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乱离时代的特殊视角——读杜甫《哀王孙》札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 次 更新时间:2022-06-11 21: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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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 (进入专栏)  

  

   覆巢之下,焉得完卵?在国家倾覆的时代,战乱灾祸会延及社会的各个阶层,王公贵族也难以幸免。如谓不信,请读杜甫的《哀王孙》: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待同驰驱。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

   此诗涉及的史实如下: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也即唐肃宗至德元载)六月九日,潼关失守。十三日凌晨,玄宗携杨贵妃及杨国忠等少数亲贵出延秋门西奔。亲王妃主王孙以下皆不及跟从,长安大乱。十七日,安禄山叛军入长安。七月十三日,太子李亨于灵武即帝位,改元至德,是为肃宗。十六日,安禄山部将孙孝哲在长安搜捕百官,屠戮宗亲,皇孙、公主、驸马以下百余人遇害。八月初,回纥、吐蕃遣使至灵武,请求和亲,并表示愿意派兵助唐平叛。杜甫本人于八月上旬被叛军俘获送至长安,并于次年四月逃归肃宗所在的凤翔。诗中有“昨夜东风吹血腥”一句,今人或谓当作于至德二载(757)春。但也有可能如旧注所云乃作于至德元载九月或十月,其时乃小阳春,偶吹东风也有可能。

   此诗被宋人郭茂倩收入《乐府诗集》的《新乐府辞》,它与《兵车行》《哀江头》等诗一样,都是杜甫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是诗人关心社会、记录时代的写实杰作。首句中的“头白乌”,宋人以为“‘头’字当作‘颈’字,盖乌无头白者”(胡仔《苕溪渔隐从话》前集卷十四),明人杨慎指出:“《三国典略》:‘侯景篡位,令饰朱雀门,其日有白头乌万计,集于门楼。童谣曰:白头乌,拂朱雀,还与吴。’”(《升庵诗话》卷三)杨说可从。“延秋门”乃长安禁苑西门,玄宗奔蜀,就是从此门出城。首二句写妖乌飞集延秋门上乱叫,乃借用古代民谣起兴,这是乐府诗的传统写法。三、四句亦非闲笔,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载,玄宗出逃后,“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及至叛军进入长安,“王侯将相扈从车驾,家留长安者,诛及婴孩”。可见那些高门深宅,此时已成空屋,故有妖乌翔集屋顶也。

   清人何焯谓“达官”隐指玄宗:“曰‘达官’,不忍斥言也。”(《义门读书记》卷五一)不确。五、六句写玄宗仓皇出奔,狼狈不堪,连骨肉也弃之不顾。写到这里蓄势已足,于是推出本诗的主角王孙。眼前的王孙是一副多么可怜的模样!他衣衫褴褛,但腰间还系着珊瑚宝玦,分明是个不谙世事的落难公子。他站在路旁哭泣,有人相问也不敢自报姓名,只是自诉困苦,乞求为奴。他已在荆棘间逃窜多月,遍体鳞伤,体无完肤。只因其相貌堂堂,不似常人,才被杜甫认出其身份,并叮嘱他善自保重。“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二句,生动地写出了弥漫在长安城内的恐怖气氛。

   清人钱谦益云:“当时降逆之臣,必有为贼耳目,搜捕皇孙妃主以献奉者,不独如孝哲辈为贼宠任者也。”(《钱注杜诗》卷一)虽于史无征,但不失为合理的推测。像陈希烈、张垍等高官都因怨恨玄宗而主动降贼,完全可能如此行事。尽管如此,杜甫还是冒着危险对王孙谆谆嘱咐,以下的十句诗全是诗人对王孙所言者。诚如浦起龙所析:“‘东风’‘橐驼’,惕以贼形也。‘健儿’‘何愚’,追慨失守也。‘窃闻’四句,寄与不久反正消息,而戒其勿泄,慰之也。‘慎勿疏’,申戒之。‘无时无’,申慰之也。丁宁恻怛,如闻其声。”(《读杜心解》卷二之一)所以要如此反复叮咛,是由于对象是一个王孙。此辈金枝玉叶,娇生惯养,平时见惯了阿谀奉迎,对宫墙外的实际社会一无所知。一旦灾难降临,自会惊惶失措,自身难保。所以诗人不但要对他进行劝慰和鼓励,还必须开导和告诫。巧妙的是,这十句诗虽是诗人对王孙的劝慰告诫之词,却都是通过叙事、描写而展开的。比如“昨夜”二句,本是诗人告诫王孙贼势正盛,须小心躲避,但将叛军在长安城内大肆杀戮、公然抢掠的情形写得生动真切。又如“花门”二句,本是诗人用援军到达、光复有望的消息来安慰王孙,但当时长安城中百姓暗中传递有关消息,以及有人借此侦伺狙击漏网的王孙或官员等情状,亦都栩栩如生。杜诗号称“诗史”,岂虚言哉!

   此诗在艺术上特色鲜明。清人叶燮评曰:“终篇一韵,变化波澜,层层掉换,竟似逐段换韵者。七古能事,至斯已极!”(《原诗》外篇下)叶氏的观察非常细致。在唐代,篇幅较长的七言古诗以换韵较为常见,换韵通常是平韵、仄韵交替运用。每转一韵,则第一句以入韵为常。此诗共26句,押韵者17句,所押韵脚除“疏”“狙”属鱼韵外,其余全属虞韵。鱼、虞二韵在古诗中通押,故此诗实为一韵到底。最值得注意的是,此诗共有四处是出句押韵,即“长安城头头白乌”“腰下宝玦青珊瑚”“不敢长语临交衢”“哀哉王孙慎勿疏”,它们都处于每一段的首句。也就是说,此诗按诗意可分四段,首段6句,交代背景;次段10句,描写王孙情状;三段10句,乃诗人叮嘱王孙之言;四段2句,总结全诗主旨。每逢转意,即安排出句押韵,与全诗转韵之七古的情况完全一致。这样,尽管全诗一韵到底,但在音节上仍产生“层层掉换”的效果,层次分明。由此可见,杜甫即使在乱离境界中作诗,仍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叶燮之评,洵非虚言。

   当代的杜诗选本大多不选此诗,或因诗中颇有歌颂帝王之语,诗人对王孙的关爱也流露出忠君思想。其实,杜甫的仁爱是一视同仁的深广博大之爱,本无需区分对象。安史乱起后诗人对无辜百姓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落难王孙的关切,都是其仁爱思想的具体体现。隐去任何一个方面,便不再是有血有肉的杜甫。更重要的是,此诗虽然只写了一位王孙的遭遇,但以小见大,真切生动地展现了长安沦陷后的恐怖气氛,这是真实的时代画卷,尽管只是这幅画卷的一角。如果说《北征》、“三《吏》三《别》”等诗主要着眼于社会底层,那么《哀王孙》《哀江头》等诗则主要着眼于社会上层,合而观之,才是杜甫为那个离乱时代所描绘的整幅图卷。金圣叹评得好:“借一王孙说来,当时情事历历,岂非诗史?”(《杜诗解》卷一)至于“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实是帝制时代通行的看法,并非杜甫所独有,杜甫不能独自祛妄。况且诗中对于玄宗仓皇奔逃,连骨肉都弃之不顾的举动颇有讥讽,何尝一味颂圣?至于末尾对于肃宗的称颂,则反映了当时天下百姓对朝廷振作、国家中兴的共同愿望。当然,那也正是杜甫本人的热切愿望。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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