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兵建:必然说与偶然说的正本清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 次 更新时间:2021-02-25 03: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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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 (进入专栏)  

   摘 要: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是两种重要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学说。由苏俄刑法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创立的必然因果关系说旨在对由条件说确定的因果关系范围做进一步的限缩,它提出了相对明确的判断标准,妥善地处理了刑法因果关系与主观罪过的位阶关系,坚持了基本的学术逻辑。不过,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判断规则不够全面且过于粗糙,难以确保结论的妥当性。由苏俄刑法学者库德里亚夫采夫创立的偶然因果关系说建立在批评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基础上。但是,库德里亚夫采夫误解了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内容,其对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批评难以成立。而偶然因果关系说则存在基本概念界定不清、为刑法因果关系划定的范围过宽、未能妥善处理刑法因果关系与主观罪过的关系等问题,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学说。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传入我国后,对我国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我国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并不是对苏俄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的照搬照抄,它们在哲学化的程度、对关键概念的理解、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步骤、与条件说的关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关键词:必然因果关系说  偶然因果关系说  条件说  主观罪过  刑法知识转型

  

   一、问题的提出

   在刑事归责的过程中,欲追究行为人故意犯既遂或过失犯的责任,不仅要求其实施了该当某个罪名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而且还要求该不法行为与特定的法益侵害结果之间存在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一直以来,刑法因果关系问题都是刑法学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1]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传统刑法学吸收、借鉴了苏俄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并围绕这两个学说孰优孰劣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2]这场争论对我国上个世纪的刑法理论研究和刑事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长期维持着理论通说的地位,并成为司法实践中指导因果关系判断的准则。[3]然而,这种状况在本世纪有了明显的改变。自本世纪初开始,我国刑法学进入了以德日刑法学为师的知识转型阶段。[4]在这一时期,大量的德日学说进入中国,成为我国刑法学重要的知识增长点。具体就刑法因果关系而言,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理论等理论学说相继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塑造了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研究的新范式。在这种学说冲击之下,必然因果关系说的理论和实践地位急转直下,相应地,必然因果关系说与偶然因果关系说的学说之争也迅速被边缘化,不再是学界关注的重点。

   在这种学术语境下,重提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多少有点不合时宜,其意义究竟何在?本文认为,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累积递进的过程,前一阶段的学术研究会为后一阶段的学术研究奠定基础、指明方向。这当然包括前一阶段的学术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情形,但并不限于此。即便前一阶段的研究误入了歧途,也至少为后一阶段的研究提供了一次“试错”的机会。就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而言,尽管它们很难称得上是理想的理论学说,但早期学者在创立、适用这些学说时所面临的问题,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因而他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和启示。从这个角度上说,时至今日,重提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仍有其独特的意义。

   众所周知,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都是苏俄刑法学者创立的刑法因果关系学说。其中,必然因果关系旨在取代条件说,而偶然因果关系说则建立在对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批评的基础上。那么,必然因果关系说是否完全摒弃了条件说的思想?偶然因果关系说对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批评是否有道理?苏俄刑法学者所理解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与我国刑法学者对这两个学说的理解有无不同?显然,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准确把握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的本质内涵和实质要义。有鉴于此,本文将对苏俄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做一个正本清源式的梳理,并将其与我国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作一个对比研究,以期澄清理论误解,还原学说本貌,促进我国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研究。

  

   二、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原义

   在学术史上,苏俄刑法学受德国刑法学的影响较深。不过,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苏俄刑法学需要划清与德国刑法学的界限,对源自德国刑法学的理论学说进行批判和清算。“对资产阶级的刑法学,必须加以不妥协地与彻底地批评。”[5]这项任务具体落实到刑法因果关系问题上,就表现为对条件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批评,其中尤以对条件说的批评为甚。[6]

   在批评条件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基础上,苏俄刑法学者开启了创立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征程。这项工作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就是必然因果关系说。必然因果关系说是由A·A·皮昂特科夫斯基于上个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7]在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主编的《苏联刑法总论》一书中,他系统地阐释了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内容。[8]

   皮昂特科夫斯基指出:“关于刑事责任问题,只有在某人该种行为之必然结果的关系上,才能成立,也就是说,该种行为在外界之结果,乃是在该种具体条件下,实行此种行为之真实可能的结果,乃是法则性所产生之结果。某人该种行为之一切偶然结果,已超出刑法的注意范围以外。对此种偶然结果,行为者无论在何种条件之下皆不负刑事责任。只有必然因果关系对刑法富有意义。”[9]这就是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核心观点。一言以蔽之,只有必然因果关系才属于刑法因果关系,而偶然因果关系则不属于刑法因果关系。对于必然因果关系说的适用流程,皮昂特科夫斯基指出:“在每一具体案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乃是:该人的一定行为与使该人负刑事责任的事件中间,有无一般客观联系的存在。在确定某人的行为与一定社会危险结果中间存在此种关系之后,我们还应该决定:它们是该人行为的必然结果,抑或偶然结果。”[10]显然,这里所说的“一般客观联系”,就是指因果关系。也就说,必然因果关系说的适用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确认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只有在第一步得出肯定结论后,才需继续进行第二步,即,判断行为人的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到底是必然因果关系还是偶然因果关系。

   说起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人们往往会将注意力集中到作为定语的“必然”和“偶然”上而忽略作为中心词的“因果关系”。相应地,在适用必然因果关系说时,我们往往只关注它的第二步而忽略它的第一步。但实际上,它的第一步旨在为刑法因果关系的范围划一个最大的边界,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对于适用必然因果关系说的第一步而言,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因果关系”?尽管皮昂特科夫斯基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正面阐释,但根据他的相关论述,仍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在分析案例时,皮昂特科夫斯基指出:“在依凡诺夫的行为与彼得诺夫的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为依凡诺夫的殴打乃是彼得诺夫死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无依凡诺夫的打,不会有彼得诺夫的死。……西道洛夫的行为与阿列克谢夫的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为如无西道洛夫的伤害行为,不会有阿列克谢夫的死。”[11]由这段论述可知,皮昂特科夫斯基所理解的因果关系,就是必要条件关系;而他在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时所运用的公式,就是条件公式。换言之,适用必然因果关系说的第一步,就是运用条件说判断行为和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12]由此可见,尽管皮昂特科夫斯基在形式上对条件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他创立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摒弃条件说,而是在适用条件说的基础上对刑法因果关系的范围作了进一步的限制。[13]这种方案被后来的苏俄刑法学教科书所继承,从而对苏俄学界和司法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4]实际上,皮昂特科夫斯基的这种“条件说—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思路与德日刑法学中的“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以及“条件说—客观归责理论”在结构上高度相似,只不过在具体判断规则上有所不同。

   在确立了什么是因果关系之后,需要进一步确立什么是必然因果关系、什么是偶然因果关系。而这正是理解必然因果关系说的难点之所在。对此,皮昂特科夫斯基指出,事物的结果可分为必然的结果和偶然的结果。“必然的结果蕴藏于某种一定的先在事件之内。它们是合法则的从先在的事件产生出来,因此,对先在的事件来说,它们是真实可能的结果。偶然的结果并不是该种现象法则性的结果,其由该种现象产生出来,并不是必然的,它们并不是该种现象发生过程中之客观的真实可能结果。它们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该种原因行为在其发展中同其他方面的情况的行为交错在一起了。”[15]表面上看,皮昂特科夫斯基在这里谈论的是如何区分必然的结果和偶然的结果,但由于一个结果必然对应着一则因果关系,因而他谈论的实际上就是如何区分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应当说,上述引文比较抽象,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16]在上述引文中,有三个关键词,分别是“先在事件”、“合法则的”以及“真实可能的”。尤其是其中的“先在事件”,是理解必然因果关系说的一把钥匙。只要确认了先在事件的范围,就足以判断某个因果关系是否为必然因果关系。

   那么,什么是“先在事件”呢?从皮昂特科夫斯基的另一段论述中,可以看出端倪。“当行为实行的具体条件中已存在有发生该种结果之客观的实际可能性时,当该种结果之发生具有法则性时,则所发生的结果乃是该种行为之必然结果。”[17]在这句话中,皮昂特科夫斯基没有使用“先在事件”的表述而是使用了“行为实行的具体条件”的表述,但在他的语境中,二者的意思显然是一样的。那么,“行为实行的具体条件”到底包括哪些要素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行为人的行为是“行为实行的具体条件”中的一个要素。因而,由行为人的行为直接引起的结果属于必然结果,对此理论上没有任何争议。关键的问题是,除了行为人的行为之外,“行为实行的具体条件”还包括什么要素呢?众所周知,尽管构成要件中的行为要素是类型性的,但其所涵摄的行为事实永远都是具体的。也就是说,行为人总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针对具体的犯罪对象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因此,“行为实行的具体条件”除了包括行为人的实行行为以外,还应包括特定的时空条件,以及,犯罪对象的具体情况——用皮昂特科夫斯基自己的话说,就是“犯罪直接客体所具有之某种特性”。[18]要言之,将行为人的行为、特定的时空条件以及被害人的特殊情况视为一个整体,即“先在事件”,如果某个结果是由先在事件直接引起的,那么它就属于必然结果,行为人的行为与该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属于必然因果关系;反之,如果某个结果是由先在事件和其他外在的介入因素共同引起的,那么这个结果就属于偶然结果,行为人的行为与该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属于偶然因果关系。此外,还可以从有无介入因素以及介入因素出现时间的角度对必然因果关系说作一个归纳:若无介入因素,或者介入因素出现在行为时或行为前,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属于必然因果关系;若介入因素出现在行为之后,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则属于偶然因果关系。

为了更清楚地阐释必然因果关系说,皮昂特科夫斯基举了三个例子。案例1:甲将乙殴打成重伤,乙不治而亡;案例2:甲将乙打成轻伤,乙的轻伤引发了其脑部疾病而死亡;案例3:甲将乙打成轻伤,乙在医院包扎时因医生疏忽导致感染病菌而死亡。皮昂特科夫斯基认为,在案例1中,乙死亡的结果是由甲的殴打行为直接引起的,而甲的殴打行为属于先在事件,因而甲的行为和乙的死亡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在案例2中,乙的死亡是由甲的殴打行为和乙自己的脑部疾病共同引起的,而甲的殴打行为与乙的脑部疾病都属于先在事件,因而甲的行为和乙的死亡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在案例3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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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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