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回到康有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5 次 更新时间:2022-02-05 22: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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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 (进入专栏)  

  

   本文节选自2014年6月26日~27日在康有为家乡广东南海举办的首届康园论坛“康有为与制度化儒学”研讨会的现场发言,录音整理后的文字已经发言人审阅。小标题为编者另拟。原刊《开放时代》2014年第5期专题“康有为与制度化儒学”。

  

   大陆新儒学的特征,问题意识上说是关心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而不是现代新儒家的民主与科学,那是一种随西方文化冲击而来的被动反应;从学术范式来说是采取宗教话语或视角,而不是现代新儒家的哲学、伦理学话语或范式。很多人都反对我们的“儒教”说,其中一种论调就是受基督教影响云云。这也未免太小看了我们,太高看了基督教,太高看了自己对儒家经典与历史的理解掌握。其实,儒家经典有明确的上帝信仰,例如《尚书》、《诗经》里的上帝就既是创造者也是主宰。正是在这样一个悠久传统的基础上,孔子刺破混沌,在《易传》中指出“天地之大德曰生”,将那种面目模糊、自然宗教色彩浓厚的传统转成为人文色彩主导的儒教,由以卜筮为重点的天人沟通模式转向则天而行、以德行修炼为重点的天人合一模式。儒家实践作用于世道人心,天地君亲师的牌位现在在很多地区依然存在。如果不对宗教作基督教式的狭义理解,儒教作为宗教的属性无可置疑。秋风坚持的“文教”说其实是“五四”以来既要区别于基督教又要对儒教的社会功能做出描述的尴尬说法。分析地说,文教的“教”是动词,以文为教,相对的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儒家的文正是司徒之官所掌,是顺阴阳以明教化即神道设教,最高根据则是仁,董仲舒说得很清楚,“仁者天心”,即宋儒说的“天地生物之心”,也即孔子说的“天地之大德”。由此可知,文教之教也许不能作宗教解,但文教之文却很难说不是宗教。汉武帝独尊儒术,赋予儒教以政治功能,塑造了儒教的特点,对儒教本身来说影响很大,例如现实关注太过强烈,但这应该视为儒教的特点而不能据此否定其宗教品格——各宗教特点的形成显然无法在这里展开。简单说,从宗教视角理解、解读和描画儒家传统,不仅是出于对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的关注,出于对现代社会儒家传统如何重建社会基础的焦虑,也是对“五四”以来将儒家经典哲学化的拨乱反正,是对其内在属性品格的客观尊重和价值回归。

   这也是正确理解康有为的一个基础。前阵子我在上海、北京的会议上反复讲过回到康有为的问题,这里还想再强调一下。

   第一,回到康有为是回到康有为问题,即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革命党的救国论、共产党的救国论以及自由派的启蒙论是近代以来最主要的政治叙事。它们分别以排满、共产主义、个人解放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它们是随着内忧外患的激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介入而逐渐生长起来的。心理的失衡、情绪的激化使得人们将近代的挫折归因于文化,形成了启蒙主义的古今中西叙事。国际共运的历史哲学与此本质相通。这种思维上的澄清使中国问题真正得到凸显,中国道路和目标真正变得清晰。正是在这样的澄明中,“五四”的局限性被揭示,也正是在这样的澄明中,康有为被发现、被理解。在康有为处理的中国——这个由满族经武力征服而成的清帝国在维持其疆域规模、族群结构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其向现代共和国过渡转型的问题面前,左派、右派的论述显得疲弱无力。

   近代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西方列强侵逼下的生存危机,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生命财物安全的维持,所以救亡、寻求富强成为上上下下的共识。在这里,政府的绩效有效性成为衡量其执政合法性的最主要、最重要的指标。这与基于工业革命成果的社会重组及其由此而来的政治正义理解和追求是不能同日而语、等量齐观的。重要的差异就是个人权利,这是启蒙叙事的中坚范畴,在新文化运动中也借着一些文艺作品以易卜生主义之名大行其道,而实际上它与近代中国的当务之急存在某种紧张和冲突。由此可知,将启蒙方案神化是十分幼稚的。具有国际共运背景的共产主义原来也是作为“救中国”的方案引进来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仅导致全国政治内斗,国民经济也濒临崩溃。

   因此,对这一康有为问题的强调不仅意味着儒家政治哲学的立场和智慧,也意味着儒家政治哲学的承诺和挑战。事实上,近代在这一轨道上工作的改良派、立宪派甚至更早的洋务派及其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都是属于儒家思想的系统,代表着中国社会内部的主体的诉求和主张。回到康有为就是回到康有为问题,回到这样一个思想谱系,这样一种诉求和主张,并由此建构起关于近代和当下中国政治叙事的框架。这首先意味着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在作为帝国转型之政治与法律的起始点——《清帝逊位诏书》里,权力的受让双方达成了“五族共和”的郑重承诺。作为制度的共和相对于家天下的帝制具有公、共、和的不同性质。公,意味着天下为公、人民主权;共,意味着共同目标、共同参与;和,强调公民美德,节制、协商、公益。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儒家的政治哲学价值和原则若合符节。除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里还有“均、富、安、和”的具体表述。如果说国家建构主要表现为一种制度安排的话,那么,国族建构则可以理解为国家建构的社会、文化和精神、心理的方面,即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由于其性质、作用和渊源都具有独特性而不能为政治、法律等所化约,有必要专门讨论。这意味着社会文化层面的系统努力,即达成一种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儒教的国教论主张,应当从这一角度寻求理解。

   第二,回到康有为是回到康有为思路。其特征是中庸之道,理性务实,即兼顾国家格局维持和制度正义落实,兼顾个人权利与国家认同,即不忘自强初衷,以清朝而非明朝的疆域范围和族群结构,均衡处理国家与制度,现实与理想,一元的政治、法律与多元的文化、宗教诸关系。因为康有为思考问题时对情境的把握是清楚的:外力冲击、少数族群主政、地域广阔、族群复杂。这注定了转型的艰难困苦,注定了只能渐进改良而不能幻想一蹴而就。康有为的中庸之道、理性务实就是不忘初衷,尊重事实、注重实效而不偏执理念、逻辑。

   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是为了实现帝国的现代转型,而实现帝国的现代转型则是为了实现国家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匹配,确保在丛林化的国际环境中维持自身存在,在社会治理中实现国民福祉。在这里,国家的保全、民生的维持是历史地优先于个人权利、宪政民主和信仰自由等启蒙方案中的价值排序。个人本位、程序决定不能接受,斗争哲学、乌托邦导向同样必须严拒。换言之,首先不应从所谓现代性事件来理解定位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它首要的目标是本能的,“保国、保种、保教”。启蒙方案与乌托邦叙事只能作为救亡方案而被选择使用,不应也不能让理论吞并事实,手段变成目的——非常不幸,这是今天最大的问题之所在。

   康有为思路体现在这样一段话中:“为国之道,先求不乱,而后求治。……今者保救中国之亟图,在整纲纪,行法令,复秩序,守边疆。万事之本,莫先于弥暴乱以安生业也。”这些可谓卑之无甚高论,但左派、右派之所以被称为老路与邪路,多少都是因为忘记了这一点。

   第三,回到康有为是为了超越康有为。首先,康有为的“国权重于人权”在当时或者在实现次第上有其合理性,在今天,国家理性也仍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但人民主权的理念必须确立。尤其是在国内政治中“民权高于国权”的逻辑关系需要明确。治权的有效性永远需要保证,但主权在民的原则也绝对不能含糊。因为今天我们在工业化、城镇化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文明、平等、自由、自立”的问题能够也应该作为长期受忽略的短板加以补足完善。“中国梦”最现实的内容就是人民生活幸福,而幸福生活除开物质丰富就是心情舒畅,因此个性表达、政治参与自然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其次,儒教的国教论主张有必要调整为公民宗教思路,以更好地实现共和国的同质性建构,促进国族塑造。康有为看到了共和国至文化同质性建设的重要性,看到了儒教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以国教论作为着手处却值得商榷。共和取代君主立宪,自然意味着公民身份第一,意味着政治法律之外的文化同质性问题需要在现代的政治法律框架及其原则之下进行。公民宗教或许是一种比较稳妥的替代方案。传统社会,中国人是通过儒教的教化、认同获得文化—国民的同质性的,儒教同时也经由这样的路径在政治价值奠基、社会整合凝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社会和制度的变迁,儒教已经很难获得当年那样的支持力度和基础,需要适应性更新,具体而言就是要借助现代政治原则和结构,将政治共同体由不甚清晰的利益关系基础导向明确的法律、经济关系的基础上来,既化解新的国家政治建构、公民身份建构与儒教间的张力,又在国家认同、社会凝聚上维持其积极功用。公民宗教思路,意味着将这个儒教的系统从历史上的政治性存在转换为当代的社会性存在,让它在公共领域通过开放性的竞争博弈,通过“文化市场”的选择获得自己相应的地位和影响力。

   四是其实现可能。左派论域中的所谓国家实际是党,因为它的基础是阶级论。确实,从历史发生学角度看,国共两党都以救国为立党初衷和目标,因此都不能完全按照西方政党理论来理解定位,尤其是不能与选举制和代议制背景下的,以特定利益诉求为宗旨、以执政为组织和活动目的的政党相混同。右派所谓国家实际是社会(社会代理人的活动)。实际上,中国人所面临或所需要解决的是在西方列强进逼下,固有领土、主权与人民这三者的维持,以及由此而来的能够带领国人寻求富强的政府。在这个基本诉求的追求中,制度的正义性问题进而被提及。从发生学上讲,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是,当正义的问题凸显后,它成为逻辑在先的议题。以致自由主义者常常不仅将其与前者分离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思考和处理。正是在与右派的对峙中,左派为党国论找到了正当性基础。从儒家角度看,明确兼顾二者的地位意义并力求在现实中求取二者的平衡才是中庸正道。

   国家、民族代替个人和阶级是以中国梦为标志的新一代意识形态话语的基本特征。这是对近代主题的回归,是对儒家理念的回归,也是对共产党“救中国”之立党初衷的重新体认。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回到康有为,不只有理论的意义,实践的意义同样巨大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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