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礼:货币权力与美欧竞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4 次 更新时间:2022-05-25 19: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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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礼  

  

   【内容简介】货币强国能够获得主导国际货币体系、干预他国经济安全、影响他国外交与安全政策、威胁国际货币体系等权力。这些权力不仅是国家实力的体现,更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因而极具吸引力和诱惑力,成为大国、强国(国家集团)争夺的对象,彼此间会由此产生竞争行为,本文称为“币权竞争”。回顾近代历史,币权竞争主要在美欧之间展开,主要体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解体、欧元诞生及对美元的冲击、美国金融危机后向欧洲转移风险等重大事件中。本文认为,美欧之间的币权竞争的性质是“合作性竞争”,而不是零和博弈的“破坏性竞争”。展望未来,在全球市场中,两者的竞争将持续激烈,双方都会竭力增强自己货币的吸引力。但在政府间关系层面,这一竞争尚不至于演变成“高政治”领域的外交对抗。当然,风险不能完全排除,潜在的冲突点可能是欧洲在中东推广欧元走得过远,以及长远看其在支持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的立场。

  

   货币作为一种经济现象,长久以来都是经济学家研究的课题,但经济学家常常是在既定的框架下研究效率问题,也就是如何利用汇率、利率、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而在货币问题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利益博弈。本文利用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从理论上分析货币在国家间或者国家与国家集团间会衍生出哪些权力,探讨美欧作为两大国际行为体,围绕这些权力如何进行竞争,以及从这些竞争中可以总结出哪些规律,用于帮助我们对未来做出判断。

   一、理论探讨

   从国家层面看,政权要保持稳定,必须牢牢控制货币权力,包括确定本国的货币体制、货币发行量、利率水平、汇率机制、外汇管制,等等。很多国家都把国王或者开国元勋的头像印在货币上,以象征权力。但从国际层面看,一个国家完全享有货币主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觉”。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完全掌控自己国家货币的汇率、利率和发行量,也就是说丧失了部分币权。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认为,较高的专业门槛和技术含量实际上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转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霸权力量推动的。币权不仅存在于国家层面,也存在于国际层面。从近代史看,国家之间围绕币权归属,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一个国家如果能掌控币权,便可借此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推行对本国有利的对外战略,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这其中既包括经济利益,更包括政治和安全利益。国家(国家集团)间围绕货币权力开展的竞争行为,既包括货币权力的争夺、维系,也包括货币权力的运用,本文称为“币权竞争”。具体而言,货币权力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或者说是四种表现形式,也可以称为“四大权力”。

   (一)主导国际货币体系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看,随着国与国之间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建立国际货币体系是处理国与国经济关系的必然需要,而国际货币事务的主导国可以在这种安排中发挥关键作用,使得规则对自己更有利。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认为,由谁来支配国际货币体系的准则和惯例,将对各国权力分配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各国都努力让体系服务于自己的利益。

   一个国家通过主导国际货币体系,可以获得一定的权力和地位:第一,该国能够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规则,使之服务于自己的战略目标。游戏规则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各国在游戏中的地位以及利益分配。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稳定论”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一理论对国际机制进行了深刻分析,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滑,但美元依然能够处于霸权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设计,制度的“惯性”让美元地位得以保持。王湘穗教授从权力的角度分析了掌握规则制定权的重要性,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权力,金融全球化时代的代表性权力是币权,也就是核心货币国家和世界性金融机构通过全球货币体系的设计和运行去控制及影响当代世界体系的权力。

   第二,主导国能够有自主的宏观经济政策,追随者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主导国的影响。除了世界核心货币发行国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完全掌控自己国家货币的汇率、利率和发行量,并承受着国际货币市场波动带来的汇兑损失和金融风险。更为重要的是,普通国家的货币主权受到跨国界流动资本的不断侵蚀甚至丧失,而核心货币国家和金融机构则得到了支配当代世界的权力。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联储一旦进行货币政策调整,全球都势必受到影响。而其他“不重要”的经济体调整货币政策,对美国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第三,主导国可以享受“铸币税”的好处,特别是在使用信用货币的今天更是如此。美国铸币局“生产”一张百元美钞成本仅几美分,但其他国家要获得一张百元美钞,需要提供价值相当于10美元的实实在在的商品。这意味着,这些商品将被美国长期无偿占有。不仅如此,除了现金和电子货币外,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还可以以低利率向世界发行国债和机构债券,这实际上也赋予了美国政府和机构低成本融资的权力。

   从历史上看,崛起的大国,甚至是中等强国,一旦有机会也都尝试了建立属于自己的货币体系。英国是第一个主导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也是运用这一权力的经典案例。英国在产业革命的帮助下崛起后,利用其主导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在世界层面推行其倡导的“自由贸易”。在“不列颠治下”时期,在英镑主导的国际金本位制下,全球贸易迅速扩展。在这一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利用自身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成功帮助其实现了在“全世界”推进自由贸易的战略目标。除英国外,在世界范围内算不上最强大,但也有相当实力的强国,也纷纷尝试建立自己主导的区域性的货币体系(参见表1)。

   (二)干扰他国货币稳定

   货币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至关重要,比如稳定的物价水平、汇率水平、外汇储备、资金跨境流动等,如果其中某一方面突发混乱,决策当局都可能措手不及。而拥有币权的国家,则有能力左右其他国家的货币稳定,进而危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安全,比如令目标国通货膨胀率上升、资本外逃、投资吸引力下降、汇率波动、债务上升、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等等。干扰他国货币稳定是一种简单而强有力的策略,尤其是在针对一些相对弱小的目标时。这种攻击也可以是“温和的”,即通过缓慢释放信号,有限度地影响目标国货币。具体做法包括:在市场上大量抛售目标国货币;精心设计一场谣言,让市场感受到某种货币的弱势前景,促成投资者撤离;通过操纵本国货币和对象国货币的汇率,迫使对方中央银行进行政策调整。这一权力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能力,虽然没有法律上的授权,但也没有其他力量能够予以制约,因而在实践中可以实施,而且颇具杀伤力。以外汇储备下降为例,曾有官员这样比喻,目睹外汇储备的减少就如同“看着一个孩子失血致死却无能为力”。

   运用这一权力的典型案例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1956年10月31日,英国和法国军队进攻埃及,宣称要夺取苏伊士运河控制权,但美国不支持英法的军事行动。1956年11月初,在美国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的命令下,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开始大量抛售英镑。数据显示,当时英国外汇储备面临“异常”压力。在英法宣布要动武之前,英国外汇储备在9月减少了5700万美元,10月减少了8400万美元;而在宣布要动武之后,英国外汇储备1月骤减了2.79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前两个月总和的两倍。历史资料显示,当时英国首相艾登的高级顾问巴特勒和麦克米伦给美国财政部长汉弗莱打了电话,得到回复是“除非英国按照联合国的决议撤军,否则总统也爱莫能助”。麦克米伦向内阁递交了详细数据,认为美国的行为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宗旨和精神的“不可饶恕的背叛”。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麦克米伦也从强硬的鹰派转为温和的鸽派。麦克米伦的传记作者费希尔指出,“英国撤军的真正原因是英镑遭到抛售”,另一位传记作者霍恩也认为,英镑问题是“决定性因素”。此次行动的结果是,美国在未动用军事力量的情况下,通过货币手段,就阻止了一场已经动员起来的战争。

   (三)影响其他国家外交与安全政策

   这一权力尽管不是法律赋予的,但却是一种客观存在,享有这种权力的是国际货币体系或者区域货币合作区中的主导国。与前面的利用货币手段干扰他国经济安全相对应,如果一个国家在货币方面实力足够强大,在金融危机中可以对其他小型经济体施以援手,甚至可以扮演“避风港”的角色,从而增强本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这种权力得以存在,其逻辑关系与干扰他国经济安全相似,都是一个国家货币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可以对其他经济体直接施加影响,前面所说的主要是对对手的干扰或者打击,这里是指对“盟友”的保护。

   对于货币区而言,那些追求区域性或全球性货币秩序领导地位的国家,除了经济因素外,也都有政治上的考虑,希望借助这种货币秩序安排来获得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王湘穗教授从币缘政治的角度对此做了阐述。他认为世界呈两大币缘圈,在美元圈和欧元圈内部,各国基本利益的一致性导致相近的政治态度,随之而来的是对国际事务包括应对金融危机的一致立场,而最终将着手建立币缘圈的共同安全体制。

   货币区中,小国对货币体系贡献较小,却可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这些收益包括:第一,保障货币稳定。货币区中,不仅成员国之间汇率保持稳定,而且成员国加起来规模变大,这样可以降低受区外其他强国货币干扰的风险。第二,消除贸易壁垒。即便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也可以保证区内的市场准入,免受保护主义的影响。这意味着小国有了制度保障,不会轻易受到区内其他国家的经济制裁或者其他歧视性措施的影响。第三,享受区内特权,如货币支持、融资渠道等。货币区要稳定运转,一般有应对债务、汇率危机的手段,而小国往往是受益者。所以,小国一般都希望成为货币区的参加国,或者说是追随者。

   小国经济上好处多,但会形成依赖,而这种依赖会赋予主导国在政治上和安全上影响目标国行为的权力,使之符合自己的利益和战略目标,或者说是在政治上和安全上控制目标国。比如,如果一个小国退出货币区,本国货币的声誉将会受到损害,造成资本外流、贸易量萎缩、货币急剧贬值、外汇储备减少、融资成本上升甚至偿债困难,失去货币区庇护的小国形单影只、孤立无援,甚至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小国为维系在货币区的资格,或者说享有货币区的好处,其利益和立场会“不知不觉”地向主导国靠拢。可见,货币区的建立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具有深刻的国际政治意涵。

   (四)威胁国际货币体系

   这种权力的突出特点是,实施的主体是货币体系的参与国,而针对目标却是主导国,这与前面的三大权力刚好“反其道而行之”。如前所述,主导国希望货币体系稳定和持续存在,但如果其他国家在货币领域实力足够强大,尤其是拥有破坏货币体系权力的时候,就会对货币体系的主导国形成威胁,进而在货币体系中发挥影响力。乔纳森·科什纳将这种权力按照实施程度和目的不同,分为两类:一是“颠覆性破坏”,二是“策略性破坏”。“颠覆性破坏”是指货币强国(非主导国)运用自身的货币实力,摧毁整个货币体系。它不是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而是孤注一掷、视死如归的搏杀。这种权力的运用极少发生,一个国家在运用这种权力时也十分慎重,原因在于这种权力的运用如同一场核战争,结果可能是双方同归于尽。相对而言,“策略性破坏”在实践中更为常见。这种权力运用的目标并非摧毁货币体系,而是通过让体系的一部分发生“震荡”,让对手意识到自己权力的存在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而实现自己的目标。即便体系破坏没有成功,目标国也可能付出沉重代价。

最善于威胁货币体系的国家是法国。在“英镑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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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世界政治研究》 2020 年第三辑总第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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