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与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 次 更新时间:2022-07-01 09:30:56

进入专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式现代化   传统文化  

郑飞  

  

   摘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是把握其内在逻辑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的哲学依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实现文明的新陈代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体现世界各大文明现代化高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包含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模式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根本上深化和拓展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程度和水平,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站在时代和历史的制高点,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两个结合”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史上是重大的理论创新。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三大学术资源。其中,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旗帜和灵魂,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自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以来,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为我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外在推动因素。然而,作为“本来”和“本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却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来源,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内在逻辑,对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术自觉

   中西马对话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术自觉。在当代哲学界,如何处理中西马之间的思想关系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学术难题。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西马的融合并没有上升为一种学术自觉。在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举办的“第一届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上,有学者表示,“目前中国哲学中形成的中、西、马三足鼎立、以邻为壑的状况是不正常的”,“必须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结合的重要性,要总结、概括中国哲学,继承、弘扬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参见陈椰)至今,“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五届,中西马的融合会通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共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学术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术自觉。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近代以来,我国哲学界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特别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继绝地天通、佛教东传以来五千年中国思想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学术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回顾100多年来的中国学术史,学习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固然是必要的,然而,译介西方哲学的著作、注释西方哲学的经典、引入西方哲学的命题、分析西方哲学的概念并不能完全解决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任何西方哲学的理论都无法代替中国哲学界的思考。高清海认为,“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得最深”,“我们以马克思的哲学为指导,对于这类具体问题也仍然需要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去回答和解决”。(高清海)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当代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如何走上人类精神的最高殿堂,而不至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短板”是哲学界不得不深入思考的问题。

   推动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努力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当代中国学术对人类思想宝库的贡献,一定是奠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民族的、时代的文化。作为当代中国学术表征的哲学,不再是二级学科中的技艺之学,而是把握思想时代的精神反思。我们留给后人的一定是不分畛域的时代哲学,而不是森严的学科壁垒。长期以来,哲学界存在一种以邻为壑的现象。随着现代学术分工的固化,哲学研究中常常会出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在中西马学科分立的条件下,我们的许多学者给西方人讲的是中国哲学,给中国人讲的是西方哲学,陈康那样能够给西方人讲希腊哲学可谓凤毛麟角。这如同陈康所言,“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参见柏拉图,第10页),如若出入无人之境,但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学术水平。无论是“双一流”建设中竞相延揽西方汉学界、海外中国学界培养的博士生作为所谓的“高层次人才”,还是印度洋、太平洋上蕞尔小国的地区国别研究类A&HCI、SSCI刊物被奉为圭臬,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学术自信的普遍性缺乏,这和中国近代以来学术总体上的“学徒状态”相一致。(参见吴晓明,2021年)郑永年指出,当代中国学术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走出西方近代以来的知识体系,处于思想的“被殖民”状态。(参见郑永年、杨丽君)

   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自觉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前提。新世纪以来,德里达一句“中国没有哲学”(参见陆扬)惊醒了中国学术界的西方中心主义迷梦,“中国哲学合法性”(魏长宝)讨论如火如荼,哪怕是治西学、翻译西方经典的宿儒莫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皈依。今天,即便是西方哲学中非常专门之现象学也出现了中国化的趋势,心性现象学就是一种推动现象学中国化的学术努力。哲学界的“中国哲学分析化”“分析哲学的中国化”更是试图实现中国传统思想的当代化。“无论是‘中国哲学分析化’还是‘分析哲学的中国化’,它们都反映了中国哲学家们用分析的方法讨论中国哲学问题的努力方向——前者是用分析路径解释中国传统哲学问题,后者则是试图在分析哲学讨论中引入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资源”,二者都是“以中国哲学为主体,用分析的方法去‘化’中国哲学的问题”。(江怡)

   哲学中国化的趋势不仅有助于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而且有助于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可以说,哲学中国化的趋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术自觉。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

   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是把握其内在逻辑的前提和基础。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第318-319页)毛泽东开创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在建党之初,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俄经验神圣化曾给中国革命带来过巨大危害。这些形形色色的错误在本质上都是因为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历史血脉。当然,这种教条主义理解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全盘西化论、疑古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在1930年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逐步走向成熟。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绝非巧合,他在青年时期就深受中华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的熏陶,喜读曾国藩家书和王船山的哲学著作,经常前往船山学社听讲。他的古典文献功底深厚,古典诗词、狂草书法为一代之冠,晚年更是对《二十四史》手不释卷。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实践论》《矛盾论》堪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之作,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阴阳互补”“相反相成”“福祸相倚”“天人合一”“一物两体”等辩证思维方式。《矛盾论》对矛盾转化的强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同一、贵和合的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迥异。

   毛泽东在思想表达方式上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将这一结合所形成的思想用民族化的因而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加以表述”(王南湜,2012年,第4页)。例如,在整风运动中用“实事求是”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用“愚公移山”表述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在追念张思德时用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表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实践论》中用《三国演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类例子比比皆是。无独有偶,刘少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修身之学相结合,完成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结合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并进行了艰辛和曲折的探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很多观点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具有深刻的思想渊源。例如,小康来自《礼记·礼运》,和谐社会吸收了和合思想,以人为本吸取了民本思想,共同富裕借鉴了大同理想,理论联系实际吸纳了知行合一学说,以德治国与儒家传统紧密联系,依法治国与法家思想密不可分,“一国两制”汲取了《周易》的智慧,这些创造性思想成果的提出都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用典”体现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可谓切中传统文化之肯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大量引用古代治理思想。以《论语》为例,第一卷引用18次,第二卷引用11次,第三卷引用5次。此外,老庄、孟荀、程朱、陆王也多次被谈到,可谓儒释道融合,经史子集会通。从“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可以体会到老子的“以百姓心为心”;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感悟出孔子的“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还生动结合了中国具体实际的“地气”,更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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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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