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康有为的“新世”论:从欧美政治变革思考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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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首师大) (进入专栏)  

(刊于《全球史评论》第2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摘要】本文从康有为对君主与共和这一“新世”核心问题的思考切入,分析了康有为的“新世”论,主要是他“本原于新世之所由,反覆于大变之将至”,综合考虑欧美政治变革经验与中国实际状况,提供中国变革方案。康有为对西欧“新世之所由”的解释,可以用“地形—列国封建—一国统合”来概括,西欧列国封建与长期竞争推动众多西欧国家强大和崛起,但只有那些保持了内部统一的国家才能拥有优势。他对西欧各国近代政治变迁的分析,讨论的主要是各国国内“封建”在政治变革中的位置与影响。他比较了英国的君主立宪道路与法国的共和革命道路,认为英国是无需不断的革命流血、也无需对君主制实行革命而实现“新世”的政治价值的典范,认为法国革命造成的流血斗争变本加厉,此后一百多年不断动荡,使得法国被德国等国超越。针对二十世纪初中国日益流行的共和革命主张,他发展出一套中国已经长期处于平等状态的历史论述,以此质询中国需要共和革命的主张。他区分共和王国与君主立宪,主张中国采用君主无实权的“共和王国”制。这种区分的策略性考虑是,如果君主不再有实权,不如承认共和制的主导地位,将君主制作为补充性的要素。


【关键词】康有为 新世 封建 共和王国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Kang Youwei’s thinking on the core issue of the " New Age(Xin Shi) ", which is the monarchy and republic, and analyzes Kang Youwei's theory of the " New Age ",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ing the experience of political reform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 and provide a plan for reform in China. Kang Youwei’s explanation of Western Europe’s " New Age" can be summarized as "topography-feudal nations-unity of one country". The feudalism and long-term competition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led to the rise of many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but only those who maintained an internally unified country can stay strong. His analysis of modern political changes in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mainly discussed the position and influence of domestic "feudalism" in political reforms in various countries. He compared the British road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with the French road of republican revolution. He believed that Britain was a model for realizing the political value of the "new age" without the need for continuous revolutionary bloodshed and no revolution to the monarchy. He believed that the bloody struggle caused by the French Revolution had become intensified. Afte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of continuous turmoil, France was surpassed by Germany. In response to the increasingly popular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oughts in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e developed a historical discourse that China has been in a state of equality for a long time, in order to question China’s need for a republican revolution. He distinguished a crowned republic from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and advocated that China adopt a " crowned republic" system where the monarch has no real power. Th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 for this distinction is that if the monarch no longer has real power, it is better to recognize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republic and make the monarch a supplementary element.


Keywords: Kang Youwei; New Age(Xin Shi);feudalism;a crowned republic


康有为1898年10月流亡日本,到1913年10月奔母丧归国,一直在海外流亡,如其印章所刻:“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他在全球游历的过程中写下的两个系列论述,比较集中地呈现了他基于全球视野对世界政治与中国问题的思考:一是欧亚等洲多国游记,二是专题论述,综合分析全球各国政治,提出对中国发展问题或全球发展问题的主张,其中最为知名的是《大同书》,以及《官制议》、《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论》等长文。康有为在《物质救国论》(1904)中精炼地概括了这些著述的思考方法:“自戊戌至今,出游于外者八年,寝卧寖灌于欧美政俗之中,较量于欧亚之得失,推求于中西之异同,本原于新世之所由,反覆于大变之将至。”[1]“新世”与“大变”是需要重视的两个关键词,“新世”可以理解为全球的新世,西欧最早进入新世,是引领者,同时新世是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所处的基本状况;“大变”则主要指中国。当时康有为强烈预感中国将有大变,他试图通过对全球尤其是西欧“新世”的成因与状况的思考,提出中国变革的方向性主张。


康有为对西欧“新世”多有论述,如《日耳曼沿革考》所论,“新地日辟,新物日多,新识日增,新器日出;于是大推排旧法,尽去其谬误,而新理、新学假于新地、新器日出而不穷,至汽船、汽舟及诸电器出而世界一新。”“方今新世之绝出于旧,及欧人之凌吞大地,而欧美化之震靡万国者,岂非平等、共和之公,立宪、民权之变,汽电、新器之奇,美、澳太平洋之辟,政法之密,与其宫室、什器之精哉!”[2]康有为所说的“新世”与今天所说的近代化基本重叠,从新理、新政、新教,到新律、新艺、新学,无所不包,物质层面有新技术新发明,制度层面有君主立宪制与共和制等,道德伦理层面有诸种新价值,等等。他特别强调“新地日辟”,即西欧的全球殖民进程,这个问题与中国的命运关系非常密切。


本文首先以康有为对德意志问题的分析为重点,指出其“地形—列国封建—一国统合”解释模式的国际向度与国内向度的区别与联系,再以康有为对英国君主立宪与法国大革命的比较分析为重点,指出其解释模式主张君主立宪而反对共和革命的主要理由,最后分析康有为以全球政治分析为基础提出的中国道路构想,重点是当时中国不需要共和革命的主要理由,以及在民主时代保留君主的构想。虽然中国“新世”的发展没有沿着康有为的构想前进,但他的方案和思路的诸多要素,被共和革命者整合进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与战略,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国家统一与列国竞争:


康有为“新世之所由”解释模式的双重内涵


康有为在系列游记中提出了“新世之所由”的解释框架,认为欧洲“封建”之“争”是欧洲“新世”出现的主要原因,包括两个重点方面,一是欧洲“封建”与各国竞争之势的根本原因又在于地形,二是欧洲“封建”诸国长期竞争与中国一统治法有别,从长时段历史来看各有利弊。如《意大利游记》中所指出:


统全大地论之:他地野番之部落,会议盖多,但无从得文明以立国。亚洲之文明立国已久,则以大国众民,君权久尊而坚定,无从诞生国会。惟欧洲南北两海,山岭丛杂,港汊繁多。罗马昔者仅辟地中海之海边,未启欧北之地。至欧北既启,则无有能统一之者。以亚洲之大,过欧十倍,而蒙古一能之。而欧洲之小,反无英雄定于一,故至今小国林立,而意大利、日耳曼中自由之市,若斐呢士、汉堡之类,时时存焉。即无英国,此根不灭,必有大生广生者矣。况有怪者,英延条顿部落军议之旧俗,伏流千年而发于三岛,又以三岛之国会旧俗,伏流万里而起于美国,其反动力则剌触于法,而大播于欧,遂为地球独一无二之新政体。岂非欧洲凭据南北两海多岛港而分立国为耶?故曰地形使然也。非中国人智之不及,而地势实限之也,不能为中国先民责也。[3]


康有为解释西欧“新世之所由”的模式可以用“地形—列国封建—一国统合”来概括,西欧列国封建与长期竞争导致众多西欧国家在竞争中强大和崛起,但只有那些保持了内部统一的国家(如英国)才能拥有优势,走向分裂的国家(如法国)会丧失优势。这一解释模式排除了当时的分析比较重视的两个其他要素,一是中国人种低劣论,二是共和革命。康有为在其中隐含的主张是,按照欧洲的历史经验,中国创造“新世”的重点在于把握竞争之势,从中获得动力,不应该将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革命作为“新世”的动力。[4]康有为重视地理因素,并非简单援用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是要强调列国竞争的形势对于激发中国“新世”的极端重要性。


“地形—列国封建—一国统合”的新世解释模式并不能在现实政治中真正排除共和革命的选项。事实上康有为在流寓海外初期,就遭遇了倾向共和革命主张的欧榘甲、梁启超等弟子的挑战。康有为关于西欧诸国长期竞争导致“新世”的论述,需要分别从国际与国内的不同层面来把握:西欧诸国的长期竞争,是就国家之间的竞争格局而言,并非指国内形成竞争分化的格局;恰恰相反,就一国之内而言,要致力于形成统一格局,避免分化斗争导致国家分裂。正是因为面临列国竞争之世,一国之内才需要保持强势的统一和充沛的内部活力。在康有为看来,共和革命与君主立宪的关键区别就在于这一问题,共和革命会导致一国之内的分裂,因此不可取;而君主制在民主时代的保留,有利于一国的统一,是更好的选择。


康有为重视地形差异对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近代政治结构与发展路径的影响,他既用“地形—列国封建—一国统合”模式解释中国和欧洲的区别,也用来解释欧洲内部的区别。他认为,近代欧洲大陆国家因为外争频繁,君主和世爵之间不得不团结一致对外,因而上下两院的议院民主制不会最早在欧洲大陆国家出现。[5]而英国能够建立君主立宪制,领先欧洲,首先是因为其地利。他赞美英国政俗之美,国力之厚,认为英国“为大地万国师”。如果说德国是他在近三四十年来的国家中最为欣赏的,英国则是他在近两百余年来的国家中最为欣赏的。对于英国之所以能有诸多欧陆国家所不能比的成就,康有为给出的首要解释是其“岛国绝海为之”、但与欧洲大陆又只隔“一衣袖海”的地形。这一地形使得英国有相对安全的战略形势,君主和封建世爵少外战,便有余暇搞内斗。[6]


康有为认为,要考欧洲“新世”及政俗之由,日耳曼人的重要性仅次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游欧者欲考政俗之由,上不能不本原于希腊、罗马,次不能不考日耳曼;考日耳曼者,不能不先考帝统之奥大利亚,而后晰矣。……近者以英、法、德之大强,学者多艳述之,而大遗忽于奥事;则不能详欧洲政化之本末,徒观其枝流,无当也。”[7]在《日耳曼沿革考(奥大利匈牙利沿革附)》(1906)中,康有为认为英美的崛起都可以溯源到日耳曼人:


欧人之为罗日耳曼国之人种、国力、政化,实于欧洲中几为罗马代兴之一统主国也。方今欧美化之盛,披靡全球,吞云梦者八九矣。而所谓欧化者,合罗马、日耳曼熔冶而成之。然所以吞吐天下者,则新理、新政、新教、新律、新艺、新学为之,皆出于日耳曼人为多。而罗马自少许之法律、俗化留存欧土,无以披靡全球者也;其教俗亦留于西班牙、意大利为多,而不及于全欧也。英国创新为多,而英固条顿种也。英之出于日耳曼,犹美之出于英,故英、美皆谓之为日耳曼可也。 [8]


他从“日耳曼沿革史”中看到的“新世”,是一个产生于“封建”、为“封建”所造就的“新世”。


这种以历史地理特点解释制度及文明变迁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不是康有为的发明。他在1880年代后期有关“地势”的讨论,可能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郭双林指出,在晚清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地理学说中,以地理环境论最为集中。[9]康有为的一些看法在梁启超的《地理与文明之关系》(1902)一文中也可以找到呼应之处。例如,亚洲保守落后是因为地形原因导致“竞争不起”[10]。康有为可能读到了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中关于“历史与地理”的论述,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读到或者知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等书或其中的部分看法。黑格尔《历史哲学》和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等著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成为西方知识界乃至日本知识界经常援引的“共有知识”。


康有为对于地中海周边地形及其对文明的影响等论述,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色彩。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考虑的是“‘精神’在有限存在中全部实现的形态——‘国家’”[11],他在“绪论”最后部分“世界历史的行程”中这样描述这一行程“最后的目的”:“‘民族精神’在一种必需的、继续的各阶段上的各种原则,只是唯一的、普遍的、精神的各种因素,要靠这些因素,普遍的‘精神’才能够在历史上提高并完成它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自己理解的总体。”[12]这一世界历史行程的终点所完成的“普遍的‘精神’”并不是抽象的,它具体展现在黑格尔对“日耳曼的世界”的论述中。他在最后一章“启蒙运动和革命运动”分析了当时日耳曼的情形,即因为法兰西的压迫,日耳曼“帝国”完全被消灭了,已经分裂为若干主权国家,但是黑格尔又认为,一个伟大的国家的实力在于“赋有的‘理性’”,所以国君的贤与不肖也就关系不大。[13]而日耳曼“赋有的‘理性’”,是日耳曼历史形成的“民族精神”,而其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它曾经“非常幸运地”遭遇“性格高尚的君主”腓特烈二世(1740-1786)。在腓特烈二世之前,法国名相黎塞留(1585—1642),这位被视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具谋略、也最无情的政治家,清楚地知道德国的四分五裂才符合法国的利益,通过“三十年战争”,“保全了日耳曼的宗教自由”,以此“危害他们(日耳曼人)的那番制度”,用“武力强迫造成”“各宗教党派共同生存”,“依照了公民权利或者私有权利的关系”,在日耳曼的土地上“形成了若干政治的国家”。而腓特烈二世通过“七年战争”的奋斗,曾经为普鲁士这个“独立的欧洲强国”的出现奠定基础。


康有为对欧洲“新世之来由”的探索,以特别的方式揭示了黑格尔所论“日耳曼的世界”的“普遍性”的内涵:他既看到了欧洲“封建”造成的列国竞争形势对“新世”的激发(腓特烈二世正成就于这种激发),又看到了欧洲“新世”中涌动的追求建立统一的、强大的国家的愿望(列国竞争越是激烈,越是需要强大统一的国家)。如果黑格尔死而复生,看到威廉大帝和俾斯麦的伟绩,他对于日耳曼“民族精神”的“普遍性”的讴歌,或许也会如康有为给予的最高赞誉那样溢于言表:“它日德有一战胜英之日,或为并奥之日,即为诸北欧合大联邦之日,而德为欧洲霸国矣。德政俗之盛,事事第一,人主世有令闻,而人种最繁,地处欧中,又特有联邦之例,以阴纳各小国,天将兴之,以为欧洲一统之国,岂无地哉?”[14]


康有为以探索欧洲“新世”作为中心问题,在这一视野下呈现了“封建”和“一统”对于德国而言因“时势”而制宜的相对性,即“封建”对于激发德国的“民族精神”和创造力是非常重要的形势条件,但德国内部的“封建”和分裂却是其严重的桎梏,是其敌人法兰西最希望它沉溺的状态,因而“一统”是德国创造“新世”的最为重要的任务和条件。这些论述强调了“封建”与“一统”的辩证关系,指出了列国竞争之势与一国内部的统一和凝聚,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因为有列国竞争的压力,一国之内更需要统一和凝聚。


民权与革命分为二者:


比较英法近代道路与阐释统一国家建构的原理


在康有为阐释欧洲“新世之来由”的解释框架中,“封建”有着重要的位置,是主要动力之一。根据他在系列游记及其他文章中的分析,“封建”之于欧洲新世的意义,要从国际与国内两个不同角度来考察。国际角度的“封建”,指的是西欧诸国长期处于分裂和战争状态,这种竞争格局刺激了西欧国家军事和科技等方面的大发展。一国之内的“封建”,指的主要是封建世爵在王权—封建世爵—民众的政治经济博弈中的位置,及其在不同西欧国家内部变革乃至革命中的不同角色。康有为对西欧各国近代政治变迁(尤其是共和革命道路与君主立宪道路)的分析,讨论的主要是国内“封建”在政治变革中的位置与影响,尤其是他对英国道路与法国道路的比较,体现了他对政治变革进程中建构统一国家的基本原理的阐释。


康有为在《英国游记》和《法兰西游记》中分析了封建世爵在英国和法兰西的“新世”巨变中的不同作用,认为封建世爵被过度削弱是法国革命愈演愈烈的关键。在康有为看来,这是英国道路和法国道路同种而殊途的主要原因。


康有为叙述了革命浪潮在英法之间互相传递的状况。首先是英国“新世”政治出现及克林威尔革命对法国的震撼性影响:“即无英国,此根不灭,必有大生广生者矣。况有怪者,英延条顿部落军议之旧俗,伏流千年而发于三岛,又以三岛之国会旧俗,伏流万里而起于美国,其反动力则剌触于法,而大播于欧,遂为地球独一无二之新政体。”[15]在《法兰西游记》中,康有为详细讨论了法兰西革命的缘由,指出当时法国人追求自由、平等其来有自:“法革命之惨酷,古今无比。其造因由于压制过甚,固矣;而英、美立宪之风,激刺而来。适哲学大兴,政府焚书禁版,各士皆遁于英,益发舒其新异之论。福禄特尔创无神教以攻教,卢骚发民约论以攻君。诸名士一倡百合,倒入本国;举国男女,日读其书而心移俗易。巴黎集会,无人不谈自由平等,无人不攻教疑神;于是革命之种根,隐成于国民之人心矣。”[16]接着是法国多次革命反过来影响英国,推动了英国1832年“虚君”制的最终确立:“英克林威尔,非不革命,未几而王权旋复,则以英之大变,不根于学理而因于事势,与中国同也。英民权之永定,王权之永削,实在彼西千八百三十二年,亦承法余波所鼓动也。”[17]


康有为认为,“新世”政治在英国的产生关键在于封建世爵,与平民没有什么关系,英国革命领袖克林威尔就是一方诸侯:


……然则英之产此异义,天之生是,使独大地无一地势类之,而可有偶者也。然今君权之抑及今民主之前,则实世爵为之,与平民实无预焉。[18]


不过,康有为对英国近代民主兴起的分析,突破了“与平民实无预”的论断。他这样分析“新世”民主制的起源:


盖世爵各有治地部民,其权力能常与君主相抗。故君主有恶,诸世爵联合而废之,甚者弑之,众力相等,又不能以一人独篡。故复立君而誓之限之,此事势之自然,无中外而暗合者矣。君主既恨世爵之抗己,故日思废抑世爵,势不能不引平民以抗世爵而助己,于是议院分为二。故平民之渐有权者,亦世爵之反激力有以生之;若无世爵之反激,可断欧土千万年无上下议院之诞生也,而更安得有立宪民权之事出?[19]


其中的政治逻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封建世爵有实力与君主进行对抗,或者说制约君主,而君主很难单凭一己之力控制、削弱、瓦解封建世爵甚至废除封建制,在世爵中拉一派、打一派,也无法从根本上削弱封建制。康有为强调封建世爵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其二,君主要更有效地制约和削弱封建制,必须从平民中寻找支持,通过远远超过世爵的“人头数”来反制世爵,因此有下议院的创设。在英国民主制度发展的这一关键一步中,平民显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并非“无预”。[20]结合其前后文,康有为所论君主、封建世爵、平民与英国民主制度兴起之关系,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封建世爵制约君主,提供了英国民主发展最初的基础;平民阶层的崛起是君主与世爵之间矛盾发展的一个后果,英国近代民主的发展与平民阶层的关系不可或缺。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不到半个世纪,义和团运动刚刚过去,康有为在论述中偏向强调世爵的重要性,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论证自己反对平民革命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这是意识到平民力量已经兴起,希望中国出现既能够强大到与君主之间形成平衡、又能明智地推动君主立宪制建构的世爵力量。


康有为分析了法国议院民主制产生过程中封建世爵的微妙位置。[21]法国大革命之前,路易十六恢复了中断近两百年的“三级会议”制度的运作,以平民为主的“第三等级”登上政治舞台,其中的基本政治逻辑是,路易十六要抑制封建世爵。康有为指出,“法平民之有权,乃因路易抑世爵而引平民助己之故酿成之,故平民亦为世爵反生也,非平民直接而能取权也。”[22]“平民亦为世爵反生也”,是康有为所说的民主“实世爵为之”的一个表现,但不是“与平民实无预”。


同样是封建世爵与王权的抗衡促成平民议会的设置和运作,法国封建制经历路易十四时代之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路易十四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代雄主,他缔造了王权的高峰,大大削弱了封建世爵,使得贵族直到大革命发生仍然一蹶不振:“意者路易十四为强干弱支之隐谋,收拾封建,为关内侯之虚爵,特盛饰宫苑、侈畋猎声色游娱,以大集诸侯于阙下,以隐销其据土抗令之雄心,是无异一举而灭十万之侯国矣。”[23]而贵族的被削弱,反过来造成了一个重要后果,即当平民势力扩大,走上政治舞台,并被激发起革命热情的时候,王权缺少封建世爵的拱卫,很容易被摧毁。康有为认为,这是共和革命在法国发生并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革命、共和之事,不始于他国而必出于法者,以欧洲各国侯权既大,群侯并强,民能小动其一二,不能全动之也。惟法国削侯权夺侯土久矣,自路易十四后百余年,诸侯未闻有称兵作乱者,皆奔走后宫以希王宠。其小侯食邑,不满千户,几致饥寒,故尔时惟一王独尊耳。巴黎乱民,一夫夜呼,乱者四应,围王宫,撤卫兵,而迁王于市。王权一失,诸侯无力以救之,只有遁逃,故罗伯卑尔等得恣行焉。假令法不尽收侯权,强侯四布,则一有内乱反兵,定之至易。故革命、共和所以独出于法者,即缘法尽收侯权之故也。[24]


这一论述与康有为对路易十六重开三级会议的解释有些矛盾。如果路易十六重开三级会议是要依靠平民的力量来制约、削弱和控制封建世爵,那么,封建世爵就还有一定实力,如果它们站在王权一边,未必没有能力抗衡革命的平民。按照康有为的解释框架,不如解释为,三级会议的重开,是王权、封建世爵和平民之间力量失衡的结果,平民相对于被削弱的贵族世爵力量快速增长,成为王权主要对抗者,但王权无法及时重新整合贵族世爵的力量来制衡平民。如米涅所说,“三级会议只不过是将业已成熟的革命公布于世而已。”[25]用康有为自己的论述,“若封建之隐权已收,而小民之疾苦未解,彼所忧者在收贵族。若夫民变之祸,则古未之见,彼心目所不及矣。”[26]自由民权兴起之后,民怨因压制盘剥已久而沸腾,但无论君主路易十六还是封建世爵中的变革者都没有能力有效控制沸腾的民气,导致变本加厉的不断革命。[27]这是大革命之前的法国与“新世”政治建立之前的英国的重要差异。


康有为对英法封建世爵制的比较,隐含了他对民主政治结构的理解。他的主要论断是,民权的状况决定于“君主—贵族—平民”的关系结构,民权的兴起可以通过这一结构的调整而达到,而无需完全颠覆这一结构,即无需革命。“革命与民权分为二者”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康有为已经意识到平民力量兴起在欧美近代政治变革中的关键作用,如果平民力量成为主导力量,必然将推翻君主制,并使得革命不断推进。他试图通过两个条件的达成避免形成平民力量占据主导的格局:


一是君主与贵族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均势,并由此建构君主立宪制。他认为英国式的民主结构是比较合理的,即保持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基本平衡,从而王权(或者最高权力者)会有统治和协调二者的政治空间。而法国式的民主政治结构打破了贵族与平民的力量平衡,人心之变不可遏制,追求平等的愿望势必一浪高过一浪,“得陇望蜀,其求无止”。[28]他指出了法国革命对整个欧洲人心的冲击,认为其他国家世爵尚多,因此平民革命未能成事,其中包括俄罗斯,“今俄民变数十年矣,所以未成,以俄公爵尚多而强故也。”[29]


二是无论君主还是贵族,都不要对平民阶层过分盘剥和压制,通过给予平民以民权,建构君主立宪制的稳定基础。如果王权削弱了封建世爵,要想避免平民革命的发生,需要满足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不能让被削弱的贵族等社会上层过于压迫平民。否则平民革命必然发生。康有为指出:“然民权共和,公理也,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近人以民权、革命、共和之事始于法,多美法人。岂知侯权既削,而贵族尚压,大僧占产,又承哲学开明之后,事势迫人致然,非法人之独能卓立慓悍而取民权也。”[30]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民怨太盛:“法国何为而起大革命也,法封建僧寺之贪横,税敛刑法之苛重,民困苦不聊生,其可骇可悲,实中国人所未梦想者也!……此平等所由起,自由之说所由倡,革命之变所由生也。”[31]


在这两个条件满足的情况下,“革命与民权”才能真正“分为二者”。要民权,不要革命,才能有助于一个国家在列国竞争的格局中巩固统一和走向强大。这是康有为分析英法两国近代政治变革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他对于民主时代建构统一国家的一个基本原理的总结。


康有为由此将英国道路与法国道路并置,分别作为好的典型与坏的典型,用于主张君主立宪制、反对共和革命主张的论辩。他对英国政治模式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英国是无需不断的革命流血、也无需对君主制实行革命而实现“新世”的政治价值的典范:


其先起者莫如强英,自崇祯十五年争乱,至康熙二十七年始立议院、予民权,凡四十八年而后定,然尚未有选官之权。至道光十二年、二十八年,伦敦民党大变两次,大将军威灵顿调兵二十万,仅而获成。故英国之民权,二百年而后得。中间虽杀一君,流血无数,然不过求民权、定立宪,英君主之世守如故,未尝革命也。[32]


康有为以法国大革命对法国的影响作为反面案例,认为法国革命造成的流血斗争变本加厉,此后一百多年不断动荡,使得法国在欧洲被德国等国家超越。他试图以法国大革命案例警告主张中国的革命派,革命将会像在法国一样,带来中国国力的进一步衰退:“今吾国人多好述法国革命自由之说,不以为谬,行陷泥淖而艳称,而欲师之。吾今特列法与英、德政治之比较,以见得失之实,吾国人亦可以知所择矣。”[33]


不过,康有为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方式是比较特别的,他没有全盘否定法国大革命的后果,也没有否定法国大革命追求的自由和平等价值。他将美国革命视为理想的革命,认为“……美国之验方,实天下之公理之至也。其要旨曰:人权平等也,主权在民也,普通选举也。此至公至平之理,圣者无以易之,实大同世之极则也。”[34]他批判法国大革命,但没有批评美国革命,认为美国革命是一个“例外”:“若夫民主大国,惟美与法。美为新造之邦,当时人民仅四百万,与欧洲隔绝,风气皆新,无一切旧制旧俗之拘牵。其后渡海赴之者,皆厌故国,乐自由,故大更大变,事皆极易;故法革命而无效,美自立而见功。”[35]由于不否定革命目的本身,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他的批评要点在于,推翻君主制的革命浪潮一旦兴起,不仅革命派没有有效的办法来控制民权自由的负面效应,保守派同样很难有办法控制局势,很难避免仇杀不已的局面。根据他对孔子“三世说”的解释,法国建立共和制走向太平世“未至其时”。[36]康有为详细勾勒法国大革命之后“惨状”,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概括是,事事与愿望恰恰相反,“合数十百万革命军之流血,以成就一罗伯卑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一拿破仑之专制君主。”[37]康有为在理论上论证君宪优于革命(共和),对法国大革命“惨状”的描述是一个重要论据。[38]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虽然血流成河,仍然有其成果和收获。康有为这样评价:


当时虽极乱无理,而千年封建压制极恶之政,藉此尽灭去之,国会议定,废藩权,凡人役税、隶农尽免,旧藩狩猎权、裁判权皆停止;罢寺僧十一税;停卖爵令;凡公民皆得为文武官;减死刑;去长子嗣产制;取寺产二十万万佛郎为国费;听民领其地,保护财产;听信教言论出版之自由;限制国王虐杀刑。于是旧日藩下之农工,皆脱压制而得自由,贵族、平民皆得平等,小民皆得有地,至今法国有三百五十万地主。国民议会开两年,扫陷廓清,等于新朝之更革,改定凡二千五百五十事,此其最大端,而大有益于国民者也。……此法人所日夜大呼,以无量英雄之血,购得之自由平等者也。[39]


总的来看,除美国之外,他对当时革命的评价都以负面为主。康有为对“革命在法国”的看法,也可以说是他对“革命在世界”的看法。


质询革命:


康有为关于中国长期平等的历史论述及其问题


康有为从英国君主立宪问题和法国大革命问题回到中国问题,针对二十世纪初日益流行的共和革命主张,发展出一套有关中国已经长期处于平等状态的历史论述,以此质询中国需要共和革命的主张。


康有为认为,就自由平等价值而言,中国秦汉以来就已经有经济平等,即使当下的状况也比大部分西方国家不差。他说:“然试问法人所以无量血购得之自由平等,若以上诸事者,若废藩权,停旧藩之狩猎裁判,免隶农人役税,民得为文武官,则我国秦汉时已久去其弊,久得此平等自由二千年,在罗马未现之先。”[40]他从孔子“讥世卿”的传统以及秦代及此后去封建、立郡县,解释了何以中国社会较为平等:


惟我国自秦灭封建,孔子讥世卿,汉后即无贵族专据土地之事,而任民有之,尚有限民名田之义。光武先林肯二千年而放奴,故吾国无有大地主,人民平等,人人皆可有地,人人皆听其自由为士农工商,无限定之级业,人人皆可起田间而为卿相公侯,政制宽大,简刑薄税,一切听民之自为,故人道自由。[41]


他认为,中国有王权,但缺少封建世爵,很少上层阶层压迫平民太甚的问题,因此中国在历史上没有发生对君主制的革命。其中的关键是中国土地制度较为平衡,小地主多,“中国之为小地主,听人民自有田地,盖自战国以至于今,乃在罗马未出现之前,不止日耳曼矣。孔子之道,以自然为教,绝无压制,又岂若天主教乎?故中国之人早得自由之福,已二千余年。”[42]如何解释中国的土地制度及其当代变迁,在此后的中国革命运动中,逐渐成为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康有为甚至认为中国平等自由的传统为“大地之最先进者”:“中国平等无级自由之乐,诚为大地之最先进者哉!”[43]又如,“吾中国二千年改郡县后,既无世诸侯大夫,人人平等,无封建之压制。民久自由,学业、宗教、士、农、工、商,皆听自为之。……平等自由,若今惟美国有一二少能比我,但异于一民主耳。”[44]康有为的这一历史叙述,在后来的历史研究界不断有回响。比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延续了此一中国历史叙述模式。又如,钱穆在《中国政治之得失》中亦认为,孔子“讥世卿”使得中国社会较为平等。


根据此一历史叙述,康有为认为中国不需共和革命。其一,他认为,在中国以不平等为理由发起革命,是没有道理的。“以吾文明之本皆具,自由平等之实久得,但于物质、民权二者少缺耳;但知所缺在物质、民权,则急急补此二者可也。”[45]其二,中国有长期平等的政治基础,虽然在物质和民权(民主)方面落后了一些,但历史负担小,追赶起来也会比较快:“若我同治中兴时变之,比于诸国,未为晚也。今虽稍迟,然我数千年冠绝大地之文明,视彼数十年之精美,其何有焉?取其长技,择其政律,斟之酌之,损之益之,断之续之,去短取长,一反掌间,而欧美之新文明皆在我矣。……天下强治之易,未有若中国者也。”[46]康有为担心中国剧变,陷入争乱而不止,耽搁了吸收欧美长处改良和追赶的时机。他认为要多些阅历,了解中国的长处,那种“愤于积弊,耻于国弱,发愤太过,张脉怒兴”更可能是因为阅历太浅,轻于言论。[47]康有为认为,深思明辨的关键是知道凡事有利亦有弊的“阴阳”辩证法。[48]


论证中国历史已经长期处于较为平等的状态,固然有利于康有为主张中国不需共和革命,但也会给他论述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带来相应的困难,那就是,如果中国在孔子“讥世卿”和百世都行秦代郡县制的情况下已经长期平等,世家大族在政治上近乎消失,那么,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政治基础在哪里?


康有为讨论了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英法等国那样形成议会制度。其一,他指出,中国春秋时期也有封建制,但产生不了议院民主制度,乃是因为,中国没有英国特别的地形所提供的条件,与人种无关:“吾国在春秋时,既无一海岛国若英之近,而又能自立者,若皆在大陆,日事于兵,正与欧洲诸国同,故并力拒外而不暇从容争政,以欧陆诸国之不能产立宪民权,则我中国之不能产乃事势之自然。非吾有所不如也,又非条顿种之独能创义也,地势为之也。”[49]其二,法国虽然不是欧洲最早,但在其封建时代王权最盛的时期,毕竟也有了议院制度,那么,参照法国,中国为什么没产生议院制呢?康有为以六朝时期的世家为例,认为中国即使在世家尚有势力的时期,也没有法国和英国世爵那样的实力:“或曰六朝时世家之地位权势亦重矣,何以不能产民权?则六朝世家并无治地,仅同欧土今日之世爵,迫君不甚,而国土太大,议院未成,君又不须引平民以敌之,此所以不能诞生也。故世爵封建虽不善,而至善之立宪议院乃赖以生。禾非粪不长,物固有极相反而相成者,岂不异哉?”[50]这些分析都以英法为参照,将世爵与君主制衡作为建立君主立宪制的一项预设条件。


康有为以英法近代变革的不同经验为参照论述中国的道路选择,主要意图在于强调民权自由与革命“分为二者”,长期平等的中国不需革命,基本没有进一步讨论中国如何在没有足以制衡君主的世爵的情况下建立君主立宪制。参考康有为对英法等国近代政治变革经验的论述,可以推测他的分析框架:如果没有制衡君主的世家大族,平民阶层力量成长又可能引发持续的革命风暴,大致会有两种情况,一是,建立君主立宪制主要得依靠君主自身的主动调整;二是,如果大清朝廷不能主动调整,进行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改良,很有可能面临平民革命的风暴。康有为有关中国长期平等的历史叙述,事实上指出了中国与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部分相似之处,即君主制一旦面临平民革命的颠覆性冲击,缺少有可能支持君主制的世爵阶层。这是中国君主制的脆弱之处,在共和革命思潮兴起之后,中国君主制事实上面临着万劫不复的深渊。


康有为在1902年已经预见到了人心变动不可遏制地发生的趋势和革命展开的方式:“盖向者人犹望复辟之自强,今则别谋革命自强矣;向者不过变自小民,今则变自士夫矣。此其大变,又洪秀全时所无也。”[51]按康有为的分析思路,由于中国缺少世爵阶层,士大夫即是在政治功能上最接近于世爵的阶层,此一阶层的人心背离,意味着君主制的社会基础将荡然无存。康有为意识到,到这种巨变展开的时候,清朝是无能为力的,“至于人心尽变,则有土崩瓦解之患”。[52]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深渊的前景业已浮现,他尤其重视法国大革命引发“不断革命”的历史及其政治逻辑,呼吁建立君主立宪制以避免“不断革命”的前景。


君主在“新世”:


康有为论民主时代的“共和王国”


康有为呼吁保留君主制,以避免法国式的“不断革命”,主要有两种论证方式,一是以欧洲实行君主制的国家数量更多作为主要证据,二是正面论述君主制的价值与意义的论证方式。后者要更为积极。


1899年遭遇欧榘甲、梁启超等倾向共和革命的弟子挑战之后,康有为反对在中国掀起共和革命的主要理由之一,在于他对革命在世界诸国的命运的分析,其中包括对共和革命在西方及中南美洲等区域的命运的分析。比如,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1902)中,他概括了革命在当时欧洲被冷落的状况。英国、奥地利、普鲁士、意大利、葡萄牙、琏国(丹麦)、荷兰、瑞典、日本等国“皆累经民变,皆得议政自由之权,而君主皆世守如故”,实行的都是君主立宪制,“统计欧洲十六国,除法国一国为革命,实与俄之一国为专制者同,皆欧洲特别之情。其余十余国,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然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此则近百年来,欧洲言革命不革命之明效大验矣。”[53]


如果通过“革命在世界”是否受欢迎、被接受或者有效果来质疑革命,问题是,将中南美洲二十余个共和国纳入统计,则世界主流方向未必是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在《共和政体论》中指出,“今共和政体之盛,莫若美洲,盖皆师法合众国政体之故;然除美国外,无一不大乱者,在中南美间,无岁不见告也。”[54]其实,即使将君主立宪视为西方主流方向,这一经验主义的理由与为创造新世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革命意志相比,康有为以国家数量做支撑的论证方式,气势也显得较弱。[55]


在辛亥革命前十年的革命辩论时期,康有为的论述重点是否定共和革命在当时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较少正面阐述君主制的价值和意义。例如《英国游记》(1904年)基本没有论及英国君主对于英国政治的功能和价值;1909年所作的《补英国游记》,对于英国君主制在英国政治结构中的功能和价值,仍然未有论及。


康有为较早从正面阐述君主在欧洲“新世”的政治功能,是在《比利时游记》(1904年)中:


盖欧洲君主立宪之国,比与英、意议院最有大权,与德、奥迥异。故国民极力经营议院,而王座乃屈在左右室,则各国无之,伸民权而抑王体,至此极矣。此座虽小,故而君民权力进退之间,亦立宪制中一大掌故矣。欧洲王者若英意比,不过有虚名荣礼,若其用人、行政,皆相臣决定,而奉行签名,又一切皆取王命,此极异之制度。在吾中土,则为汉献、晋恭;在各灭国,则为安南、高丽之王,皆大不祥之事。然在欧洲立此新制,可免革命争王之惨祸,亦无一相篡夺之变,于过渡之世,曲尽其宜。此真异想天开,为中国数千年思想、书籍之所无,而屐齿未经者矣。[56]


他论证君主在“新世”(也就是民主时代)的价值的一个重点是,没有稳定的帝制,肯定会有很多人对皇位或者国家领袖的位置有窥视之心,导致激烈政争,从而使国家瓦解,陷入乱局。


武昌起义爆发、君主制瓦解之后,君主制问题成为康有为政论的中心问题。他论述君主制的主要思路是,通过对欧洲君主制状况的叙述,阐明君主的设置对于欧洲“新世”(也是中国“新世”)的价值。就对中国“称雄于大地”的路径的设想而言,他更倾向于俾斯麦时期所奠定的德国君主立宪制架构,即君主并非虚君,而是对相权有很强节制力、有远志雄图,并有集权能力。但根据辛亥革命之后的形势变化,康有为的君主制论述主要强调英国宪制。他发展出一套关于虚君共和制的论证和修辞性表述,提出“共和帝国”或者“共和王国”的论述,力图以“君主共和制”(或者称为“虚君共和制”)争夺“共和”的解释权。这一论述是基于他对英国宪制的了解而展开的。他在讨论英国政体时,经常会引述其认识的曾任英国驻美大使的政治学家布赖斯(康有为译为“勃拉斯”)的话。布赖斯曾经引用过白哲特将英国国体称为“共和王国”(“a crowned republic”)的说法,并指出,“当议会民主制作为共和国的代名词理解的时候,是可以用‘共和王国’这个词的”。[57]白哲特在其名著《英国宪制》中将英国称为“伪装起来的共和国”:


……,在这里(引者注:英国),君主制的附属物被变成了共和国的基本要素;只有在这里才有必要保留古老的表演、同时我们悄悄地加入了新的现实,因为这里的政治人民数量更多、更为多样化。……当然,一旦我们看到英国是一个伪装起来的共和国,我们就一定会同时看到,那些必须用伪装来满足的阶层必须要受到怀柔的对待。[58]


康有为通过对英国宪政体制的叙述,来调和共和革命与君主制,表达寓君主制于共和制之中的主张。他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以英国为制宪的范例[59],将英国视为“共和王国”(“共和爵国”):


今共和王国,实多一虚衔王爵耳,其与俄、普、日之君主立宪远矣,不类甚矣。必不得已,谓为共和爵国宜也,谓为虚爵立宪宜也;谓为君主立宪,则名是而实非也,不切不实,名实淆乱,岂可哉?不可不辨也。今草吾国宪法授总统以大权,望其得以行政,过于英、比、意远矣。[60]


他曾刻意将英国全称翻译为“大不列颠共和王国”,嵌入“共和”二字。[61]


康有为对共和王国与君主立宪的区分,指出了分别以英、德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君主立宪制的区别,一种是君主无实权,一种是君主有较多实权。他主张中国采用君主无实权的“共和王国”制,关注的主要是君主之位的保留。这种区分有其策略性的考虑:如果君主不再有实权,也就没有必要再突出强调君主之名,不如承认共和制的主导地位,而将君主制作为补充性的要素,“今空名之君主者,只能编入共和制,而不能编入立宪君主制也”[62]。“共和王国”的命名,显示了康有为在君主制已经缺乏实际支撑力量的情况下调和“共和”与“君主”的努力,是对君主之位在清朝灭亡之后继续存留的一种论证,也包含了在共和制中注入君主制优点的苦心。


在他看来,在共和王国政体之下,虚君之下的权争是可以容忍的,但前提是权争参与者都对虚君抱有忠诚的态度。如《共和政体论》所说:


盖虚君之用,以门第不以人才,以迎立不以选举,以贵贵不以尊贤。夫两雄必不并立,才与才遇则必争,故立虚君者,不欲其有才也,不欲其有党也,然后冢宰总百官以行政,乃得专行其志,而无制肘之患一也。夫立宪之法,必以国会主之,以政党争之,若无虚君而立总统,则两党争总统时,其上无一极尊重之人以镇国人,则陷入无政府之祸,危恐孰甚。……君主者无用之用至大矣。……盖立一无权之君主,人不争之,于是驱其国人,只以心力财力,运动政党,只以笔墨口舌,争总理大臣,而一国可长治久安矣,……[63]


他强调了君主在维系国家一统、凝聚民心方面的象征性功能:


尝譬论之,君主者如神乎,神者在若有若无之间,而人间皆奉之,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故先圣以神道设教,美饰其庙宇,厚费其牲醴香火,率百姓万民拳跪以事之,而不肯稍惜其费、稍吝其恭焉。[64]


他对“君主者如神乎”的强调,即是对“尊荣”的强调。[65]


康有为对“虚君之用”的分析和强调,调整了辛亥革命前十年论战阶段的问题意识。此前,他主要强调中国应该避免出现法国大革命式的危机,建立英国式君主立宪制,但并没有系统性地正面讨论,中国在缺少世爵阶层的情况下如何建立君主立宪制。辛亥革命后,他对虚君作用的正面讨论,深化了对君主立宪制的政治进程的论述,实际上提出了虚君得以形成的条件问题,那就是政争各方都需要对虚君保持尊崇。难题在于政争各方对虚君的忠诚如何形成,康有为主要诉诸于避免国家分裂的政治自觉与既有教俗(孔教)的支撑,这些方面的动员接近于靠天吃饭,这是民国建立之后他在政治上特别希望和需要立孔教为国教的原因。


结  论


康有为对西欧“新世之所由”的分析,从国际角度强调了欧洲封建分裂和列国竞争对近代西欧国家技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刺激和推动作用,从一国之内的角度强调了维系国内统一对于一国强大的重要性,而维系统一需要保持君主、封建世爵与民众之间的力量平衡,较为强大的封建世爵阶层的存在是维持这种平衡的关键。将其国际层面论述与国内层面论述结合起来看,共同之处是都强调西欧封建制在“新世”到来的过程中的重要位置和作用;不同之处则在于,国际层面强调封建分裂的积极作用,而国内层面强调应避免封建分裂或者社会上下层的撕裂冲突。


康有为在国内层面强调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并非简单地主张君主专制,而是在承认封建及社会上中下层分化的基本现实基础上,讨论实现国家整合统一的途径。他在讨论德国近代政治变迁时,并不认为德国存在封建制的历史基础是必欲除之的问题,而是认为可以通过联邦制的方式将众多分裂的小封国整合起来,这是威廉大帝和俾斯麦的丰功伟绩。在讨论英国近代政治变迁时,也不认为英国君主与封建世爵的矛盾、封建世爵与平民的矛盾、君主与平民的矛盾是需要消除的问题,而是认为需要用君主立宪制建立君主、封建世爵与平民之间的力量平衡,以此较为平稳地实现政治转型。


康有为事实上讨论了近代国家在封建制基础上实现君主立宪制转型的理想模式,这一模式以国内封建制为基础,利用封建制已有的君主—封建世爵—平民的制衡结构,同时通过君主之位的存留,避免封建制在有强敌在侧的情况下导致国家分裂,避免平民革命撕裂国家。也就是说,不同地域之间存在矛盾,不同社会阶层或社会集团之间存在矛盾,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基本状况,问题是如何整合。康有为讨论西欧“新世之所由”,分析英、法、德、意等国的近代政治变迁,提出的是政治整合路径的开放性问题,但他的回答是单向的,视国内冲突(不论是封国之间的冲突,还是君主、封建世爵与平民等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的爆发为畏途,认为只有能够同时协调既有的君主、封建世爵与平民等政治阶级和集团的关系,建立这些不同集团之间政治平衡,才能有效实现一国的政治整合。


康有为对于一国在政治分化基础上实现政治整合的单一路径设想,与他在国际层面重视和强调列国竞争和冲突的积极刺激作用,有着不一样的政治逻辑,也即存在紧张或自相矛盾之处。康有为有其协调一致的方面,例如,在国内政治层面,他强调联邦制对于美国和德国整合各州的重大作用,也认为联邦制是未来不同国家之间整合的路径。但在处理国内政治集团分化与冲突的问题上,他否定政治冲突提升新兴力量的政治整合能力的可能性。如果按照他肯定国际层面国家竞争的积极作用的思路,来分析国内的政治分化和竞争问题,可以看出另一种可能性,即新的政治力量在政治斗争过程中锻炼和成长,也有可能成为更具整合能力的政治力量,这是在革命进程中可以看到的故事。康有为重视国内严重政治冲突的国家瓦解效应,完全否定这一思路,基本没有思考这样的可能性,这是他分析西欧“新世之所由”的重要特点。与此相应,他在思考中国问题时,反对以共和革命推翻清朝,在共和制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主张保留君主之位,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共和王国”,也就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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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笔者题为《质询革命与“跨区域知识”——康有为海外游记研究》的博士论文(2011年)第4章“康有为的‘共和王国’论:民主时代的君主与共和”一章基础上删改而成,初稿曾在“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第三届年会(重庆大学,2015年11月)报告。


[1]《康有为全集》第八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


[2]《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239-240页。


[3]《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382-383页。


[4] 参见拙文《列国竞争、乡邑自治与中央集权——康有为海外游记中的“封建—郡县”问题》,《开放时代》2011年11月号。


[5]《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6-7页。


[6]《英国游记》,见《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1-2页。


[7]《日耳曼沿革考》,见《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236页。


[8]《日耳曼沿革考》,见《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235页。


[9]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10]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十》,中华书局,1989版,第110页。这些论述也可以看作是对此前康有为类似看法的发展。


[1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集团,2001年版,第17页。


[12]同上书,第79-80页。


[13]同上书,第449-450页。


[14]《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448页。


[15]《意大利游记》,见《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383页。


[16]《法兰西游记》,见《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204页。


[17] 同上书,第179页。


[18] 同上书,第7页。


[19] 同上书,第6页。


[20]即使在今天,执政者与平民联合制约官僚阶层及财阀阶层,仍然是现代民主制的核心问题,即一个民主国家的执政者如果要保持国内政治的平衡,避免大资本势力掌控国家权力和资源、形成巨大社会分化的局面,基本思路同样是,依托基层民众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来确立管控和约束大资本的政治机制。


[21]1904年至1908年环球旅行期间,康有为多次考察法国。此后康有为对法国大革命最为详细的论述是《法国游记》(1905)。中间部分曾取名《法国革命史论》,以“明夷”的笔名,作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之一节,于1906年刊发于《新民丛报》第85、87期,出版日期分别为8月20日和9月18日。


[22]《英国游记》,见《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7页。路易十六重开三级会议的原因要比康有为所说更为复杂,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米涅,《法国革命史(从1789到1814年)》,北京编译社译,郑福熙校,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23]《法兰西游记》,见《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160页。


[24]同上书,第179页。


[25]米涅,《法国革命史》,第21页。


[26]《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160页。


[27]同上书,第182-202页。


[28]同上书,第202页。


[29]同上书,第195页。


[30]同上书,第195页。


[31]同上书,第195页。康有为认为整个欧洲大陆都如此:“夫以欧洲万里原陆之地,英、德、奥、法四大国将二万万之人民,而有地农主只此四十余万人,其余将二万万人皆无立锥者矣。不平如是,怨毒已深,奴佃不甘,逼而怒起。此弥勒约翰自由之倡导,卢骚民约之起原,而贵族屠戮之惨因,路易断头之缘本也。加以旧教愚民之法,压制种种,皆为积怒之原因,而种民变之祸胎也。”(同上书,第164页)


[32]《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13页。这种赞美也是献给大英帝国的“日不落”规模的。参见《英国游记》,见《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1页。


[33]《法兰西游记》,见《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167-168页。


[34]《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182页。个别字词依《康有为遗稿·列国游记》(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6页)校改。


[35]《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13页。


[36]参见拙文《康有为的经学思想调整刍议——以<春秋董氏学>与<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的比较为例》,《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2期。


[37]《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190页。


[38]康有为会怎样论证美国已至其时?目前未见他的美国游记,也未见他对为什么美国已至其时的解释。


[39]《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202-203页。


[40]同上书,第202-203页。


[41]《德国游记》,见《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438页。


[42]《法兰西游记》,见《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164页。类似表述亦见《英国游记》,《康有为全集(八)》,第6页。


[43]同上书,第404页。


[44]同上书,第200页。


[45]同上书,第201-202页。


[46]同上书,第201页。


[47]同上书,第164页。


[48]同上书,第8页。


[49]同上书,第6-7页。


[50]同上书,第7页。


[51]《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32页。


[52]同上书,第332页。


[53]同上书,第313页。


[54]《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42页。


[55]在革命辩论的最初阶段,章太炎强调革命的道德和意志,欧榘甲等人强调,革命自立有奋斗就有收获,即是对创造出一个新形势的革命意志的呼吁。参见拙文《20世纪初中国革命辩论中的“亚洲故事”》,《全球史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56]《比利时游记》,见《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489页。他曾分析,在清帝失位的情况下,势必会有其他人来抢帝位:“中国枭雄积于心脑者,人人有汉高、明太之心,吾见亦多矣。古今天下,安得遇尧、舜、华盛顿?……今所见革命之人,挟权任术,争锱铢小利而决裂者,不可胜数。如此之人,使其有天下而望其行尧、舜、华盛顿之事,是望盗跖之让国也。”(《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19页)这一讨论揭示了如何避免陷入帝位争夺的恶性循环的问题,但并未论及君主制的意义。这与当时君主制瓦解危机尚不明朗有关。


[57] 转引自Graham Maddox:“James Bryce: Englishness and Federalism in America and Australia”, see Publius, Winter2004, p59.


[58] (英)沃尔特·白哲特:《英国宪制》,第197、204页。


[59] 《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见《康有为全集》第十集,第40页。


[60]同上书,第50页。


[61] 《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04页。他还曾在文章中说,“故日本人谓今之中国已变为共和帝国,今名之为虚君共和国。”见同书,第218页。


[62] 同上书,第247页。


[63]同上书,第245-246页。


[64]同上书,第246-247页;亦见于《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见《康有为全集》第十集,第48页。


[65] 同一时期章士钊经常引用的英国政治哲学家沃尔特·白哲特在《英国宪制》开头部分即指出,“制造一个王室就像收养一位父亲一样困难;属于前者的特殊感情同属于后者的特别亲情一样无法主动创造。如果英国宪制的实际部分只能通过对中世纪材料的神奇积累才能出现,那么它的重要性就有一半是历史性的,而它的可模仿性就是非常有限的。……在这种宪制中存在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那些激发和保护人民的尊崇的制度,即尊荣的部分,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的话;第二个部分是有效用的部分,……每一个宪制都必须首先赢得权威,然后再利用权威;它必须首先取得人们的忠诚和信任,然后再利用这种效忠进行统治。”见氏著《英国宪制》,保罗·史密斯编,李国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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