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巍 蔡泓宇: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关系50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2 次 更新时间:2022-02-22 08: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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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巍   蔡泓宇  

   【内容提要】自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之内的中美关系经历了1972—1989年、1989—2017年以及2017年之后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制衡、塑造与争胜先后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逻辑核心。在第一阶段,美国对华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借重以制衡”,即借助中国来平衡苏联,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被美国视为“友好的非盟国”。在持续时间最长的第二阶段,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通过“接触以塑造”,希望塑造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以及对外行为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一度被美国视为潜在的战略伙伴。在2017年以来的第三阶段,美国试图通过“竞争以制胜”,防止中国的发展超越美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内的中国以及中美关系全面转向消极。50年来,中美关系经历过两次转向和重构,目前第二次转向和重构仍在进行中。过去50年,中美关系总是关系到美国全局性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问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涉华部分超越党派之争,有着较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很多议题和提法都长期存在,或者早有伏笔。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华议题的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丰富;中美关系的合作面和竞争面都有明显增长,但竞争面的比重大幅上升。

  

   【关键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安全关系;对华战略;中国观

  

  

   1972年2月21日到28日,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应邀访华,拉开了此后50年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大幕。2022年2月28日是中美发表《上海公报》50周年纪念日。50年来,学术界关于中美关系的各种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无论是两国外交关系、经贸关系、军事关系、人文交流等领域都有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视角审视50年来中美关系的努力还不多见。

  

   中美是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其关系理应具有很强的国家安全属性。从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的背景看,美苏冷战、越南战争、中苏边境冲突等重大安全议题显然构成了两国关系解冻的重大背景。因此,从国家安全战略视角审视50年来的中美关系十分重要。按照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人的观点,安全议题本来就是国家行为者从一般议题转化而来的结果。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角审视中国、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对华战略,本质是在思考过去50年,中美关系中有哪些问题被美国决策者标定为“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决策者、战略界如何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的透镜观察和认识中国以及中美关系?在这一视角之下,中国与中美关系居于怎样的位置,发挥怎样的作用,美国决策者由此决定怎样的对华战略与政策?在中美关系50年的起起伏伏中,美国决策者和战略界的这些认识又是如何发展和变化的?

  

   不知过往,难以理解现在和未来。本文试图从美国国家安全决策者的视角出发,梳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内的中美关系,提炼其主线与特征,理解其延续性与变异性,并提出若干思考与启示。

  

   一  制衡:1972—1989年

  

   1967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参选人尼克松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越南之后的亚洲》一文。在这篇后来经常被引用的文章中,尼克松阐述了其亚洲战略愿景。以“反共”著称的尼克松对中国依然抱有一种总体敌视的态度,他花了很大篇幅反复强调“红色中国”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威胁”,将中国对外“输出革命”看作是亚洲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他担心3—5年之后,中国将拥有重要的、可投送的核能力,由于不在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之内,中国可能在全球“解放”力量中扩散核武器。在强调了中国的这些“短期威胁”之后,尼克松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从长远的角度看,我们显然不能承受中国永远处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的代价……不能使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有能力的七亿多人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美国的政策要在中国引致变化,美国要通过“没有孤立的遏制”来应对中国“威胁”,“我们必须让中国相信,她必须改变”。

  

   即将投入总统大选的尼克松,正站在即将巨变的中美关系的“门槛”之前。这正是本文试图审视的长历史时段以及宏大战略演变的起点。站在这一“门槛”面前,尼克松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视角看到的中国,从性质上说首先仍然是一个威胁;中国被戴上“红色中国”的帽子,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有着巨大的差异,而且有待被“改变”。“除非中国改变,否则这个世界不会安全。”此外,尼克松也从核力量与军事能力的视角审视中国。在此后的50年里,意识形态问题与军事安全问题始终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内中美关系的重要内容,我们在不同时代时常能听到其回响。在1967年的这篇文章中,尼克松发出了历史的先声,对未来中美关系“解冻”做了微妙而重要的铺垫。在此后的50年里,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国性质的看法发生过多次转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内的中国形象也逐步扩展和丰富起来。

  

   (一)“战略大三角”

  

   1969年1月,尼克松总统上任。此后,中美经过一段时间小心翼翼的试探与摸索,在1972年实现了双边关系的“破冰”。尼克松完全改变了美国对华战略思维,开创了过去50年美国对华战略的第一个阶段。尼克松的对华安全战略审视发生了三个重要的变化。

  

   一是大幅提升了中国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开始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视角出发调整对华政策。1969年尼克松上任后,提出美国的盟友应当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越南战争越南化”、收缩美国在亚洲的力量等外交政策主张,被称作“尼克松主义”。1971年9月,尼克松在演讲中将美、苏、西欧、日本和中国称为世界“五大力量中心”。对中国国力特别是潜力的重视,是尼克松决定调整对华战略的基本考虑。尼克松政府在1970年2月提交给国会的第一份《20世纪7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报告中称:“中国人民是伟大而重要的人民,不应当被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长期看,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的贡献,一个持久稳定的国际秩序是无法实现的。”这一说法不但呼应了他1967年文章中“不能孤立中国”的提法,而且将中国的地位提升到关系整个国际秩序持久稳定的高度。

  

   二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之下中国的“性质”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不再将中国视为战略层次的威胁。就在尼克松开始其总统任期的1969年,中苏连续发生两次边境冲突,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这一局势的变化导致中美两国领导层都开始重新思考中美关系的作用。1969年8月14日,尼克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对中苏冲突作出了重要判断: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战争中被摧毁,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此后,美国官方不断对外放话,表示对中苏冲突的关注以及不会对苏联的对华行动置之不理。换言之,美国在中苏冲突中站在倾向中国的一边,警告苏联不要采取过激行动。在第一份《20世纪7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报告的防务部分,中国不再被当成与苏联结盟的敌人,美国也将20世纪60年代的“两个半战争”战略改成“一个半战争”。

  

   三是改变了美国对华战略思考的底层逻辑,开始从现实主义的权力制衡而非意识形态角度审视中国。尼克松政府试图在中美苏“大三角”与中美越“小三角”中寻找更加有利于美国的位置,这成为尼克松政府寻求与中国关系“破冰”的基本逻辑。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身陷越南战争泥潭,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在全球的影响力快速上升,尼克松政府开始着手考虑调整对中国、苏联和越南的关系。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在尼克松访华时任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后来也曾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等职务。洛德在其回忆中非常清楚地指出,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背后有三大战略考虑:(1)试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以增加美国在与苏联周旋时的战略腾挪空间;(2)当时美国也在试图推动对苏“缓和”,中美关系改善相当于对苏联打“中国牌”,给苏联制造“小恐慌”,推动苏联方面采取行动;(3)希望通过对华接近、对苏“缓和”,让越南共产党感受到压力,推动美越谈判,使美国达到既从越南抽身,又可保全越南南部政权的目的。通过打“中国牌”,尼克松政府试图撬动整个国际格局,扭转美国在战略上相对被动的局面。

  

   除了上述战略层次的三个重大变化之外,军事特别是中国的核能力问题也始终是尼克松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考虑的具体安全问题,这是美国对华安全战略延续性的表现。第一份《20世纪7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报告称:“必须考虑中国将在未来的十年中部署自己的洲际导弹,这将使得美国的战略规划与外交变得更加复杂。”在1971年发布的第二份《20世纪7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报告中,尼克松政府认为中国在持续追求战略性弹道导弹,并且将在近几年拥有可以攻击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这是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将面对的不确定性之一。不过总体来说,这一关切所占篇幅很少。在整体军事力量方面,两份报告均认为由于中苏合作的可能性很低,因此美国同时面对“两线进攻”的可能性很小。

  

   中美关系实现“破冰”后,两国关系由于美苏“缓和”、台湾问题以及两国国内政治等因素一直徘徊不前。“水门事件”后,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政府继承了尼克松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遗产”,但是由于其在国内的弱势地位,中美关系仍然逡巡不前。1977年,民主党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政府上台后在对华政策上依然举棋不定。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谈判以及中东、巴拿马运河区等问题占据了卡特政府上台初期对外政策的主要议程。

  

   在这一时期,由于美苏“缓和”取得一定的进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内的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都有所下降。以卡特政府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官员刻意降低中国的战略价值,更加强调美苏“缓和”的重要性。卡特在其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主要强调人权等议题,仅仅将中国与苏联并列,列入其五大目标中的第四个“减少战争风险”之中。也就是说,卡特政府在上任之初,将中国问题又重新放回到单纯的军事特别是核能力的范畴之下,而没有从美国整体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去审视中国。中国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雷达屏”上的信号减弱,这一态势到1978年年中才发生改变。面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攻势,卡特政府内部主张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力量逐渐占据上风。到1978年年中,卡特总统作出了年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断。在论及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时,卡特在给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的书面指示中表示:“我们把对华关系看做是美国全球政策的中心环节。……我们(中美)都反对任何大国的全球或地区霸权。这就是你的访问不是策略性的理由所在。这是我们与中国的合作关系的战略利益的表现,这种利益既是基本的,又是长远的。”当中国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中的位置重新回到平衡苏联的核心作用时,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就大大提速了。

  

   (二)走向“友好的非盟国”关系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后,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各领域关系都取得了迅猛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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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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