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猫:最艰难的战斗,发生在战争之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9 次 更新时间:2012-09-05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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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猫  

莱斯莉·麦克卡顿打开家门,刚好听到丈夫迈克尔在跟他们8岁的女儿讲电话。“帮我个忙,”他在电话的那头说,“帮我给妈妈一个拥抱,告诉她说我爱她。”

她直觉有些不安,但当时并未多想;几分钟之后,她收到迈克尔发来的电子邮件:“这是我这辈子最难下笔的一封信,”他写道,“请不要让孩子们忘记我有多爱他们,还有最重要的,永远、永远也别让他们知道我是怎么死的……我爱你。”——这是一封遗书,她惊惶地意识到。她抓起电话给他在檀香山的同事和朋友挨个打电话,但当同事们赶到时,迈克尔已经吊死在医院的急诊室里。

迈克尔是军医,他受抑郁症的折磨已经很多年了,这一点让莱斯莉对丈夫的死多少有些心理准备。但对于丽贝卡·莫里森来说,丈夫因抑郁而选择自杀却如同晴天霹雳一般:伊安·莫里森才26岁,是一名AH-64阿帕奇飞行员,去年年底才刚刚从伊拉克回来,正打算跟丽贝卡过上幸福的小日子。但三个月之后的某一天,她回到家里,发现他倒在了他们的卧室里,脖子上有个枪眼。

这两位美军队员都死于2012年3月21日。在之后的那天,以及再之后的那一天,美国军队里都有人重复着相同的悲剧。2011年,总共有301位美军将士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他们的生命;至于2012年,截至8月,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2%,在最严重的7月,美军士兵自杀事件竟达到了38起之多。

“自杀如瘟疫一般在军队中流传开来,”国防部长里昂·帕内塔在给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做报告时说,“一定有地方出了问题。”

家庭问题,还是军队问题

五角大楼最新公布的报告指出,在所有自杀的士兵中,有半数都刚刚经历了感情危机。另外,有接近1/3的人嗑药,1/4的人染上了酗酒的毛病。有批评人士称,当局为掩盖现行医疗体制无法满足需求的事实,常常以对方“心理承受能力不佳”、“这是你们的家庭问题”等理由敷衍,致使不少病例得不到及时治疗。

莱斯莉曾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迈克尔显现出抑郁症的症状后,他们的婚姻关系开始出现了问题。他对妻子的态度有了转变,也开始对孩子们莫名发火,但面对任何人的询问,他都会回答说自己“很好”。“他害怕,如果他诚实地说出自己有多抑郁的话,会因此被军队的医学院开除。”莱斯莉说,“他热爱当兵,他必须要留在那里。”

但莱斯莉的压力与日俱增。她试图去寻求帮助,但人们总会警告她说,“小心说话,别影响了你丈夫的事业。”

2010年8月,莱斯莉终于瞒着丈夫,找到了迈克尔所属医院的指挥部向指挥官说出了她的担心。“这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惊险的事情,”她说。她坐在指挥官的办公室里,毫无保留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并将迈克尔的抑郁史坦然相告。她希望指挥官能够命令他去接受治疗,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军人,迈克尔总是会听从命令。

指挥官是一个陆军上校,女性,她当场暴怒:“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说他有抑郁史!还可能会自杀!”她叫了几个同僚来办公室,也把迈克尔找了过来,莱斯莉说她永远记得当迈克尔踏入房中时,看见自己的妻子坐在长官面前的样子。“我怕极了,我告诉他我很害怕他的抑郁会影响到我们的家庭,而且我真的很担心他的安全,还有孩子跟我的健康。”

指挥官鼓励迈克尔去接受心理咨询帮助,但也明确表示,不会命令他这样做。迈克尔愤怒地离开了那间屋子,而莱斯莉看着他的背影流出眼泪。“亲爱的,不要担心,”莱斯莉记得指挥官当时这样对她说:“我的第一段婚姻也垮掉了。”

你不能让他去接受治疗吗?莱斯莉再次恳求,但指挥官摇了摇头。迈克尔在工作上毫无瑕疵,没有显露出任何迹象。“莱斯莉,我知道这话听上去可能会很刺耳,但我的感觉是,这不像是军队里的问题,而是你们的家庭问题。”

迈克尔后来确实尝试去看心理医生,但因为他真的太忙了,在当值的时候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所以会见心理医生这件事常常有一整个月都无法进行一次。

终于,莱斯莉再也无法忍受这一切,她跟迈克尔提出了离婚,带着孩子离开迈克尔回到了德克萨斯。后来,在迈克尔自杀了以后,军方将其原因归咎在他们的婚姻问题上。

事实上自杀率的攀升早已让五角大楼坐立不安,自2007年起,美国军方就宣称他们已把预防自杀视为“头等紧要的使命”。所有男女军人将分批接受为期90天的专门培训,旨在提高预防精神疾病和发现自杀倾向的能力。除此之外,军方还计划招募至少250位有经验的心理健康专家,为前线官兵提供及时服务。

但这些还不够,远远不够。

无法接通的自杀干预热线

在丽贝卡看来,他们家附近的急救诊所、两个空军医生,还有五角大楼都需要对她丈夫的死负责。

伊安去年12月刚从伊拉克回来的时候还显得健康又快乐,但三个月之后,丽贝卡察觉到伊安失眠,脾气也暴躁起来,还变得很不爱说话。丽贝卡知道这是抑郁症的征兆,于是她鼓励他去看心理医生。

他们住在胡德堡,家附近就有一间急救诊所,伊安排了很长的队,却被告知这所诊所的医生无法为他看症。“因为他是个阿帕奇飞行员,”丽贝卡说,“所以他们拒绝了他。”诊所把他转给了一名被丽贝卡称为“毫无同情心”的空军医生,他为伊安开了一些安眠药。情况没有好转,伊安又去找了另一位空军医生,后者给他开了抗抑郁的药。

3月21日傍晚,伊安拨打了国防部设立的自杀干预热线,但电话那头一直传来“请等待”的语音提示。他等了超过一个小时,丽贝卡说,他发给她的最后一条短信是“还没接通”。等丽贝卡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她才知道那条短信竟是诀别。

“他曾是军队中最好最光明的一个人,他曾是我遇见过的最好最好的人。他尝试了六次,他渴望得到帮助,但到最后也没有人来救他,现在,他死了。”

这个家庭悲剧是美国退伍军人困境的缩影。在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议员们把责任归咎在国防部头上,他们指责说,美国国防部下属的退伍军人事务部(VA)效率太低,且对责任多有推诿,才让老兵们得不到适时的照顾。但五角大楼也有自己的苦衷:国防部长帕内塔承认,目前VA确实出现了很严重的工作积压问题,但这并非其工作懈怠所致——五角大楼在2012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08年10月到2010年10月这段时间里,每个月都有大概950个VA管辖范围内的老兵尝试过自杀,这里面还不包括那些产生了自杀念头但尚未付诸实际的人。

体制的伤害

体制不仅招架不住,有时候还会扯后腿。

在美军中,如果医生建议某个士兵应该养条狗,就会有志愿者组织找一条接受过训练的狗给他。这些具有灵性的动物能感知到主人的恐惧或者惊惶,他们会警醒地吠叫,有时候也会蹭在主人身边安抚。

班德罗斯基在伊拉克服役的时候曾经遭遇过恐怖袭击,炸弹爆炸,碎片飞进了他的脑子,这后来成为了他抑郁的根源。在今年早些时候,他拿起佩枪指向了自己的脑袋。“但就当我扣下扳机的前一刻,本尼跳起来撞飞了我的枪。我百分之百确认是他救了我的性命。”班德罗斯基说。

专门为军队士兵提供狗只训练服务的志愿者黛比·坎多尔介绍说,士兵们在得到狗以后会得到极大的情绪舒缓,通常在两周之后,就不会再尝试自杀。

但就在今年一月,陆军出台了一项新的政策,他们规定,提供给士兵们的狗必须由国际辅助犬组织认证过的机构提供。“我们需要给士兵们提供最好的东西,如果是狗,那也必须是最好的,”起草这份政策的泰德·西斯拉克上校说,“士兵们一定会得到他们需要的狗。”

但事实是,自从这项政策出台之后,四个陆军基地的狗只提供者都表示,由于资质所限,他们没有办法再为军队提供狗。不仅如此,那些已经有了狗的士兵还可能会失去这些伴侣。

“我本来已经快被逼疯了,但自从我有了本尼之后,他带走了我99%的负面情绪。”班德罗斯基对本尼充满感激和依赖。然而,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把它留在身边,在不久之后,军队会对他的情况作出裁决。

PTSD,比枪炮更可怕

现在,自杀已经超过了战斗伤亡及交通意外而成为美军的第一致死因素。在2004至2009年间,美军士兵的自杀率增长了一倍,而最容易自杀的人群也不再是年轻士兵,服役较长时间、军衔为中士以上的将士们反而成为了高危群体。美国国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通过预测得到了一个相当惊悚的数字:在已经离开前线的老兵里,平均每80分钟就有一个人选择自杀。

上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况是在1980年——越南战争结束后。

自近代以来,美国军队在越南所遭受的挫折或许是最令他们沮丧的,而那场战争带给士兵们的创伤也非常大。在战后几十年里,有数万美军退伍老兵因精神问题而提前结束生命,医生和心理学家们在研究过这个问题后,提出了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概念。

现代心理学认为,在经历过生命遭到威胁,遭遇重大的物理性伤害,或者是在身体或心灵上受到胁迫后,人们的心理会因为这些压力而受到创伤。有些人很快就克服了这些心理问题,也有些人在面临压力的当下就崩溃了,但还有些人,他当时表现得很正常,但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突然显现出症状。他们常受噩梦困扰,且时常会在脑海中闪现以前遭受压力时的场面,通常也会失眠、抑郁,在外人看来,他们会性情大变,而且不与人来往。这种情况,就是PTSD在作祟。

毫无疑问,战争就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源。尤其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同越南战争一样,都是美国率先出兵,且在正义性上尚未明确,于是,对于参与其中的士兵来说,又会形成更大的折磨。VA曾经就此做过调查,在参加过伊拉克跟阿富汗战争的军队中,分别有11至20个百分点的退伍老兵患上了PTSD;对于那些亲身参与过战斗的士兵来说,他们被PTSD缠上的可能性更为惊人——达到了44%。

如今战争走到尾声,有多达上百万美国士兵将在2017年之前退伍。他们会从战火纷飞的远方回到家乡,回到亲人、朋友和爱人的身旁,但对于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更艰难的战斗要到那个时候才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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