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乐天:现代化视野下的乡村发展进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5 次 更新时间:2022-01-28 12: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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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乐天  

  

   人类发展史上最为壮观的历史事件,莫过于具有十四亿人口的古老农业大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变革,短短的四十年间就实现了从农业中国到工业中国、乡村中国到城镇中国的千年历史转轨,是对洋务运动以来积弱积贫时代“中国为什么不行”这样一百多年发问的革命性颠覆。如何审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进程,研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传统文化与乡村发展进路,不仅是基于迫切需要用“中国为什么行”这样新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事关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成败。陈文胜教授于2017年11月10日参加贵州民族大学“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时,与复旦大学张乐天教授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对话。

   现代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变化

   陈文胜:马克思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深入分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提出“现代性的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乡村的城市化”的科学论断:“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象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城市促进了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标志着人类社会由野蛮向文明的过渡、由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由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贯穿全部文明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化就是乡村向城市的变迁进程,在本质上就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进、由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演进的发展进程,既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历史进程。因此,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前沿变化,也就是以工业化发端的整个社会变革与发展,是城市的不断发展与乡村不断变迁的进程,工农城乡关系变化是这一进程的本质特征。

   正是工业化、城镇化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重塑着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发展方向,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都出现了新变化、新痛点、新需求。从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看,过去起始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就是解决“发展的问题”;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既有“发展的问题”,又有“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现代化已经由重点突破进入到全面推进的历史阶段,按照十九大提出的城乡融合发展的要求,城乡之间不再是一个单向过程,既不是从乡村到城市的过程,也不是从城市到乡村的过程,而是双向互动、作为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整体的发展过程。如何在工人和农民、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等多重关系的双向互动中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探索中国不同区域、不同发展形态和不同发展模式的城乡融合发展实现途径与机制这样一条发展中国家实现全面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推进中国城乡关系向更高形态的发展演进,无疑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审视乡村发展

   张乐天:如何研判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历史进程中的乡村发展进路,需要从中国整个社会的历史传统文化当中去审视。我由于研究“50年代书信里的中国”收集了很多书信,从1950年北大、清华、复旦、南大一批大学生的书信中,我突然读出一个道理,发现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即为什么中国人民拥护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给贫苦群众、给工人农民带来了翻身,关键词是“翻身”。从信里面读出来,突然领悟到:单单翻身不足以理解共产党,原因在于打倒蒋介石,甚至打败日本人,可以靠不少文盲组成的无产阶级。但解放中国之后要建设中国,要管理这个社会,要接管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仅仅靠无产者是不行的。所以,必须要一批知识分子,共产党能够取信他们,他们能够拥护共产党。

   为什么说书信里面能读出来呢?这些书信对共产党很拥护,特别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北大、清华那些大学生很拥护。我就追寻他们拥护共产党的原因,对中国共产党在1950年加了一个关键词:他们为什么拥护共产党。我在书信里读出跟“翻身”一样的词就是“希望”,就是共产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给中华民族给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带来了美好生活的希望,然后在希望的感召下,他们拥护共产党。我继续在书信里读出,他们拥护共产党以后,自我要进行思想改造,这是1950年中国共产党做的一件历史性事情,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我发现考察思想改造的一段段经历,实际上解放初期的北大、清华的学生,他们的部分思想已经超越了农民,有一点小资产阶级倾向,思想改造什么?就是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成分洗掉,然后更多地让他们回到更具有农民风格的传统思想。

   我在书信里读出来,就是这批人成为了“反右”、“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怎么对待自我、怎么处理理解人与人的关系?他们理解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核心的概念跟农村的一个核心观念、核心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分清敌我。分清敌我就意味着把社会分成不同的等级和群体,坏人是可以打倒的,甚至坏人可以不当人而予以虐待的。而且你越是对坏人斗争残酷,你越是具有革命精神。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乡土社会,传统农民的基本价值观就是以血缘、地缘、亲缘为前提区分为“我群体”和“他群体”,分清敌我的核心概念如此跟传统农民的价值观相契合。“我群体”是跟我血缘、地缘、亲缘相关的,在我之外的“他群体”跟我没关系,他的死活跟我没关系。几千年来有很多乡村的故事,在乡村内部就是这个传统,如果你犯了错,可以以极端的方式惩罚你,比如沉塘等等。只要犯了错就是坏人,就可以被采取极端的方式,这个观念贯穿于整个那个时代,与乡村传统密切相关,是农民价值观非常重要所在。

   所以,我是从这个意义上进行思考,而且觉得对这个问题尽管反思非常多,但反思力度不够。讲到这里,我马上想,一个地方抓到有小偷,大家打一顿,旁边的人都说打得好,为什么?一般小偷就不是人,我今天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书信里读出来这个含义。在那个年代思想改造,第一是如何定位自我,叫牺牲自我为领袖为党为国家为民族,就不断批判自我,听领袖的话、跟党走闹革命,但是最终没有发展成为集体主义社会,因为大多数人最终不可能完全放弃自我。

   “文化大革命”时,我们也是积极的参与者。现在回想起来,太可怕了。我的情况不大一样,因为出生资本家,就是想参加红卫兵也参加不了。但当时觉得红卫兵打人是革命的、勇敢的,就不断地批判自己,批判出生资本家就是软弱的、不革命的。很多的“五类分子”自己在受到批判的同时激烈地批判别人,同样激烈地伤害别人。这就需要全方位审视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文化土壤,才能理解今天的中国农村、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是中国农民的转型、中国社会的转型。

   前一段时间读所收集的1984年书信,有60多万字。1984年是中国改革对社会松绑以后,特别是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人,可以自由做一点事的年代。读上个世纪80年代的信,读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九八四》这本书,预测未来人类社会会有一种集权制度,书中就有一个老大哥完全集权。我就在思考,中国人1984年在干吗?如果给中国人一定的自由,会选择集权制度吗?我就读所收集的1984年书信,准备写一本《中国人的1984》的书,同时编一个资料集。实际上1984年是承前启后,1984年的书信故事都预示着未来。其中1984年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开始个人自由了,给予了很多人希望。

   陈文胜:1984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历史拐点。从“大包干”之后到1984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粮食过剩,中国政府终于成功地解决了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吃饭问题,农民从此告别了饥饿的历史。基于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1984年10月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把中国改革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转移,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标志着中国改革进入了全面展开阶段,也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全面推进阶段。

   在那个1公斤粮食2角钱、国家工作人员月工资20元的时代,出现越来越多的“万元户”都是来自最贫穷群体的农民、最落后地区的农村。农民不仅成为了改革主体,而且成为了改革的受益主体。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时代标杆的“万元户”“亿元村”,以排头兵和生力军的作用开启了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农村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与乡镇企业不断兴起,把农民从长时期困守的土地上不断解放出来,乡镇企业逐渐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奠定了不可逆转的社会基础。

   张乐天:1984年书信,在中国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很多人希望调动,包括夫妻分居的、知识青年回城的,几乎所有的书信都谈到调动要找关系,而找关系都自然觉得找什么样关系就要给什么样的相应酬谢。而对于农民而言,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种蔬菜,给自己家里吃的或者给亲戚、朋友吃的,与到市场上去卖的蔬菜就绝不一样。这样的观念,怎么搞市场经济?海宁县原来做豆腐,都是农民家庭做的,对食品安全的敏感性不高,但奶粉事件出来后,政府检验发现,一些农民用发霉的豆子、完全不干净的豆子做豆腐。地方政府没有办法,豆制品加工就由国营来做,这就与现代社会的观念很不相符。

   这是中国人的文化基础,实质上除了少量的中心城市之外,少量的知识分子之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整个社会都被浸润在乡土性这样一个传统当中。乡村的传统文化植根于血缘、地缘,是熟人社会养育起来的一种农耕文化,有非常强韧的力量,但终究与陌生人社会、市场经济的大流动现代文明社会不同。每当我想到,在某种程度上与“反右”、“文化大革命”背后的文化根源相联系,就更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好好反思,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问题,以便让我们的后代不要再受“文化大革命”之类的伤害,这是乡村振兴非常重要的一条。过去的灾难,一定有它的社会文化基础,基础就是乡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思这个问题,就是希望让中国人有一次由传统向现代而走出乡土的启蒙,同时保留着乡土的美德。

   文化的乡土性与现代性是否必然对立

   陈文胜:您刚才提及的传统文化基础,认为是乡土性。在当下中国的城市社会,在我们这些已经城市化的自身当中,不是同样存在吗?说来说去我们也是农民,城市人大多都是刚刚进城的农民。当我们以这个作为结论的时候,还有什么理由去讨论农民的改造问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特征,能否简单地说好还是不好呢?我去了台湾以后,一下子就发现中国人也可以这个样子。台湾在军管时期,宪兵一天到晚在路上抓人,也仅仅30年就改变了。为什么呢?在现代化进程中,台湾社会当然最讲公民社会,而台湾从小学开始也仍然在讲礼义廉耻,因为公民社会,已经把现代文化融入礼义廉耻的传统文化中。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是可以改变的。台湾一百多年各种各样的农会,大农会、小农会、城市已经城市化的农会、深山里的农会,各种各样的农会加快了台湾农民的社会化进程。台湾能做到,不都是中国人吗?我们的文化有什么不一样吗?说明中华民族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实行民主法制社会是完全有希望的。

   所以,不能从地域上来界定乡村和城市的现代性问题。就是您说的1984年,解读这个时间的大量书信,审视这个年代不论城市和乡村的共同命运,是整个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这份乡土性再过几代仍然在我们的骨髓深处。因此,在我们来到这个社会的时候,社会底层这部分文化心理是没有改变的农耕传统。如果说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观念就是现代性的话,那是不是更多地按照西方的那种城市观念来比照中国的社会现实呢?如果说城市里面这种外来的陌生性是属于现代性,那我们是不是在高楼大厦里堆叠出的一拨乡村人吧?如果这样来审视现代性、审视中国社会的话,那今天的城市和乡村怎么能够融合发展呢?

特别是乡土性包含着中国人独具的“乡愁”,关系每一个中国人的根在何处。比如每逢春节,无论是家乡是穷乡僻壤还是穷山恶水,不管天涯海角都要回乡团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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