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学与人类学之间关系如何，有何差异？在国际学界，人类学和民族学作为同一学科，其发端是否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兴起有关，这是一个问题。可以对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发端予以多元的理解。如果接受民族志和民族学为人类学之根的理解，那么其发端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构成问题。民族学最早的实践者来自德国。作为学科，它是德意志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的产物，带有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并以强调“民族精神”对多样性的意义为主导，试图在保证多样性的文化不被“进步”的文明所吞噬的同时，推动民族共同体的建设。然而，文化作为浪漫主义运动遗产的核心概念，经常又被本质化，以至于与“种族”乃至种族主义仅有一纸之隔。因此，德国民族学实践对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影响和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关键词：民族学　人类学　德国民族学　民族学博物馆　“民族精神”　民族共同体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学是国际性学科，人类学历史的书写往往以英美人类学为主轴，从而不免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以其他语言为工作语言的人类学历史及实践。德国民族学学者的田野实践远早于英法美诸国，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直到近些年变得鲜有问津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德语与法语和英语都是国际通用的学术语言，在中欧、北欧和东欧国家学术界尤其如此。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德语不再是国际学术语言。由于德国体质人类学家战争期间助纣为虐，战后被清算，德国民族学多少受到牵连，进一步被国际学界所忽视。显然，因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历史还有许多谜团尚待揭开，还有许多方面我们并不熟悉。揭示和分析这些鲜为人知或人们知之不多的方面，有助于拓宽和加深对学科历史和学科本身的理解。虽然“人类学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孩子”（anthropology is a child of Western Imperialism）的断言被广为接受， 但如果以一种历时性的和世界性的眼光来看人类学起源的多源性，人类学或民族学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总是如此。

本文首先讨论民族志、民族学和人类学三者的关系。其次，我们将在一种世界性的观照里，思考民族学或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发端。民族学在德语地区的出现远早于世界其他地区。与稍迟些在英语世界出现的社会或文化人类学不同在于，民族学更具有地方性，人类学则不仅跨越地方，也跨越国界，更多地涉及一些有关人类本质的议题。例如，人类学学者研究婚姻，虽然也在某个社区从事民族志田野工作，但他或她一定不会满足于此，一定要将之与其他社会的婚姻实践作比较，以求理解为何人类社会都有婚姻，以及婚姻的实践所体现出来的形式差别是否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外来因素和人口学原因有关，等等。相较而言，比起民族学，人类学研讨更具通则（general）的意义，“他异性”（alterity）与“共性”（commonality）之间关系的思考常常见于人类学著述的字里行间。其三，本文将说明，民族学或人类学的发端的多源性表明，其发生发展并非必然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有因果或者共生关系。其四，德意志各邦在德国民族学发展期间统一为民族国家（1871），围绕着民族学博物馆这一“细胞核”发展起来的德国民族学，因此有了独特的意义，其话语既有助于公民认同德意志民族国家，同时也为日后纳粹兴起埋下隐患。最后，本文讨论和回答德国民族学对德国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起了哪些塑造作用，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否有助于理解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等等。

二、民族学与人类学之关系

长期以来，“民族学”一直被认为是欧洲大陆国家对“文化（社会）人类学”的说法，后者则是美国和英国的用法，包括英联邦国家在内的整个英语世界都将“民族学”称为“社会人类学”或者“文化人类学”。这样的认识虽不完全准确，但还不至于把民族学和人类学视为全然不同的领域。其实，在英语世界里，用“人类学”来取代“民族学”的努力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80—90年代，此前都是使用“民族学”（ethnology）。比“民族学”略早出现的“人类学”则仅指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 or biological anthropology），研究的对象在人的生物性方面。这样的时间顺序似乎说明，关于人类的多样性的观察和思考极有可能是从人的外形差异开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种族主义。体质人类学家如慕尼黑大学的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是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追随者，其种族的分类基本上是整个德意志人文主义思想议程的一部分。赫尔德强调文化的地方性意义包含着对多样性的认可和尊重。同时，这种对文化多样性及其地方意义的强调也牵涉到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尽管这样的差异不为赫尔德所重视，而且他一直对康德（Immanuel Kant）关于人类种族由来的看法持批评态度。一直以来，康德都是国际种族主义研究中最有争议的哲学家，尽管他在晚年有所改变。赫尔德在这一问题上与康德立场相左，恰说明他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

可能因为“人类学”意义明确且更早进入学院体制，所以最初没用这一术语来涵盖与异域有关的社会文化方面的知识。民族学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发端于18世纪。“民族学”（ethnology）来自希腊语，前半部分ethno的意思是“民族”即“nation”，后半部分的“logy”是学问的意思。这个概念据说是奥匈帝国法学家，匈牙利的斯洛伐克人亚当·寇拉尔（Adam Franz Kollár）首先使用并给予定义。寇拉尔1783年在维也纳出版的书里给民族学下了这样的定义：民族学是一门关于民族（nations）和人民（peoples）的科学，或者是关于不同民族的起源、语言、习惯和制度、祖国及其古代状况的研究，目的是能更好地理解民族和人民。这一定义非常符合中国学者对民族学的理解及其实践。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就像是今天所说的族群性（ethnicity and ethnicities），因为遭遇（encounter）他者而欲了解他者。不同的是，族群性研究关注被研究者的主观视角，也就是被研究者与外人遭遇时如何互动和对自我的定位。寇拉尔所定义的民族学早就被超越，今天的民族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已无甚差别，只是人类学更具一般性，更多地寻求能超越民族或族群边界（ethnic boundary）的通则。

 相较之下，另一个与民族学有所争夺的概念——民族志（ethnography），则是通过第一手的文化接触，记录和研究单一的群体。民族学则利用民族志工作者收集的资料，进行文化比较和对比。其实，这也是民族志形成的过程。民族志包括文本部分，因而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很难把二者分开，因为从事民族志工作的就是民族学家。民族学家通过参与观察，在特定的社会或者文化群体中收集资料，在成文过程中总会有参照和比较。如果从学科专业发展的角度看，民族志最为古老——纯属记录他者的习惯和信仰等的文字很早就有，但这些早期的文字记录往往充满偏见，不仅没有什么学术探讨，而且作者大多不是学者。过去的学科史往往将民族志和民族学当作两个领域甚至两个分支学科的原因就在于此。因为用“人类学”作为社会文化研究领域的学科名称是后来才有的，所以有学者认为民族志和民族学是人类学之根。于是，又有试图将民族学与人类学加以区别者。许多人追随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看法，将三者考虑为人类学研究取向（the research approach of anthropology）的三个阶段；每一位专业的人类学学者的研究都包括这三个阶段，因此对这三个术语的解释与过去有所不同。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民族志、民族学、人类学三者在双重关系，即方法论和分析对象之下相互关联，从个案研究到理出通则（general laws）。他认为，民族志是人类学的第一个阶段，这是一种包含观察和描述的方法论，在田野研究的基础上聚焦于单一社区。民族学则是下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民族学家比较不同的人类社群。民族学更多的是在同一区域的不同文化或者不同族群之间做比较。文化人类学相信传播是文化变迁的重要机制之一，就是在比较的意义上而言的。民族学家发现不同的甚至相距遥远的不同部落之间共享一些文化特质，而在特定空间范围内，很难设想这是各群体的独立发明。产生这种共享状况的唯一原因就是传播。只有在比较的视野里才会认识到传播现象的存在，而只有具备跨文化经验者，才会自觉地有所比较。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学是第三个阶段，目标是运用理论来发现结构原则（structural principles）。民族志、民族学、人类学不仅是人类学取向的三个阶段, 还是同一工作的三个时刻；研究者可能偏爱三个中的一或两个，但这只是意味着注意力集中在某一类型的研究，而绝不意味着排除另外两个。由此说来，民族志、民族学和人类学是同一研究从具体到一般的几个程序（procedures）。这一区分是列维-斯特劳斯式的，并不一定所有人都会同意，例如人类学的阶段是发现结构原则之说，一定有人有不同意见。

另一位法国人类学家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民族志、民族学、人类学三者是一个人类学家走向成熟的发展序列。对他而言，人类学只是一个序列的基本盘，既是科学的又是个人的，始于民族志，经过民族学，最后是人类学。民族志的任务是收集数据（data）,民族学则在比较的框架里分析数据建立模式，而人类学则是用经典的哲学人类学讲清楚社会生活中的一般问题，如文化的可变性（cultural variability），等等。德斯科拉还指出，英国和美国版本混淆了三者的关系，三者全被贴上“人类学”的标签。然而，在他最近的著作中，他也承认，将一门学科分为三个阶段不可持续，因为“描述”（description）、“理解”（comprehension）、“解释”（explanation）三者是一个连续统（continuum）。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在这方面的理解符合新西兰人类学史家詹姆斯·尤里（James Urry）所说的“人类学的民族志化”（the ethnographicization of anthropology）。民族志是人类学学者的研究方法论（research methodology）和田野工作之后的文稿生产。民族志方法论即众所周知的田野工作，该过程由建立融洽的关系、观察和记录素材、选择报告人、录制文本、写日记、追溯谱系，以及绘制田野地图等构成。据此，格尔兹准确地还原了人类学研究的全过程。人类学家必须以文立说，“文稿生产”意味着完成一个人类学项目。由于研究过程必须经过民族志阶段，因而在专业化的过程中，如何做民族志无论在方法或者在形式上都成为指标，这就是尤里所称的“人类学的民族志化”。

总体说来，英美人类学界对这三个有所交叉和重叠的术语事实上只强调人类学和民族志二者。人类学定义了学科性质、目标以及内涵与外延；民族志则是关于方法论和如何生产文本的总和。尤里觉得，民族学在英美人类学界听来就像是一个古体（archaic）字，英伦人类学尤其如此。美国人类学因部分来自德国传统，对民族学的看法还没这么极端。法国和德国等欧陆国家，民族学底蕴深厚，在学界迄今依然占有一席之地。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下欧洲国家的民族学无论研究课题还是理论思考，基本与社会文化人类学没有什么差别。这是由于全球互联性使所有人类社会都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所使然。诚如费孝通在21世纪初所言，“全球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各种‘问题’的全球化”，这是世界上大部分人类学学者和民族学学者有着大致相同的课题的原因。

在今天的美国，有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在个人网页中也会强调其专长是民族学，因为他们研究的是美国原住民；博物馆也常用民族学，因为陈列的器物毕竟需要交代出自何处，来自什么族群或者民族之类信息。虽然美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于1946年恢复举办的全美人类学年会上才将民族学正式易名为文化人类学，但在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二者并用。偏好使用人类学是在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和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两人分别到芝加哥和耶鲁任教后，才逐渐流行开来的。这种状况当与美国人类学从来没有出现英伦人类学那样追求学科专业化、科学化的过程有关。尤里指出，美国人类学的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比不列颠早得多，而且不列颠缺乏博厄斯（Franz Boas）那样的人物把新的方法、理念和教学整合成连贯一致的程式（programme）；在博厄斯的思考里，科学与人文的区分极少出现。民族学在美国一直被视为科学，而不是某种文字传统的附属物，这样的态度也是来自其德国思想谱系。

英国虽然在1840年左右便有了民族学，如伦敦1843年成立了民族学会（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著名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Tylor）就是这个学会的成员，但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归属并不清楚，究竟是属于史学或者其他？所以，在刻板的英伦学界，民族学不太受待见。到了19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用“人类学”替换“民族学”的趋势，这是学术人类学（academic anthropology）即科学化人类学之举，偏好“人类学”而不是“民族学”，只是因为人类学是一个自然科学类别。于是在民族学的基础上，开始有学者试图将民族学罩在人类学这一伞式术语(umbrella term)之下。方便起见，本文对二者不加区分地同义使用。

三、人类学的发端是否必然与殖民主义有关？

人类学的诞生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具有因果或共生关系，几乎是学界共识；“人类学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孩子”可能是最严重的断言。这样的说法主要来自英美人类学界。美英在国际地缘政治上长时间的主导地位，使得英语人类学成为国际主流人类学，所以大部分国家的人类学家普遍接受这样的说法。然而，如果放眼世界，情况未必一定如此。如前所述，德语在北欧、中欧和东欧国家曾经是主要的工作语言，但这种情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改变了，德语在国际学界被边缘化。自此，人类学历史教科书中几乎没有德国民族学的地位，学术史上的许多定说基本以英语学术界为准绳。

人类学出现是否必然与殖民主义有因果关系？确实有些人类学家与殖民政府有所接触，但动机是希望殖民地民众得以被善待；也有为了学科发展，向殖民地政府申请研究经费者，马林诺夫斯基是为其例，此举引起利奇（Edmund Leach）和福忒斯（Meyer Forster）等人的不满那么，究竟是否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催生了这门学科呢？ 如果承认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发生学是多源性的，那么答案未必如此。近些年来，有些人类学家试图为德国民族学正名。他们认为，德国民族学的发端与殖民主义不仅没有关系，而且是18世纪启蒙运动和德意志浪漫主义运动结合的结果——两种看似矛盾的思想倾向造就了德国民族学。 18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民族学家都是启蒙运动影响下的理性主义者，18世纪下半叶以降则多有浪漫主义思想影响，但并没有放弃启蒙的传统，而是将人文主义视为科学的一部分。

即便如此，还是有人类学家，如奥地利人类学家金格里奇（Andrew Gingrich）否认18世纪德国民族学传统，至少对其意义有所存疑，认为国际主流人类学在德语国家的发展始于1840年，“此前皆为序章，不是传统，但又不能不提”。这样的说法令人费解。首先，德国在整个19世纪甚至到“二战”之前，人类学仅指体质人类学，但民族学一直存在。即便到了今天，民族学在德国依然还在使用，尽管用社会文化人类学取而代之者越来越多。其次，所谓1840年代的主流人类学其实就是德国民族学。当时，德国民族学影响溢出德语区，不少欧洲国家也跟着建立民族学博物馆，成立民族学社团和各种机构；英国也是在这时有了自己的民族学社团，即伦敦民族学会（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金格里奇其实想说的是：现代人类学发端于德国。但是，他又认为1840年之前的民族学活动只是为以后的德语人类学的成型做了铺垫。这又和他所谓“不是传统”之说有矛盾。然而，德国背景的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本人的经历就足以说明，德国民族学从18世纪开始就没有间断过。金格里奇之误在于强调“主流”，而贬低“支流”；而他所贬低的“支流”在当时却是“主流”。

博厄斯在19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从事田野工作。这绝对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反映了当时德国已经有了浓厚探索异文化他者的氛围。职是之故，博厄斯才会在做博士论文研究时，对北极圈内的因纽特人（Inuit）感兴趣，并在获得学位和服完一年兵役后，于1885年回到加拿大北部海岸以北的巴芬岛（Baffin Islands）研究因纽特人。这一时期的博厄斯还是德国人，主要用德语写作。他在巴芬岛的研究目标是因纽特人在北极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的文化和生计。在田野中，他点面结合，创新了研究方法，采用了参与观察、乘船和狗拉雪橇的广泛旅行到所有可到达的定居点。他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测绘，包括地名和土地使用的详细调查、与因纽特专家的结构性访谈和口头传统录音。这一事实表明，德国民族学显然有较长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历史，博厄斯对调查的规划和准备，以及对各种问题的考虑等是以为证。但与英法的人类学传统不同，德国民族学受到人文地理学的强烈影响，他们的研究往往包含了地理学的维度。德国民族学传统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上半叶，到博厄斯的时代，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兴趣在德国已形成氛围。这一过程，从认识论和思想的层面而言，归因于德意志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运动。启蒙追求科学的理性主义，与接踵而至的强调文化多元和关怀民众精神实质的浪漫主义运动的人文主义精神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后者体现了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和语言学家赫尔德的人文主义执念和历史主义的关怀。赫尔德有关“民族精神”（Volksgeist）的思考包含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内核，而文化相对主义是博厄斯终生秉持的理念。

最早的民族志田野工作出现在18世纪初期，地点是俄罗斯西伯利亚，但实践者是德国学者。我们可以认为民族志起源于西伯利亚，但民族志的诞生是多种因素影响下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国家利益（权力、税收、法律秩序）、学术兴趣和好奇心。沙皇需要了解当地有多少种“人民”在他们的统治之下。这一最早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得以实现，足见彼得大帝对科学和技术的实用主义兴趣意义重大。科学和帝制政策的联合促使了学术研究的诞生。德国历史学家杰哈德·弗里德里希·穆勒（Gerhard Friedrich Müller）和他的同事在这样的殖民语境中，进行他们的科学研究。德国学者汉·弗莫勒恩（Han F.Vermeulen）认为，民族学就是穆勒缔造的。在西伯利亚，穆勒和他的同事进行过两次探险。穆勒不仅自己从事民族志田野实践，还指导探险队其他成员如何开展调查 。为此，他写了内容丰富的教案，在总结部分，他使用了术语“民族志”（Völker-Beschreibung 即ethnography)，时间是在 1740年。

近些年来，有学者将穆勒在18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写的文稿汇集成册出版。这些文稿证实，“民族学”成为哥廷根和维也纳等学术中心的课程之前的一个阶段，教师们曾有将调查西伯利亚民众的项目纳入科学体系的构想，该体系就是民族学。 弗莫勒恩认为，这是走向概念化研究 “世界民众”(world peoples)的民族学的第一步。他还指出，早期研究者如穆勒和斯特勒尔（Georg Wilhelm Steller）分别是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工作在专制和帝制的条件下进行。这一阶段正值启蒙运动开始从德国中部播散开来。后一阶段，也就是德国启蒙运动的晚期阶段，主要是一些学者在德国北部和奥地利展开，这与殖民主义没有直接的联系。有关学者绝大部分是历史学家，除了寇拉尔之外，还有施罗泽（Schlözer）、加特尔（Gatterer）等人。浪漫主义在德国启蒙运动后期接踵而至。启蒙强调普世意义的科学和理性，而浪漫主义则强调文化的“地方性”和“相对性”；浪漫主义同样具有启蒙的意义，是反启蒙的启蒙。

既然作为记述民众的民族志发端于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过程中，这是否可以作为人类学诞生与殖民主义存在着因果关系的证据呢？西伯利亚并入俄罗斯版图是1581年，堪察加探险（the Kamchatka expeditions）是在俄罗斯扩张和征服西伯利亚之后的殖民化过程中发生的事。民族志和帝国之间的关系如此得以证明。然而，这一理论在人类学及其历史当中却是一件富有争议之事。即便不提这事，关于殖民主义和人类学的关系，弗斯（Raymond Firth）早就有言在先：“人类学不是殖民主义的杂种，而是启蒙嫡传的子嗣”（“anthropology is not the bastard of colo- nialism but the legitimate offspring of the Enlightenment”）。他与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和埃文斯-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都认为，社会人类学之根在18世纪，从而使人类学与19和20世纪的殖民主义保持距离。总之，我们可以接受弗莫勒恩的说法，德国学者在18世纪的俄罗斯发明了民族志，人类学得益于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弗莫勒恩据此提出假设，即：人类学并非殖民主义所生，而是在其脉络中发展起来的（but developed within its context）。如果人类学和民族学与殖民主义有共生关系，也不是从这种关系中演化而来。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学被推到这些脉络中，并在这些脉络中成长起来。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来自社会的其他方面的灵感，尤其是科学的民族志的观点在世界的发展和传播；因而区别“殖民的人类学”（“colonial anthropology”）和“人类学在殖民的语境里发展”(“anthropology developed in colonial context”)具有重要意义。

弗莫勒恩看来并没有完全撇清人类学和民族学发端与殖民主义的关系，但将人类学说成诞生于殖民主义的语境里无疑是不客观的，人类学确实不是殖民主义所生。海外殖民地兴起之后，吸引了来自欧洲的各色人等，有些为了传教，有些为了管理，更多的是为了探险和讨生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将在异邦的所见所闻描写、记录下来，留下的文字是人类学得以滥觞的最早的“民族志”，因为有了这些“民族志”的文字后，才可能有人研究它们，这是人类学的开端之一，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对人类学最终成为一门学科的意义更大，那就是18世纪初德国学者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考察和田野工作。这是民族志实践。弗莫勒恩上述“区别”对这部分实践的解释尤其有意义。总之，在文献中，我们看到了民族志诞生过程中的两种实践，一是“地理大发现”尤其是“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后，在美洲和南太平洋的实践——早期这两大区域里的实践所生产的民族志大多来自业余者之手；另一方面则是德国人在俄罗斯东北亚地区的田野实践，这是系统性的，由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合作完成的，其方法已经包括了后来民族志的诸多要素。人类学术语“民族志”就是主持俄罗斯西伯利亚考察的德国学者穆勒所创。

然而，另有学者指出，德国民族学的发端与殖民主义毫无瓜葛。其主要原因首先是，德国一直到统一（1871）之后才开始放眼海外殖民地；其次，德国民族学有其自身的精神内核，即受到法国启蒙哲学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赫尔德思想传统的双重影响。在具体过程中，民族学博物馆建设和广泛分布是重要条件，它与德国民族学的发展相得益彰，而且具有助益德国民众认同于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作用。

四、民族学博物馆：德国民族学的“特殊之路”？

虽然英、法、德以及其它欧洲国家的人类学民族学彼此间存在联系和相互影响，但在起步阶段并不是这样的。德国学者在俄罗斯的东北亚地区开始最早的民族志田野工作，但并不意味着这是民族学的唯一源头。即便在德国国内，民族学的产生也不见得与穆勒等人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民族志活动有关系。 18世纪下半叶，“民族志”和“民族学”这两个希腊字开始登堂入室，在哥廷根、舍勒（Halle）、维也纳等学府的课堂里讲授。然而，这一目的在于收集和研究异域文化及其器物的新学问，依然镶嵌点缀在诸如历史、自然史，以及地质学等老牌学科中。在接下来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丹麦、荷兰、法国、英国等国纷纷成立民族学社团。民族学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渐成气候。当时的哥廷根大学是德国民族学研究中心之一。英王乔治三世（Jorge III）曾经捐出部分来自库克（James Cook）船长的藏品给该校。这些是库克前往南太平洋航行途中收集的。乔治三世应哥廷根大学的解剖学和自然历史教授布鲁门巴赫的请求而捐赠这批民族志器物。布鲁门巴赫是著名博物学家霍尔斯特（Johann Reinhold Forster）的密友，后者是德意志浪漫主义运动的旗手赫尔德的朋友，支持赫尔德反驳康德关于人类种族起源的理论。

赫尔德是18世纪德意志浪漫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重要概念“民族精神”建立在对语言、文化、人民（Volk）乃至于民族（nation）和国家的一系列表述之上，对19世纪的德国社会思潮有着深远影响。赫尔德强调每个历史阶段和每个文化都必须由它们自己的基准和价值所定夺。赫尔德是德意志历史主义的奠基人，也是文化相对主义的创始者。他还充实了德语民族学的词汇。赫尔德受到卢梭“人类自然”（human naturel)理论影响，创造了“自然人”（Naturvölker）概念，并以此批评所谓“文明人”（civilized peoples)的虚伪，认为所谓的文明人忽视了自然的原则，而许多“自然人民”依然遵从这一原则。有意思的是，这一受卢梭启发的批判性却首先用在赫尔德与伏尔泰的文化与文明之争。这一争论事实上延续到19世纪并对德国统一有积极意义。而文化与文明的对立是当时德国知识分子建构其民族认同时的核心关怀。在代表着启蒙的理性传统的布鲁门巴赫、霍尔斯特和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等人和代表浪漫主义的赫尔德及其追随者的双重影响下，德国的民族学研究在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第一波高潮，涌现了如古斯塔夫·科勒姆（Gustav Klemm）和西奥多·瓦兹（Theodor Waitz）——这两位被美国民族学家罗伯特·罗维（Robert Lowie）称为“真正的学科先锋”的民族学者。赫尔德强调每一个民族（people）都具备独一无二的民族精神。 民族学在德语区的崛起受到研究具体的人民所体现的人类的自然状况的浪漫主义诉求所推动。除此之外，德国学者科尔（Karl-Heinz Kohl）指出，还有一个“物”的原因：海量的，从其他文化里收集的人工器物（artefacts）从“地理大发现”时代起，便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德语国家。由于当时的德国尚未统一，远不是强权国家，也没有海外殖民地，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来自异域的民族志器物进入德国呢？这是个有意思的社会史问题。这些海量的文物和人工器物后来因为外界环境和条件的影响，渐渐进入公众视野，民族学博物馆就此在德国各地兴建起来。

德国民族学和博物馆关系密切的特点也通过博厄斯影响了美国文化人类学。博厄斯和他的学生们在从事研究的同时，也收集各种民族志器物，热衷于博物馆建设，有类似背景的中国学者也是如此。例如，蔡元培先生听说当年在中研院民族学组工作的林惠祥要奔父丧回台，立即予以经费要求他在处理丧事之后多在台滞留一段时间，用以收集高山族文物。蔡元培先生曾在德国学习民族学，王铭铭说他“有某种‘好古癖’”。除了中国传统学问影响之外，这一“好古癖”当与他所接受的德国民族学有关。中国老一辈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的海外求学时的导师拜耶（H.Otley Buyer）系博厄斯一脉的学者，也是如此，一生执念于博物馆建设，并深刻地影响了林先生。德国民族学与博物馆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其他国家所不及的，这与德国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系。

德国从来不是海洋国家，在统一（1871）之前与之后都是如此。除了17世纪勃兰登堡选帝侯（elector of Brandenburg）曾在西非有短暂的探险和有所企图之外，众多小的德意志王国和中欧诸公国都对在海外扩张领地和建立殖民地毫无兴趣。然而， 在王公贵族的官邸里和宫廷的珍宝柜中，却陈列和收藏有大量来自美洲、亚洲、非洲以及大洋洲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志器物。这些珍奇之物在时间上甚至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尚臣服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时代。墨西哥的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等人从新大陆带回来的战利品，包括墨西哥阿兹提克文明的女神雕像、黑曜石磨制的镜子、土著的羽毛头饰等，都被收藏在诸如菲迪南德公爵府邸或者16世纪最著名的鲁道夫二世（Emperor Rudolf II）的布拉格皇宫里。这些，以及其他后来获得的宝贵的民族志器物，都像在给人们提醒大洋彼岸的异邦，也在德国统一之后刺激德皇开发殖民地的胃口。

为什么当时完全没有殖民地的德意志国家会有大量的民族志器物？科尔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德国众多的小国君主们远不如法国、英格兰或者西班牙国王那样财力雄厚，他们买不起昂贵的画作、雕塑或者其他艺术品，所以他们的收藏也就由各种自然奇异之物和异邦的人工制品所构成。这些东西不仅罕见，而且壮观，引人注目，也便宜得多。同时，这些东西还能满足收藏者自己的科学兴趣。许多私人和大型商业机构也拥有这样的藏品。德国城市从来都不是重要的国际贸易口岸，因而越是珍奇越能使民族志器物看起来就像是异邦世界的在地呈现。

然而，这些来自异邦的民族志文物如果不是因某种契机，大概永远只能藏在达官贵人的宫廷府邸或者富人们的珍奇陈列柜中。科尔认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博物馆公众化的转机。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的王宫卢浮宫转型为国家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此后不久，几乎在欧洲的每个地方掀起了建设博物馆之风。这是博物馆建设的黄金时代。王公贵族们也纷纷将所收藏的珍奇艺术品向公众展陈。拿破仑认为，博物馆通过颂扬民族和国家的过去来加强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启蒙主义者也认为，博物馆具有教育功能可以启蒙民众。这是启蒙运动中法兰西哲人的希望，也是大英博物馆在1753年作为公共机构奠基时，英格兰议员们的主张。学者们和博物馆的馆长们重新整理了来自皇家宫廷的收藏的多种多样的珍宝，根据材料和形式、来源和意义做了分类。这是为何不同形式的博物馆出现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如各种画作和雕塑的画廊、国家历史博物馆、古物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等等。然而，民族志藏品却难以归类。在大部分欧洲国家，诸如法国、意大利或者英格兰，这类东西被整合到自然历史博物馆。有时，这类藏品会给予特殊门类，如伦敦大英博物馆的“百科收藏”（encyclopedic collection）之类。但在德语区域，由于来自他者的造物原先都藏于王室贵族的宫廷、学术机构，以及私人的珍藏之所，所以德国博物馆的历史转向有所不同。

科尔认为，可能因为民族志物品数量庞大，也可能因为知识界气候偏好民族学。在德意志地区，民族志博物馆俨然自成一体，成为研究机构。 1865年，在巴伐利亚王室所在地的慕尼黑，成立了德国第一座民族学博物馆,并作为王室拱廊的一部分在三年后向社会开放；柏林（1873）、德累斯顿（1879）、莱比锡（1871）、不来梅（1877）、汉堡（1878）都接二连三地建立了民族志或者民族学博物馆。虽然这些博物馆从落成到正式开放还会迟几年，但全都在德意志帝国开拓第一个海外殖民地的1884年之前悉数开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法兰克福（1904）、科隆（1905）和斯图加特（1911）模仿慕尼黑也建立起民族志博物馆。自此，民族志博物馆几乎遍布德国所有的商业中心城市和所有原先德意志小王国首都的城市。民族志博物馆成为细胞核，围绕着它们，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德语区和统一后的德国获得长足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位民族学家不能不提，那就是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德国学者认为他在德国民族学发展上除了大量不凡的见解之外，还推动了民族学博物馆的转型，即将原先仅收藏和展示的大量珍奇（rarities and curiosities）的建筑转变成坚实的研究基地。从而，新的体系为民族学者提供了空间，使研究者能够投入全球性的物质文化比较，对人类的自然本质提供批评性的洞见，并认识自身卑微的过去（humble past）。

19世纪德国民族学的特殊之处还体现在博物馆——而不是大学——才是民族学发展的主导力量。德国民族博物馆普遍存在于城市当中反映的是德国的多元中心（polycentric）特点和倾向，这种倾向与统一之前境内众多大小不等的政治单元有关系。德国民族学因而在民族志研究的投入上坚持的是世界性（cosmopolitanism）；同时它又体现出强烈的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出现大量地方性民族学研究中心。这反映了政治多中心的本质，各地的民族学博物馆都是在市政和地区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还见证了各种自然科学团体的成立，动物园和自然历史博物馆成为公共场所。到了1870年代，德国不仅是世界上拥有最多民族学博物馆的国家，而且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在19和20世纪之交成为世界上最大并且最全面的民族志器物和文物典藏之所。同时，博物馆的商业营运，即所谓“商业民族志”（commercial ethnography），也使很多被定义为“自然人民”者来到德国，展示自我和自己的文化，等等。这类活动到了19世纪末成为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此外，德国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扮演积极的角色创建起收集和交流、交换的国际网络，联系欧洲和美国的学者；他们发起了大型人类学探险活动，送民族学家到南非、非洲、亚洲，以及太平洋进行民族志考察；他们还是国际学术会议的重要出席者。同时，他们还办了许多份国际认可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期刊，也积极主动地加入国际学术界关于人类历史、环境与人类活动，以及种族方面的学术争论。

如果德国是殖民扩张竞争中的后来者，那么，在其殖民扩张之前，民族志博物馆就已如此普及说明什么问题呢？德国人对“他者”的兴趣何在？有学者认为，德国在殖民地争夺上是一个后来者, 但与非欧洲他者打交道的文化轨迹在本质上与其他欧洲殖民列强是相同的。可是，如果从时间序列上看，在国家统一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民族学就已经在德语地区广泛传播；而德国是在1871年统一之后才开始有开发海外殖民地的野心。如此说来，德国民族学的发端很难与殖民主义联系起来。但是，我们也不好就此认为，德国民族学和殖民主义完全无关。有些德国学者因此认为德国民族学也是走了一条“特殊之路”（Sonderweg）。在笔者看来，所谓“特殊之路”迄今几乎已经成为德国人解释自身历史的一种修辞甚至托词，但在很多时候是解释得通的。“特殊之路”大体是指19世纪晚期德国统一之后的帝国时期（1871—1918）所走的道路，之所以特殊乃在于：在政治领域中，国家（state）应高于社会的结构性特征，任何改革都应由国家主导自上而下，但应该预防出现沙皇俄国和英法的状况——前者已然朽木不可雕，后者则是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发展方式，国家在国内事务上太弱。因而，“特殊之路”实际上就是指德国的现代化走一条与英法等国不同的道路。它最初来自民族主义者所宣称的“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自豪地拒绝法国和英国的发展模式。

1945年之后，“特殊之路”几乎污名化，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招致纳粹崛起的错误转向。 但在这些争议之外，这一理念依然有所保留——在这一被预设为特别命运的走向中，德国是一座美学和知性创造力的火山。自从1990年之后，德国政治和社会策略性地追求所谓“常规的日常” （“normalcy”）,即：通过确立其在欧洲的领导加固自身的民主和经济。但这一成就同时也意味着知性枯燥，一种记忆的“智慧”与一种保守的“宪法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的结合。

这段解释似乎说明所谓的特别之路，总是与爱国主义甚至国家主义相关。它最初无疑是国家主义的一种方案。但将之用于考虑德国民族学应该怎么理解呢？笔者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解释德国民族学走的是一条特别的路子，它远在德国参与争夺海外殖民地之前就已存在，与殖民主义未必有必然的联系。但它对“自然人”及其生活方式的兴趣却也多少激发了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参与争夺海外殖民地的野心。因而，将德国民族学对他者的兴趣归结为殖民主义因素未免过于简单；促使德国民族学得以发展的原因，是希望了解他者的文化、宗教、容貌（Physiognomy）、生理学以及他们的历史，而非仅仅是殖民的幻想、帝国主义的想象，或者渴望成为强权。这些兴趣都源于德国的知识传统，远比简单的殖民动力要丰富和多样。这些传统包括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等，以及了解世界的求知欲和教育承诺。

然而，统一之后，德国统治者也有了向海外扩张的野心。在1884年，德国开始拥有海外殖民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德国殖民主义者居然也受到赫尔德传统的影响，他们以“自然人民”的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称德国的殖民地为“保护领地”（Schutzgebiete）。德国首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1884年4月24日宣布，德国政府保护之下的一位酋长将“西南非洲”赠予德国烟草商人阿道夫·路德莱茨（Adolf Luderitz）。这是德国殖民行动的先例。接着，殖民地开发者卡尔·皮特斯（Carl Peters）宣称东非海岸为德国的保护领地。在1884年夏天，俾斯麦还命令一艘德国炮艇前往其保护领地的多哥和喀麦隆。在太平洋地区，俾斯麦想要的是有德国商业利益的区域。1884—1885年间在柏林召开的西非（刚果）会议上，西方列强同意规范在非洲的殖民占领程序，并且同意重新瓜分非洲。这被视为俾斯麦在外交上的胜利。到了1885年，德国已经建立起它的殖民帝国：四块非洲领土（西南非洲、多哥、喀麦隆，以及德属东非）和一些太平洋领地，包括东北新几内亚、萨摩亚的一部分、俾斯麦岛、马歇尔岛、卡罗林岛、马里亚纳岛，以及中国的胶东半岛。这些比起英、法、西、葡、荷、比等国拥有的殖民地根本不足挂齿。为什么本来没有海外领土扩张野心的德国统一之后会突然转向？在比较英法的殖民之后，比较多的学者同意，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有种略带调侃的说法，指出了英、法、德三国对待殖民地具有本质上的不同：英国人殖民是想把世界上的人改造成英国人；法国人殖民是想把殖民地人口改造成“文明的公民”，而德国人则是纯粹经济原因。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如此重视教育的国家，既没在海外殖民地推行德语，而且仅保持数量很少的有文字能力的殖民地原住民。这似乎反映了所谓“自然人民”的观念在德国社会影响至深，所以殖民主义者也没有任何将当地人文明化或者日耳曼化的企图。事实证明，这些殖民地实际上没给德国带来什么利益。

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德国民族学者基本都是赫尔德“民族精神”的传人，“民族精神”的核心所在就是文化，而文化则是无论生活在何处的人民都拥有的。这一理念影响了整个19和20世纪初德国学者甚至一般民众对待异域和异族的态度，这一文化理念主导下的氛围也影响了德国殖民者对殖民地民众的管理方式。德国人与非欧洲人互动时有着多元的方式。文化概念自然成为德国人将民族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之最重要的参量。也正因为这个概念，引发德国民族学者对抢救（salvage）某些特定的文化产生兴趣，民族志博物馆的大量建立，某种意义上也是这种抢救意识的结果。在其他“抢救”实践中，德国民族学家还曾在密克罗尼西亚和萨摩亚，以及在太平洋其他岛屿，试图帮助土著重建所谓“帝国”。这样的抢救原则不同于受雇于英国和法国的学者。有意思的是，尽管德国最终也成为殖民国家，但依然指控西方是土著文化腐败的罪魁祸首；他们相信纯净的文化依然存在，甚至在20世纪的前夜，还有人坚信可以发现这样的文化。

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德国民族学的发展走的不是一般人类学历史的典型轨道。直到19世纪，统一之前的德国各王朝国家（dynastic states）都不关心殖民地问题，也对如何在一个进化序列中组织世界上所有人类社群毫无兴趣。德国民族学的发生发展由一个宽泛的人文主义议程所引导，其中心关怀在于证明文化的多源性及其历史特殊性。德国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和开明的努力。这一努力标志着与英、法等国的人类学传统的不同。然而，虽然这些传统在20世纪头几十年都朝着多元的构架发展，但德国人类学民族学最终却走向一条相反的道路。大概在19和20世纪之交时，德国民族学家开始放弃这门学科的世界主义遗产；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公然的殖民主义取向开始主导这门学科，使其自觉卷入纳粹机器。

如果说如此的德国的民族学历史走的是某种“特殊之路”, 那么，它也可以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学、殖民主义和种族理论之间的关系。德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历史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不太熟悉的学科史信息。同时，德国民族学以及人类学还提供一种考察自身历史的独特观照。在帝国时期（1871—1918），绝大部分德国民族学学者都是自由开明的文化多元主义者，这是与其他欧洲国家的不同之处。当时的德国的民族学家甚至体质人类学家，都不是种族主义者，而且激烈批评在生物学基础上解释人类差异的理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忘记了赫尔德关于人类本质上相同但文化源流多样的思想，过分强调文化相对主义，那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化本质化。在这样的意义上，文化与种族不啻殊途同归。但是，当欧洲大部分地区在19世纪全面产业化之后，欧洲与所谓“落后种族”（backward races）的距离和鸿沟被拉大加深，种族概念遂转而为人类不平等乃天经地义的说辞提供“科学解释”，赋予这种不平等以合法性。文化概念则强调无高低之分的相对独立性，至少在抽象的意义上，所有的文化都被赋予平等的价值。但是，如以上提及，这种本质化的理解发展到极致等同于种族化（racialization）。所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是德国背景的民族学家马克斯·埃斯勒（W.W. Max Eiselen）设计的，理由是文化而不是种族。

五、学术与政治：德国的民族共同体建构

金格里奇认为，启蒙传统的德国人类学在19世纪时有这么一种情况，即：德国人而不是非德国人才是研究对象，这是其一。其二，精神和灵魂而不是人们生活的事实才是研究的对象。这样的趋势结合了赫尔德的文化概念，强调语言、习惯和心态（mentality），实现了一种以“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文化民族”（Kulturvölker）和绝大部分他者，即“自然人民 ”(Naturvölker)之间的区分。正如本文已经提及，早在18世纪德国民族学就已经形成研究“自然人民”的传统；研究本土文化的民俗学则从19世纪初开始逐渐成为显学。金格里奇所说的第一种情况与事实不符，此举当刻意回避德国民族学在战争期间的尴尬处境所带来的污名，故而欲以同一时代与民族学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无关联的民俗学（folklore）取而代之;但他忘记了德国民俗学本身就是反启蒙的浪漫主义运动的产物。

德国民族认同的孵化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对德意志语言、文化和传统的发掘，民俗学既因此而发端，同时又推动了这一过程。民俗学通过在大众日常生活语言中考证和寻找词根、字义，以及同义词和句子，这在一个宏大的语言演化框架里无疑具有意义。在这样的框架里，语言在集体记忆和经验中具有一种亲密和启发性的意义——这一观点因为赫尔德和他的日耳曼及斯拉夫追随者推广而广为人知。在此过程中，为了对应所谓的“文明”所具备的“普世”的强势性，浪漫主义者试图找出能够代表本民族的文化资源，于是有了民俗学的出现。 其二，发端于德语世界的民族学，虽然以“自然人民”的器物和生活习惯作为对象，但通过研究这些器物和具体的生活实践，追寻的是金格里奇所言的“精神和灵魂”（“spirit and soul”）——大量的民族学博物馆和“商业民族志”帮助了统一之前多中心化和碎片化的德国构筑了他我之别，促使民众反观“自我”，产生如梁启超所谓的“有他方有我”这样的感知——这是德意志民族认同能够产生的基础。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指出, 民族主义的罗曼蒂克想象在德语国家和大部分的中欧、北欧国家中被设想为回到民族传说中所谓的乡土之根（alleged rural roots）。乡村民俗学研究就是这样与联结到一种被文字及其同等重要的东西——如格林兄弟（Grimm brothers）所收集的童话故事——所激励的大众运动。 民俗学是 历史主义的一种形式，在德语世界的边缘地区，民俗学研究不仅不怎么民族主义，而且在文化上也更为交叉：瑞士和奥地利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前者是多文化的民主体制，后者是多民族帝国的中心。 在波兰、匈牙利，以及捷克，民族志则与民族独立运动相联系。因而，在一种方法论的观照里，盖尔纳（Ernest Gellner）主张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知识之根是在中欧。中欧国家所谓的“家乡人类学”（“anthropology at home”）与其他国家的人类学研究无论在知识谱系上和体系上都不一样，也与社会学和农民研究（peasantry studies）无关，其核心就是民俗学研究。进入20世纪之后，德国民族学和民俗学开始与国际学术主流脱钩。自20世纪30年代起，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被整合到纳粹的体系中。民族学变得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扶手——体质人类学无法分离。作为家乡人类学的民俗学研究也整合进“泛日耳曼主义”项目中——研究中欧国家的日耳曼少数民族，民族制图学（ethno- cartography）和民俗图册（folkloric atlases）作为主要工具的实证研究在这些国家中进行，目的在于建立德意志人在顶端的“新欧洲秩序”。

影响德国民族学的重要概念“民族精神”是赫尔德于1784年在《人类历史哲学上的观念》（Ideas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kind）中提出来的。他断言真实的文化必须发轫于本土之根，即普通人（the volk）的生活，而不是来自“上层阶级的世界性矫揉造作”（“the cosmopolitan mannerism of the upper classes”）。“民族精神”先在欧洲后来在全世界都成为非常有意义的理念，它表达了浪漫主义对抗理性和启蒙的基本诉求，在人类共性的基础上赞颂多样性，在对立的路径上对抗启蒙时代及其强制的普世性。但是，从1648年签署威斯特法尼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到18世纪，德国依然是小国林立，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德国上流社会则轻视德国的一切，他们的品味和习性、谈吐和文字都是法国的，音乐和艺术是意大利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h the Great）还雇佣法国人担任税务官，讲法语、用法文。浪漫主义运动最终结束了这种对“文明”的膜拜。

民族精神既是方法也是伦理。按照赫尔德的观点，构成民族的人口具有多源性，民族不是共享血统的群体。但是，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环境的影响，共同的际遇与经历，都会使这样的群体产生某种性格或者精神，这就是民族精神的内容实质。所以，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所有成员共享的心理本质和推动历史在一定的轨道上发展的动力。它纯粹是一个民族的心理学产品，最重要的是语言和神话学，还有宗教和习惯等，所有的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自然统觉（apperception of nature）的具体体现。民族精神既是心理的又是现实的，它在文化表象上体现一个民族的个性。可见，赫尔德关心的是文化的差异而非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他的这一浪漫主义遗产一直是德国民族学的传统。德国民族学者从一开始就是秉持一种人文主义理念，他们相信人类因为文化而不同，但是在本质上却是相同的，因而在18和19世纪的德国民族学家眼里，种族根本不是个问题。即便到了后来，种族已经在欧洲大陆成为一个话题，并且阶序性的种族分类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之后，德国民族学家巴斯蒂安依然对之嗤之以鼻，曾经追随他的博厄斯也是如此，入籍美国之后也没放弃这一传统，而且对种族主义的肆掠感同身受，在从事人类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同时，还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与种族主义作斗争，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统一之前的德国境内分布着100多个大小不一的政治单元，历史上战乱不断。经历了17世纪的30年战争之后，筋疲力尽的各邦不得不坐下来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划定边界确立主权。虽然德国民族认同在1871年统一之后形成，但此前赫尔德“民族精神”理念的影响，已经使众多的政治单元认识到彼此间的文化和语言亲缘性；“德意志关税同盟”（Deutscher Zollverein）得以建立，不能不考虑到这种亲缘性，它实际上是德国走向统一的基础条件之一。统一前的德国，无论在各方面都无法同英法相比。唯有一项卓尔不群，那就是当日耳曼主体国家普鲁士还是一个农业社会的时候，国民教育就已相当普及，这是德国走向统一，形成民族国家的过程相对平静的原因。这一转变当然与当时的强权，尤其是法国和沙皇俄国有关，但自身要求经济发展，以及文化和语言的亲缘性也强化了这样的诉求。

文化(kultur) 是赫尔德为德国民族学乃至于世界人类学贡献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文化因共同的语言而生，在相同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中生活而成。既然民族学家考察的是“自然人民”，民族志叙述的核心必定会突出“他异性”（alterity），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19世纪德国大量的民族学博物馆展陈及相伴的“商业民族志”则更是如此——通过展示“自然人民”之所以“自然”，在客观上起了进一步将他们疏离（alienation）的作用。这样的例子是族际互动与遭遇（interaction and encountering）——二者是认同浮现的基本条件和认同建构的先决条件，他我之别就是产生在这样的语境里。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德语国家和一些中欧国家的“家乡人类学”即“民俗学”则在民间寻找“主流社会”的“本真文化”；通过发掘民众语言内容——包括所有体裁和形式的表述或者再表现（representations），寻找能象征“我族”的符号资源，将这些内容装填进认同的“容器”里。然而，仅凭这些难以在多中心和碎片化的德国迅速建立民族共同体，但德国普及的教育，特别是在俾斯麦时代建立起来的德国教育体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国开始民族建构远比统一要早。有学者认为，这一过程始于19世纪初亦即拿破仑军队于1805年的耶拿战役（Battle of Jena）击败并征服普鲁士之后。德国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于1808不顾个人安危发表了《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Addresses to German Nation）, 鼓动德国民族主义。费希特呼唤一种隐藏在有别于他人的德意志语言和传统当中的意义，并用语言、文字书写和塑造民族认同。 费希特还特意将德意志人（Deutsche）和日耳曼人（Germans）做了区分，认为德意志人是没有离开发源地的日耳曼部族，保留了自身独特的语言，延续了文化传统；其他日耳曼人则不同，例如斯堪的纳维亚人就是外迁的日耳曼人，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其他民族的影响，从而无论在语言或者其他方面已经不同于德意志人。此前，赫尔德也坚信，是语言形塑了人，而不是相反。

费希特将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寄望于后代，因此强烈主张新的教育，强调新的教育不应为社会上层少数人所垄断，而是应该面对所有的德意志人。因为费希特的演讲和著作，有些学者认为，德意志民族建构是从拿破仑战争之后开始的。战败首先激发了如费希特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他们的吁求在德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德国统一之后，国家成为建构民族认同的“供给侧”，藉由普鲁士国家的推动，开始了这一进程。俾斯麦对德国教育体制进行了改革，国家制定的教学纲要（curriculum）基本分为两大块。其中之一延续了普鲁士好战尚武的传统，在不无军国主义色彩的内容中，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是为主线；其二则是科学技术和各种文史科目。尽管如此，还是应该看到，统一后的民族主义促成了德意志民族成为“自觉”的民族；如果从“自在”转化为“自觉”是从费希特那时开始的，那么这一转变或者过渡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光阴。而且直到最后，也没能使德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事实证明，在1842年，普鲁士规定教学语言取决于学生人口中哪个民族占多数，但在统一之后，德语基本上成为唯一的教育语言,而历史课目标是培养忠诚的国家公民。随之而来的则是非德语群体如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占普鲁士人口的1/3）感受到，他们的文化认同遭到巨大的威胁。这一后果是严重的，正如所见的那样，操波兰语和立陶宛语人口最多的地区波兹南（Posen），最终在二战期间以修建集中营的手段将这部分人口隔离开来。

六、结  语

以上，本文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异同开始，结合列维-斯特劳斯、迪斯科拉和格尔兹等人有关民族志、民族学、人类学三者之间的辩证和逻辑关系，讨论了三者间如何构成连贯的整体，并通过格尔兹的表述，指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为詹姆斯·尤里所说的“人类学的民族志化”。三者之间如果按术语出现的序列来看，18世纪在德语世界里诞生的民族志和民族学无疑是人类学之根。而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在德国之后，纷纷成立民族学社团和民族学博物馆，这一事实显然说明，人类学之根在德国。如果在多元的意义上理解人类学的诞生，那么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诞生未必都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有关。笔者同意当代德国人类学家弗莫勒恩的意见，即民族学和人类学产生在殖民主义的脉络里，但却是被外力推到这样的脉络之中。弗莫勒恩是从彼得大帝聘德国学者在西伯利亚地区和堪察加半岛从事最早的民族志调查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指出这是民族学的发端之一。另一位德国学者科尔也主张人类学和民族学诞生的多元性，德国本土诞生的民族学与在远东的最早的民族志研究没有关系，而是与德国各地自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大量出现的民族志和民族学博物馆有直接关系。因此博物馆是德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细胞核。本文就此论证和回答了关于人类学是否为“帝国主义的孩子”，即其诞生是否拜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所赐，并且德国民族学发展所谓的“特殊之路”的问题。

本文还讨论了赫尔德的思想如何形塑了早期德国民族学的人文主义关怀，强调了他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概念在德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指出了启蒙运动与接踵而至的反启蒙的德意志浪漫主义运动在德语民族学发展上构成合力，催生19世纪德国民族学家的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关怀。浪漫主义运动强调“地方性”和多元性，反对将人类差异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赫尔德，强调所有人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赫尔德从卢梭那里引进的“自然人民”成为19世纪德国民族学家孜孜以求的研究对象，他们相信，“现代人类”失去的一些美德可以在自然人民当中发现。赫尔德对地方性和多元性的强调，是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建立的基础。但是，如果一味地强调相对和差异，忘记赫尔德强调的人类在本质上的一致性，那就会将文化本质化。所以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和将人类的差异性建立在生物性之上的种族主义殊途同归。因而，德国在统一和崛起成为欧洲强权之后，德国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开始转向，到了纳粹时期终于成为种族主义的扶手，在许多方面为纳粹政权背书。人类学和民族学家多有为纳粹而曲学阿世、为虎作伥者。这对学术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教训。

德国在走向统一和建构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学术和政治之间产生“共谋”。我们可以说，这是从哲学家费希特开始的。1805年普鲁士在耶拿战役败于拿破仑统率的法军，德国被法国占领。费希特不久之后冒险做了《对日耳曼民族的演讲》，努力激发德国人民的民族情感，迈出了德意志民族认同建构的第一步；他强调德意志人民是在诞生日耳曼人的土地上，从未离开、保持固有传统的日耳曼人，因此与欧洲其他地方的日耳曼人已经不一样，所以应该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费希特强调应该发展对所有年轻人进行新的教育。他的这一思想带来德国公民教育的兴起，德意志各邦在彼此的语言、文化亲缘性基础上建立起“关税同盟”，为德国的统一打下了社会和经济的基础。德国统一之后，俾斯麦力主推行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民族精神教育，也影响了德意志认同的构建。

赫尔德的“民族精神”观念对“普世性”强势文明提出挑战，认为外来的所谓矫揉造作的做派根本与德国本土无关，主张到人民当中去发掘德国民族精神之根，浪漫主义运动因此带来了大量的本土的人类学实践，民俗学由此诞生并迅速影响整个中欧、北欧和东欧国家，德语世界对“文明”的膜拜也从此结束。继而，在德国的影响下，上述这些地区掀起了汉斯·科恩（Hans Kohn）所说的“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国际地缘政治也因此大幅度地改写。德国统一之后，不仅加入抢掠海外殖民地的行列，而且与诸多列强争雄，不可一世。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德国与协约国签订了他们认为不平等的条约，这种状况成了十多年后纳粹崛起的情感基础。德国体质人类学家和部分民族学家也为纳粹服务，用自己的学识来解释纳粹的政策，为支持希特勒的雅利安种族至高无上论背书论证，帮助纳粹在德国社会营造种族仇恨氛围。纳粹德国成为了全世界的反面教材，告诉了我们民族这类概念的可操作性，因此不应该忘记历史上血的教训。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