今人看来就似乎有些教条和偏颇,某些行文看上去感觉很不舒服,并不能服人。

  

   更让人感觉不舒服的是,在这个版本的作者序言中,吴晗先生几乎是在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黑帮的自虐语调,检讨着过去由于没有好好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而犯下的“错误”!什么错误呢?“对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分析注意不够,对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够全面”,因此这个可怜人下决心好好学习了一番,“经过九年来的学习,有些问题比以前认识得似乎清楚一些了,”因此,“为了纠正在读者中曾经散布的错误论点,还给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便趁着病后半休养的机会,做第四次的改写。”《朱元璋传》这才终于有了最后一个差强人意、漏洞百出、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版本。我读的就是这个版本。

  

   我在那篇文章中没有具体指证是哪些行文“看上去感觉很不舒服”,但这本书引起“不舒服”、“不能服人”的地方确曾是有的:把朱元璋早期的政治活动解释为元末农民大起义类型的个体表现;朱元璋建立明朝,这个曾经打击地主统治阶级的家伙及其同伙突然之间又转变成了新的地主统治阶级;朱元璋以猛治国是为了维系地主阶级的统治;朱元璋治下的明朝,归根结底是欺压人民的统治机器,皇帝及其身边的地主阶级利益集团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处于绝对的对立状态,总之,一切都深陷在“阶级斗争”的窠臼之内。

  

   “阶级斗争”的观点好还是不好呢?其实我觉得挺好的,然而任何事情都不能强调到绝对,强调到绝对就不好了,甚至是大大地不好了。如果只用阶级斗争这一把尺子丈量纷纭复杂的社会历史事件,有些事情你是丈量不出个所以然的。譬如,既然朱元璋、朱棣作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归根结底是以人民为敌的,它的全部统治思想、制度设计以及行政方式都是以剥夺人民利益为其根本的,可你又怎么解释明朝——至少在洪武、永乐两朝——所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生产力得到空前的释放和发展呢?你又怎么理解历经两千多年封建统治,中国以独特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形态,独立于世界历史之中的呢?这确实挺让人纠结的。

  

   王羲之先生的“仰观、俯察”之说,至少提供了一个角度,拉大了我们与观察对象的距离,让我们从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中跳出来,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你比如“俯察”靖难之役,我们看到双方统帅(朱棣和朱允炆及其他们各自的谋臣)斗智斗勇;看到北军、南军将士在血流成河的战场上“用命”,你难道不认为这正是中国军事统帅在斗智斗勇,是中国军人在浴血奋战吗?这时候,嵌在历史框架之中的所谓“朝”和‘野’、“燕军”和“建文军”、“正义”和“非正义”还有意义吗?我认为没有意义了,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的血性,看到的是一个伟大民族不屈不挠的内在精神,我们看到的只是“人”,具体说是“中国人”,这最令人赞叹景仰的种群!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鼓动人们全都不用常规眼光看人,把世界规则全部拆解掉,弄得无形无状,光怪陆离,颠三倒四,谁也不认识谁,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在我们读历史的时候,确实很有必要也偶尔改换一下观察角度和思维方式,就像我们阅读《明成祖传》、《奉天靖难记》之类的作品一样。

  

   下面就让我们就从这新的视角出发,看一下中国军人是怎样书写载入史册的壮烈篇章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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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靖难之役中的中国军人,当然首先应当瞩目于作为北军统帅、更作为杰出军事家的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我试图把明成祖作为“中国军人”这一概念的具体体现者来进行观察和议论。这样处理,虽然有挂一漏万、无法直接反映出生入死的普通将士们的血性与风采,更无法展现靖难之役全部进程之虞,但却可以极大地节省篇幅,我认为还是值得的。更让我聊以自慰的是,我相信读者比我更了解我约束住自己没有花费笔墨写出来的那些东西——这要感谢我们那些撰写了浩瀚历史典籍的先人,没有他们在极为严苛条件下的殚精竭虑,披肝沥胆,我们就仍处在荒原之中。

  

   在古代,政治与军事并没有泾渭分明的区别,也就是军事还没有现在这样的专业性,政治首脑(秦之前的“王”,秦之后的“皇帝”)无一例外都是直接参与和指挥军事行动的统帅。我想,“打江山、坐江山”这个说法,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吧?我们现在说古代战争,往往都是在说当时的政治家的政治和军事两项作为,这里面并没有显著的区别。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的斗争中,肩负起了全部军事指挥重任,他的大明江山,的确是他出生入死从剑戟丛中“打”下来的。他儿子朱棣也是如此,在三年多的靖难之役中,他始终顶天立地站立在军事斗争最前沿,是绝对的燕军领袖和统帅,人们对此似乎是没有什么怀疑的。

  

这一点与今天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尽管现在的国家首脑同时也是所谓的“三军总司令”,但是具体的战争行为,往往都是由专门的军事指挥机构以及将军们指挥完成的——这句话的意思是,除非是在进行重大国家战略抉择、需要国家首脑拿出战略决断的时刻,“统帅”一般都把具体的直接军事指挥权委托给了将军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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