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兵建:诈骗罪中处分行为的体系位置与内容构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 次 更新时间:2022-04-20 00:06:04

进入专题: 诈骗罪   盗窃罪   财产处分行为   财产处分意识   覆盖范围说  

邹兵建 (进入专栏)  

  

   【摘要】在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财产处分行为,分别是作为欺骗内容的财产处分行为和作为欺骗效果的财产处分行为。前者是诈骗罪行为要素的关键内容,后者属于诈骗罪的结果要素。无论是从财产处分行为的本体构造来看,还是从诈骗罪的自我损害性特征来看,抑或是从合理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功能设定来看,都应当坚持处分意识必要说。处分意识不要说的立论基础是引起占有转移的行为即为财产处分行为,但是这个命题不能成立。关于财产处分意识的程度要求,学界存在全面认识说、质量区分说、观察可能性说、极端缓和说等多种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均有不足。观察正常市场交易中的财产处分意识的内容,可以推知诈骗罪对财产处分意识的程度要求。要肯定受骗人对某个财产有财产处分意识,需且仅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受骗人实施了财产处分行为;其二,该财产位于受骗人的财产处分行为的覆盖范围之内。

   【关键字】诈骗罪;盗窃罪;财产处分行为;财产处分意识;覆盖范围说

  

   一、问题的提出

   诈骗罪和盗窃罪是两种常见多发的财产犯罪,在通常情况下,二者的界限较为清晰。但是在某些侵犯财产的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既包含了欺骗的因素又包含了窃取的成分,此时要判断行为人构成何罪并不容易。例如,孙某等人使用伪造的证件材料将借来的汽车用于质押,得款后将该车窃回(以下简称:“质押案”);[1]王某窃取一张欠条并持该欠条向债务人收取欠款(以下简称:“欠条案”);[2]张某窃取他人定期存单并冒名从银行取款(以下简称:“存单案”);[3]林某冒充中国联通工作人员将中国联通公司通信发射塔卖给废品店(以下简称:“发射塔案”);[4]段某在服装店试穿衣服,趁店员不备,将十余件衣服扯掉防盗钉后放入手提袋带走(以下简称:“试衣案”);[5]曾某谎称购买摩托车提出试驾请求,得到店主同意后,将摩托车开走不归(以下简称:“试车案”);[6]宋某在收购玉米时使用遥控器降低电子秤所显示的重量(以下简称:“称重案”);[7]林某等人在网上发布虚假的低价机票信息,待被害人将购票款汇到指定账户后,便以前期汇款需要激活为由,让被害人持银行卡到ATM机上激活,激活码其实是向他们账户转账的金额(以下简称:“激活码案”);[8]臧某发送给金某一个交易金额标注为1元而实际植入了支付305000元的虚假链接,金某在诱导下点击了该虚假链接,其账户中的钱随即通过预设的计算机程序转入臧某的账户中(以下简称:“虚假链接案”)。[9]

   关于如何判断行为人构成诈骗罪还是盗窃罪,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诈骗罪是一种自我损害型犯罪,而盗窃罪是一种他人损害型犯罪,二者的本质区别体现在占有转移是否得到了被害人的同意。判断占有转移是否得到了被害人的同意,要看被害人是否实施了财产处分行为(以下简称:处分行为说)。处分行为说是我国学界的通说观点,[10]同时也是我国司法实践的基本立场。[11]第二种观点认为,判断行为人构成诈骗罪还是盗窃罪,关键要看行为人非法占有财物的主要方式是窃取还是骗取(以下简称:行为手段说)。行为手段说是我国学界的少数说。[12]第三种观点认为,判断行为人构成诈骗罪还是盗窃罪,既要看行为人采取的主要手段是窃取还是骗取,又要看被害人是否实施了财产处分行为(以下简称:综合判断说)。综合判断说是最高人民法院第27号指导案例提出的一种观点。第27号指导案例将行为手段说的判断标准与处分行为说的判断标准杂糅在一起,因而笔者将其称为“综合判断说”。

   表面上看,处分行为说与行为手段说属于对立关系。但实际上,这两种学说针对的是两类不同的案件,二者并不存在真正的对立。那些行为定性游弋在诈骗罪与盗窃罪之间的疑难案件,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案件的特征是,为了非法占有某个财物或财产性利益,行为人既实施了盗窃行为,又实施了诈骗行为,两个行为之间存在牵连关系(以下简称:双重行为案)。前述“质押案”“欠条案”“存单案”“发射塔案”便属于这类案件。[13]在双重行为案中,判断行为人构成何罪,应当采用行为手段说。第二类案件的特征是,为了非法占有某个财物或财产性利益,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行为,只不过该行为包含了欺骗的内容(以下简称:单一行为案)。前述“试衣案”“试车案”“称重案”“二维码案”“激活码案”“虚假链接案”都属于这类案件。在单一行为案中,判断行为人构成何罪,应当采用处分行为说。如果对双重行为案适用处分行为说,由于这类案件肯定存在财产处分行为,就不得不认为,这类案件一律构成诈骗罪。如果对单一行为案适用行为手段说,由于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到底是诈骗还是盗窃本来就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必然会陷入循环论证。[14]既然处分行为说和手段行为说针对的是不同类型的案件,不能同时发挥作用,将二者简单地整合在一起,不仅不能兼采二者之长,反而会将两类不同的案件混为一谈。就此而言,综合判断说看似全面,实不足取。

   在司法实践中,与双重行为案相比,单一行为案数量更多也更为疑难。因此,在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时,处分行为说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不过,用处分行为说指导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区分,并非没有任何疑问。一方面,处分行为说面临着一个重大的理论质疑。在诈骗罪的场合,财产处分行为是由受骗人实施的。从直观上看,受骗人的行为应当属于诈骗罪构成要件中的结果要素。在要素的功能上,结果要素只能影响结果不法的判断,不能影响行为不法的判断。以受骗人有无实施财产处分行为为标准来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其实质是以是否具备某个结果要素来判断行为不法的性质,在理论逻辑上行不通。显然,这个质疑与诈骗罪中财产处分行为的体系位置有关。另一方面,关于财产处分行为的内容构成,目前学界还存在激烈的争议。财产处分行为是否包含财产处分意识,换言之,财产处分意识是否必要?如果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处分意识需要达到何种程度?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处分行为说的理解与适用。总之,只有厘清了财产处分行为的体系位置和内容构成,才能合理回应处分行为说面临的质疑,准确把握处分行为说的内涵,从而为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区分提供明确而又合理的判断标准。有鉴于此,笔者拟在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诈骗罪中财产处分行为的体系位置和内容构成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财产处分行为的体系位置

   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是一个由多个环节紧密衔接而成的因果链条: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受骗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可以肯定的是,位于该因果链条起始环节的欺骗行为属于行为要素,位于该因果链条终端环节的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属于结果要素。可是,位于该因果链条中间环节的财产处分行为到底是行为要素还是结果要素,就不那么明确了。

   关于诈骗罪中财产处分行为的体系位置,目前学界仅有一些简单的观点表态,欠缺深入的理论研究。有观点认为,财产处分行为属于诈骗罪的结果要素(以下简称:结果要素说)。[15]也有观点认为,财产处分行为属于诈骗罪的行为要素(以下简称:行为要素说)。[16]按照结果要素说,鉴于受骗人产生错误认识需要在体系位置上与财产处分行为保持一致,那么诈骗罪客观构成要件的结果要素便由受骗人产生错误认识、受骗人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四部分组成;相应地,诈骗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要素便是指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按照行为要素说,诈骗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要素由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受骗人产生错误认识、受骗人处分财产三部分组成;相应地,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便属于诈骗罪客观构成要件的结果要素。然而,无论是结果要素说还是行为要素说,都会陷入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

   结果要素说的问题是无法实现与处分行为说的兼容。按照结果要素说,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但是对方没有产生错误认识或者虽然产生了错误认识但是没有处分财产,那么便具备了诈骗罪的行为要素但是未能完全具备诈骗罪的结果要素,构成诈骗罪的未完成形态。例如,在“试衣案”中,店员同意段某试穿衣服的行为并非财产处分行为。也就是说,段某实施了欺骗行为(谎称自己有意购买衣服),店员也因此产生了错误认识(误以为段某有意购买衣服),但是店员没有实施财产处分行为。根据结果要素说,本案构成诈骗罪的未完成形态。但是,根据处分行为说,在“试衣案”中,由于店员没有实施财产处分行为,段某的行为只能构成盗窃罪,而非诈骗罪。[17]

   行为要素说则面临着双重的解释困境。一方面,构成要件行为只能是行为人的行为,不能是其他人的行为。而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行为却是受骗人的行为。如果采用行为要素说,自然会面临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诈骗罪中受骗人的行为能够成为构成要件中的行为要素?对于这个问题,很难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或许有学者会试图通过对诈骗罪与抢劫罪作类比来给出解释:在抢劫罪的场合,被害人在行为人的暴力、胁迫之下将财物交给行为人的行为,在形式上属于被害人的行为,但是会被实质性地理解成行为人取得财物的行为。同理,在诈骗罪的场合,可以将受骗人的行为实质性地理解成行为人的行为。然而,这种类比不能成立。在抢劫罪的场合,被害人交付财物的行为之所以能够被理解成行为人的行为,是因为被害人的意志完全被行为人压制住了。[18]而在诈骗罪的场合,受骗人虽然存在认识错误,但是其意志自由并没有受到压制。正是因此,抢劫罪被认为是夺取型的财产犯罪,而诈骗罪则被认为是交付型的财产犯罪。[19]另一方面,行为要素说同样无法实现与处分行为说的兼容。上文已述,按照行为要素说,诈骗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要素由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受骗人产生错误认识、受骗人处分财产三部分组成。如果行为人已经实施了欺骗行为,而受骗人产生了错误认识但是没有处分财产,就属于实行已经着手但是未能终了的情形。在“试衣案”中,根据行为要素说,段某仍然构成诈骗罪的未完成形态,从而与处分行为说的结论相悖。在这一点上,行为要素说和结果要素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

   或许有学者会认为,问题并不出在结果要素说和行为要素说上,而是出在处分行为说上。只要放弃该说,上述问题便能迎刃而解。然而,处分行为说的妥当性已得到了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普遍认可。放弃该说必然会使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退一步而言,即便放弃处分行为说,运用结果要素说或行为要素说分析“试衣案”,也难以得出逻辑自洽的结论。上文已述,按照结果要素说和行为要素说,都会认为“试衣案”构成诈骗罪的未完成形态。段某已经实施了欺骗行为,不构成诈骗罪的预备;其顺利实现了其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诈骗罪的未遂;其完整地执行了其犯罪计划,不构成诈骗罪的中止。由此可见,运用结果要素说或行为要素说分析“试衣案”,就不得不既认为段某构成诈骗的未完成形态,又认为其不构成诈骗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这显然自相矛盾。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需要看到,“财产处分行为要么属于结果要素,要么属于行为要素”这一论断是以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中有且仅有一种财产处分行为为前提的。可是,这一前提本身并没有经过检验。这提示我们,在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中,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财产处分行为。在司法实践中,除了以“试衣案”为代表的一类案件欠缺财产处分行为外,还有另外一类案件也欠缺财产处分行为。例如,李某到蒋某经营的食品商行销售货物时,通过伪造账单、假冒签名、偷换账本的方式,虚构一笔货款为人民币29450元的交易以骗取货款,该货款尚未结算便被蒋某发现(以下简称:“账单案”)。[20]在本案中,李某实施了欺骗行为,但是蒋某并没有陷入认识错误,因而也没有处分财产。毫无疑问,李某构成诈骗罪的未遂,而不属于盗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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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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