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大历史观与中国道路的哲学审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 次 更新时间:2022-07-09 00: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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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摘   要:以大历史观为指导探究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起源,可以有效回应西方社会关于中国道路是实用主义选择的误读,进而超越中国道路在形成史问题上的时间相对有限性,从更加深厚的历史根基与更加宽阔的理论视野出发,把握中国道路历史必然性背后的逻辑必然性。一者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接续发展的大历史出发,有助于厘清中国道路的深厚历史根基与文明基因,集中展现“走自己的路”是由中华文明内在特质决定的必然选择;二者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艰辛求索的大历史出发,有助于澄明中国道路开创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逻辑必然性,深入把握中国道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本质性关联;三者从人类现代化探索的大历史出发,有助于彰显中国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

  

   关键词:中国道路;大历史观;中华文明;民族复兴;现代化

   坚持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重要历史经验,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从总体上可以归结为立足本土、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的历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党和人民就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8页)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来龙去脉,不能单纯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性探索为审视对象,而需要以大历史观为参照,从更加长远的审视距离与更加多元的参照系出发,综合锚定中国道路的逻辑坐标,深刻把握中国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必然与逻辑必然,深入厘清中国道路具有的多元思想史价值与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重大意义

  

   学界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逻辑递进过程。从21世纪初国外学者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并引发国内学界热议,到后来“中国模式”概念的兴起,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中国道路”的大规模讨论,构成了学界对中国道路问题研究的基本脉络。目前,对中国道路的讨论学界已经取得了诸多共识性成果,但仍然存在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空间。例如,在关于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问题上,存在着“广义论”——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与“狭义论”——以改革开放为起点的争议。但无论持何种观点,在理论上可能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如何衔接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于中国道路的不同探索。这个问题也是一些国外学者常将中国道路错误地理解为“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新官僚资本主义”的内在根源。这些国外学者仅仅从相对较短的历史距离出发审视中国道路,因而错误地将其理解为改变马克思主义底色的实用主义式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习近平,2021年c,第13页)这意味着中国道路绝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历史性探索与积淀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在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70页)上述“五个得来的”的重大理论判断,实际上为科学把握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指导,即必须超越中国道路形成史的单纯的、有限的时间性规定,坚持以大历史观为指导,展开理论审视。“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习近平,2021年a,第14页)

   所谓大历史观,实际上是指放宽历史审视距离去认识事物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从当下历史发展的现状出发勾连以往历史、关联未来走向,进而形成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敏锐把握。黄仁宇曾将大历史观概括为:广泛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压缩,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参见黄仁宇,中文版自序,第2页)还有学者提出,所谓大历史观就是强调从历史的长时段看问题,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元视角看问题,从国际的宽视野即人类文明进步与制度竞争的高站位看问题。(参见杨凤城,第18页)本文所言的“大历史观”更加强调从大的历史视野出发把握中国道路的来龙去脉,通过对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追溯,以期从根本上回答中国道路形成与发展的逻辑必然性问题。立足大历史观,从更加彻底、更加辩证的角度证明:无论是从中华文明发展的整体历史线索,抑或是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线索来看,中国道路是既彰显人类社会发展总体性历史趋向、又符合中国特殊实际的正确道路,是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必然选择。之所以必须从更加宽广的历史维度和更加多元的历史参照系出发,综合厘定中国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历史必然性与逻辑必然性,主要是因为理解历史都是在一定审视距离和参照系的指导下进行的,基于不同审视距离或参照坐标,有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历史认知。从更加宏远的历史视距和更加多元的历史坐标出发,能够超越历史认识的客观时代局限与主观情感纠葛,从而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科学审视中国道路。

  

   二、从中华五千年文明大历史出发把握中国道路的文明根基

  

   中国道路的形成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是中国道路得以开辟与顺利发展的深层次文明基因。中国道路并非脱离中华文明根基进行的另类实践,而是深刻根植于中华文明所构筑的历史条件和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深刻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内在质性特征。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曾深刻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述重要论断为正确把握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遵循。

   (一)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内在塑造了“中国特色”

   中华民族具有绵延数千年的丰富历史,先人先贤在广袤丰沃的土地上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文明样态。作为四大文明之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过的古老文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论述轴心期特征时曾明确指出,“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雅斯贝斯,第8页)。中华文明作为轴心期文明的重要代表之一,既分有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比如轴心期认识到人的整体性存在、人类自身及其有限性等,又基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传承等因素而彰显了其内在的特殊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阐述中华文明特质时曾指出,中国大一统国家、治理国家的传统制度、知道制度如何运转的文职人员,以及儒家思想熏陶下的贵族士绅作为文职人员长期的招募来源,共同构成了绝无仅有的、完整伟大的体制,即使在中华文明其他要素发生断裂的情况下,上述文明因子也没有出现任何中断,这就是区别于西方文明希腊模式的中国模式。(参见汤因比,第36页)

   中华文明具有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基因,彰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梁漱溟曾从“人生的意欲”出发,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概括为意欲向前与意欲持中。西方文化强调意欲向前,即强调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梁漱溟,第63页)。实际上,中华文明的“中国特色”,不是主要聚焦于具体观点层面的阐释,而是更多地体现在世界观与方法论等层面的质性差别,即如何对待周遭世界、如何对待自身等关系的处世之道。以中国哲学为例,作为中华文明的基础性内容,“它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既讲求实际,又不肤浅”(冯友兰,第6页)。入世与出世、理想与现实的有机统一,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进而催生了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经济基础或技术层面的物质结构受到系列复杂历史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在历史性延续中发生一定程度的断裂,但中华文明所构筑的文化心理结构则具有更为强烈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其以显性或隐性形式存在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中,发挥着持续性伦理规训与道德教化之功效。习近平总书记曾将中华文明的特色明确概括为:一贯的处世之道——亲仁善邻、协和万邦;鲜明的价值导向——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永恒的精神气质——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内在的生存理念——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参见习近平,2019年b)

   这里以社会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为例,具体分析中华文明所构筑的“中国特色”之文化-现实影响。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这一方面与先期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中国古有的大同理想紧密关联。“古有的大同理想成为一种现成的思想基础,沟通了中国人同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联系。”(陈旭麓,第373页)尽管古代大同与近世社会主义之间并不等同,但其勾画了一种理想的社会境界,由这种境界产生的理想主义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进行激烈批判之时,大同理想本身也已经成为熟知之物而被接受与运用。(参见同上,第374页)这种文明价值层面的“中国特色”,实际上已经内在预设了后来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文化心理层面的路径依赖,亦即“似曾相识而心向往之”的情感依赖。

   (二)中华文明的“中国特色”是开辟中国道路的深层文明基因

   中华文明所构筑的独特文明基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从不割断历史,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华文明的科学态度。正是基于传统文明所构筑的文化心理结构——理想与现实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人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理想性的同时,坚持从民族的特殊性出发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通过对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概念的创造性转化,形成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找到符合实际的科学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57页),经过系列曲折探索,在中华文明智慧的滋养下,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道路并不是脱离中华文明的另类探索,而是深刻传承中华文明内在基因的连续性实践,中国道路最为深层次的根基在于对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发展。与西方文明基于资本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不同,深深根植于中华文明的中国道路更加强调和谐、中庸,坚持与邻为善而非以邻为壑的理念;更加强调规避西方文明“只见物不见人”的弊端,注重对主体存在意义与价值的追求,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更加强调超越西方文明中关于人性原子论的假设,侧重个体对集体所承担的伦理与道义责任;等等。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深处镌刻有中华文明的显著特质,中国道路的显著成就集中彰显了中华文明内在固有的强大思想穿透力与理论辐射力。传统文明的经验智慧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构筑中国道路显著特质的文化资源。诸如,中国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坚决反对文明高低贵贱论,坚持文明之间互学互鉴,共同构建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机制;立足和而不同文明观的价值规范,坚决反对西方少数国家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一元排他性世界历史叙事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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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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