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史或总体史是历史研究的根本目标。无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还是比较短时的抗日战争史，一切具体的、片段的研究，最终都是为了写出一部大家比较信服的整体史，也就是内容全面、主线清晰、结构平衡、客观反映的通史著作。当然，历史不可能得到全部还原，一切历史书写都是有选择的，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书写都是如此。由于各种原因，暂时撇开某些历史是无法避免，也是无须苛责的，但无论如何编纂，对关键问题、核心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对所呈现的内容应最大限度地追求真实可信、基本一致。就抗日战争史而言，国内已经出版了一些颇为优秀的通论性著作，较具代表性的有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三卷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以下简称“军科版”)，王建朗、曾景忠著《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近代通史》第9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以下简称“江苏版”)，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四卷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7年，以下简称“化工版”)，等等。各位作者、编者都是笔者十分尊敬的前辈，几部大著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及其推动抗战史研究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笔者不拟对此再作赘言，而是在学习和领会的基础上，仅在几个关键问题、核心问题上提出一些思考和改进的意见(与“挑错”不是一个概念)，或许有益于抗日战争整体史研究的学术发展。
一、如何呈现支撑抗战的社会基础性力量
历史著作更多是通过事件呈现的，事件最能反映历史发生、发展和转变的进程，因而有其合理性。但历史又是由多方面的合力所形成的，在事件之外，还有更为深厚的社会基础性力量在发挥作用。正如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说的那样，事件的历史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的强力运动所掀起的波涛。我们不会注意历史的潜流——那些活水。这些潜流的真正意义，只有当人们观察到它们在长时间的作用时才会显现，“惊天动地的事件常常发生在一瞬间，但它们不过是一些更大的命运的表征。而且只有根据这些命运，事件才能得到解释”。抗日战争是一场总体战，除了事件性较强的军事、政治、外交的历史外，还有支撑这些领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基础性力量，而这些力量往往与悠久的历史传统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显然，绝大多数的人是不可能上战场的，而是在战争背景和战争进程中延续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共同构成了抗日战争的全貌。
应该说，如同其他历史研究领域一样，改革开放以来的抗战史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军事、政治和外交等内容“一统天下”的基本格局，增加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内容，这是历史书写的一个进步。不过，这些内容从总体上讲仍然是点缀式的，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叙事结构，缺乏历史的深沉感和厚重感。以1937年至1945年的全面抗战时期而言，军科版共27章、91节、272目，其中反映国共抗日的经济和文化只有7节、14目，占总节、总目的7.7%、5.1%，没有社会条目；江苏版共13章、53节，经济、文化、教育共7节，占总节的13.2%，也无社会条目，比前一著作的比重有所增加；化工版共56章、220目，经济只有6目，占总目的2.7%，且都与国民政府有关，几无文化、社会条目。尽管政治、军事、外交占更多篇幅是可以理解的，但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基础面如此之小，与实际的重要性相比，实在是太不相称了。近年来，有研究者常常指出，抗战史研究中的军事史研究太过薄弱了，抗日战争史常常没有“战争”。不过，从通史类著作而言，显然不是如此。这一说法的出现，大概与今天不像过去有较多学者从事军事史研究有关，但从绝对数量而言，是否比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还弱，恐怕是可以商量的。当然也可以肯定地讲，抗战军事史研究尚有继续探讨的极大空间。
还要强调的一个问题是，对于经济、文化与社会的阐述，不能仅限于现象描述，更要进一步挖掘其与抗战前的变化，尤其是与中国历史传统的联系。这里仅以农业经济为例，作出一些简略说明。
粮食之于抗战的重要性毋庸多述。为了保证粮食供给、提高粮食产量，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在农作物结构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即减少非必需经济作物种植，增加粮食作物种植比例，提高自给自足程度。在国统区，除了开垦荒地、禁止鸦片种植之外，非必需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有所减少。以四川的烟叶种植面积为例，1936年为182.1万亩，1937年降至165.1万亩，1938年更降至140.3万亩，以后至1945年也多在140万亩左右。花生种植也有一定减少，1931年至1937年为241.6万亩，1938年至1947年降至218.6万亩。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对经济作物种植减少的调整就更为明显。如果说棉花种植在国统区仍是受到鼓励的，但在根据地建立初期立足未稳之际，则是限制的，因为抗战前棉花产品大部分出口至日美等国，抗战爆发后则有资敌之危险。另外，减少植棉也是为了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所以，冀中地区，“适合植棉，但不能提倡种棉”；冀南地区，“棉花顶多不能超过所有地20%，如超过者，斟酌超过亩数，予以没收超过亩数之产量之一半或全部”。抗战前的1936年，棉花占河北省农作物种植面积的12%。1944年，晋察冀北岳区9个县(多属河北县份)的棉花种植，仅占农作物种植面积的1.9%。显然，农作物结构调整是农业生产一个很大的经济变化，对抗战期间的粮食支持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一重要现象却被以往的抗战史著作忽视了。军科版和化工版对此未曾提及，江苏版稍有涉及，但也仅提到“为保证战时供给，国民政府规定减种烟草等非必需品，改种粮食作物”等数百字(第156页)。
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还要进一步认识到，近代以来，经济作物的种植、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愈益成为社会进步的反映，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为落后的标志。但到了抗战这样一个特殊的内外交流不畅和受到日本封锁的历史时期，恰恰是回归这样一个经济传统(包括手工业)，较大限度地减少对外依赖，成为支撑抗战的重要经济力量。这一论断，更是以往抗战史著作鲜见的。
而要想改变上述结构失衡和历史纵深感薄弱的叙事困境，历史学界就不仅要增强基础社会力量与抗战密切关系的认识，更要对此展开深入研究。
二、如何呈现抗战史的另一条线索——国共斗争和磨擦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合作抗日当然是主流，但相互之间的斗争和磨擦也不可忽视，它们同样是国共之间“共有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斗争和磨擦是抗战史的另一条线索，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抗战进程，直至影响和决定着未来中国的命运。
此处仅以百团大战为例，对两党之间的斗争和磨擦作出说明。在1940年8月至12月百团大战期间，战役在国共双方最高领导人的历史记录中都出现不多。在权威文献《毛泽东年谱》中，仅出现过两处与毛泽东有关的记录。一处是9月1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先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作出说明，其次对几个具体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关于百团大战，他指出，不要说百团大战是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现在还只是游击性的反攻。另一次是9月23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作《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对百团大战的估计是“敌我相持阶段中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反攻”，是一次“反扫荡的战役反攻”，不是战略反攻，要有防备顽固分子背后进攻的部署。另外的记录还显示，毛泽东更多关心的是江南新四军与国民党军的矛盾和冲突。再看蒋介石，1940年8月至1940年12月的《蒋介石日记》涉及共产党的内容有46天，只有两天记载八路军百团大战的信息。一次是8月29日：“1.八路军截断山西各铁路之行动，对敌军精神与计划上必受一打击；2.中共对抗战之态度，表示积极。”另一次是8月31日：“第八路军袭击正太与同蒲各路，予敌以相当之威胁，此实抗战以来中共第一次之努力也。”其余所记，基本上为国共之间的不睦，尤其是新四军北移问题。由上可见，两党之间的斗争和磨擦是不可回避的现象，在以抗日作战为叙述主体的同时，应给予足够的篇幅来加以呈现。
然而，抗战史著作对此叙述较少，且不同著作呈现的篇幅也有较大差别。相比而言，军科版对国共斗争和磨擦的叙述较多，但也只有四节内容有所涉及或专门叙述，包括抗战初期的反磨擦、反投降和反分裂斗争，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反共高潮。而江苏版未设一个专节反映国共斗争和磨擦，只有两节有所涉及：一是“抗战初期的对日作战”一章“敌后游击战”一节指出，“在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军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之间发生矛盾和磨擦，最早出现在河北省地区”，并有不到300字的简略介绍；二是“抗战中期的对日作战”一章“敌后抗日战场”一节有一目“皖南事变及其后新四军的进一步发展”指出，“1941年1月6日，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之间最严重的军事磨擦事件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对皖南事变有较多的叙述。化工版也未设专节叙述国共的斗争和磨擦，只有两节有所涉及：一是“新四军、八路军会师，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一节指出，“由于国民党奉行‘溶共、限共、反共’政策，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分裂、倒退逆流，国共磨擦加剧。据守苏北泰州地区的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两部在韩德勤威胁下，由中立转向军事反共”，同样也有不到300字的简略介绍；二是“国民政府苏鲁游击区”一节指出，“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坚持反共，蓄意挑起磨擦，苏鲁战区内国、共两党两军关系恶化”，对秦启荣、韩德勤、李品仙等部与新四军的磨擦进行了数百字的描述。但对于皖南事变这样一个最有影响的磨擦事件，该著则没有提到。由上可见，同为抗战史著作，对同一现象的叙述竟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反映了史实构架的另一困境。
其实，国共斗争和磨擦的现象恰恰反映了中国抗战的复杂、艰难和曲折，这一真实的历史镜像并不会降低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因此，一方面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应该尽可能统一构架、统一表述。
三、如何呈现国共两党的敌后抗战
国民党正面战场之外，还有共产党敌后战场和国民党的敌后战场。在敌后战场，主要是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国民党虽打过游击战，但没有根据地，甚至由此导致国共之间的磨擦。基于此，抗战史著作对敌后抗战应主要凸显中共根据地，但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也应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以上几部著作，对国共敌后游击战的呈现同样有着较大的不同。
首先看中共敌后抗战。军科版对中共敌后抗战的阐述最为突出、详尽，涉及16章、41节、101目，分别占总数的59.3%、45.1%、37.1%。江苏版所占比例则差别较大，有关者仅3章、3节，分别占总数的23.1%、5%。具体言之，“抗日战争初期的对日作战”一章共6节，有5节为国民党战场，1节为共产党敌后战场；“抗日战争中期的对日作战”一章共5节，有4节为国民党战场，1节为共产党敌后战场；“抗日战争中期的对日作战”共8节，有7节为国民党战场，1节为共产党敌后战场(不完全，包括“国民政府军的衰微”)。化工版对中共抗战的叙述也较多，涉及21章、85目，分别占总数的37.5%、38.6%，和军科版比较接近。
与此相关，如果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党史基本著作的定位，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以保持和巩固其占领地。由此，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方式”，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那么，抗战史著作能否与此相呼应，找到一个平衡点，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
其次看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军科版仅设一节“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衰败”，叙述1938年11月湖南南岳军事会议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相关部署，并简略介绍了山西、河北、山东、江苏等省晋绥战区、冀察战区、鲁苏战区的国民党部队及其抗战的衰败过程，基本上是否定的。江苏版给予了较多篇幅，分为抗战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以三章篇幅进行了相关阐述。抗战初期“敌后游击战”一节的“华北敌后各地抗日游击武装纷起”一目，描述了1938年11月南岳会议之前的国民党军游击战，国民政府军撤退时留有少量部队在敌后游击，如军事委员会保定行营民训处主任张荫梧发起组织河北民团，宋哲元委任原察北保安司令孙殿英为冀北民军司令，将河北两个保安旅改编为第181师石友三部并留冀南游击。抗战中期“敌后抗日战场”一节的“国民政府军的敌后游击战”一目，描述了南岳会议后至1941年冀察战区，鲁苏战区，第五战区，第一、二战区，第三战区，第四、七战区等方面的游击战。抗战后期“敌后战场中共军队的发展和国民政府军的衰微”一节的“国民政府军的敌后游击战”一目，阐述了1942年至1944年原冀察战区部队鲁西游击区、第一战区河南地区、第二战区、第八战区、鲁苏战区、第五战区大别山游击根据地的游击战。以上各阶段尽管揭露了国民党军游击战的失利乃至退出，但对其战绩也给予了肯定。与上著体例不同，化工版专门设立一个部分“国民政府的敌后战区”，对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分为5章、12目，包括敌后游击战方针的确立及举措，第二战区的晋绥游击区，冀察、苏鲁游击区，第五战区的鄂豫皖边游击基地以及其他战区的游击作战等。对游击战的战绩和失败，也做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总之，即便以最优秀的抗战通史著作来看，无论内容、主线、结构还是客观反映上，都还存在着叙述上的困境。尽管不同著作各有取舍，无须也不可能千篇一律、一个模式，但在关键问题、核心问题上，总要有历史学界认可或基本认可的统一表述。然而，不得不说，挑出问题是比较容易的，而要从破到立，何其难也！
最后，笔者还想补充一句，抗日战争是一场异常残酷的战争，胜负固然重要，后人有理由为抗战的胜利高唱赞歌，但拿出更多的篇幅来揭露侵略战争造成的巨大灾难，防止人类悲剧的重演，也许是更大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