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杰进 魏宇航:中国入世二十年:从艰难融入到部分引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 次 更新时间:2022-06-14 11:04:36

进入专题: 关贸总协定     世贸组织     发展中国家地位     身份认同困境     引领作用    

朱杰进   魏宇航  

   内容提要:本文从历史和理论相结合的视角探讨了中国与世贸组织的互动,提出从艰难融入到全面适应再到部分引领是中国与世贸组织关系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而化解市场经济地位与发展中国家地位这两大身份认同困境是贯穿三个阶段推动中国角色转变的内在逻辑和主要动力。在艰难融入阶段,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体现在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中的选择性保障条款和反倾销条款等极具争议性的条款上,而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则主要体现在金融、保险、电信等领域市场的开放和准入义务上;在全面适应阶段,中国开始利用世贸组织规则来应对美国提出的反倾销诉讼以及所谓的“中国改革停滞论”,捍卫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同时也通过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规定,捍卫了作为发展中国家所享有的制度性权利;在部分引领阶段,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坚定维护了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原则立场,策略性地“以开放求发展”的姿态追求和实现新型国家利益,开始在电子商务和投资便利化等世贸组织新兴议题中发挥引领作用。

  

   关 键 词:关贸总协定  世贸组织  发展中国家地位  身份认同困境  引领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和理论分析框架

  

   2021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简称世贸组织)20周年,探讨中国与世贸组织关系的历史演变对于思考当前中国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关系,以及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①首先,世贸组织是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促进中国崛起的最重要国际组织之一。复关/入世谈判本身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部分,入世后中国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在此过程中,世贸组织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红利。其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进一步加强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中国积极推动世贸组织新议题谈判,维护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运转,全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融入多边贸易体制,为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②

  

   为什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会如此艰难?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又是如何完成了从全面适应向部分引领的角色转变?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从既有研究文献来看,大多数学者侧重探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利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模式和策略、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世贸组织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等议题,较少讨论中国与世贸组织互动中的角色转变问题。③

  

   对此,本文从历史和理论相结合的视角探讨了中国与世贸组织的互动,提出从艰难融入到全面适应再到部分引领是中国与世贸组织关系发展演变的三个不同阶段,而化解市场经济地位与发展中国家地位这两大身份认同的困境是贯穿三个阶段推动中国角色转变的内在逻辑和主要动力。

  

   在理论方面,为分析中国与世贸组织互动中的身份认同困境和角色转变,本文借鉴了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关于身份认同的分析框架。④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提出,美国等西方国家通常从静态的本质属性视角出发,认为一个国家的本质属性界定了这个国家的身份(简称“本质属性论”),而中国则从动态的过程性视角出发,认为一个国家的本质属性往往处于变化过程当中,因而要从本质属性变化过程来界定国家的身份(简称“变化过程论”)。

  

   具体而言,在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属性或身份时,美国认为,国家的资源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还是通过政府计划来配置,决定了该国究竟是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计划经济国家;而中国则强调,任何国家的资源配置都同时拥有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⑤关键是要看这个国家的两种资源配置手段之间的关系是处于什么样的变化过程或发展趋势之中,是从计划走向市场,还是从市场走向计划?⑥

  

   在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发展中国家时,美国提出,应该设定几个客观的标准来判断该国是否属于发展中国家,例如,它是否是G20和OECD成员国、是否是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国家、是否是世界货物贸易占比超过0.5%的国家,等等;而中国则提出,发展是一个多维度的动态变化过程,武断且静态地设定几个标准,难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发展中国家,因此,采用“自我认定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发展中国家。⑦

  

   在历史方面,由于美国与中国在关于市场经济地位和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身份认同问题上产生了广泛的争论,使得中国的复关/入世谈判的历史进程异常艰难。⑧与此同时,入世后的中国也正是在市场经济地位和发展中国家地位这两大身份认同问题上始终都保持了一种动态的过程性视角,才使得其在世贸组织中的角色逐步从全面适应转变为部分引领。

  

   接下来,本文以中国与世贸组织互动的历史进程作为主要分析脉络,同时将过程建构主义的身份认同理论融入其中,来具体探讨中国在世贸组织中的角色转变问题。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以及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第二部分探讨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艰难融入进程;第三部分探讨入世后中国全面适应的历史进程;第四部分讨论中国在当前世贸组织谈判中发挥部分引领作用的历史进程;第五部分是结论,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入世20年所带来的主要经验和启示。

  

   二、中国的复关/入世谈判:艰难融入

  

   从1986年到2001年,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历时15年,不仅过程漫长,而且困难重重,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准备阶段、接触阶段和实质性谈判阶段。在准备阶段和接触阶段中,中国立场的核心是坚持市场经济国家身份和发展中国家身份,但当时美国先是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身份,后又不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导致中国的复关/入世谈判两度陷入停顿。最后,在实质性谈判中,中美双方秉持灵活务实的态度找到了化解这两大身份困境的妥协点。

  

   (一)准备阶段:1986-1989年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恢复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简称关贸总协定)的联系。1982年11月,中国获得了关贸总协定观察员国的地位,开始派观察员列席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大会和理事会会议。1986年7月10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钱嘉东大使在关贸总协定理事会会议上,向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阿瑟·邓克尔(Arthur Dunkel)提交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缔约国地位的申请(简称“复关”申请),⑨提出了著名的“复关三原则”,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启了复关谈判的进程。

  

   “复关三原则”包括:一是中国是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而非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1948年5月,中国实际上已经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只是由于历史因素,中国政府暂停了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活动,因而,中国政府现在是申请“恢复”而非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二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期望得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同的待遇。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对中国具有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意义。在经济上,中国确实属于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政治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共同抵制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而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则是中国外交的基础。三是中国准备以“关税减让”而非“承担进口义务”的方式来进行复关谈判。在历史上,针对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关贸总协定采取了不同类型的义务承担模式。对于市场经济国家,以关税减让来承担义务;而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商品价格不是由市场调节而是由政府制定,关税减让对其进出口调节不起作用,因而关贸总协定采取一定比例的进口数量作为其义务。例如,作为一个计划经济国家,波兰以承担与缔约国每年增长7%进口贸易额的义务来加入关贸总协定。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体制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改革,当时确定的改革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因而,中国希望以承担关税减让而非承担进口义务的方式来恢复其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

  

   针对钱嘉东大使提出的“复关三原则”,巴基斯坦、塞内加尔、匈牙利、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表示了欢迎,而美欧日等西方大国的代表则表现出了谨慎的欢迎与疑虑。美国大使迈克尔·桑缪尔斯(Michael Samuels)的发言则尽显美国的傲慢。一方面,他使用正式的外交辞令对中国提出“复关”申请表示欢迎;另一方面,他又提出“这只是中国朝着把与贸易伙伴的关系建立于市场准入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我们仅仅对此表示欢迎(we can only welcome this)”。欧共体大使陈文定(Paul Tran Van Thinh)的态度比较积极一些,称中国提出“复关”申请是一件“令人高兴的重大事件”。而日本代表的发言不仅表现出了日本在此问题上的矛盾心态,而且还为西方大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统一立场定下了基调,即“政治上支持、法律上的问题可以解决,经济上需要认真谈判”。⑩

  

   按照申请的程序规则,1987年2月,中国向关贸总协定正式提交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作为回应,关贸总协定理事会则于1987年3月成立了中国缔约方地位工作组,(11)并于1988年2月、4月、6月和9月先后召开四次会议对中国的外贸制度进行审议。在此基础上,美国等西方大国对中国的外贸制度改革提出了“五大要求”:一是外贸制度必须在全国统一实施。中国一些地区和城市在执行中央政府的外贸政策法规时有偏差或者擅自对外商减免税收,致使外商受到差别性待遇。这种现象必须消除。二是提高外贸制度的透明度。中国外贸制度的一些规则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依靠内部文件来进行操作,但内部文件不透明、不公开,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情况也必须消除。三是取消与关贸总协定不符的非关税措施。中国既有与关贸总协定相符的非关税措施,如进口许可证制度、商品检验制度,也有不相符的非关税措施,如用计划指标进行数量限制、实行出口换汇成本等,应予以消除。四是要求承诺进行价格改革以达到市场调节价格的目标。中国需要进一步放开绝大多数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价格,减少国家定价的比重,逐步实行市场调节价格。五是在实现市场调节价格的目标之前,要设立过渡性的“选择性保障条款”。所谓选择性保障条款,是指一旦缔约方认为中国的出口产品严重损害了其国内产业,可以绕开关贸总协定的非歧视原则,选择性地针对中国采取紧急保障措施,而不对其他缔约方采取相同的保障措施。

  

针对美国提出的“五大要求”,时任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沈觉人一一作出了回应:首先,关于外贸制度统一实施问题,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的贸易制度,如果出现不一致的情况,那应该是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中国承诺一经发现将予以纠正。其次,关于外贸制度透明度问题,中国承诺,除企业正当商业秘密和公共利益的机密资料外,凡是法律、规章以及不属于保密的程序、统计、资料,均予以公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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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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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21(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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