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浦劬: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取向、核心议题和基本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22-02-05 22: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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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浦劬 (进入专栏)  

  

   摘要:在国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的总体战略、乡村治理的历史发展和实践逻辑决定了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取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乡村政治制度建设、乡村文化建设和城乡共同富裕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这些核心议题决定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推进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构建乡村自治与乡村振兴战略彼此促进、协同推进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完善党委领导下的乡村"四治"新体系,提升乡村善治能力;构建和优化共同富裕治理机制;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厚植乡村治理社会资本等。

   关键词:乡村治理现代化;核心议题;基本路径

  

   中国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农村问题深刻影响着国家建设和治理现代化进程。在两个百年交汇之际,国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其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只有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确立其根本取向、核心议题和实践路径,才能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中深化推进。

   一、现代化是乡村治理的根本取向

   按照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推进乡村治理,是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治理总体战略、乡村治理的历史发展和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决定的,也是达成乡村治理科学、民主、有效内在价值要求的必然取向。

   首先,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规定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取向。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017年,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由此,国家治理现代化被上升到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层面。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化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的科学性、民主性、法治性和有效性的过程和事业1。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属性,决定了它必然推进国家制度的一体化,推动社会形成系统的治理体系,并将国家、政府和社会的力量整合为一个整体2。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国家一体化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规定了乡村治理必然以现代化为根本取向。

   其次,乡村治理的历史进程决定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取向。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乡村治理传统。在传统社会,乡村治理游离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皇权不下县”的权力配置特点,从权力体制上界分了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关系。郡县制打破了由血缘分封所造成的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权力体制阻隔,但却造就了城乡分离的二元政治格局。郡县城市成为国家权力的枢纽,广袤的农村社会却游离于国家权力体系之外,与国家权力保持着微弱的直接联系。直到20世纪,历史仍然沿着这一“自然进程”接续演进3。按照地域性逻辑自主运行的乡村治理,形成了基于地域性的乡村组织、治理模式和乡村文化,不同程度上与国家治理保持着疏离和张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社会革命,开启了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传统社会中建设和治理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现代国家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政治与社会的有机联系,使得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制度基础得以植入乡村社会。改革开放为国家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推进了千年农耕文明国家的现代发展。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动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迈向全面小康社会,创造了十四亿人口在最短时间内全部脱贫的伟大创举。国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适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推进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党和国家在乡村社会的系列战略举措,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也对国家制度的一体化和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取向,既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推进制度一体化的治理要求,也是深化科学、民主、有效的乡村治理发展的政治必然,更是对于乡村治理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明进步。

   再次,乡村发展的实践逻辑驱动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取向。

   与早发国家的现代化不同,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动力不是来自社会的自组织力量,而是来自一定的政治权威4。在新时代,这一动力集中体现为国家驱动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比之下,乡村治理的动力则更多地具有乡村发展及其问题解决的内生特点。经验表明,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体现出外生力量的强大动力效应,乡村治理优化则更多萌发于解决乡村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所激发的内生需求。发展与治理在乡村的汇合,不仅使得乡村治理现代化呈现出外源性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与内源性治理需求动力的有机融合,而且使得乡村治理因应乡村发展的取向而定向,因应解决乡村发展问题的现代化需求而推进,由此,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取向成为乡村振兴的必然。

   乡村社会现代化发展动力内生于乡村现代化发展的规律,生动地体现在中国乡村发展的问题解决进程中。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农村社会结构急剧变动。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嵌入在乡村社会结构与变迁之中的政治社会过程5。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农村城镇化速度大大提升,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日益渗透并影响农村,使得乡村社会已经成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半工半耕、亦工亦农、城乡流动的“过渡型社会”。二是农村治理体系面临新的挑战。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流动性的增加,传统乡村的社会组织和治理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合村并组、村改居等治理单元的改革探索不断出现,“半熟人社会”6、“郊区社会”7等成为这个过渡型社会的多样化形态。以村庄为治理单元的传统治理组织面临着结构性重组,原有的基于乡村熟人关系形成的熟人社会的治理规则受到强烈冲击和挑战,传统的治理主体、制度体系和流程技术,难以适应乡村结构性变化的新情况。三是农民思想观念发生显著变化。在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的条件下,社会矛盾发生变化,农民的传统观念逐步为现代新观念所替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等、自主和契约观念逐渐取代传统的乡土意识和观念。

   凡此种种变化,既是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结果,也只有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才能有效应对。因此,乡村治理的思想、制度、政策和文化的改革创新,成为乡村治理回应和解决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内生问题的必然途径,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则合乎逻辑地成为其取向答案。

   因此,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取向,既包含乡村治理的“国家性”内涵,更内生于乡村治理的“社会性”问题,这就使得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带有中国式现代化最为典型和深刻的实践逻辑和创新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成就表明,没有乡村治理的现代变革,就没有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没有乡村治理制度和能力的现代变革和强化,就没有乡村的现代化发展;没有乡村的现代化发展,就谈不上乡村振兴甚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乡村发展和治理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和新文明形态的生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和基础性的意义。

   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乡村治理的根本取向,意味着我国乡村治理的未来走向既不是简单延续我国传统治理的母版,也不是简单套用既有现代化治理模式的翻版,而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目标与现实、国家与社会相互辩证作用的走向。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正是在这一走向中确定的。

   1.基层党组织建设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通往现代化的过程却滋生着动乱8。现代化进程中的这种“紊乱与秩序”的矛盾,需要具有现代化取向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主导下展开的。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缔造者,它在缔造国家和政府的时候已经将自己的意志、组织模式和管理原则赋予这个缔造物9,并在组织体系上与国家和政府的组织体系实现互联互构。因此,历史的辩证法决定了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第一要义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紧把握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构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反映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这一主线,着力从制度安排上发挥党的领导这个最大的体制优势”10。

   从百年党史来看,中国共产党尤其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意义不仅赋予它在党的建设中以重要性,而且赋予它在乡村治理中以重要性。经验显示,在中国乡村治理发展和运行中,基层党组织在发展经济、动员和组织农民以及整合农村社会方面,发挥着比政权更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乡村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谜底,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领导。因此,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首要问题,是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问题。

   在新时代新阶段,应该清醒地看到,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某些地方和某些方面还存在着弱化、虚化和边缘化的问题。因此,如何提升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动员力和社会号召力,是确保乡村治理现代化稳步推进的首要问题。

   2.乡村治理制度建设

   邓小平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1。因此,国家治理制度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本质上是执行和运用制度治理国家的能力,它以国家制度建设为前提,在制度运行中发挥作用,在制度运行的结果和效能中得以体现12。就此而言,乡村治理的现代化,首先是乡村治理制度体系的现代化,其根本任务是乡村治理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乡村治理制度的执行机制建设。因此,以完善的治理制度优化和创造乡村社会的公共秩序,激发乡村社会的发展活力,促进制度规则与人的现代化的同步协调发展,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在这之中,需要特别重视构建和强化制度的执行机制,使制度切实成为治理的抓手,并转化为治理的效能。

   新时代新阶段的乡村振兴战略,本质上是推进乡村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是建设中国乡村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过程。那么,如何适应乡村振兴战略,从发展与治理的有效结合上推进乡村治理的制度建设,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中需要深入思考和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乡村经历了长期的制度改革,其中很多制度改革甚至构成了中国改革的起点和基础,不过,相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乡村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完善既有制度,创新发展乡村治理制度,解决一些突出问题,如农村的土地所有制与市场经济机制的兼容问题,村民自治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体制机制问题,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制度路径问题,乡镇级政权组织与村级自治组织有效对接的制度优化问题,乡村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体制机制问题,党的基层组织与乡村其他治理主体之间联系和互动的优化机制问题等。

3.乡村文化建设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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