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双重对话”与“双重历史化”

——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7 次 更新时间:2022-03-09 13: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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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 (进入专栏)  

   【摘要】在中国社会转型和中国崛起的历史大背景下,回顾和反思学术研究所凭借的理论工具,追问“如何提问”,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以作者从事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为例,详细地回顾了如何模仿、学习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如何基于社会科学规范化和本土化讨论来不断反思自己采用的理论框架,并超越这些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反思社会科学研究在处理理论与实践关系中常见的“倾听”和“独白”这两种倾向,批评这两种倾向所假定的非历史化的普遍真理观,从而主张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将研究者自身及其研究加以“历史化”,并在“双重历史化”的前提下展开“双重对话”。一方面,必须意识到理论工具并非普遍真理,其本身也是特定历史对话的产物,同时将研究者自身作为对话的组织者放置在特定历史之中,反思我们的问题意识以及选择的理论工具与经验现实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正是在历史化的前提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理论与历史实践经验展开了复杂对话,而这一对话最终变成古今中西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对话。由此,这一方法论的反思构成了对主流法学界秉持的“18世纪原则”及其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并期望基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生活来提出新的社会科学理论,开辟历史发展的新可能。

  

   【关键词】法律社会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双重历史化、双重对话

  

一、问题的提出

  

  

   项飙兄(编注:项飙系该辑《区域》特邀主持)来信,希望我结合自己的研究谈谈在学术研究中“如何提出问题”。学术研究从来都是共同体的事业,反思我们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将自己的点滴经验包括曾经走过的弯路和失败教训与年轻一代学者分享,无疑有助于他们做出更好的研究。然而,这个想法却让我想起上个世纪末新加坡外交官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提出的问题:“亚洲人会思考问题吗?”那个时候,项飙和我刚刚进入社会学研究领域。他研究的是北京的“浙江村”,而我和一些朋友们则将社会学、人类学方法运用到法律领域中,研究中国乡村基层法院的实践。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讨论“如何提问”实际上就包含着对当年马凯硕提出这个问题的回应,即我们是如何思考的?我们真的会思考吗?

  

   马凯硕提出的问题虽然在国际关系领域和全球战略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对于学术界,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估计没有人注意到马凯硕和他的这本书,自然也没有人直接回应他所提出的问题。 如果用布迪厄的理论来解释,这或许是由于大家处在不同的“场域”中。 马凯硕作为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因熟悉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而活跃在国际战略界,他的著作无疑会引起美国和亚洲国际战略界的关注,也会引起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关注。然而,在学术场域中,尤其是在1990年代蓬勃兴起的以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所主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大家关注的并非东西文化问题,马凯硕的著作显然不可能成为大家需要阅读、思考、援引乃至回应的理论文献。

  

   就在马凯硕提出这个问题差不多十年之后,曾经担任英国首相布莱尔的智库欧洲研究中心主任的勒纳得(Mark Leonard)出版了《中国是如何思考的》,该书因欧盟外长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在欧盟议会全体会议上阅读被媒体报道而引发人们的普遍关注。这本著作辑录了对中国著名学者的采访,所关注的乃是西方国际战略界关心的问题,即围绕全球格局和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各种理论思潮及其争论,包括自由主义、新左派和保守主义的不同主张等等。尽管这些问题都是学术界绕不开的话题,但这些讨论与我们在社会科学场域中所关注的问题依然有很大差异。如果我们注意作者的身份,就会看到马凯硕从亚洲(东亚和东南亚)视角来反驳西方文明的普适主义,从而为“亚洲的复兴”提供国际舆论。而勒纳得作为布莱尔的智囊,显然代表着后冷战的欧洲正在探索“第三条道路”。 就在这个时期,项飙出版了《全球“猎身”》,研究全球信息产业分工体系与印度工程师的全球流动。而我自己在这个时候完成了《中国香港》,试图讲述全球帝国秩序变迁中的香港故事。换句话说,在这十多年中,我们都从中国的社区/乡村问题转向对全球问题的关注。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我们的研究做出这种巨大的转型呢?

  

   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同的历史片断和场景拼接起来,就会发现这十年间人类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一个全球秩序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的思考和研究不可避免地与这个历史大时代发生某种关联。一方面“亚洲四小龙”取得了令人骄傲的发展业绩,甚至创造了“亚洲奇迹”,这似乎应当被解释为资本主义的胜利,然而却激发了关于“亚洲价值”的讨论。这成为马凯硕发问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苏联社会主义体系崩溃瓦解,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推动了“历史终结”论的形成,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迅速崛起激发了对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和价值观念的新型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文明复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这恰恰成为勒纳得关注的问题。如果把这两个问题连起来看,这就意味着亚洲尤其是东亚,无论在欧美资本主义刺激下的成长,还是在苏俄社会主义传统中的崛起,都有其内在不变的亚洲底色。无论是“亚洲价值”,还是“中国模式”,实际上都隐隐约约指向一个共同的东西。这就是马凯硕和勒纳得共同关注的问题:亚洲人会思考吗?亚洲人是如何思考问题的。

  

   马凯硕的问题实际上在追问:亚洲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实际上都是在西方人的问题意识中思考,那么,亚洲人能不能从自身历史和问题意识出发来思考,从而提出不同于西方人的问题?在马凯硕那个时代,即使最关注“亚洲价值”的讨论,也基本上是在韦伯的理论范式下,试图通过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关联来解释“亚洲奇迹”。而勒纳得则追问,如果亚洲人思考的问题不同于西方人,那么他们在思考些什么?显然,他在假定亚洲人有自己独立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这或许意味着在这十年间中国知识思想界在“如何提问”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马凯硕的疑问在勒纳得这里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项飙兄提出在社会学研究中“如何提出问题”就不仅仅是学术研究场域中常规的理论反思,它实际上包含了对后冷战以来全球秩序发生巨大变化的“宏大理论”叙事的回应,而在中国,这种宏大理论叙事始终围绕“古今中西”问题展开。回应这些宏大理论无疑会引发很多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争议,比如“事实”与“价值”、“学术”与“思想”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学术”与“政治”、“理论”(“表达”)与“实践”的关系等等。本文无意于直接回应这些宏大理论问题,但这些宏大理论恰恰在提醒我们以学术的方式思考面对的世界时,需要常常回过头来从我们生活的世界出发,来反思我们借以观察、认知和思考世界的理论资源和学术工具,甚至要反思学术职业本身的性质,包括反思知性生活与实践生活的关系等,“上学而下达”,“理论”与“实践”之间需要形成某种相互对话和相互促进的“接力”。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法律)社会学研究中,需要不断从具体微观经验中的个案研究抽身,返回到经典社会理论的基本假定,反思我们从事经验研究所凭借的这些经典理论所产生的社会生活条件,这些理论所要思考和解决的社会问题,以及社会科学分析工具的前提假定等等,从而反思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回顾我们自己所做的研究,反思我们“如何提出问题”,就不仅具有学术史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将我们的研究本身作为有待解剖的个案。因此,学术研究乃是学者通过自己所选择的理论工具与研究对象之间进行沟通交流的一场对话,也可以说理论通过把握学者的思考而与现实生活之间沟通交流的对话。然而,这样一种简单的理解往往面临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挑战,以至于我们必须在“双重历史化”的基础上展开“双重对话”,即我们只有将我们的研究置于现实的历史处境中,并将我们所采用的理论也放置在产生这种理论的现实历史处境中,我们才能将学术研究看作是一场理论与实践跨越时空、跨越历史文明的对话,这既是我们所采用的理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对话,也是我们所采用的理论与产生这种理论的历史经验之间的对话。正是通过这种对话才能激活我们所要关注的当下现实生活的主体性和过往历史经验的主体性,激活我们所采用的理论的主体支配地位,也激活学者在研究问题过程中从选择理论到选择研究对象的主体性。

  

   在本文中,我将以自己从事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为例,回顾自己在研究中如何从模仿、学习如何提问入手,推动自己不断阅读西方社会理论。然而,恰恰是现实生活不断刺激着自己的思考、反思社会理论的局限性,推动自己超越法律社会学研究,并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带入到对宪政体制的研究乃至全球秩序的研究中。而在这个回顾中,我始终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并非一个人的研究,而是一个群体的研究,是学术共同体内部对话的一部分,这就需要将学术共同体的对话放在中国社会转型和中国崛起的历史大背景下来理解。正是基于对如何提出问题的回顾和追问,我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进行了反思,从而提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双重历史化”和“双重对话”。在某种意义上,我的这篇回顾文章就贯穿了“双重历史化”和“双重对话”的写作原则,从而将我自己的研究和我采用的理论放在当代中国崛起和现代西方崛起的不同历史语境中来理解,让西方崛起与中国崛起的两种历史经验展开对话,在此基础上必然会产生基于中国崛起历史经验的新的社会理论,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取代目前占主流地位的基于解释西方崛起历史经验的西方社会理论。

  

   二、杜赞奇:学习的开端

  

   1993年我开始读研究生。那时的北京有一种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感觉。这种感觉不仅能从中关村贩卖电脑的热潮中感受到,更能从一种新的学术生态中感受到。在1980年代晚期读本科时,我在校园中感受到的学术研究活动更多是一种面向社会大众的启蒙姿态,呈现出一种质朴、草根、粗野的风格,由此学术活动也深深卷入到社会运动中。而三年之后再来读研究生,学术活动开始从社会转向了校园,正在建构出一种与社会相对独立的、优雅的生活方式。比如作为学术界公共读物的《读书》杂志从板型、纸张和封面到内容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的开阔粗放变得小巧精致。更有代表性的是民营书店“万圣书园”成立。我们走出北大未名湖边上的小东门,在一片错落杂乱的村落中找到“万圣书园”。在恩雅的背景音乐中翻阅各种最新的学术理论著作,与其说在买书,不如说是体验一种文化氛围,一种图书、音乐、陈设展示的独特文化品位建构出的一个文化知识阶层的精神空间。也是由于万圣书园,附近的咖啡馆也变得多了起来,艺术家频频光顾的“雕刻时光”也座落在同一条小道上。

  

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曾经的街头演讲、大讲堂中人潮涌动的学术讲座也被知识分子内部的seminar所讨论,有发言、有同行评议、有讨论,一种精致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学术交流。最先推动这种讨论的就是梁治平主持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我们在会上讨论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在理论、概念、研究方法、内在逻辑等学术问题上。更为特别的是我们讨论的学术论文不是当时媒体和主流法学刊物上关注的人权、法治之类的问题,而是乡村调解、婚姻家庭、习惯法之类在主流法学看来没有现实意义的东西。这样的讨论和主流法学专业的讨论会上慷慨激昂地推进法治建设之类的主张不同,以至于最初来参加seminar的同学中经常有人问:学术研究有什么用?这些研究能解决什么现实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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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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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区域》(第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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