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楠: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50年:脉络、现状与趋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6 次 更新时间:2022-07-01 20:57:38

进入专题: 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史  

李明楠  

  

   摘要: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两国学界先后兴起以“友好史观”“战略史观”“国际史观”研究和论述战后中日关系史的范式,不仅建构更多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而且不断更新问题意识,致力于探讨概念、研究方法和论述体系。虽然不同史观下的论著特征不同、遗留问题各异,但都推动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不断焕发新的活力。随着近年来史料的不断丰富、中国周边形势与两国关系的变化,进一步研究战后中日关系史仍将是必要且重要的。

  

   202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将迎来 50 周年。伴随着两国关系的风风雨雨,其战后(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下同)关系史研究也在史观、视角、方法以及史料的运用、范式的建构、观点的产出等方面呈现极大的变化,相关论著既有明显的代际延续,又有突出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历史学的创新发展以及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外交学、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又极大改善了历史叙述的面貌。尤其进入21 世纪以来,史料的多样化、观念的多元化以及世界形势与中日关系的复杂化,都迫切要求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能够开掘新议题,回应新问题。为此,本文尽可能搜集、梳理中日两国学界的代表性论著,初步勾勒50年来相关研究的演进脉络,尝试分析各种史观兴起的原因与主要内容,总结相关研究的成就与遗留问题,并展望未来的研究趋势等,以求方家指点。

   20世纪80年代:“友好史观”的兴起

   大体来讲,中日两国的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均起步于邦交正常化以后。不过, 即便在邦交正常化之前,两国的相关机构和人士也始终保持对彼方国家与两国关系动态的关注。比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等涉外部门以及同日本存在往来的机构,就注意搜集战后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动向,关注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分析中国对日工作所产生的效果等。特别是1963年 12 月中共中央根据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报告做出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指示后,国内部分高校、科研院所相继成立了日本研究机构。但由于两国邦交尚未正常化,而且在冷战格局和日美同盟体系下,相关资料难以获取,深入系统的研究难以开展,因而 1972 年之前鲜有战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性论著,即便涉及两国关系的文章,也多属于调查、记述、介绍与宣传性质,用以辅助高层制定对日决策,宣传党和政府的对日方针,以及批判揭露日本政府和美日关系。不过,这些筚路蓝缕的开路工作,毕竟为学界提供了一些关于日本和两国关系的基本知识以及文献资料,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日本方面的状况也大致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日本国内科研机构尚在重建、主要书报尚处在停刊或复刊等原因,日本对战后中国的调查研究工作也一度停滞。为改善这一状况,原“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即“满铁”)调查部、“东亚研究所”等机构的成员以及日本共产党左翼同盟成员于 1946 年1月成立的“中国研究所”,开展对新中国的研究。中国研究所主张对华友好,与新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与全面媾和,并为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随着中日贸易的开展以及中国加强同世界的接触,有关新中国的介绍、见闻、回忆和对两国关系时评性质的文章也逐渐增多,相关机构和人士也注重搜集两国交往的资料,部分学者也在不同程度地运用这些公开资料撰写两国关系论著。与中国方面类似,这些论著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本社会对新中国的求知欲望,也为后来日本学界开展研究积累了必要的资料。

   随着《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两国学界在20世纪 80 年代几乎同时兴起第一个研究范式——“友好史观”。所谓“友好史观”,是指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角度叙述战后中日关系历程的模式。其基本内容为:中日两国人民抱着友好的目标,共同反对、冲破美国及其追随者日本反动政府设置的障碍,实现经贸往来与邦交正常化;或将战后中日关系史叙述为一部“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史,即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二分法”原则指导下,联合日本人民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民间交流—半官半民—邦交正常化”的过程演进。古川万太郎、林连德、林代昭、杨正光、吴学文、岛田正雄等学者在 80—90 年代出版的著作奠定了这一史观形成的基础,罗平汉、田桓、波多野胜等学者在 2000 年以后出版的著作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研究路径。

   “友好史观”在两国的兴起、延续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其一,从两国奠基学者的构成看,他们大多出生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曾亲历日本侵华战争与日本战败投降的岁月,对战争的伤痛和教训有着深刻的记忆。抱着“以史为鉴、着眼未来”的愿望,他们从自己的工作出发,自觉投身于战后两国的友好运动中,反对、批判破坏两国友好关系的因素。此种经历与情怀促使他们在论著中将两国友好进程作为主要的叙事内容。其二,从现实因素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将经济建设确立为全党和全国的中心工作,重视从日本等发达国家引进外资和技术,而日本基于一定的政治、经济考量也提供官方贷款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种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时代”“黄金时期”。政治、社会层面的友好氛围自然影响到学界的研究主题,学者们把阐述这种友好关系的形成过程作为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意识。而中日关系在80年代末直至 21 世纪初间断出现波折与困难时,学界则更为重视阐述过往的友好历史,挖掘尘封的友好经验,为跨越现实障碍提供借鉴。这也是“友好史观”在两国学界尤其在中国学界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其三,从史料情况看,亲身参与构建中日经贸文化往来的人士与团体,如中方的孙平化(时任“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等职)、吴学文(时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驻东京特派记者等职)、林连德(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成员、对外贸易部地区政策四局副局长),日方的高良富(时任国会议员)、田川诚一(时任松村谦三秘书)、古井喜实(时任松村谦三访华随员、高碕事务所代表)、西园寺公一(时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促进日中恢复邦交议员联盟、日中友好协会等在70—80年代出版了不少回忆录、资料集和研究论著,他们记录、总结两国的友好往来进程,强调开创友好事业的艰难,这在中日外交档案尚未公开的情况下(日本外交档案尽管于 1976 年 5 月开始解密,但大批涉及战后中日关系的还是在 2000 年以后才解密,而中国外交档案则于2004年1 月开放)成为支撑“友好史观”的主要依据。

   由于上述特定的原因,两国持“友好史观”的论著难免或多或少存在宏观叙事过粗,“友好”“批判”立场过浓的现象,缺少足够、必要的细节和事实,导致部分结论缺乏一定的客观性。例如,关于两国建立(恢复)联系或关系恶化的成因这一重要问题,如果仅强调这是两国人民互相合作、对敌斗争或日本“反动派”破坏的结果,就难以全面揭示塑造战后中日关系形态的更深层动力与机制,也缺少对决策者行动(特别是日本决策者)的理性分析;等等。但是在资料匮乏、一手资料难以获取的背景下,“友好史观”的兴起与实践对于历史认知和学术研究而言还是有所裨益的。

   20世纪90年代:“战略史观”的兴起

   除了“友好史观”外,日本学界亦有从对外战略的角度认识两国关系的部分论著,这一角度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开始形成体系,后又在中国学者的加入与推动下, 逐渐兴起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战略史观”,是迄今为止成果最多、影响最为持久的范式。

   所谓“战略史观”,是指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从维护国家利益、谋求战略构建的角度理解和叙述两国关系史的范式,同时注重分析两国对彼方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这一范式的兴起可大体从学者构成、学术发展和现实形势三方面分析。首先,从学者构成看,有别于“友好史观”奠基学者那样的独特经历,这一阶段的学者多数出生或成长于战后,有的还直接参与外交事务或向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等。他们虽然耳闻战后两国人民之间的诸多友好叙事,但自进入研究工作以来,眼见的更多是全球与地区形势的剧变、大国间的分合及其对本国外交的深刻影响,主张从现实利益的角度认识两国的对外政策。其次,从学术因素看,一是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在两国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国际政治学视域下的历史学研究热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转向了战后,大体同一时期中国的国际政治学也进入发展阶段。两国学者积极借鉴该学科的研究旨趣,将权力(势)、战略(术)、均势、安全等概念和问题引入两国关系的历史叙述中。二是新史料大量涌现。除了可以挖掘美英等国外交档案中有关日本对华政策的内容外,90 年代以来中国官方机构出版的领导人选(文)集、年谱、传记以及有关部门、团体的档案也披露了不少对日政策的内容。21 世纪以后,两国政府又相继公开了相关的外交档案,同时,当事人的回忆录、日记、文集也大量问世。新史料的涌现为两国学者梳理和分析中日对彼此的外交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最后,从现实因素看,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又一度受到日美安保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历史认识问题的冲击。这在客观上要求两国重视对彼此的战略管控,政界、学界亦要求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能够为认识两国的现实行动提供历史参照,学术研究的主流问题意识受此影响,“战略史观”便应运而生。

   有关“战略史观”的代表作,从国际政治学的研究看,日本学界不论20世纪90年代的田中明彦、绪方贞子和添谷芳秀,还是21世纪以后的冈部达味、毛里和子、青山瑠妙与国分良成等人,基本上都从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两方面讨论二者对中日外交战略的影响,分析中日对彼方外交政策的缘起、特征与目的,重视决策者个人的风格与理念。比如,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田中明彦认为国际形势、国内政治与两国互动的动力是影响日本政策的三个主要因素;绪方贞子认为与美国外交的世界性、普遍性和能动性相比,日本对华外交的“姿态”更具有区域性、个别性与被动性;添谷芳秀认为日本并非一味追随美国,而是在日美同盟的基轴下沿着对美协调、自主与独立三条路线行动。此三人奠定了分析日本对外(华)政策形成的一般性框架,后继日本学者也是在继承这些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扩展或补充。至于中国对日政策,上述学者大多强调中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于“对内、对外战略”,只有毛里和子等少数学者在分析中国对日外交战略属性的同时,还认为对日外交存在道义属性,认可中国为两国关系大局所做的努力与宝贵让步,赞赏两国民间结成的友好纽带,批评日本政府缺乏魄力、屈从现状和墨守成规,做出的某些抉择干扰、推迟了两国关系的恢复与发展,反而影响国家利益,欠缺战略眼光。

   在中国学界,刘建平结合历史学与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了战后两国20余年“不正常关系”的复合构造与两国关系“周期性恶化”的原因等;张历历等研究了改革开放前后中日关系的演进与构造,分析了影响现实中日关系的历史根结;刘江永等引入社会心理学理论,研究战后日本政治思潮与对华决策之间的关联;李永晶等借用“非对称性平衡”视角,主张从历史认识、核心利益、国家定位这三个层面的“非对称性”认识两国关系;等等。

从历史学的研究看,两国学界在借用国际政治学有关概念的同时,研究了不同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生成、行动与策略,并在媾和问题、岸信介内阁的反华问题、长崎国旗事件、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策略与“LT 贸易”性质、佐藤荣作内阁的对华秘密接触、对华邦交正常化与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过程、日本的对台政策、日本与中国改革开放等具体问题研究中取得诸多成果。而在研究中国对日政策时,两国学界则呈现明显不同的取向,日本学界偏重挖掘史料反映的中国“战略意图”(如在“二分法”“战后处理”“人民外交”等问题上),并与反映中国国内政策的史料相对照,分析对日政策与国内施政之间的关联;而中国学界则更重视挖掘史料反映的“中国经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史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5053.html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3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