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宋明理学与书院教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0 次 更新时间:2022-04-20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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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 (进入专栏)  


各位是在国内从事经济、社会管理工作的,大家放下繁忙的工作,到岳麓书院来接受文化熏陶,我想首先需要了解一下我们所处的文化场所到底是什么。对大家来说,来到岳麓书院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当然,这段人生经历对你产生的影响有多少取决于你在这里吸取了多少东西,而且今后你把吸取的这些东西怎么在你的人生中、事业中发挥作用。

我讲的题目是《宋明理学与书院教育》,我希望对书院以及它包含的学术文化、文化精神的背景作一番介绍。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讲这个大题目,只能非常简练地抓几个要点来讲一下。

一、书院是什么

“书院”从字义上来解释,“书”就是书本的意思;“院”就是墙垣、围墙。两个字的意思综合起来就是一堵围墙围着一堆书。这种解释非常直白,实际上正是书院的本义。

书院两个字最早出现在唐代,当时书院的含义就是朝廷把它藏书的院子围起来。皇帝要查阅个资料、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专门有一帮文人到书院来查书。所以,当时书院的功能很简单,但以后的书院逐渐发展,慢慢演变为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术机构,承担了非常重要的文化教育的职能。

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中国对教育的重视是最突出的。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夏商周时代就出现了文字、城市和青铜器等,这些都是标志着文明出现的最基本要素。在这些要素里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文字。现在我们考证出来的最早的文字就是商代殷墟的甲骨文。据史书记载,夏商周时期就已出现了学校。当时的学校有两种,一种是国学,一种是乡学。国学是指朝廷办的学校,乡学并不是我们说的乡下之学,而是指地方政府办的学校。

政教合一的传统

中国古代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政教合一传统,但与西方的政教合一不同。在西方讲政教合一,意味着国王一定要得到教皇以及宗教组织的承认,宗教组织高于王权。中国传统的“政教合一”,其中的“教”,是“教育”的“教”,而不是“宗教”的“教”。国家的政权和学校的组织一开始就是合一的,学校不是一个独立的知识机构,它从来就是国家体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学校机构的职位从来都是由官员担任的。现在像教授、博士这些职称和学衔,就是我们在翻译西方相应职务的时候,借用了中国古代的教育职官。博士是汉代中央从事经典研究的官职,教授也是古代地方从事教育的官职,他本身既是老师,又是政府官员。

书院的产生

从夏商周一直到秦汉以后(秦朝是比较特殊的,因为秦不重视教育,以吏为师,而没有专门的学官),除了政教合一的官学体系之外,还有一套体系是私学,私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不纳入官学体系中的。

最早的私学形成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儒家、道家等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有一套理念和思想,为了推广自己的主张而到处讲学,向聚集在他们周围的弟子传播自己的思想,私学就逐渐形成了。弟子们把讲学的内容记录下来,就形成了《论语》等著作。季羡林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古代的教育用两条腿走路:一套是官学,一套是私学。现在我们的小学、中学、大学大多是由政府办的,季先生主张当代中国应该发展私学。

官学和私学这两套教育系统在中国历史上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它们各有所长。官学的长处是非常明显的:有政府的支持,有充足的经费,有固定的教所,有正规的课程和考核体系,有图书资料等各种各样的教育设备,各方面都有保障。但是官学系统也有短处,就是学术文化的创新能力差,特别是在社会变革的时候,一定会出现许多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官学不仅不能产生新的学术文化,连接受新的学术文化都比较困难,私学在这一点上往往就强于官学。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出现了群星璀璨的思想家、产生那么多的学术流派、那么丰富多彩的思想?就是因为这个时期突然出现了大量的私学,有一批人自由讲学,然后互相讨论,互相激烈争辩,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

书院产生唐代后期,最初人们往往把民间私人隐居读书或者藏书的地方称之为书院,但书院此时还不具有学校的性质。到了宋代,书院正式成为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当然宋代产生学校的性质的书院还是有其比较特殊的原因,即与印刷术的发展有关。因为汉唐以前的书都是帛书和竹简,非常笨重,成本也非常高,主要存放在官府里,一般私人是很难拥有的。自从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以后,印书非常快捷,而且图书的价格也非常低,一般人都可以拥有各种书籍。也正因为如此,宋代民间才出现了被称为书院的机构,也才有一批学者、教育家把自己讲学的场所称为书院。

书院的两个特点

书院从产生开始就体现了两个特点:一是它继承了私学的优秀传统;二是吸收了官学的长处,并得到了官方的支持。虽然书院代表民间追求文化、重视教育、崇儒重道的精神,但是书院又不像春秋战国、魏晋时期的私学,完全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而是吸收了官学的制度化长处,同时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与支持。我们今天所说的“四大书院”,都跟官方有关系。这些书院在民间开办以后影响很大,引起了官方的关注,譬如岳麓书院就得到了宋真宗的关注。宋真宗认为岳麓书院办得非常好,亲自题写了“岳麓书院”的匾额。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河南嵩阳书院等在创办以后影响也很大,北宋初期的几个皇帝纷纷赐书、赐田、赐匾给这些书院。中国有崇儒重教的传统,皇帝希望通过支持书院的方式来发展教育。另一方面,民间书院通过官方的支持,吸引了更多的博学之士,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书院似乎定位于官方和私学之间,一方面它和官方保持了适度的合作关系;另一个方面,它不是官学,它的主持人全部是聘请民间学问较高的学者,并不由官方任命。过去州学教授也好,国子监五经博士也好,全部是由皇帝来任命的,他们可能有很高的学问,但在学术思想上不一定能创新。

朱熹在世时,因为一些内部党争的关系,他的学说被称为“伪学”,总是受到打击,直到他去世后,他的学说才得到官方的认可。类似朱熹这样的学者,主要是在书院内自由讲学,进行学术探讨,使得书院的学术精神非常浓厚。可以说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几个重大的学术思潮都和私学教育有关系。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汉代的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每个时代新兴的学术文化都与私学的教育文化体制有密切的关联。宋明理学的发展正好借助于书院。所以,书院作为一个自由讲学的场所得到了一批理学家的支持,成为理学家自由讲学、探讨学术的重要基地。

宋代书院是一个独特的机构

宋代的书院又是一个独特的机构,和春秋战国的私学、汉代的精舍、魏晋玄学家清谈的场所不太一样。 私学可以是在个人家里,而书院是在一个大家都可以自由进出的公共场所里,而且这个公共场所有一定规模,有相应的一套设备,比如说讲堂斋舍、图书资料。书院里的图书不是哪一个人的,而是通过搜集、募捐等各种方式集中起来的。所以,书院都有书楼,这对于学术研究、文化传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可以想象,现代的一所大学如果没有图书馆,还能不能叫大学?书楼就是古代的图书馆。

书院还有一套管理制度,什么时候讲学,什么时候读书,什么时候考试都需要一套制度。书院还有固定的管理人员,而私学则没有管理人员,随意性很大。书院正好吸取了私学的自由讲学、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特殊长处,同时又吸取了官学的良好的管理体制。私学没有专门的经费,有人想做孔夫子的学生,得向他交腊肉作学费;书院有一套经济保障制度,不需要收学费。过去的书院老师有工资、学生有奖学金,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靠学田。历史上,每一所书院均有一大片田产,这片田可以收租,收取的租金就当做老师的工资、学生的奖学金和学生的生活费。田产是从哪里来的?是朝廷赐予和民间捐助的。朝廷支持书院的方式除了赐书之外就是赐田,民间有些人也会捐一些田产给书院,再加上其他途径,书院在经济上也获得了保障。所以无论从经济上、管理体制上,书院都能够非常稳定地办学。

书院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从唐朝末年开始萌芽到北宋创建,书院这种教育组织很快就得到了普及。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书院,可能在战乱的时候,书院会暂时停办,一旦战争结束,书院马上就发展起来。到了清代,好多官学仅成为国家组织考试的机构,真正从事教育的却是书院。书院非常普及,有数千所,从乡村到家族,到各个县、府、省城都有,还出现了办学层次较高的书院,叫省城书院。

总之,书院成为宋、元、明、清以来的人才培养的基地、学术发展的基地,影响着中国一千多年的文化、学术、教育等多个方面。

二、宋明理学的形成与内涵

“理学”也被称做“道学”,但“道学”这个名称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乱。春秋战国时期,各个流派都把自己的学术宗旨和学术的最高原则称为“道”。老子、庄子也讲“道”,《道德经》中的“道”和一般的“道”内涵不同。老子对“道”进行了非常抽象的、形而上的处理,对宇宙的化生等重大问题作了很多阐述,所以这一学术流派被称做“道家学派”。汉代以后还出现了道教。而我们讲“道学”的时候通常是指理学,另外还有其他的称呼,诸如“宋学”、“新儒学”,这些都是比较学术化的名词。那么到底什么是理学?什么是道学?我从三个方面来讲。

理学是儒学发展的产物

理学是中国古代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产物。儒学经历了几个阶段。首先是原始儒学,从孔子创立儒学开始,曾子、子思、孟子等几代弟子创立了儒家学派,留下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学代表典籍。

原始儒学发展到了汉代,出现了汉学,而且还出现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因为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运动几乎烧掉了所有的儒家书籍,到汉代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的时候,现在所说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都很难找到,所以许多经典就是靠儒生的记忆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记载下来的,研究这些经文的学问就叫“今文经学”。

后来,人们在孔子老家的墙里发现了先秦的经典,是战国时代的五经,经文是用战国时代的文字记录的,研究这些经文的学问就叫“古文经学”。

因为研究不同的经书,就形成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学派。汉代儒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必须把儒学经典的意思搞清楚,经学家们必须依赖文字学、训诂学等传统学问来研究经典。

宋代理学体系的建立

到了宋儒所处的时代,他们思考的问题与前人就不一样了。魏晋以来佛、道二教非常盛行,儒家学说主要是一套伦理政治之学,在如何做人、如何建立一套政治制度方面比较擅长,但是对人的身心安顿问题,儒家关注得比较少。不能说儒家不关注这一点,孔子也说“五十而知天命”,所谓的“天命”就是安顿精神、解决人的信仰问题。但是仅仅依靠“天命”是不够的。

宋儒吸取佛、道二教的理论精华,开始侧重探讨人的信仰问题。他们希望儒学成为类似于哲学和信仰的思想文化体系。理学主要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提出一套哲学体系,通过一套概念来论证儒家的伦理(包括忠、孝、仁、义、礼、智、信)是一种天理,是从逻辑上来论证的,所以称之为哲学层面;二是理学不仅仅是一套哲学体系,而且还是一种信仰。

我们知道,古希腊哲学就是通过一套概念体系,来论证宇宙、人生、社会等命题的。但宗教信仰不是论证这些命题的,而是要解决人的精神安顿问题。一个不认识任何文字、不懂任何哲学的人,也可以有信仰,可以执著地相信某一种东西。信仰的具体称呼不同,在中国叫天理或者叫天,在基督教里叫上帝,在伊斯兰教里叫阿拉或者真主。虽然名称不同,即宗教的象征符号不同,但都是一套安顿生命的信仰。

自从西学传入中国以后,学术界一直在思考儒学到底是不是宗教。有个说法叫“三教九流”,三教是儒、道、佛三教,把儒家也称为“教”,现在很多从事文化学研究的学者就把中国称为“儒教中国”。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分析冷战以后的世界格局,认为未来世界是一种文明冲突的格局。世界上有几大文化圈,包括伊斯兰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还有儒教文化圈。他把中国包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称做“儒教文化圈”。这样看起来好像儒教是一种宗教。

可以说,在中西文化一接触的时候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儒学像哲学,因为有一套天理的理论体系。天理不是一个人格神,而是一个哲学概念。西方人说“My God”,我们翻译成“我的天”,其实两者是不一样的。“My God”(我的上帝)这一说法是相信有一个主宰者存在,“我的天”可能相信有一个主宰者,也可能是坚信一个最高的宇宙法则。“天理”既可能是一种哲学,但也可能是一种信仰。哲学是描述客观现象的问题,一个哲学家可以思考谈论超我之外的客观现象,但若是一种信仰,则一定是将自己投身其中,把个人跟天或者上帝结合在一起。宋儒讲的天理实际上就在人心中,所以,理学首先是宋代把哲学和信仰合为一体的一种儒学。

理学是文化综合的产物

虽然理学是儒学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但它又不仅仅是儒学。理学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包含着道家、佛学等各家的主张,也就是把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结合起来。近代以来有些人批判理学是“大杂烩”,我认为不能这样简单地理解。

儒学重视政治、伦理,解决的是世俗的问题。按照西方基督教的理解,有两个世界:一个是世俗世界,一个是超越的世界,后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上帝的世界、神圣的世界。儒家比较重视政治伦理,也就是所谓的世俗生活。儒家认为一个人一定是一个社会成员,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第一个“君”是名词,第二个“君”就是动词,“君君,臣臣”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君主就要按照君主的要求那样做,作为一个臣就要按照臣的标准来做。“父父,子子”的意思也是这样。按照西方社会学的说法,君臣和父子只不过都是社会的一个角色而已,人在社会当中就要承担许许多多的社会角色。

儒家强调,一个人一定要当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因为这个角色代表的就是你本人。你承担了什么社会角色,就承担了什么样的社会义务。当时孔子到处奔走,四处游说,宣传他的学说,有一个隐士就问他:“你明明知道你的学说行不通,还何必凄凄惶惶地到处奔走、讲学?”孔子认为,人毕竟不像山林中的鸟兽,而是一个社会中的人,故而对这个社会群体、即国家和家庭有责任。

过去父母去世,儿子要守丧三年,孔子的学生宰我说:“守三年丧太辛苦,可不可以不用守这么久?”孔子回答说:“如果你认为自己内心安稳,就可以不守。”等到宰我离开的时候,孔子就骂他,这真是一个不仁义的人。你的父母把你生下来,至少要哺育你三年。现在父母去世,你连回报自己的父母都做不到。儒家从一开始就认定,一个人生存在社会中就是社会的一个角色,一定要做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承担社会义务。这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政治规范。

佛、道关注个人

但是佛和道与儒家不一样,他们一开始就关注个人。个人作为个体与作为社会角色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会面临生、老、病、死的问题,特别是面临着生死,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人生短短几十年,如何来安顿自己的生命?这是佛、道二教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原本是尼泊尔的一个王子,人世间最好的东西他都拥有了。后来他发现生老病死的大限任何人都不能避开,于是他开始修行,探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并创立了佛教。道家,特别是庄子,讲了很多人生的哲理,认为人生的是非得失全部都要抛开。只有抛开这些,才能达到无欲无求、精神自由、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

佛、道不仅重视个体生命的超越与安顿,而且重视哲学思辨,有着自己的理论体系。儒、佛、道三家各有各的道理,理学家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等人都有一段出入佛、道的经历。早年他们学儒学,后来他们也学佛学、道家,最后他们又回到了儒学,但是他们把这些学问综合起来,创立了理学。所以这样的个人人生经历以及以后创立的学术体系里面,既包括儒家的政治理念,也包括佛道哲学的思辨、人生的体验、生命的安顿等问题。所以说,理学是古代文化综合的产物。

理学是东亚文明的思想内核

理学是东亚文明的思想内核。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所谓的儒家文明并不完全是孔孟之道,尤其应该包括程朱理学。儒教文化圈里,不论是韩国还是日本、新加坡,他们所接触的儒家文化全是理学化了的儒学。

理学的宗教性

西方人最早接触儒学,讨论儒学,也是与理学有关。大家知道,明末时的耶稣会士到中国来传教,很快就接触到儒家思想与“四书”。他们首先思考的问题就是,到底儒学的“天理”和上帝是不是一样的?

有一批传教士认为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给中国士大夫传教的时候,就说:“上帝和讲天理实际上是一样的。你们信仰天理和信仰上帝没什么区别,你们学了儒家经典之后可以再读我们的《圣经》。”后来,另外一些传教士发现把上帝和天理等同起来是不对的,因为新儒家讲的“理”、“气”是哲学概念而不是人格神,而且儒家还有自己的孔庙,有祭天、地、君、亲、师的传统,这和祭拜上帝的传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跟上帝信仰产生了深刻的冲突。

综上所述,理学的主要特征是:第一,它是古代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一种将哲学和信仰融为一体的思想文化体系;第二,它是综合了古代各种思想文化的产物,是综合了古代的儒、佛、道思想的学术形态;第三,它是东亚文明的思想内核。

理学流派

理学只是一种学术思潮,它包含了许许多多的流派。在北宋的时候有濂学,由周敦颐创立;有洛学,由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创立,因为他们在河南讲学,所以被称为洛学;还有关学,即关中之学,位于今天的陕西,是张载创立的学派;有朱熹创立的学派,叫闽学;有以岳麓书院中的一些学者为代表的湖湘学派,还有陆九渊创立的江西学派。

每一个学派的宗旨都不一样。比如说,周濂溪讲“无极而太极”,他作了一个太极图,认为是无极产生太极,太极产生阴阳,阴阳产生五行,从而产生万物,宇宙就是一个从无极化生到太极的体系;张载创立的关学把“气”看得最高,把宇宙、天地看成“一气”;而二程讲究天理,把天理放得最高;南宋江西陆九渊则认为人的心是最重要的,天理就在人心中间,不能离开心讲天理,因此,他们崇敬“心”,把主观的“心”看成是最高的,所以叫心学;湖南的湖湘学派认为人性是最重要的,人的心依托于人性,天地万物之理全部在人性中间,他们把人性作为哲学最高的法则体系来遵循。

每一个学派都有相应的哲学体系。在这些哲学体系中,二程创立的“天理”论,经过朱熹的发展,成为理学的正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程朱理学。他们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论证天理如何化生万物,然后又提出一套修身的方式来体认天理。这套体系在南宋的时候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到了元代,得到了朝廷的推崇,到了明代则变成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一直延续到清朝。所以,元、明、清历代皇帝都非常推崇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的文化宗旨

程朱理学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对于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可以从各个方面做各种各样的描述。譬如有的人用程朱理学的概念和范畴描述为:从天理到气,再到万物,然后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我认为程朱理学的体系和宗旨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有一套信仰体系;二是有一套知识体系,需要通过一套经典与概念来论证;三是有能够指导人们行为的各种规范体现。

理学的文化宗旨之一——信仰

理学为什么又称为道学?信仰是通过“道”来体现的。唐代的韩愈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原道》,“原”是追根究底的意思,为什么要“原道”呢?在唐代,佛、老之学非常盛行,儒家士大夫本来是要好好读儒家经典的,但当时大家以读佛家经典、老庄的书籍为最高的学问,这样就动摇了儒家的信仰。所以韩愈写了《原道》这篇文章,就是想强调儒生应该以“仁、义、礼、智、信”这一套儒家的理论来修身,而不是佛、老的“空”、“虚无”等观念。

道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无为”,而佛教讲究“空”,即世界全部是虚假的,只有达到“空”才是涅槃的境界。而儒家重视“有”,认为现实世界是真实的,人在人世间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应该做好“君臣父子”,应该服从世俗的、社会的使命,不应该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所以韩愈在《原道》中要求士大夫重新回到儒家之道,但韩愈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想要士大夫真正在精神上信仰儒学,一是必须要在理论上使大家相信儒家,另外还要从信仰上、情感上、日常生活上自觉地遵从儒家的伦理。真正完成这个任务的是理学。

其实“理”这个字主要不是来自儒家经典的,而是大量出现在《庄子》和《韩非子》等典籍中。《庄子·天运篇》中云:“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韩非子·解老篇》中云:“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韩非子认为每个具体事物都有它的条理准则。比方说一张桌子为什么有四条腿,为什么春天花草生长,秋天花草凋落?一切的自然现象都有它内在的规律存在。这些都是由“理”来决定的,不可违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规律。

程朱理学把自然规律的“理”和伦理道德的“理”都看成是“理”。程朱理学认为“父有父之理,子有子之理”,“忠孝仁爱”都是“理”,是做人的“理”。朱熹认为“理”在自然、社会中都普遍存在,即使天塌下来、陷落了,“理”也一定存在。天陷落了只是形而下的物,而“理”不是形而下的东西。他引用了《周易》中的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形而上者,是在形体之上的,不是在形体中间的。“形而下者谓之器”说的是世界上所有具体的事物都是“器”,例如树木、花草、房子、人,等等。“器”中间一定有一个道理,无论是自然之物还是社会之物,都要服从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一定是“先天地而生”,是宇宙中最高的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朱熹就把这个东西称为“天理”,又叫“天道”。

西方的哲学家讲究“为知识而知识”,就是追根究底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想清楚,弄明白,这是纯粹为探求大自然的奥秘而进行的探索。但是儒家士大夫(尤其是朱熹这样的理学家)并不是这样,只是借用儒家的理论来论证“君臣父子”、“仁义礼智”的可行性。

唐末五代时期的伦理非常混乱,君臣之间相互残杀、宗族内部乱伦的现象很多。儒家学者认为只有按照儒家的这套伦理来管理,社会才能够稳定。理学家的“天理”不是普通的道理,也不完全是一种不近人情的伦理。朱熹并不像孔子一样认为“因为父母生我养我,所以要为他们守孝三年”,他论证的儒家伦理就是天理,世界就是由天理来主宰的,你如果不服从伦理就是不服从天理,所以朱熹把天理抬到一个最高的高度,也把儒家伦理强调到天理的高度。

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朱熹所说的这个天理究竟是为现实社会中的谁说话?清代有个学者叫戴震,说天理就是上位者为压迫下位者而设立的。应该说,程朱的“天理”是双向的,既是对下位者而设立的,又是对上位者而言的。二程就是给皇帝讲经的老师,他们曾不断地提醒皇帝要服从天命,因为宋代的中央集权非常严重,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权力越高,则越危险。怎样来制约皇权?是这些大儒关心的问题。中国古代没有民主、舆论等监督皇帝的机制,最好的制约方式就是通过讲天理,告诉皇帝哪些是天理,让皇帝自己领悟到不能放纵过度、为所欲为的道理。不能因为自己是皇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定要服从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要求。朱熹也是这样,他动不动就给皇帝上书说要注意“存天理,灭人欲”。当然,“天理”也有针对下位者的一面。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统治者不但有政治权力、军事权力,同时还有文化权力。天理论一旦运用到现实社会层面上来,就成为上位者训诫下位者、奴役下位者的工具,所以,就变成戴震所说的“以理杀人”,这是制度上的原因。

理学的文化宗旨之二——知识体系

从知识体系的源头来说,理学家所讲的天理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理学家认为,这些理论并不是他们发明的,而是全部来自于儒家经典,他们只是对这些经典进行解释。汉代儒家学者的任务也是注释这些经典,他们主要是对经典进行历史学、训诂学的注疏。所谓训诂学就是了解字义,历史学就是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等。程朱等理学家认为这样做是不够的,注释经典就是要了解圣人之道,了解圣人倡导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样的,要通过经典而领悟圣人之道。所以程朱理学是对儒家的重新解释,以重建那个时代的信仰体系。

朱熹的《四书集注》

朱熹的代表作《四书集注》后来成为元、明、清读书人士的必读书。《四书集注》讲的是从天理到人性这一套道理。朱熹宣称这套道理就是孔夫子说的,只是孔夫子没有说得这么清楚。实际上这是程朱等人根据时代的需要,重新解释这些经典所建立的一套体系。程朱理学当时的宗旨就是重建时代信仰,通过哲学的方式来建立一套信仰体系。二程、朱熹等理学家们认为佛、道是“有体而无用”,即虽然有信仰,但是脱离了社会现实。而士大夫和官员注重治理国家的治术,儒生只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他们是“有用而无体”。这些都不能解决“体”和“用”的关系,只有把“体”和“用”这两者结合起来,重新建立一套信仰,才能解决当时社会的需要。

如果从个体来说,人确实有这种最高的精神需求。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说”认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的需要、精神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后来,晚年的马斯洛发现,这些需要仅仅是一种个人主义的需要,人的这些需要全部满足后,一定还有一种要将自己和最根本、最宏大的宇宙性的东西融为一体的需要。晚年马斯洛称种需要就是超越性需要,这是人的最高需要。后来,在马斯洛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个心理学流派,叫超个人心理学,他们研究各种文明,如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等,这个流派认为这些宗教体系、文明体系里面均有一套理念,能够解决人类超个人的心理需求。

心理学家研究后还发现,很多艺术家在艺术创造之中,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之中,往往达到了很高的精神境界。作为一个普通人,当你到了大自然中,与美好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沉醉其间,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天人合一”,马斯洛称此“天人合一”为超越性的需求,认为此需求是最高满足。为什么那么多宗教徒如痴如狂地追求宗教神秘境界?因为那里面的确有最大的精神快感,它能使人将其他的需求全部放弃。进入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人能够达到一种无限的喜悦,忘记了自我的存在,和宇宙、社会、自然完全融为一体。这时人已经没有自我了,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这是一种独特的超越性经验。

理学总是要求把儒学的一套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和终极关怀结合在一起,把哲学和宗教结合为一体。天理既是一个哲学概念,又是一种宗教象征。所以朱熹既倡导“格物致知”,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又强调个人修炼、修养。作为一个理学家,他更强调如何成为“圣人”。朱熹本人也有一些超越性的宗教体验,所以他主张知识理性和直觉体验的统一,既重视知识理性,又讲究直觉体验;既讲哲学概念,又讲宗教象征,这个体系构成了程朱理学。

三、宋明理学与书院精神

胡适解释书院精神

到了晚清“新政”之际,书院被废弃。但是,书院废弃不久,胡适就说:“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虽然胡适是一个极力反传统的人,但他认为书院精神非常重要,对书院的废弃感到非常痛心。以后兴起的学堂学习西学,仅仅停留在知识的教育与职业的教育,这样一来,书院的精神和理念逐渐丧失殆尽。

书院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有许多不同的解说。胡适曾经这样解释书院的精神:一是时代精神。每个时代的书院都有自己的精神,宋代讲理学,到了明代阳明心学兴起时,书院开始讲阳明心学,明清之际讲实学,清朝讲考据之学,每一代的学术思潮都和书院有直接的关联。二是书院有讲学和议政结合起来的精神。另外,他还认为书院有自修和研究学问的精神。

从理学的角度理解书院精神

我认为书院精神和理学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所说的书院精神,就是因为书院和理学的结合才产生的。在前面我分别介绍了理学和书院,巧合的是,这两者都是在唐代萌芽,在宋代产生的,产生之后两者结合在一起。宋、元、明、清以来,理学家普遍地在书院讲学,许多理学流派也是在书院形成的。书院的许多教育理念和学术理念变成书院的规章制度。理学家们把自己的一套理学化的教育理念融入书院教学里,从而形成了书院的精神。因此,从理学的角度来理解书院精神是一条捷径。

关于人文信仰的精神

程朱理学重建了儒家信仰,把儒家的道德人文变成天理,把人文的理性和信仰结合起来。人文信仰一方面是世俗的,具有现实伦理和政治关怀的特点,要求儒生有入世的精神;另一方面还包括超越性的东西,跟信仰直接相关的,能达到精神超脱的境界。理学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所以我把它称之为一种人文的信仰。

书院正好充分体现了理学的人文信仰特征。马斯洛认为人都有一种超越一切以达到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境界的需求,书院正好提供了实现这种境界的途径。书院为什么和官学及其他私学不一样呢?可以说,最早的书院都建在名山大川之处,这些地方往往佛、老之学比较盛行。比如嵩阳书院就在嵩山,嵩山上有少林寺,是佛学的修炼之地。岳麓书院就建在岳麓山下,西晋以后有很多宫观、寺庙,是佛、道信徒修炼的地方。儒家士大夫也需要到非常僻静的山上来修身读书,因为山林满足了他们的一种超脱世俗社会的精神需求。他们在环境如此美好的名山大川里修炼,就是为了摆脱尘世各种各样的羁绊。作为社会中的一个个体,我们有种种需求,我们在世俗的社会中不断地奋斗,但有时我们需要超脱这一切。

儒家信仰的人文性很强。儒家士大夫既然读儒家的经典,就一定会把孔子所说的“君臣父子”、“仁义礼智”摆到最重要的位置,这套符合儒家礼制规范的东西在书院有非常完整的体现。书院建筑的命名全部来自儒家的经典,里面的碑刻、对联、学规、学制讲的都是儒家思想,都是入世的道理。儒家学者来到书院读书,并不是希望脱离现实社会,所以,岳麓书院有十八条学规,第一条就是要求孝敬父母,哪怕是到书院来学习,也要经常省问父母,向父母请安。儒家从来都是把现实的伦理准则、社会规则摆在第一位,所以,过去的读书人一般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做官;二是做学问和教学。

可见,书院既能满足人们安身立命的精神需求,又能满足儒生积极入世的精神需求。书院就是把世俗的和神圣的需求结合在一起,这恰好就是我们所说的理学精神传统。

学术的精神

胡适认为书院能够把教育和研究结合起来,学术研究就是要不断追求知识创新。在官学里,更强调如何满足科举考试的需要,进入社会管理层,成为政府官员。而书院倡导独立的学术探索,学术就是不断地探索,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重新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问题可能来自体系本身,也可能来自现实社会变革发展的需要。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一定会需要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能够反映时代变革,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简单地照搬过去的思想体系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以及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难题和困境。我们的学术探索必须要解决这个难题和困境。

在宋代,朱熹面临的难题是如何重振儒家伦理,如何解决生命安顿的问题,如何把儒家伦理变成既合乎社会需要又合乎人的心理需求的东西,所以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理学,从而使程朱理学自成体系。明代王阳明发现,朱熹等人创立的理学还有很多问题,他讲的“格物致知”还不能解决精神修炼、道德修养的问题。王阳明在自己体悟的基础上创立了良知之学,认为天理就在人心中,讲究“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王阳明最早在贵州阳明洞突然领悟,得出了“知行合一”的结论,并在贵州创立了贵阳书院来讲“知行合一”的道理。他认为朱熹讲“格物致知”,首先讲“知”,然后讲“行”,将“知”和“行”划成两个阶段,就会出现“知而不行”的问题。儒家士大夫努力读书,讲仁爱的道理,但是自己又做不到,这叫做“知行分裂”。王阳明认为要“知行合一”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创立了“心学”,并和书院结合起来,在书院里阐扬“心学”的精髓。到了明清之际,许多儒家学者认为宋明理学讲了很多的道理,却没有解决现实问题。这种理论培养出来的只是没有用的儒生,所以明清之际实学兴起。

人格修炼的精神

朱熹曾经跟书院的学生说办书院的理由就是要走一条和官学不同的路子。官学除了没有独立的学术精神之外,更注重“科举利禄”。朱熹认为靠利禄来引诱儒生读书会损坏儒生的人格,而书院追求的是人格教育。理学把人的精神修炼摆在第一位。

康熙曾向岳麓书院赐匾:学达性天。“学”就是学习,下学一定要上达,一定要升华到“性”、“天”。“性”就是人性,宋明理学认为人的本质有一种根本性的东西,叫人性,人性又称之为“天地之性”。“天地之性”来源于天理,到书院来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恢复自己心中的天理,所以叫“学达性天”。这四个字非常简洁地概括了书院的教育不是简单地追求知识的特点。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指出,现代的学校有很多短处,还是要重视和恢复书院的精神。他说的这种精神不仅包括学术的精神,也包括议政的精神。我认为,议政的精神就是理学关怀现世、关心家、国、天下大事的经世精神。东林书院形成了东林学派,东林学派的士子们认为朝廷大政不应该由宦官来主持,所以就不断地评议朝政,从而引起朝廷的不安,最后朝廷下诏禁毁书院。这种议政的精神在明代比较突出。

明代宰相张居正就禁毁书院,不准读书人议政,他认为士大夫议政会破坏社会的稳定。其实,儒生议政的精神还是来自儒家经典,来自儒学“入世”的精神,如果出现和儒家社会理想不一致的现象,就要关心它、评议它,不因为追求精神的超脱而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我希望大家除了要知道书院里有讲堂、书楼之外,还需要知道书院存在一种无形的东西。“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书院的存在一定有“道”在依托它,“道”依托在“器”上。“道”就是我们所说的书院的精神,这种书院精神正好来自宋明理学。

问答

问:对于您讲的问题,我有点疑问,儒教到底是不是宗教?

答:每个人的理解虽然不同,但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不想简单地用“宗教”这样一个概念来归类理学或儒学现象。西方对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宗教有着非常明确的概念,我们是按照西方的概念来划分宗教和哲学的,比如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哲学,基督教是宗教。哲学和宗教是产生于西方的两个文化概念,而我们中国是另外一种文化体系。我们的儒家一方面包含着宗教性的东西,即与西方的基督教有相似性的一面,就是解决了生命的安顿、精神的修炼等问题;一方面还有另外一套体系,和哲学有点相近。假如我们必须用西学的概念来描述儒学的话,我不愿意用是不是宗教来定义儒学,而是情愿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它包含着宗教哪些方面的因素,包含着哲学哪些方面的因素。

问:我听了您的课之后,产生一个想法,觉得理学有点像中医,西方的文化就有点像西医,因为中医是从超越的、宏观的角度来看问题,西医是用固定的知识来解决问题,我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是不是有部分的融合或者结合了?

答:你联想得非常好。从思维方式到操作方式,中医都非常鲜明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色,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而西医也代表了西方文化对知识的看法,即主客二分的看法。中医对人体的解释是和中国传统对宇宙体系的解释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中医用针灸治病,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失衡,并往往和自然、天地之理相对应。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正好是中国文化在思考自然、社会、人生的思维方式的体现,是中国化的思维方式。中国的思维方式是综合型的、直觉化的;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分析型的、概念化的、理性化的。

严格地说,中西医如果想从理论上结合,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这确实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所以很多西医不接受中医的理论。当然有人预测,随着西方文化的发展,西方的分析型思维也会走向综合型的思维,说不定将来西方人会感觉到中国综合型的思维方式对整个人类探索知识有非常大的启发,到那个时候中西方文化会有更多的结合。

问:向您请教两个问题,一个是,您今天讲的中国儒学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些文化与人性的张扬、发挥人的开放性思维有什么关系?我感觉中国文化好像阻碍了人的个性张扬和思维发展。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化如此丰富,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有没有联系?

答:你谈的这两个问题,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中都是非常大的问题。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刚才说到,儒学非常重视社会义务、社会角色,我只是谈到这个问题,而没有作进一步的讨论。其实人既是一个个体,又属于群体。儒家非常重视人作为群体的特征,重视人作为社会成员的职责。按照孔子说的,人是不能离开社会的,所以必须履行社会义务。但是这些社会关系,诸如君臣父子的规范,是完全有可能、事实上也是对人的个性产生了压抑。越过分强调群体性,越会压抑社会个体。我同意一些人所说的,儒学对人的个性张扬产生了束缚。特别是在近代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思想传输到中国以来,中国人更进一步地发现了这一问题。重视个性张扬应该说是西方近代文化的特色,也是西方文化的长处。

五四以来批判中国文化、批判儒学是从压制个性这种意义上说的。我认为,无论是张扬个性还是注重社会责任,作为一个人来说,两种素质都应该具备。上世纪90年代,美国一位政界名流在演讲的时候承认,美国的个人主义确实有些过头,儒家文化那种注重社会群体的观念有很多长处。新加坡所倡导的“亚洲价值”,认为社会第一,其次才是个人,使儒学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焕发了光彩。个体与社会两者之间应该如何合理把握,应该说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还是21世纪整个人类文明都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点,但它的短处也是无法回避的。我认为今后的文明一定是综合性的文明,我反对西方文化将来会统治天下的说法,也不赞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中国文化将会主宰世界的看法。中国文化强调尊重社会、强调社会责任,特别是当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的时候,中国文化便体现出它的长处。

中西文化有冲突,人的价值理念也有冲突。为什么美国人总是不信任中国,一个原因就是儒家文化圈的价值观念跟西方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亲近日本有战略上的原因,同时这与日本对西方文明的吸收也有很大的关系。从明朝开始,西方传教士就来到中国传教,大部分中国人都不信任他们,因为他们读的书、他们的观点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有一些华人在美国生活,也经常有一种孤独感,像被孤立起来一样,因为文明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我们承认文明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不一定构成像亨廷顿所说的那种冲突(当然有人说冷战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正好印证了文明冲突理论,这可以再讨论,文明的差异如果处理不好确实会产生冲突)。

我认为儒家文明有和谐性,而西方宗教文明有侵略性。我在美国生活了一年多,有一些基督教徒看到我不信基督教,就觉得很难受,一定要说服我去信基督教。他们认为,你没有信上帝就无法得救,他们迫切希望你得救。美国人总认为他们的制度是最好的,所以他迫切希望你也能遵循这种制度,然后你也可以得救。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们甚至会采用很恶劣的战争手段来推行他们的意愿。儒家文化就没有这种非常强烈的传教精神,你信不信儒家文化都没有关系,中国人对此好像并不在意。

问:站在中华文明这个高度看,您觉得人类社会面临的恐怖主义将会对人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答:我认为恐怖主义的问题和刚才我所说的问题类似。亨廷顿曾讲过,儒家和伊斯兰教会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基督教,所以东亚文明、伊斯兰教文明都是非常危险的文明。他的文章不是一般的学术文章,而是希望满足美国冷战后在战略上的需要。其实,他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中华文化有很多重要的理念,如中和理念,他都没有深入探讨过。

我认为,“中和”就是把“和”看成一种最高的理念,这种理念对化解当今世界的冲突、怨恨 (比如恐怖主义以及越来越严重的民族文化的冲突)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应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多宣传、宣讲中国文化中这些精髓性的东西。美国讲民主、人权,但仅仅是国内民主,在国际社会上对其他民族的所作所为就不是这样了。当你是美国的公民时,可以享受民主,一旦到了国际社会,美国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特点就体现出来了。我认为用这种理念来处理国际政治问题是很危险的。

问:听您讲儒家文化,我总认为现在社会将儒家文化丢掉很可惜。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信仰危机,请问您觉得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建立起一种信仰?

答:面临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的局面,朱熹是通过重建儒学来解决问题的。事实上我们所处的时代——无论是中国也好,别国也好——确实是面临着急剧的变革,比如不断追求物质文明,不断开拓能源,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自从晚清西学东渐之以后,中国面临着几千年以来从没有遇到过的重大变局,这个变局经过一百年的时间,现在越来越明显了。一方面,我们的物质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高。我们非常庆幸自己生活在21世纪,享受到了过去很多帝王都没有享受到的东西,从物质享受到个性张扬,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另一方面,人类也走到了危险的境地。比如人和自然的关系,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出现了人对自然的破坏、对环境的污染等问题,这些都是工业文明也就是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不断地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市场经济,这些都是最能代表西方文明的根本性的东西。但我们不可能按照美国式的道路或者欧洲式的道路发展下去,肯定要创立一套新的文明,无论是在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还是生活方式等不同方面。我们需要反省现代文明,包括中华文明的缺点、西方文明的缺陷,然后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很多人认为,人类的精神信仰正在面临崩塌,各个阶层的人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这个世界性的问题。重建信仰、重建精神家园的过程很漫长,当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就会推动精神信仰的重建问题。


(2005年为清华大学卓越领导国学班讲座,原载《卓越领导国学讲堂》“清华卓越领导人文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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