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时:中华文明之三要三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2 次 更新时间:2022-06-12 16: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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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时  

  

   习近平总书记5月27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推进中华文明的研究就必须清楚地揭示中华文明的特点,这是我们正确认识中华文明,重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的根本保证。

   澄清中国传统的文明观需要回归己身文明的概念体系,如此才可能准确理解古代先贤对“文明”一词的深刻阐释。文明的观念缘何而产生?其基本思考就是要以文明区别于野蛮。那么什么才是文明?文明的内涵又有哪些?这当然直接关系到中国传统文明观的本质。事实上,古代先贤所理解的文明首先就是人的文明,其并非仅着眼于技术的进步。《尚书·舜典》言虞舜其人“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明确以文明指为圣人的品德,而《易·乾·文言》所谓之“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更建立了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史实。很明显,由于天文学的起源与文明的起源大致处于同一时期,天文授时不仅导致了原始农业的产生,而且也为传统时空观、政治观、宗教观、祭祀观、舆服制度、哲学观和科学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意味着中华文明的历史其实比家天下的国家历史古老得多。

   中国传统的文明观具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其以道德体系、知识体系和礼仪制度为三要,而道德作为立人之本,知识作为立身之本,礼仪作为治世之本,则构成了中华文明之三本。古人重在以文明修身,最终建立起了人与禽兽的区分标准。显然,人如何才能有别于禽兽,人类社会如何才能有别于动物世界,这种根本思考即促成了中国传统文明观的形成。因此,中华文明作为摆脱野蛮的成人之道,实际已成为衡量人之所以为人的不二法则。《礼记·曲礼上》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即是对这种思想的精辟阐释。中国传统的文明观以道德树人,目的在于成就君子;以知识立身,追求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礼乐治世,建立和谐融洽的社会秩序。这种对于文明的形上理解古今一脉,体现着中华民族对于文明的普遍认同。

   人类文明的历史是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共同组成的,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物质文明所展现的技术进步其实是由政治和宗教决定的,相较而言,早期先贤创造的道德体系、知识体系与礼仪制度才真正反映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成就。《易·大有·彖》云:“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其在明确指出文明的内核即为文德的同时,更阐明了文明的形成基础就是观象授时。而《易·革·彖》与《象》的论述则使这一思想具体而清晰,《彖》云:“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天地革而四时成。”表达了人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态度修己以信,成就文明,文德的诚信内涵于此表述得相当清楚。而《象》所云“君子以治历明时”,同样强调了观象授时作为文明之源或文德之源的事实。由此可见,先民的文明观是建立在以诚信为文德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优秀的文明观表现了中华文明的独有特点。

   以诚信所体现的文明观其实具有着普遍的意义,无论作为国之大事的政治、宗教、祭祀、刑罚等制度,还是体现各种社会关系的聘问、商贸等活动,其核心精神都在于诚信,无信不立已成为古今社会的普遍共识。这意味着修身以德其实有了可操作的内容,其具体表现即是恪守承诺,而失信当然也就是失德。孔子以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诚信作为中华文明文德思想的核心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礼与德同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二者实为一事之两面,德为内化之礼,礼则为外化之德,其所强调的都是人的自我约束,作用同在于防闲。修德明礼属于人的自觉行为,失德失礼便须借刑罚以惩之,这使刑罚具有了辅德的作用,从而形成中华文明独有的刑德观。

   中华文明的知识论包括两方面内容,即独具特色的认识论和仁智论。中国传统的认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格物致知,格物意即至物,物指己身之外的客观世界,因此,格物致知所体现的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表明,先民知识体系的形成并不是他们头脑中凭空虚造的,而都是先贤对客观物质世界观察分析的结果。这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使中华文明实际是一种探求真理的文明,其所体现的尊重自然的态度直接导致了传统天人合一宇宙观以及中和守正的哲学观的诞生。

   中国传统的知识论不是泛知识论,求知首先就需要有德与礼的制约,其哲学思考则体现为仁与智的关系。先贤早已懂得,对知识的追求既要有所为,更要有所不为,求知的欲望如果不能加以约束,那将比人们物质追求所造成的危害巨大得多。我们只需要那些对人类发展有益的知识,而摒弃那些对人类发展有害甚至反人类的知识。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老子也主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德经》第五章),都表达了对智的危害的深刻思考。没有道德和伦理制约的知识欲就像一辆没有刹车的车,结果必将车毁人亡。显然,中国传统知识论的这些优秀思想不仅是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而且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对中华文明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让人陶醉于先贤创造的辉煌历史之中,而是我们只有了解了如何从过往中走来,才能认清未来的道路,这既是中华文明研究的真正价值,也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使命。

  

   冯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文字学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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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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