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亚滨:中韩建交 30 年:现状、问题与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65 次 更新时间:2022-05-12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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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亚滨  


【摘要】2022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30年来,中韩关系总体上发展稳定,进步巨大,长期保持向好趋势。但经济上的紧密联系,未能解决两国之间潜在的政治不信任问题。在“萨德”事件的刺激下,韩国民众对华好感度恶化。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韩国在地缘政治上作为中等强国的重要性格外凸显。美国不断强化与韩国的军事、情报、供给链合作,试图将其纳入围堵中国的战略联盟。韩国在中美之间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战略选边压力。中韩建交30周年是两国重新塑造预期的关键契机。不断强化稳定健康的未来预期,是当前扭转韩国对华态度的关键抓手。中韩关系作为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需要两国以高度的责任感,携手并进,开创未来。

【关键词】中韩关系;建交30周年;东北亚;韩国;对华民意;萨德;美国因素


韩国是中国最重要的邻国之一。自1992年建交以来,中韩关系总体经历了快速接近、快速发展的历程。30年来,中韩关系总体上发展稳定,进步巨大,长期保持向好趋势。但是,中韩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却未能解决两国之间潜在的政治不信任问题。这一点充分体现在“萨德”事件对中韩关系的破坏性影响上,进而成为两国关系急转直下的催化剂。五年多来,尽管两国政府都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但阻碍两国关系改善的一些结构性因素仍然存在,特别是美国在韩国对外政策中的巨大影响。中韩关系是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需要继续携手并进,以高度的责任感开创面向未来的中韩关系。

一、中韩关系发展与地缘意义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韩关系是指“中国本土的国家集团同位于朝鲜半岛的国家集团之间的关系”,随着隋唐时期朝鲜民族的形成而正式开始。在历经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韩关系一直是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拥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意义。狭长、多山且深入大海的地理环境,使朝鲜半岛成为中国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接触和交流的桥梁,同时也是两种势力扩张的缓冲区。一方面,当地经济条件无法供给庞大的军政系统,从大陆运送物资又过于昂贵,所以朝鲜半岛能够长期维持较高水平的独立,进而为文明交流提供空间和通道;另一方面,海洋国家若想向大陆扩展势力,该地区往往是登陆和建立军事基地的首选。两千年来,朝鲜半岛多次成为东北亚地区大陆与海洋国家战略博弈的主要场所。半岛南北分裂其实就是这种战略博弈所导致的结果之一。现代中韩关系依然深受这种地缘因素的影响。

(一)摆脱冷战桎梏的中韩关系

回顾现代中韩关系,必须回到两国建交的起点。阻碍中韩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原因是两国深受冷战的桎梏。冷战结束,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扫清了中韩建交的最大障碍。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结束了两国长期隔绝、敌视的历史。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韩国“北方政策”的具体实践的成功,中韩建交在东北亚地区具有重大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意义。

1.中韩建交的政治成就

对中国来说,中韩建交意味着中国与所有东北亚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东北亚冷战格局也随之结束。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实践获得了巨大成功,也为中国的全方位外交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此外,在当时更具现实意义的是,与韩国建交打破了20世纪90年代初美西方对华联合封锁和经济制裁。这对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久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对此,韩国时任外长李相玉曾公开表示:“中国开始转向以亚洲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先后与印尼、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建交,可以说在亚洲范围内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孤立政策。”换句话说,中韩建交成为刚刚摆脱冷战的中国避免再次陷入美西方阵营联合孤立的关键变量之一。

对韩国来说,中韩建交是“北方政策”的巨大成就,也是谋求对朝鲜施加影响力的重要工具。韩国认为,中朝之间的特殊关系能够帮助韩国实现南北关系的改善,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并最终实现南北统一。《中韩建交公报》对此给出了明确的回应:“两国建交将有助于朝鲜半岛形势的缓和与稳定,也将有助于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尊重朝鲜民族早日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愿望,并支持由朝鲜民族自己来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事实证明,在半岛问题上,中韩两国的立场最为接近,也是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最为积极和主动的当事国,在数次危机中有效地维护了半岛稳定与和平。

建交30年来,中韩两国的高层互访一直是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的关键动力。1992年9月,就在建交公报刚刚发表一个月的时间,韩国总统卢泰愚访华。双方共同发表的《中韩新闻公报》指出:“两国结束过去不正常的关系,在建交公报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当今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决定将积极开展在经济、贸易、科技、交通、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从此,中韩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95年,江泽民主席成功访韩。

此后,中韩领导人互访成为惯例,两国关系不断深入发展,连上三个台阶。1998年金大中总统访华,中韩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卢武铉总统访华,中韩关系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李明博总统访华,中韩关系再次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此基础上,2013年朴槿惠总统访华,两国发表《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提出“面向未来”的两国合作愿景。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韩国,中韩两国就充实和深化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一系列共识。也正是在这一年,两国完成中韩自由贸易区协定实质性谈判。2015年朴槿惠总统再次访华,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中韩关系进入最好时期。习近平就此强调:“中韩是友好近邻,是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2.中韩经济关系不断深化

早在中韩建交前,两国之间已经展开间接和直接贸易,但是数量非常有限。改革开放为韩国进入中国的巨大市场创造了机会。

1981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对外开放”做出了权威定义:“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扩展对外贸易,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以及发展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学会管理国内经济和开展对外经济贸易的两套本领。1982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视察,提出多搞些“三资”企业,“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办法”。韩国贸易和技术立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相对较强、较高的产业优势,也为中韩合作发展经济提供了可能。两国关系正常化,尤其是政治关系的改善,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经贸领域的全面和高速发展。韩国也因此成为中国直接接触西方技术、资本、管理经验的重要桥梁。

在建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韩双边贸易增长速度几乎超过任何一对国家的贸易关系。1992年中韩双边贸易总额达到63.79亿美元,同比增长44%。此后连续四年增长率分别高达42%、28%、42%和21%。这种高速增长甚至持续到2012年,远远超过同期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和中韩两国各自的国际贸易增长速度。这种“爆炸性增长”和“超常规增长”,体现出中韩两国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和被长期压抑的增长潜力。

从长期趋势来看,中韩贸易增长率呈现波动下降,个别年份出现负增长,特别是2012年之后从双位数降为个位数,但双方的经贸关系依然密切。2015年是中韩关系发展成果最为丰硕的一年。韩国加入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韩正式签署自贸协定,并于当年生效。韩国取消对中国商品征收的92%的关税,中国取消韩国产品91%的进口关税。这使其成为我国当时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领域范围最全面的自贸协定。再加上当年朴槿惠访华,“以上都是在中国大力建议下,却在美国表示担忧的情况下实现的,其战略意义非同一般”。

2018年,中韩双边贸易突破3000亿美元,达到3134.3亿美元,与1992年建交之初相比增长超过40倍。中国连续17年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韩贸易总额占韩国贸易总额的比例从1992年的4.03%,一路攀升到2020年的25%。韩国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同时,中国也是韩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占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20%以上。

蓬勃发展的经贸关系,不断向产业和技术领域的合作深化,为中韩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共同造福于两国人民。

(二)中韩之间的经济、历史、文化、“领土”纠纷与解决

30年来,中韩关系的总基调是积极的,但依然发生了数起严重的国际纠纷,对两国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经贸上的紧密关系不可避免地引发双方的贸易争端。韩国贸易委员会与中国商务厅相关数据显示,1997—2007年间,中国是韩国最大的反倾销诉讼对象,中韩反倾销案件占韩国所有反倾销案件的比例高达1/3;韩国是中国第三大反倾销诉讼国。纵观中韩贸易历史,涉及农产品的贸易争端最为普遍,突出体现在2000年“大蒜风波”、2005年“泡菜摩擦”和2014年“大蒜事件”上。中国相关农产品大规模快速进入韩国市场,重创其本土农产品。韩国政府随即以品质标准、检验检疫异议等理由对中国输韩农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例如,2000年大蒜风波中,韩国对中国产大蒜紧急征收的关税从30%激增到315%。中国对韩国的大蒜出口一度完全停滞,很多中国公司和蒜农破产。在历次贸易争端中,中国政府也采取对等措施,对韩输华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贸易纠纷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但可喜的是,每一次纠纷都经过谈判得到解决。随着中韩签订自贸协定,纠纷数量大幅度减少。

其次,中韩之间的历史与文化纠纷。例如,2003—2004年间的高句丽历史之争和2004—2005年的“端午祭申遗”之争。历史和文化纠纷在中韩两国国内分别激发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助推两国民众相互厌恶情绪的重要因素。2003年6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试论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指出“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该文引发韩国学术界和舆论界的集体抗议,甚至一度成为中韩建交以来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机。韩国政府认为,高句丽历史问题是“关乎国家认同感的问题”,其后“对歪曲高句丽历史的行为做出了果断的反应,并以2004年(与中国政府)达成的口头协议为依据,要求纠正歪曲历史的行为”。在该问题上,中韩达成共识,历史问题不应损害两国政府和国民的友好关系,采取措施避免势态进一步恶化升级。

与高句丽历史之争的影响恰恰相反,“端午祭申遗”则是韩国行为引发了中国国民的强烈抗议。韩国试图将“江陵端午祭”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行为,被很多中国人认为是一种文化盗窃。中国网上开始出现“保卫端午节”的大型签名活动。最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认定“江陵端午祭”和“中国端午节”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平息了两国之间的纠纷。高句丽历史与“端午祭申遗”之争虽然都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却难免给中韩两国部分民众心中种下了“不信任”的种子。

再次,渔业和苏岩礁等主权权益争端。中韩同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成员国,如何对中韩之间的海域进行划界,一直是两国政府的重要工作。韩国主张“中间线原则”,中国则主张大陆架延伸原则,使海域划界工作迟迟无法实质性推进。在这种情况下,2000年8月《中韩渔业协定》签署,就两国渔业问题做出“临时性和过渡性安排”。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致力于解决渔业纠纷的协定却在现实中未能减少渔业冲突,伤人、死人事件多次发生。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该协定未能充分考虑我国渔民的传统捕鱼权。中国渔民因为传统作业海域面积缩小,迫于生活压力违规到韩国专属渔业区域捕捞,引发与韩国渔民和海警的严重冲突。随着我国政府加强管理,推动海洋捕捞“双控”制度,严格休渔政策,加大渔业补贴力度,以及与韩国海警合作,中韩之间的渔业纠纷已经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苏岩礁争议同样属于海洋权益争端。作为一块水面以下数米的岩石,苏岩礁不具备海洋法上的任何主权或主权权益意义。但是,韩国国内却一直有试图将该岩石描述为韩国领土最南端的主张。例如,2001年1月26日,韩国将苏岩礁非法命名为“离於岛”,暗含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岛屿制度”扩大韩国专属经济区的意图。但是,苏岩礁毫无疑问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水下地物”,在中韩大陆架划界中不可能被赋予任何效力。对此,2006年9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公开表态:“苏岩礁所处海域位于两国专属经济区主张重叠区。……反对韩方在两国专属经济区主张重叠海域的单方面活动”,“韩方的单方面行动不能产生任何法律效果”。尽管韩国国内试图“化礁为岛”的声音一直很强烈,但韩国政府却一直相对冷静。2013年11月27日,韩国外交通商部发言人赵泰永表态称,离於岛是水中暗礁而不是领土,所以离於岛问题属于海洋专属经济区问题。

总体来看,这些纠纷多属于“低级政治”范畴,争议也多停留在技术层面。在两国政治互信较强的基础上,很快就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即便是具有较强“高级政治”特性的“苏岩礁”争议,也没能逆转中韩友好的大趋势。

与政治、经济关系紧密发展相伴的是,两国文化交流也日益繁荣。“韩流”与“汉风”分别在中韩两国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潮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留学生也分赴对方国家学习。早在2007年,中韩留学生就已经互相成为两国境内最大的留学生群体,直到现在依然如此。根据韩国教育部统计,2016年前往中国留学的韩国留学生数量首次超过了前往美国的韩国留学生数。从这个角度来看,中韩两国在低级政治领域的纠纷反而是两国关系互动和交流越来越紧密的重要表现,而且随着具体问题的解决反而更能够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二、阻碍中韩关系发展的关键问题

尽管中韩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当中韩之间的纠纷扩展到“高级政治”的安全领域时,情况开始发生逆转。这突出表现为“萨德”入韩对中韩关系的破坏性影响和韩国对华民意的变化上。尽管双方的经贸关系总体上还在加强,但民间的对立情绪却走向愈发严重。

(一)中韩关系走低的转折点

2016年7月8日,韩国宣布将在驻韩美军基地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这是中韩自1992年建交以来最为严重的外交事件之一,引发中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也使得中韩关系趋冷。在同年9月份的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中韩首脑会谈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韩国总统朴槿惠表态反对部署“萨德”系统,我国国防部发言人也多次就“萨德”事件表明了反对立场,并表示将考虑采取必要措施。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的研究成果曾预测“萨德”事件对中韩关系的负面影响不大,因为“萨德”问题对中国民众的心理冲击不如领土利益严重。目前来看,该判断严重失误,因为“萨德”纠纷背后体现的是中韩两国的国家安全,属于典型的高级政治问题领域。“萨德”问题成为横亘在两国关系间的“最大安全隐患”。“萨德”系统本质上是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意味着韩国“实质上等于加入了围堵中国的行列”。称萨德系统是针对现在的防御系统只是一种伪装,其实则是面向未来的战略武器,探测范围可以根据美国的需要而变更。更为重要的是,该系统具有难以预测的发展潜力,甚至可能成为进攻性导弹系统的先导。随着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进步、升级换代和战略调整,未来在韩国部署中程导弹的可能性在增加。

2019年12月4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时隔五年后再次访韩,同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举行会谈时表示,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因素,对美国的本国优先主义(Americanfirst)提出批评。第二天,他在首尔奖忠洞新罗饭店举行的韩国“友好人士”午餐会上发表主旨演说时,讲到“我是为同韩国加强战略沟通而来”。在回答记者关于中韩关系和“萨德”问题的提问时,王毅外长直言不讳地批评说,“萨德”是美国针对中国制造的,是由美国引起的问题,给中韩关系带来了影响。该表态被韩方认为“显示了中国在中美之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希望把韩国拉向中国的战略意图。”

除此之外,在访韩期间,王毅还明确发出警告:“韩国不得部署美国的中程导弹。”2019年美国宣布退出《中导条约》,短短三个月时间内就签订了价值十亿美元的导弹合同。国际反核武组织荷兰“和平与和解”(Pax)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新的合同、新的武器类型、新的资源分配都表明新的核军备竞赛正在发生。尽管美国尚未正式就中程导弹部署事宜同韩方展开讨论,中国就先发制人地发出警告。从技术角度来看,假如美国未来部署中程导弹的话,东北亚的日本和韩国大概率是首选地区。美国突然在韩国部署“萨德”,让中国有足够的理由担心未来美韩之间可能采取进一步危害中国利益的举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政治和经济客座教授埃伯斯塔特(NicholasEberstadt)就曾在2020年1月表示:“美国应该开始部署将朝鲜置于射程内的中程导弹。”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MarkEsper)在面对记者“是否考虑在亚洲部署中程导弹”的问题时曾回答说:“我希望这样做。”王毅访韩期间多次提及美国,背后的指向非常明显,就是要求韩国应与对华施压的美国保持距离,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介绍王毅部长的访韩成果时也强调:“妥善处理‘萨德’等影响中韩关系健康发展的问题,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正当关切。”

但是,美国在东亚地区部署进攻性导弹系统的战略谋划越来越清晰,韩国遭遇的压力也必将加大。2021年4月1日,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浦·戴维森(Adm.PhilipDavidson)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申请从2022财政年度(2021年10月至2022年9月)起六年内总计270亿美元的预算,其中包括在第二岛链构建360度导弹防御系统,并在未来为第一岛链提供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目前,美国参众两院都已经通过包括上述内容的《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并将该法案送往白宫,交由总统拜登签字,使其正式成为法律。由此可见,未来韩国在美国压力下部署进攻性导弹系统的可能性正在升高。

2019年12月12日,中国驻韩大使邱国洪在首尔汝矣岛举行的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邀请座谈会上也谈到“萨德”问题:“虽然中韩之间存在矛盾或分歧,但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对此不会特别再多言。希望经历了各种风波的中韩关系可以更加牢固、更加友好地发展。”此番表态被《朝鲜日报》解读为“这暗示了‘萨德’问题的‘完全解决’”。但是,邱大使当时的一个语境和背景是:“不久前,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访问韩国,是为两国首脑互访前进行政治准备。……这种高层的真诚关系将成为中韩关系发展的重要契机。”如果习主席访问韩国成行,中韩关系很有可能会因此而掀开新的篇章。但遗憾的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该访问并未成行。中韩之间并未获得改善关系的重要契机。事实上,从中国理性角度出发,“萨德”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放下的问题,因为在该问题上的轻易让步,很可能会导致未来出现比“萨德”更加严峻的问题。

从“萨德”事件对中韩关系的破坏性影响来看,中韩关系受到两个因素的强烈影响:朝鲜和美国。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理由是朝鲜发展核武器。面对朝鲜的安全威胁,特别是多次核试验和导弹试射,韩国没有进行独立自卫的能力,反而进一步加大了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但是,来自朝鲜的威胁并不能完全解释“萨德”入韩。中国军控专家吴日强认为,韩国应对朝鲜导弹威胁最佳的解决方法,是以功能较弱的以色列制“绿松”(GreenPine)相控阵预警雷达取代强大的“萨德”TPY-2雷达系统。因为后者对朝鲜的短程导弹几乎毫无用处,却会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探测距离为500公里的“绿松”雷达是韩国导弹防御系统(KAMD)的火控雷达,完全可以在不威胁中国的情况下保护韩国。所以,韩国拒绝“绿松”而部署“萨德”是自欺欺人的做法。这也揭示出影响中韩关系的关键变量——美国。

(二)韩国对华主流民意的变化

在西方社会,衡量民主制的一个简单标准是,平民的观点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到政策中。尽管民意测验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反映民意,但是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施政过程中的重要考量。西方大多数决策者都相信,在决定政策时,公众舆论是一个应该考虑的合法性因素。公众舆论非常重要,特别是当民众强烈支持或者反对某项政策的时候。2016年韩国政府宣布允许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使中韩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势瞬间被逆转。中韩两国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呈现越来越严重的对立。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韩国民众的对华民意态度的变化上。

韩国最著名的智库之一——峨山政策研究所(AsanInstituteforPolicyStudies)在2017年3月的民意调查中发现,韩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急剧下降。考虑到中国对韩国部署“萨德”的反应,这种下降可谓预料之中,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下降的速度和程度依然出人意料:一个多月的时间下降超过25%。在韩国对外国好感度评分表中,中国在2017年1月的评分为4.31分,到3月初便骤降到3.21分。更令人惊讶的是,该调查甚至显示韩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开始低于对日本的好感度(3.33分)。此前,日本一直是朝鲜以外最令韩国人不喜欢的国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韩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与2015年9月朴槿惠总统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时的调查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韩国成为唯一参加该阅兵式的美国盟友。根据韩国民调机构韩国研究(HankookResearch)和韩国新闻周刊《时事》(SisaIN)联合开展的民意调查,在2017年以前,韩国民众的对华友好态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在中、日、朝、美四国对比中仅次于美国。在2004—2016年期间的多数年份,韩国民众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对华友好。特别是自2012年起,这种友好的态度持上升趋势,在2015年达到峰值的60%。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得出了几乎完全一致的结论,2015年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favorable)高达61分,不好感度(unfavorable)只有37分;到2017年这两个数字完全逆转:好感度降到34分,不好感度激增到61分。

峨山政策研究所的调查报告认为,韩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急剧下降与他们对“萨德”的看法无关,因为即使在反对“萨德”的年轻韩国人中,也出现不喜欢中国的现象。但是,无论如何,“萨德”事件都是改变中韩关系的一个关键变量,它几乎重新塑造了韩国主流民众的对华认知。一半以上的韩国人认为中韩两国关系是竞争关系,而不是合作关系。与此同时,“萨德”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的重要安全关切。中国此前已多次针对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一事表达了强烈不满,认为这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损害中国战略安全利益。在中方看来,该防御系统的能力过于强大,已经远远超过了韩国所谓的自我保护的范畴。该系统的雷达可探测并跟踪中国的战略导弹,这一能力将对中国的核威慑力构成巨大的挑战。对中国来说,美国在韩国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无异于一个警告信号。它表明,美国在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时不会考虑中国的安全关切。同时,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可能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迅速升级,在未来具有不可预测的巨大潜力。

与此同时,“萨德”问题所导致的外溢效应不断扩散。中韩两国民众对对方的态度越发敏感,在诸多问题上都产生严重的对立。诸如“空气污染”“泡菜命名”“传统服饰”“娱乐节目”等传统上属于低级政治范畴的事情,也成为两国民众进行激烈攻击的原则性问题。两国民众纷纷拿着放大镜寻找对方国家“冒犯”本国的证据。韩国国内的“厌华”情绪也不断激增。根据2021年5月韩国研究和《时事》联合开展的另一项民调,韩国对华友好态度在过去几年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厌华情绪在2021年初甚至超过了对朝鲜的反感程度。尽管这主要是因为同期韩国民众对朝鲜的态度大幅度上升所导致——从22.5分上升到28.6分,但韩国人的友华态度自2018年以来确实也在一直下降,从2018年38.4分下降到2021年的26.4分,4年间整整下降了12个分值。在受访者中,近六成(58.1%)对中国持有极度负面的态度,只有不到5%的人对华持有较为积极的认知。

通常来说,普通民众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整体观感不会有如此极端的看法。韩国社会似乎已经出现类似于“反日”的“反华”情绪。这种情绪一定会影响到2022年的韩国总统换届选举。文在寅总统出身进步派,其对外政策相对来说较为中立。韩国保守派则有70年的亲美传统。所以,对华政策大概率会成为2022年总统选举的重要议题。总体来看“萨德”之后的中韩关系一直未能恢复到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两国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在不断加大。这将成为影响未来中韩关系发展变化的最大的社会因素。

三、影响当前中韩关系的美国因素

中等强国虽然在实力上次于强国,但是依然能够在地区问题上发挥重要的作用。韩国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强国。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韩国拥有较大体量的人口规模(5200万),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国内生产总值2020年全球排名第十)和工业基础,以及并不弱小的军事力量。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韩国处于东亚陆权大国和海权大国的地理接触点,成为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所定义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缘政治支轴”(geopoliticalpivots)国家。基欧汉(Robert0.Keohane)和奈(JosephNye)认为,中等国家既然无法摆脱对大国依赖所导致的脆弱性,那么其最理性选择是选择那个更强大的国家进行紧密依赖。

从地缘政治上来看,韩国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重要性格外凸显,不但可以在军事和政治上对华形成战略牵制,维持自二战结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海洋力量对大陆力量的相对优势”,而且能够在经济与贸易上对华形成替代效应。这在中美经贸脱钩的可能趋势下更加重要。美国当然是中韩关系恶化的直接因素之一。“萨德”事件的始作俑者就是美国。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背景下,韩国的作用格外突出。正是认识到韩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拜登政府上台后逐步提升韩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随着美国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战略博弈逐渐走向对抗,韩国或将“选边”美国,“协助美国加强对中国的遏制”。

(一)拜登政府解禁韩国导弹研发限制

美韩同盟是影响东北亚政治格局的一个关键因素。乔治·利斯卡(GeorgeLiska)认为,同盟除增强国家应对冲突与侵略的能力之外,还可以制约盟国,避免出现影响地区不稳定的动作。韩国的对外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韩同盟。例如,1968年“青瓦台袭击事件”后,约翰逊政府派特使明确警告朴正熙:“美国不能容忍韩国因为未遂的刺杀而采取任何报复性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韩政策突出表现在要求韩国提高驻韩美军的国防开支分担比例。这在韩国国内引发了强烈反感,导致美韩关系出现裂痕。但是,特朗普政府也给予韩国政府一定的自由度,尤其是在对朝政策上。没有特朗普总统与金正恩委员长的三次会面,就很难出现文在寅总统与金正恩委员长的三次会面,也不会有《为实现半岛和平、繁荣和统一的板门店宣言》。

总体来看,三次“特金会”和三次“文金会”有利于缓和东北亚局势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政府当然也乐见其成。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加大对韩国的拉拢,但由于对朝强硬政策重回白宫而收紧了韩国的对朝政策空间。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美国对华战略发生变化,将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作为美国盟友的韩国对华政策选择空间也开始变小。在拜登政府上任一个多月就发布的《重塑美国优势——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中,韩国在美国的同盟体系中位列第一序列,与北约、澳大利亚和日本一起被认定为“美国最大的战略资产”。美国在战略上重视韩国突出表现为彻底解禁对韩国的导弹研发限制。

2021年5月,文在寅总统访问美国并在白宫与拜登总统举行首次高峰会谈,双方同意终止限制韩国研发弹道导弹的《韩美导弹指南》。为了维护地区局势稳定,韩美两国在1979年签署了《韩美导弹指南》,规定韩国引进或者发展任何性质的导弹,其射程和威力都必须受到美国的严格控制。美国认为已经给韩国提供了“延伸威慑”,所以韩国没有必要单独发展导弹能力。过去40年来,韩国民众越来越认为《韩美导弹指南》是美国阻止韩国研发先进导弹技术的最大因素。面对韩国不断高涨的自主研发导弹要求,《韩美导弹指南》曾分别于2001、2012、2017和2020年进行四次较大的修订,对韩国巡航导弹携带弹头的重量、弹道导弹射程以及携带弹头的重量等内容放松限制。2017年的修订解除了韩军导弹弹头重量限制。2020年的修订取消了韩国运载火箭使用固体燃料的限制。此次终止该《指南》最关键的内容,是取消了韩军导弹射程不得超过800公里的限制。《韩美导弹指南》是美国通过限制韩国军力发展,寻求长期控制韩国外交和军事战略的一种重要手段。这一指南被终止,意味着韩国在摆脱美国军事控制方面,又向前迈出实质化的一大步。鉴于韩国军队的战时作战指挥权依然在美国手中,在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导弹防御系统建成之前,解除韩国的导弹研发限制,可以事实上形成美国控制下的导弹进攻能力,大大强化美韩军事同盟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威慑能力。

从此次访问两国发表的《美韩首脑联合声明》来看,这似乎是美方扶持韩国来展开对华战略博弈的重要手段之一。《联合声明》中虽然没有像《美日首脑联合声明》那样明确提到中国,但是字里行间确实隐藏着指向中国的意思,例如“美国和韩国反对一切破坏或威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活动,并承诺维持包容、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我们承诺维护和平稳定、合法畅通的商业往来和对国际法的尊重,包括南海及其他地区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更为关键的是,该《联合声明》被历史性地塞入了涉及台湾的内容:“拜登总统和文在寅总统强调了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终止《韩美导弹指南》既可以视作美国政府对韩国政府的妥协,同样可以视作美国政府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对韩国政府的拉拢和扶持。这意味着韩国终于掌握导弹自主权,导弹的射程和弹头重量不再受任何限制,理论上可以研发和部署射程能够覆盖中国主要城市的中远程弹道导弹。韩国已经有观点认为,《韩美导弹指南》终结代表韩国将成为美方牵制中国的一环。2021年5月24日,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夫胜粲被问及若中国提出异议时如何应对,他表示韩美作此决定并未考虑周边国家的影响。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副部长)崔钟建做客TBS电台的一档节目时也表示,在韩美商定解除韩军导弹射程限制的过程中,从未考虑过中国因素。

(二)将韩国作为“四方安全对话”扩容对象

2021年1月12日,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罕见地提前30年公布了《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秘密文件。这份十页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于2018年编写,阐述了2018年至2020年美国在该地区对于中、印、朝等国的战略方针,指出美国对华战略目标是“为美国和盟友、伙伴,使用军事力量威慑(deter)中国;同时建设在各种冲突中打败中国的能力和理念”。这份秘密文件被提前解密并公布,显示出拜登政府将继承特朗普政府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挑战认知,以及配套的应对方案,并希望使这种认知广泛地被美国民众和世界舆论所接受。为了实现此目标,该文件明确指出“鼓励韩国在地区安全议题中发挥更大作用”。

相信正是在《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的指导下,美国试图打造亚洲版“小北约”。2020年8月31日美国副国务卿史蒂芬·比根(StephenBiegun)在美印战略伙伴论坛讲话中公开提出,当前“印太地区”缺乏的是如北约一样强有力的多边机构。这透露出美国的一个新意图:在印太地区成立一个“小北约”,以防范“来自中国的潜在挑战”,而框架基础正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

为了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继续加大战略威慑能力,打造集体行动话语权,“四方安全对话”需要进一步扩充成员国。韩国已经成为首选扩容对象之一。

2021年4月2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Sullivan)在与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徐薰举行会谈时,强烈要求韩国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徐薰则表示:“我们虽基本同意,但请理解(韩国的)立场。”虽然该消息随后遭到韩国政府否认,但与韩国进行更紧密的磋商确实已经是美国的外交政策重点之一。在白宫公布的新闻稿中,“四方安全对话”是一个非正式的团体,开放的机制,“我们与韩国朋友进行了非常密切的磋商。……我们随时欢迎与韩国朋友进行更密切的磋商和接触”。此外,美国前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出席由朝鲜日报社主办的第12届亚洲领导力会议(ALC)时明确表示:“有舆论强烈要求‘四方安全对话’应该对韩国敞开大门,希望拜登政府能够予以考虑。”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则表示:“韩国若想同长久以来的同盟美国一起,在未来同中国的竞争中获胜,就必须加入‘四方安全对话’。”2021年3月10日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府表示韩国将考虑是否以“透明、开放和包容”的方式加入“四方安全对话”。拜登政府的印太政策协调主管坎贝尔也指出,“四方安全对话”扩容很重要,美国支持英国关于创建“民主10国”(D-10group)的想法,并称“需要盟友与伙伴组成联盟来应对中国的‘挑战’”。6月11日,2021年度七国集团峰会在英国举行,韩国与澳大利亚、印度和南非一起被特邀参会,事实上隐性、间接参加了“四方安全对话”。

(三)提升与韩国的情报合作水平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一直希望将美韩和美日同盟进一步深化为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情报是国家实力的重要资源。情报合作是国家间高级政治合作范畴。日韩情报合作是实现三边军事同盟的关键。早在2012年6月29日,美国就曾撮合日韩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但因为韩国民众反对,该协议在签字仪式前一小时被叫停。2016年11月23日,朴槿惠政府顶着巨大的国内压力与日本正式签署该协定,使之成为自1945年韩国光复以来日韩两国签署的首个军事协定。签署该协定的一个重要背景是,韩国当月发布的《国防白皮书》大篇幅阐述朝鲜核威胁和部署“萨德”的重要性。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实现情报一体化,向着实质性推进军事一体化迈出关键一步。美日韩三边同盟的趋势迅速加强。文在寅政府上台后,因日韩关系突然恶化,一度表态要终止该协定。2019年多位美国高级官员先后访问日本和韩国,包括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JohnBolton)、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高级主任波廷杰(MatthewPottinger)和国防部长埃斯珀,调停日韩之间的贸易与历史争端,敦促韩国续签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在美国的压力下,尽管韩国政府曾在同年8月22日公开表示该协定到期后将不再续签,但在11月22日距离协定到期失效仅剩六小时的关头通知日本政府不终止协定。

此外,美国还希望将与韩国的情报合作水平提升到“五眼联盟”级别。2019年12月,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AdamSchiff)就曾提议,将与韩国、日本以及印度等国之间的情报分享级别提升至“五眼联盟”的相同水平。2021年8月25日,美国众议院情报与特殊作战小委员会再次提议,在决定2022年美国国防预算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NDAA)修正案中加入扩大“五眼联盟”的内容:“国家情报局长与国防部长协商后,到2022年5月20日,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议会情报委员会提交关于扩大与韩国、日本、印度、德国情报共享机会的报告。”可见,未来美日韩之间的情报合作将进一步深化。

无论是韩国加入“四方安全对话”,还是深化与美日、“五眼联盟”的情报合作,都是亚洲版“小北约”的“先行先试”,将对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稳定形成巨大冲击。

(四)拉拢韩国重建关键物资的全球供给链

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大流行,让一些国家担忧产业链过于依赖中国的危险性。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HenryJacksonSociety)在2020年5月发布研究报告,认为世界各国在831种商品上对中国具有战略依赖关系(strategicdependency):该商品50%以上的供应来自中国,且中国控制着该商品全球市场30%以上的份额。为了确保在影响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产业,比如医疗、国防、科技,以及会影响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生物科技、化学原料、稀土等行业不依赖中国,报告提出三种对华脱钩策略:(1)“消极性脱钩”,对关键性中国商品的进口予以限制;(2)“积极性脱钩”,在本国或其他国家拓展产业链;(3)“合作性脱钩”,从“五眼联盟”成员之间的经济合作、情报共享开始,并进一步扩大到印太区域的合作伙伴,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印度和越南等。

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5月11日,韩、美、日等国的64家企业宣布成立美国半导体联盟(SemiconductorsinAmericaCoalition,SIAC),通过“推进美国的半导体制造和研究,以巩固美国经济、关键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这表明,至少在半导体供应链上,韩国企业已经明确地与美国站在一起,服务于以美国为核心的供应链。此外,西方学术界和政策界也不断提出新的概念,试图团结所谓的民主国家来协调对华政策,例如“科技民主国家联盟”(allianceof“techno-democracies”或T-12)、“民主科技政策联盟”(alliancefordemocratictechnologypolicy)、“民主十国战略”(D-10Strategy)等。在所有这些概念所涉及的国际联盟或者合作中,韩国都是其中的重要一员。这也凸显出韩国在美国战略界的分量和地位。

四、面向未来的中韩关系

作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敏感的地理位置和潜在的脆弱状态是韩国无法逃脱的宿命。尽管会强烈地受制于大国力量影响,但中等强国依然有机会在大国之间充当“协调者”和“均衡者”角色,甚至发挥一定的外交领导力。在中美战略博弈逐渐加剧的背景下,韩国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一)文在寅政府为中韩关系改善创造了机会

随着决定部署“萨德”系统的朴槿惠总统被弹劾下台,中韩关系一度迎来了转圜机会。文在寅总统上台后,新任韩国外长康京和在2017年10月30日接受韩国国会质询时表示,韩国政府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的现有立场没有变化,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为三方军事同盟,韩国政府未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系统。尽管韩国媒体强调,“三不”表态“并不是承诺,也不是协议,只是重复以前的立场”,但确实为中韩关系的改善创造了积极条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此表态指出:“我们重视韩方这三方面的表态。中方一贯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希望韩方把上述承诺落到实处,妥善处理相关问题,推动中韩关系早日重回平稳健康发展轨道。”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希望韩国彻底拆撤整个“萨德”系统,但是也必须认识到已经部署的“萨德”系统已然成为既成事实,韩国政府很难做到中国所期待的彻底拆除该系统的结果。这背后不仅有来自美国的阻力,同样有来自韩国民众的压力。国家尊严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会超过物质利益。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就曾将威望(prestige)视为权力斗争的重要目标之一。在民主成为主流世界意识形态的今天,国家威望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国家尊严。对韩国来说,“萨德”去留不仅是一个政治与安全问题,同样是一个涉及民族尊严的问题。在已经既成事实的前提下,韩国政府很难再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清晰、明确且公开的让步。文在寅政府能够实现事实上“冻结萨德”问题,已经难能可贵。这释放出改善中韩关系的信号。在此基础上,如何实现“萨德”系统的去功能化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中韩两国可以进行讨论的空间。

2017年12月,文在寅总统访问中国,开启改善中韩关系的新旅程。中韩建交以来,历届韩国总统都会访问上海。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成立。上海被誉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在寅总统访问中国的行程中,除了北京以外还包括重庆。文在寅首次作为韩国总统访问了韩国临时政府旧址。抗日战争爆发后,韩国临时政府驻地曾经几经辗转,最后迁到重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韩国临时政府也发表了对日宣战声明书,并宣布重庆成为大韩民国“借地办公”的临时首都。文在寅首次访华就前往重庆而不是上海,有两个重要的考量。首先,树立进步派历史观,并强调中韩两国的历史渊源。韩国的建国时间在韩国历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政治话题。长期以来,韩国政府一直把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成立的时间作为建国日,包括在金大中与卢武铉执政时期。2016年光复节纪念活动上,朴槿惠总统还曾表示:“今年是建国68周年。”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界也认可该说法。

但是,自2008年以来,韩国光复会和民主党议员们开始否认“1948年建国”的说法,将建国史追溯到1919年的临时政府。“1919年建国”还是“1948年建国”,成为韩国进步阵营与保守阵营之间激烈争议的焦点。文在寅当选总统后在首次“8·15”贺词中指出:“2019年是大韩民国建国和临时政府成立100周年的一年。”文在寅访问重庆韩国临时政府旧址时更是明确表示:“临时政府是大韩民国的根基,也是大韩民国的法统,宪法写明大韩民国继承临时政府法统。2019年是‘三一运动’爆发100周年,是临时政府成立100周年,也是大韩民国建国100周年。”他还表示,韩国政府还将为保护在中国各地的韩国独立运动遗迹而努力。根据韩国国家报勋处的数据,目前登记在册的海外独立运动遗址共有1005处,其中464处在中国境内。2019年3月29日,韩国总理李洛渊访问重庆韩国临时政府旧址,向金九铜像献花并默哀,以纪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00周年。文在寅政府的表态和行动,将韩国的建国历史与中国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具有强调和促进两国关系的意味。

其次,希望通过回顾临时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来向中方释放积极信号。1940年9月17日,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成立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为了表示对临时政府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董必武都曾在光复旗帜上签字。194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曾将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推举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在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代表、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董必武等也曾在国民参政会成功推动决议案,要求国民政府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并承认韩临时政府。1946年4月韩国临时议政院举行第36届议会。《新华日报》对此接连发表短评和社论表示祝贺。1945年11月,周恩来、董必武也曾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名义设宴欢送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回国。金九、金若山、洪震等临时政府要员悉数参加。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和韩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与韩国政府的历史,远远超过普通人的认知。文在寅在访问重庆韩国临时政府旧址期间还强调:“只有铭记历史,国家才有未来。”这个历史当然包括韩国和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历史。文在寅的重庆之行释放出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强烈信号。

(二)2022年韩国大选为中韩关系增加变数

2021年3月18日,韩国外交部长郑义溶在韩美外长防长“2+2”会谈后做客“韩联社TV”电视台表示:“美国、中国对韩国来说都很重要。美国是韩国唯一同盟国,中国则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韩方应基于韩美同盟关系继续推动韩中关系协调发展,并积极支持美中两国的沟通与合作。……让韩国在美中之间选择任何一方,根本不可能,也不可取。”但是,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韩国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和模糊的政策空间越来越小。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国内部分民众的厌华态度会加剧推进韩国倒向美国的进程。

2021年7月15日,韩国保守派总统候选人、前检察总长尹锡悦(YoonSeok-youl)在接受韩国《中央日报》专访时说,韩国外交安全的轴心必须是美国,而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显然是韩国的主权行为。此外,他还表示:“在半导体取代枪支成为激烈的国际竞争(武器)的现实下,我们不能再保持模棱两可的立场,谈论什么战略模糊性。”尹锡悦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韩国民意的转变,即不愿意继续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模糊”,而是倒向美方。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4月8日,在首尔和釜山两个韩国最大城市的市长补选中,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和朴亨埈分别以57.5%和62.97%的高得票率,击败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候选人。这也意味着保守势力在迅速回归韩国政坛。与此同时,文在寅总统的国政支持率则多次跌破40%,不支持率则一度达到54%。令人惊讶的是,一向支持进步派的年轻人群体(20—29岁)居然同60岁以上群体拥有几乎同样的评价态度,分别为“31%肯定,57%否定”和“30%肯定,61%否定”。这意味着韩国的进步派甚至开始失去年轻人的支持,这在过去从未出现过。如果2022年的韩国总统大选选出一位保守派总统,美韩关系将进一步靠拢,中韩关系将面临更多挑战。2021年12月19日韩国盖洛普的总统候选人支持率调查结果显示,国民之力候选人尹锡悦的支持率呈现出上升趋势,领先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11个百分点。只有在40—49岁人群中,李在明获得了比尹锡悦更高的支持率。

大选前的民调当然只有参考意义,并不意味着选举结果。但是,民调的变化往往意味着民众意愿的变化。无论哪一方获胜,都需要在政策上对已经发生变化的民意进行妥协或者安抚。

(三)塑造中韩关系的未来

在东亚地区的安全与战略局势发生剧烈变动之际,稳固中韩关系对两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韩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非常大,美国对韩国的影响超过中国对韩国的影响。当然,中国对韩国的影响不可或缺。过去的30年来,两国联系越发紧密,这尤其体现在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上。中国连续17年成为韩国第一大对外贸易伙伴,而韩国也是中国第五大(2020年)对外贸易伙伴。2020年,中韩两国贸易总额为2852.6亿美元,同比增长0.3%,接近恢复历史上3000亿美元的高峰。两国的经贸深化和人员往来,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但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一定会减少冲突吗?持贸易和平论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是这样,因为冲突的成本很高。现实主义者却认为国家首先会关心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安全。戴尔·科普兰(DaleC.Copeland)提出了“贸易预期理论”,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和关于未来贸易投资的预期结合起来,会形成一种关键的推动力,能够决定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和冲突的概率”;国家发动战争“是因为国家对未来贸易的期望值下降,使其对长期安全前景感到悲观”。

为了维护中韩两国的和平和未来,需要展开更加积极的措施,稳固和改善两国之间的贸易预期,从而在国际战略博弈背景下尽可能争取韩国的中立。正如前中国驻韩大使邱国洪在参加韩国举办的纪念中韩建交29周年专家论坛上所表示,中韩关系发展不应受制于两国对美关系,相信韩方在中美战略竞争格局中会根据国家利益作出判断,不会在中美间“选边站”。中方也不会要求韩方在中美之间选择任何一方。在当前情况下,有必要采取措施稳固中韩关系,延续自冷战结束后东北亚持续向着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发展趋势。

1.继续加强中韩经贸领域的合作,用经济利益夯实两国关系的基础

中韩均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都是冷战结束后全球自由贸易的受益者。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频频对外发动贸易战的背景下,中韩共同利益实际在上升。这也成为推动中韩深化经贸合作的强大动力。“萨德”入韩后,中国境内个别地区出现抵制韩货的群众自发运动;有着“亚洲零售业之最”称号的韩国商业巨头乐天玛特从中国撤资,也曾经被誉为抵制韩货的胜利。但不可避免的,这种抵制行为破坏了中韩之间的贸易预期,也进一步加剧中韩两国民众之间的对立。

可喜的是,涵盖中日韩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经成功签署,已有六个东盟成员和四个非东盟成员完成国内法核准,满足生效条款。相信未来韩国也会尽快完成相关的国内立法程序,加入其中并助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早日实现。中日韩产业链紧密相连、经济结构高度互补融合。中日韩联合研究项目的研究表明,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可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提升1.1%—2.9%,日本提升0.1%—0.5%,韩国提升2.5%—3.1%。此外,中国一些地区已经认识到韩国在华企业的重要性,纷纷采取措施。曾经已经决定彻底撤离中国市场以转移到越南的三星打印机项目,在山东威海地方政府的多番辛苦努力下被留下。这一切都在强化中韩合作的贸易预期。

2.政治介入以促进中韩关系改善和发展

新功能主义认为,传统的渐进方法对于解决迫切问题显得步伐太慢,因此主张迅速成立各种政府间国际组织,给予它们足够的独立性和资源,使之在处理政治问题的同时,能够着眼于更大的合作。中韩关系的发展趋势愈发消极,迫切需要高层政治直接进行介入,以扭转这种趋势。2021年8月24日,出于高度的责任感,中韩两国前、现任高层人士和专家牵头组成“中韩关系未来发展委员会”,在首尔广场酒店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启动仪式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在祝贺视频中表示,中韩两国互为重要邻国和合作伙伴,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加强两国友好合作,符合时代的主流和两国的根本利益。韩国外交部长郑义溶在祝贺视频中表示,韩中两国互为重要邻国,两国在落实半岛无核化和永久和平政策上互为核心伙伴,并积极开展合作,将继续为维护半岛乃至东北亚和平稳定保持密切合作。该委员会属于半官半民的“1.5轨”协商机制。该委员会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制定未来30年中韩两国关系发展路线图,在2022年中韩建交30周年纪念日(8月24日)前将其呈递至两国政府。

3.中韩关系是阻止东北亚陷入冷战的关键因素

除了经贸利益,中韩两国同样存在重要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在半岛无核化、不生乱、不致战等重大问题上。这意味着,两国加强合作对于保护各自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尽管两国目前依然存在“萨德”问题的障碍,但是努力恢复双方互信,改善两国关系,依然是两国政府最为理性的选择。通过对话与谈判来解决东北亚地区的各种冲突和纠纷,阻止东亚安全环境恶化,特别是避免因为域外大国影响而陷入新冷战,是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

五、结语

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但是中韩两国人民的交往已逾千年。讨论当前中韩关系,必须考量两个关键因素:美国是韩国唯一的同盟国,韩美同盟是韩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基石;与此同时,中国是韩国永远搬不开的近邻和长期最大的贸易对象国。如果韩国完全倒向美国,则东北亚就很容易形成针对中国的类冷战结构,中国在半岛方向将面临更大的安全和战略压力。相反,如果韩国能保持适当独立,不加入美国围堵、遏制中国的国际战略联盟,则美国的联盟战略就会在东北亚地区出现一个战略性的巨大缺口,这条战线将不攻自破。1992年中韩建交在很大程度上就曾发挥了打破美西方对华联合封锁的重要作用。近年来,韩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巨大压力,在不断向美国靠近的同时,也仍在尽量避免激怒中国。例如,韩国没有参与直接点名批评中国的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声明(CarbisBayG7SummitCommuniqué),而只参与了没有提及特定国家的开放性社会声明(OpenSocietiesStatement),笼统地重申:“我们共同的信念,即开放社会、民主价值观和多边主义是所有人尊严、机会和繁荣的基础,也是负责任地管理我们的星球的基础。”

换句话说,我们依然有机会改善中韩关系,至少让韩国在中美之间保持适当程度的中立。韩国最终是否完全倒向美国成为其遏制中国的“棋子”,取决于中韩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将如何定义和预期两国关系。不断强化稳定健康的未来预期,是当前扭转韩国对华态度的关键抓手。中韩建交30周年是两国重新塑造预期的关键契机。


(图表及注释略)


梁亚滨(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转自2022年第2期《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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